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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子的历史形成和沿革演变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分析南海子文化时，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生态变迁、建筑规制等角度切入，但首先都需要给南海子一个基本的历史定位。要定位南海子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或者南海子作为皇家苑囿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我们就需要从清朝特殊的理政模式谈起。
清朝跟前朝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运用的是二元政治治理模式：一是宫廷理政，即在故宫这样的皇家政治中心进行政治管理；二是园林理政，这是清朝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以前没有园林理政这种形式。
故宫是明清的文化政治中心，清朝特殊的皇帝秘书班子军机处就设在故宫内，它的作用远远大于内阁，是当时故宫里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中枢，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宫廷理政模式的延续。然而，清朝最重要的特点并不在于宫廷理政，因为明朝皇帝也在紫禁城里办公。清朝最重要的一个统治模式是园林理政。园林理政有几个代表性的地点，首先就应该是南海子，后来才出现了三山五园和避暑山庄等著名皇家园林。戴逸提出，清朝入关之后的顺治朝，还没有三山五园和避暑山庄，那么，顺治皇帝是在什么地方办公理政、避暑休闲的呢？当时只有在南海子。三山五园、避暑山庄是在南海子建成之后从南往北慢慢延伸推广，一环一环地逐步建立起来的。南海子、三山五园和避暑山庄构成了清代园林理政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但南海子是园林理政的起点。
那么，园林理政模式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满人入主中原，它跟宋明以来由汉人主导的政权非常不一样。宋明以来的王朝治理特色基本建立在夷夏之辨的基础之上，汉人把自己的身份与异族进行严格区分，这也体现在疆域控制和种族冲突等方面。明朝实际能够治理的地区，仅限于东部十八行省，明朝对东北的控制也时常处于松散羁縻的状态。我们再看清朝的版图，其控制的疆域几乎扩大了一倍。疆域版图的差异体现在两个朝代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上，明朝的汉人统治实际上是靠长城一带的军事设施进行防御，把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严格区分开来。清朝实现了大一统的治理格局，把边疆少数民族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样的一个统治格局，必然会对其治理模式产生重大影响。
清朝统治既然建立在大一统多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之上，那它就必须花更多的精力考虑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由此我们看到清朝君主的身份常常是多元化的。比如，雍正皇帝叫人给自己画了几幅画像，每幅画像的着装都不一样，我们可以举其中三幅画像做一些说明：第一幅是他在读汉字书，充分体现了他汉人君主的形象；第二幅是喇嘛装像，说明他在名义上还拥有大喇嘛的宗教领袖身份；第三幅是道装像，说明他也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控制道教。当然，雍正皇帝还有其他身份，比如他还是蒙古的汗王，代表着清帝对蒙古的统治，这些头衔当然只是名义上的，但象征符号的拥有实际上也反映出清朝控制版图的广大。清朝君主的多重身份也使其在治理国家时，会针对不同族群、不同情况和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这是清朝实施二元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了解以上背景后，我们就比较容易给南海子定位了：它是清朝园林理政模式的起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少数民族政权有不同于汉人王朝的生活习惯，戴逸提到，满族是一个游猎民族，跟农耕民族是不一样的。满人入主中原之后，以北京城为统治中心。在他们的地理方位里，北京属于南方地区。但是他们还保留着传统的生活习惯，比如定期举行狩猎仪式。清朝之前，辽代就有所谓的“捺钵”，元代将其叫作“飞放”，实际上都是行营围猎的一种习惯仪式。
清朝入关以后主要的理政场所毫无疑问是故宫，但清朝皇帝喜欢四处游历，所以办公地点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曾多次南巡、东巡，说明他们身上仍保留了一些狩猎民族的生活习惯。
顺治时期，三山五园和避暑山庄尚未兴建，皇家为了满足园林理政的需要，唯一能选择的只有南海子，所以南海子可能是顺治朝园林理政的唯一地点。除了故宫之外，顺治皇帝只能在南苑办公。为什么南海子在清朝园林理政历史上显得很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园林理政模式的起点。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南海子所拥有的文化内涵的。
南海子既然是园林理政的一个重要起点，那么它拥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第一，顺治皇帝从东北入关后，清廷实际上始终处于一种战争状态，面对蒙古的侵扰和南方的叛乱，不断东征西讨。许多将领在班师回朝时，往往就在南海子举行凯旋仪式，凯旋仪式也是清代王朝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祭旗南苑；顺治四年（1647），多铎班师，顺治帝出正阳门迎师于南苑；康熙十四年（1675），多罗、鄂札和图海征灭察哈尔之后，班师凯旋，康熙帝率众臣迎于南苑大红门。这种仪式活动非常频繁。所以，南海子首先是凯旋仪式的举行地。
第二，尚武、阅兵、围猎、骑射，这是继承了前朝游猎民族的特点，在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主政中就有记载，这是南海子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戴逸认为，南海子还是一个理政的中心，也就是召见群臣处理政务的地点。举个例子，顺治十三年（1656），皇帝召见大学士陈之遴，专门讨论“朋党”问题，顺治帝还纵论宋明政治治理之得失。同年十二月，册封董鄂氏为妃，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亦是清宫戏中表现特别多的一个场景——顺治帝和董鄂妃的爱情就是在南海子发生的，它也算是广义的清朝理政的组成部分。
第三，它主要是清帝避暑和避痘的地方。戴逸也认为，清朝皇帝觉得北京太热，就到处找避暑的地方，还要避痘，怕出天花。顺治八年（1651）、九年（1652）、十三年（1656），皇帝都以避痘的名义前往南海子，他只有在南苑办公时才感到比较舒适。康熙十八年（1679），皇帝接孝庄皇太后谕旨前往南海子，认为南苑洁净舒适，是休养身体的一处好场所。
第四，在阅兵围猎之际，通过围猎仪式会见少数民族首领，以此展示皇朝军威。《清实录》多次记载南苑西红门阅兵的盛况，史称队伍整肃、旌帜夺目，来朝之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王、贝勒等，皆相顾惊慑奏曰：天朝之兵整齐精锐如是，诚亘古未有也。当时已是康熙四十年（1701），康熙帝亲自披甲上马，示范骑射，两发两中，全场欢呼，惊叹皇帝这把年纪骑射功夫还这么厉害。皇帝在阅兵围猎之际，不仅要展示军威，还有威慑在场的少数民族首领的意图。康熙四十三年（1704）再次阅兵，史称：进退行止，整齐严肃，来朝之蒙古车臣汗见之无不惊骇悚惧，感叹天朝兵威，诚亘古未有也。康熙帝临终之前，仍亲临南苑，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就有到南苑的记载，可见其对南苑的喜爱。这些记载也是南海子作为园林理政典范的重要证据。
第五，南海子成为清朝会盟西藏领袖的中心，也是清朝确立治理西藏方略的重要场所。顺治九年十二月，皇帝于南苑旧衙门行宫接见五世达赖，顺治帝和达赖喇嘛的见面，使南海子成为清朝会盟西藏的重要起点。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初十日，在乾隆皇帝的精心安排下，其与六世班禅重演了顺治帝与五世达赖在同一地点的因缘际会，这次会见是在德寿寺。对它的政治意义，乾隆是非常看重的，所以说是“后先辉映，实为国家盛事”。
我们从整个园林理政的角度可以看出南海子所具有的两点意义，这两点意义在我们以后从事南海子文化研究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依据。
第一点，南海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一个园林理政的场所，既是接续少数民族的习惯传统，也是凸显清朝二元理政特色的起点，同时为三山五园和避暑山庄园林理政模式树立了一个典范。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后来的园林理政地点开始向西北转移，比如圆明园后来成为清朝园林理政的中心，避暑山庄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强调南海子是清朝二元理政的起点，这也是可供我们将来发掘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第二点，南海子园林理政模式充分折射出清朝大一统疆域治理的特色。康熙帝通过南苑阅兵震慑蒙古王公，建立起了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系。顺治帝、乾隆帝通过与达赖、班禅的两次会盟，建立起了与西南边疆的联系。所以，从南海子这个点出发，实际上可以辐射到清朝的整个版图和疆域。从这个角度讲，深度发掘南海子文化与清朝园林理政模式之间的关系，探讨南海子文化在清朝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