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思潮在中国的形成与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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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事业正在我国兴起。我们要通过跨文化研究,推动跨文化视野下的学术文化交流,深入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去,促进人类和平,这是一个令人充满期待的事业。
跨文化研究思潮为什么在中国发生?我想有三个因素。第一是历史因素,谁都承认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第二是时代因素。一百多年前,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时候所谓的“世界”就是指欧洲,这个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是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今天,这个关系发生了变化。今天的欧洲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探索和最落后的顽疾、最成功的发展和最困难的问题、最深层的痛苦和最伟大的梦想,我们都有。矛盾集中之地,当然也会是机会集中之地。第三是人的因素,这就是最前沿的跨文化研究者队伍的结集。
说到研究队伍的结集,首先要提到中国跨文化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乐黛云先生,她在中国举起了跨文化这面旗帜。在创始阶段,有两个重要的结集。一次是1996年乐黛云先生建立中国文化书院的跨文化研究院,并在南京召开跨文化研究的国际会议。此后,有了中法合作的《跨文化对话》杂志,有了中法合作的“远近丛书”。法国学者金丝燕教授从那时起就一直站在乐老师身边。再一次就是201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兴起跨文化学,这里不仅有乐先生在,更有王宁先生、李国英教授、董晓萍教授、王邦维教授等一批优秀学者。年迈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先生也在参与这项建设事业,他是我们的这个领域、这个队伍里的老前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1991年6月,中国文化书院就接待过从巴黎飞到北京的汪德迈先生夫妇,中法学者共同座谈中法学术研究和中法文化交流。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可能在今天的名单中出现了,那就是汤一介先生。跨文化研究思潮能以中国为发生地,是与汤一介先生分不开的。我近两年在做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个案研究,我发现,当时落脚在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化书院,在汤一介的主持下,就已经具有跨文化研究的眼光和特性。中国文化书院当年常被人称为“汤一介的文化书院”,这个书院在我国80年代“文化热”中是全国著名的学术文化团体,在当时就提出了“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的口号;编辑出版了《比较哲学》《比较美学》《比较文学》《比较方法论》《比较史学》《比较教育学》《比较宗教学》《比较伦理学》等著作兼教材;举办了为期两年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有12 000多名学员参加;出版《中国学导刊》,每期寄送给19个国家的1 100个研究机构和学者;等等。可见,30年前汤一介领导的文化书院就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下展现中国文化本位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汤一介本人对跨文化研究的三个方面的关切。
首先,是文化的互视,主要是要破所谓的“中心论”。近代以来,我国首先是破“西方中心论”,但在学术研究中,也要破“华夏中心论”。记得汤先生和季羡林先生联合主编《中国佛教史》时,他们认为已往的中国佛教史往往只是汉地佛教史,不能反映中国佛教的全貌,因此,确定的编写原则,除了写汉地佛教,还要包括藏传佛教、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西夏佛教、敦煌佛教、西域佛教、佛教东传等部分。
其次,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下探索这方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1989年,中国文化书院和美国新基督教研究会联合主办“中国宗教:过去与未来”研讨会,这个国际研讨会的出发点是要回应韦伯(Max Weber)在其名著《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提出的,关于中国儒道合一的传统与现代性的负面关系的权威论断。我们知道,在20世纪思想的海洋里,韦伯是一座雄伟的冰山,因此我们更有责任来回应中国文化的时代性问题。汤一介在会上除了发表论文外,作为会议主席,他还做了主旨演讲,专门提出,哈佛大学张广直预计“社会科学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一两百年是西方社会科学繁盛的时期,而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都是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归纳出来的,他们关于东方历史的知识是比较贫乏的。但是中国历史记录十分丰富,近年来中国的考古发掘的材料也十分丰富,如果能在充分研究和吸收西方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历史材料,将会大大丰富和发展当今的历史理论,得出一些新的更加普遍适用的社会科学法则来。汤一介认为张广直的这一看法很有意义,应该为我们所重视。他希望从这次会议开始,在全球视野背景下的中国宗教的历史研究,能提出一些新的更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来,他说“这应该是可能的”。
最后,在20世纪末,汤一介又在国内率先提出“新轴心时代”命题,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新书就是《瞩望新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对思想界有深刻影响,但是世纪之交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界的“文明冲突论”的争论,还是现实世界中的反恐战争,都需要对轴心文明理论提出新的诠释并推动其发展,这当然是跨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们从汤一介在跨文化领域的三种面向,似乎也可以看到这个领域发展的某种进程轨迹。
我们始终心怀对跨文化研究事业开拓者的敬意。我们把崇高的敬仰之情放到拜读跨文化研究者的著作中去,推进他们的未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