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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过程中的跨文化与跨主体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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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建校九百年之际，艾柯主持的跨文化学院邀请广东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加入“转换人类学”（Anthropologie alternative）研究计划。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历史学家胡修为在接受邀请时说：“经过如此漫长的等待，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是指中国学者赴欧洲进行田野调查，以不同的世界观与欧洲学者进行交流碰撞的机会。
跨文化研究的网络就这样建立起来，25年来，其宗旨即致力于逐渐转变认识世界的角度及其表征模式，这一角度和模式统治着通常被称为“人的科学”（不太理想的称呼）的领域；致力于日益更新这个领域所参照的概念与方法。这就是要努力把中国与欧洲文化自身的基本概念、方法甚至认识论模式分别纳入视野之中，并在语义学的多样性中通过它们来观察“当下”。
原则简单，实践困难。在这片转换与交互人类学的田野，首先参与其中的是几位非洲学者，之后是一群中国学者。
此人类学的预设，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即相互认知的预设，也是一个多样性的预设。这里，我们已接近全球化论争核心问题的第一个悖论：全球化使得跨文化的考察成为可能，因为全球化使我们走近那些在“远观”中被忽略的多样性的细节，艾柯曾谈到过这种“远观”，然而同时，全球化也趋向于减少和消除这些多样性的细节。后一方面是全球化的首要危险，早在20世纪初，醉心于中国文化的诗人谢阁兰就已经指出：“多样性的减损，这是人类大地的重大危机。”
尽管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能否保持多样性持悲观态度，但他还是抱有希望。然而，如果设想多样性能够保持并且永远保持下去，这不是也包含着混乱和不和谐的危险吗？从今以后，如何在共同的视野中确认、维系我们各自的价值传统与文化模式并使之产生有益的结果？如果这样一种设立在新的方法论或元方法论基础上的考察是可能的，借助它来重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制约，并对历史进行充满活力的重新解读，我们能够创造性地面对未来，并创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吗？
在这种视野的关照下，我们的论坛汇集了优秀的学者和思想家
，包括科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他们从各自学科出发进行的分析研究是不可替代的。论坛只是想指出在跨文化研究的共同道路上，我们遇到的一些潜在的障碍，它们可能危及我们在这场论争中获取的观点，论坛也想虚心倡导那种有益的试探性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本身能够使跨文化的研究道路变得平坦。
我试图讲清楚这些潜在的障碍，借助我们自身朴素的经验，以及西方历史上各个不同的作者曾经做出的种种分析，比如希罗多德、莱布尼茨、拉·封丹、尼采、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和本雅明等。在我看来，这些分析证明了在确立跨文化的视野之前或同时，必须在观察者之间建立一种跨主体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根植于个体与历史语境之中的。
第一部分主要回顾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及寓言家、道德家拉·封丹的观察思考，还有莱布尼茨论述的范畴与概念［参考他的一篇谈中国的“自然神论”的文章及他对“万有归神说”（apokatastasis panton）的更为抽象的研究］，以及维特根斯坦（他说，眼睛看不到它自己）从另一个角度即语言哲学的角度，试图证明的文化及主体的种种隔阂与限制，这些限制必须通过相互认知去克服。
第二部分特别考察了尼采［他的“批判史”及“价值互估”（trans-val-orisation）概念］、胡塞尔［《笛卡儿沉思》中的“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é）概念］，试图勾画出超越“交互主体性”与“交互文化性”（in-ter-culturalité），代之以“跨主体性”与“跨文化性”，并将两者相结合的元方法论的轮廓。此方法论蕴含着个体及其社会文化语境。
第三部分最有雄心壮志也最具乌托邦意味，试图将上述思考与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观联系起来，在不同的“历史时间性”中，呼唤我们借助“一种历史的审美模式……引入并行的、片段的、间歇的历时性，简言之即共时性”，从而走出欧洲历史的“目的论时间”。
在这种共时性中，跨主体性与跨文化性或许可以交汇起来，超越西方文化的历史优越感，通过相互认知的积极作用，为处于危机中的西方文化打开另一种救赎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沃尔帕吉斯的诱惑”
，就像歌德评论门德尔松的《沃尔帕吉斯之夜》所说的：传统价值与模式的解体固然很好，却也绝望、病态、别无他途，在它们曾经辉煌的年代，那些自感被历史“抛弃”的文明只能屈从于它们。
今天的中国无疑可以成为一个实验室，从它自身发展的活力和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灵感，能够创立新的设想和新的思维模式。
协调合作，在这场概念革命中建立新的批评框架，这是中国和欧洲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
这些元方法论的预设并不想构建一个理论，而只是想应用于调查研究。在尚不确定的第一阶段，它们既不确保跨文化方法所能重建的东西，也不确保能达到在这个论题中我们曾有过的交流程度，特别是与黄平和赵汀阳这样的跨文化的中国朋友所有过的交流。这样的交流理应更多。希望这些元方法论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之上，通过选择一个共同的批评范式，能够在未来为目前仍然非常主观的研究提供真正的跨文化性与跨主体性的意义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