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阿尔曼多·尼兹（Armando Gnisci）
张锦　译

“跨文化行动”（transculturaction）要求尝试和推进一些跨文化行动的批判性实践，以期产生一种新的共同体宇宙观。这种“跨文化行动”必须通过多种形式的创造性行动来实现，并通过人与人之间、性别之间、代与代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所有生命以及我们共同居住的星球与宇宙之间的良性互动来实现——这两方面都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相信，而且不仅是我们相信，在我们所生活的西欧和欧盟，“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这两个概念词语必须彻底修正。这两个词语最初是指那些被我们现代世界的征服者-殖民者所粗暴践踏的文明，后来经过重新调整，它们又用来回应近年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纷纷涌入欧亚大陆已经拥挤不堪的半岛尾部的狭窄区域的大迁徙运动。例如意大利现有6 000万居民，要想追求幸福，我们就需要减少一半人口，其中包括与我们共同生存发展的百分之二十的移民。这样我们就可以清除覆盖在这片“美丽土地”（Bel Paese）上的一切：街道和田野上的垃圾、水泥、石棉水泥，政治生活中的腐败和谎言，也可以清除作为欧盟中犯罪活动最严重的国家的不幸。犯罪活动是唯一一种与公民社会同时发展，并使公民社会变得有名无实的社会形态。

今天，欧洲人发现他们是自己家园里的种族主义者。民主国家中的这种新种族主义正表明了强制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和抽象的文化间性的失败——这种抽象的文化间性至多可以被称作一种仁慈的良好愿望。

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原殖民地还是在欧洲本土，这些社会改造模式的危机都暴露了潜藏于欧洲人头脑中的前帝国主义列强的由来已久的殖民主义企图，例如法国实行的同化政策、英国和德国实行的种族融合政策，以及意大利所采取的更为混乱的种族融合的做法。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欧洲人和那些移居欧洲的众多人群之间的文化关系，其核心是扭曲的、不公正的。事实上，这些移民来到这里并不是要征服我们，或者殖民我们，而是要和我们一起在欧洲，即在一个有待共同建设的新的跨文化共同体中，寻求一种更公正、更健康的生活。

与此相反，我们却继续无视这种关于共同发展的“平庸”设想，认为它可能含有潜在的威胁。事实上，如果进一步思考下去，我们会意识到，只有这些移民才真正有能力渴求一个“公正和实在的乌托邦”，只有他们才是健全人类的肩负者和未来的肩负者。但这一发现不应导致身份恐慌和种族主义愤怒，而应引导欧洲人在与其他民族相互分享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为广阔的生活视野，就像意大利南方的一些小镇所尝试的那样。那是一个没有子午线的南方，那是一片没有时光的土地，因为它从未有过属于它的时光。那是一个饱受贫穷、移民和犯罪摧残的地区。卡拉布里亚地区的居民请求那些仿佛被遇难的乘船抛到爱奥尼亚海岸上的外来移民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在该地区的巴多拉图（Badolato）、里亚切（Riace）、洛尼亚（Caulonia）等小镇上生活，为了相互给予希望，希望能够一起重新过上一种不同的生活，为了过上更美好的日子。

2010年，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就这一现象拍摄了一部故事性纪录片《迁徙》。这一现象不只在于欢迎外来人，而且在于邀请外来人与自己一起共同劳作，相互给予重新生活的希望。

然而，那些高居要位的欧洲人，那些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其他人的生活以及未来生活的人，他们只会维护现代文明的特权。这种现代文明是靠暴力和篡权而建立起来的，是公务繁多、永远发号施令的文明。欧洲的那些政府机构甚至无法保证外来移民获得哪怕是一点点配得上所谓的“开明的中产阶级”文明的待遇，甚至也无法保证给予他们一种哪怕是“肮脏的政治”（正如巴尼的女儿对巴尼所说的那样），一种勉强能够预知和解决各种困难和冲突、治安法规和种族主义、慈善活动和社会团结等问题的政策。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既无法设想一个共同的未来，也无法同那些渴望有一个跨文化社会的人（即使他们不知道跨文化社会是什么）一起，为建设一个跨文化的社会做准备。

“跨文化行动”（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和一个普通名词，尽管它有一个很考究的词源，transculturacion与transculturação）是在美洲新大陆中部的安的列斯群岛和新大陆的南部产生并繁荣起来的。这里的国家本来并不贫穷，却因欧洲和北美殖民者的抢掠而变得贫穷且荒芜，但它们没有向殖民者屈服。正如费尔南多·欧提兹（Fernando Ortiz）、奥斯瓦尔多·德·安德拉德（Oswaldo de Andrade）、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弗朗茨·法农、爱德华·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沃尔特·米诺罗（Walter Mignolo）、罗伯托·费尔南德斯·莱特曼（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爱德多·伽里诺（Edourdo Galeano）、司令官马科斯（Sub-commandant Marcos）、莱昂纳多·博夫（Leonardo Boff）以及许多其他的殖民反抗者告诉我们的那样，“跨文化行动”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各自文化的历史，有助于我们与其他文化杂交，有助于生成全新的、无法预料的“克里奥尔”（creole） 文化形式。跨文化的思想与实践提示我们，这一切不是通过暴力和命令，而是发生在互惠交换中，或如爱德华·格里桑所说，发生在无法预见的变化过程中。为了努力回应拉丁美洲的思想，我们欧洲人要采取的立场应该是一种渴望与那些未来世界的健全的肩负者一起行动的立场。

我们通过三种运动来确认、构建“跨文化行动”的观念和计划，这三种运动不是前后接续的，而是同时进行和共同演进的：去殖民化运动、克里奥尔化运动和成为世界共同体的运动，这三者全都基于互利互惠。因为，正如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家加大拉的菲拉德谟（Philodemo de Gadara）所说，我们只能相互拯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和平的但也是彻底的方式，用“互为存在”和“休戚相关”的新诗学来取代“存在”、“同一性”和“普遍性”这些由“欧洲旧体制”留下的形而上学标记。这些哲学范畴后来变成了意识形态范畴，变成了被滥用的、陈腐的和虚假的词语。我们认为，这些范畴今天仍然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宇宙观的那些迷信思想的强大标记。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宇宙观（通过巧言辞令）仍然统治着所有的政治决策和欧洲的大部分民众，尽管其消亡的过程已经开始。

“跨文化行动”的内涵是“行动”和“一起做事”。从跨文化的宇宙观中得出的“行动”和“一起做事”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欧洲人对自己进行去殖民化、克里奥尔化，也有助于我们形成世界共同体。在这方面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清算和抛弃现代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僵化的内核，即自以为我们是高举优越文明之火炬的民族，做什么都可以只靠我们自己。对于吉卜林（Kipling）写于1898年的那首颂诗《白人的负担》，我们将用奥斯瓦尔多·德·安德拉德写于1928年的《食人宣言》中的食人者箴言来反驳：“在葡萄牙人发现巴西之前，巴西人已经发现了幸福。”我们应该学会教育我们自己，学会和那些移民以及那些正在被我们的“探索发现”置于灭绝之路上的世界上的所有文化一起挽救我们自己。这一切绝不意味着放弃欧洲人身份或者逃避我们的历史责任，而是证明我们决定对自己进行再教育，以便能够清楚地认识到21世纪给我们提供了在欧洲再造一个“新大陆”的无与伦比的机遇。

我们认为，在这一过程发生之前，或者如果没有这一过程，现代性就永远不会完成。这正像欧洲之所以成为欧洲，是因为曾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哥特人、来自大草原的马尔扎人以及来自阿拉伯和非洲的摩尔人打交道。

“跨文化行动”是正确地（如蒙田所说“恰当地”）认识和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移民现象与社会现象的一种方式，也是提议和建设个人幸福与社团幸福的新章程的方式。通过“在健全的人类中共存”和“创造性地共同进化”的观点，我们想要进行一些探索，想要尝试对知识、对学校的培养方式、对社区实践进行一次重新修正，我们想要尝试一些共享的创造性活动的模式，正如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这位欧洲疯狂暴行受害者的目击者之一所写的那样，现在不做，更待何时？ BH41Igq3zk5ttFEdjDM/BQNzf8pV7YsMxBXUGp0vVC2ceFM7wqLwW4YO7rGRZyQ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