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

一、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从全世界说，是自18世纪以来第一次启蒙运动开始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向第二次“启蒙”的后现代社会转型；从我们中国说，是处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这个时代对人类社会来说是走向新时代的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知道，西方资本主义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这近三百年的历史也是西方取得辉煌的现代化的历史。但到现在，现代化社会的矛盾日益显露，出现了许多深层的难以克服的问题。康德提出的要敢于用理性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但是理性现在发生了问题。本来理性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现在的情况是科学万能的工具理性一枝独秀，而具有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性被边缘化了。这样使一切都变成了工具，不仅人对人是一种工具，而且人把自然界也变成了可以任意利用的工具。当前对自然界的无节制开发和破坏、自然资源的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严重地损害了人和自然界的正常和谐关系，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一份限制大气污染的《京都议定书》，但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设置了种种障碍，后来加拿大又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这说明，启蒙运动提出的理性已被西方国家的某些主政者变成非理性的功利化工具。自由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曾使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的财富极大增长，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受益巨大。但不可讳言，自由经济发展到现在却使贫富两极（包括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以及同一国家内部的各阶层）分化日益严重。如果自由经济不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监督和控制，将会像贪婪的猛兽一样不受约束地发展，定会引起经济危机和社会混乱。2008年首先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2011年在欧洲又发生了欧债危机，真是在劫难逃。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说：“自由主义使人们免于市场经济之前时代的束缚，也使人们承受着金融和社会灾难的危机。” 启蒙运动的另一口号个性解放，本来是针对宗教的迷信和世俗的蒙昧，使人认识到自我的力量，以便使自由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但是个性解放发展到今天也异化成对他人宰制的工具，特别是帝国主义依仗它们的霸权，强行把它们的价值观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推动“普遍主义”。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畸形发展，导致人们追求的不再是理性，而是权力欲望的放纵和对金钱的崇拜，因而使各个人群都生活在矛盾与痛苦之中：老百姓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为谋生而苦苦挣扎，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种种乱象却无能为力而日夜受到良心的谴责，政治家（政客）因得不到人们的信任而自我欺骗，企业家因各种相互矛盾的制度与规则而千方百计地想对策。各阶层、各人群希望得到的幸福生活似乎遥遥无期，大家都不快活。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一次重大转型时期的不可避免的阵痛。为此，我们每个人都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促进新社会早日到来的责任。

二、20世纪90年代两种思潮在中国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两股反对一元化的思潮。一股是来自西方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进入中国，但在那时没有什么影响，而到90年代突然被中国学术界关注了。另一股是追求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思潮。其实，在8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已经提出应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并未形成热潮，90年代“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而渐渐形成热潮。这两股思潮的兴起，说明了什么问题？

为了挽救人类社会，消除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出现了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初期的后现代主义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它是针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缺陷提出的，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它反对一元化，主张多元化，要求粉碎一切权威，使现代性的权威性和宰制性黯然失色。但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却并未提出新的建设性主张，也没有策划一个新时代。

在20世纪末，将进入21世纪之初，以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为基础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第一次提出将启蒙（即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积极因素与后现代主义整合起来，召唤第二次启蒙。例如，怀德海的过程哲学认为，不应把人看成一切的中心，而应把人和自然视为密切联系的生命共同体。过程哲学主要代表人物小约翰·柯布说：“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持批判态度……我们明确地把生态主义引入后现代主义中，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保留现代性中某些积极性的东西，超越其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男权主义，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for the common good）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社会。”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者还提出，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口号是“关心他者”“尊重差异”（指进入后现代社会）。他们认为，当用自身的自由专权削弱共同体的时候，其结果一定会削弱其自身的自由。因此，必须拒绝抽象的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要把责任和义务观念引入自由，揭示出“自由”与义务的内在联系。目前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仅仅是一股涓涓细流，影响很小，却被为了民族的复兴的一批中国学者关注。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在20世纪90年代，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过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因此，“国学热”的出现是必然的。我认为，正是一百多年西方文化的冲击，使我国学术界得到一个对自身传统文化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学术界一直在努力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国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国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在当代得以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国学。它将是使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而又可以避免陷入当前西方社会的困境的国学。也就是说，新的国学应该是“反本开新”的国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反本”要求我们对国学的真精神有深刻的领悟，坚持自我文化的主体性；“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反本”和“开新”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国学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国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我们才能使国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国学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这两股新的思潮在中国兴起，它们的发展前景如何？对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能否起决定性的积极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全面考察这两股思潮能否有结合的可能性。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时期，在面对全球化的态势下，必将对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新贡献

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过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传统的复兴来支撑。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复兴不仅要面对自身社会的问题，而且要面对当前世界存在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认真地考察国学与后现代思潮在哪些方面可以互相结合，对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问题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天人合一理论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布说：“今天我们认识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生态共同体中。”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虽然直接来自怀德海，但它无疑和中国的天人合一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它和在西方长期流行的天人二分理论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1992年，世界1 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开头有这样一句话：“人类和自然獉獉獉獉獉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自然界为什么惨遭破坏？这不能不说与在西方长期有着影响的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西方这种思维定式不同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可以说正为解决自然界惨遭破坏的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早在2 500多年前孔子便提出既要“知天”又要“畏天”的思想。“知天”是要求人们认识自然界，以便使人们可以自觉地利用自然界为人类社会谋福祉；“畏天”是要求人们对自然界有所敬畏，认识天的神圣性，要自觉地尽到保护自然的责任。关于天人合一思想，朱熹解释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意思是说，在天把人产生之后，天和人就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因而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人对天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到，在解决人与天（自然界）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学和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走着相同的道路。所以正如法国大儒汪德迈所说：“曾经给世界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以降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那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所倡导的拒绝宗教的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呢？可能还应该使儒教精神在当今世界诸多问题的清晰追问中得到重新认识。”为什么汪德迈把西方的人权思想和中国的“天人合一”“远神近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联系起来考虑？我们知道，人权对人类来说无疑非常重要，这是由于人的自由权利是不应被剥夺的，社会发展只能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等来实现。但是保障人权往往受到外在的力量干扰，甚至剥夺，无论中外都有这种情况。某些思想家或政客把人的权利无限扩大，以至于把人的权利扩大至可以去无序地破坏自然界。因此，汪德迈认为人对自然界的权利应该受到限制，这样就应该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取得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在西方，由于基督教认为上帝已经把世界完整地创造好了，似乎人再也无能为力了。汪德迈则认为既然上帝把世界完整地创造好了，剩下的事就是人的问题，要人来做主了。正如法国文学家安德烈·纪德所说：“神出主意，人做主意。”中国儒家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天下观相联系的，它认为，人类最高的理想是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任何民族和国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国家（治国），而且最终要考虑天下太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应是人权中的应有之义。这就是说，西方的人权思想应可以在其他民族思想文化传统（如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某些补充和丰富其原有价值的思想因素，以便人类社会走向更加合理之路。

2.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第二次启蒙与儒家的仁学理论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提出，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个人”，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则是“关心他者”“尊重差异”。“关心他者”的思想，如果用中国儒家思想来表述，就是“仁者爱人”。仁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儒家提倡的仁爱虽是从亲亲（爱自己的亲人）出发，如《中庸》中所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之心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仁爱精神的出发点和基础），但是孔子认为，仁爱不能只停留在爱自己的亲人上面，要推己及人。孟子也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必须推广到对老百姓的仁爱，由爱护他人才会对一切事物都有爱心。这样的思想又可以和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关心他者接轨。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认为其哲学是在保留现代性某些积极的东西（主要是西方思想家依据理性提出的极有价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想性思想）的基础上“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体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这正是对关心他者的更为全面的表述。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文化要不断积累，总是在传承中创新。因此，后现代社会必须保留现代性社会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中的积极因素，这样“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体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的意义才得以充分显现。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尊重差异”，正是儒家思想所主张的“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另一种表述。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往往各有其特点而不相同，但这种不同可以说对人类社会都有一定的意义，并不是要相互排斥的。例如肯定西方近代提出的民主思想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的积极意义，并不是要否定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民本思想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也具有某种积极意义，更不应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只有承认在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中都有其对人类社会积极贡献的部分，这样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才可以共存、共荣。吸收和消化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优长以达到会通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正如罗素所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我们应该看到，同为人类，就有着共同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共同问题，道路可能不同，方法可能有异，但目标往往是殊途同归的。所以尊重他者和“道并行而不相悖”有同等的价值。

3. 如何定义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礼的人权观

人权观念对现代社会来说非常重要，但如何使人权观念真正对建设健康、合理的社会起积极作用，是应该在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中进行深入讨论的。美国著名哲学家安乐哲、郝大维写了一本书叫作《通过孔子而思》，这本书中有以下一段话：“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更要设法使之成为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的一种文化资源。儒家从社会角度来定义人，这是否可用来修正和加强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在一个以礼建构的社会中，我们能否发现可以利用的资源，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根基不足却富有价值的人权观念？”这段话大体上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西方不应仅仅研究中国思想文化，而且应用中国思想文化来“丰富和改造”西方的思想文化；第二，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从社会角度来定义人”的意义；第三，中国的礼文化中包含着极富有价值的人权观念的可资利用的因素。我认为，安乐哲等提出的三个问题正是为了对治西方哲学的根基不足而发的。正是近现代社会特别重视人的自由权利（第一次启蒙后的历史），才使得人类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因为人的自由权利是一种巨大的创造力。但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与某一国家和民族自由权利的滥用，在一定情况下对其他人的自由权利或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自由权利将构成威胁、遏制，甚至侵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从社会角度来定义人”，意思是说，“不是从孤立的个人的角度来定义人”，因为人一出生就是在各种关系中生活和成长，这颇有点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那么，如何处理这种种复杂的人的社会关系呢？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注意用礼来处理人在社会中的种种关系。礼虽然是观念形态的东西，但它对人的行为有着约束性的意义。《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最重要之处就在于促使社会和谐，这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是一种带有对社会的规范性的力量。《礼记·坊记》中说“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君子制礼是为了防止败坏社会的道德规范，制刑（刑法）是为了防止祸乱社会秩序。汉代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可见，在中国传统中，对礼是特别重视的。儒家认为，在人与人之间应有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如《礼记·礼运》中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这是说，对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关系，儒家学说认为在人与人之间应有一个权利和义务（责任）相对应的关系，不应只有单方面的权利而不需承担相对应的义务。中国的礼正是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权利和义务所设。因此，我认为中国前现代社会可以称为礼法合治的社会。这当然是一种儒家的理想。从这里，我们可以设想，在确立人权公约的同时是否应有责任公约，以便使得权利和责任之间得到平衡。这也就是安乐哲他们所说礼对西方颇有价值的人权观念可以起着丰富和改造的作用。从这里，甚至可以看到责任公约或许会对人权公约起着保护和提升的作用。小约翰·柯布说：“中国传统思想对建构性后现代主义非常有吸引力，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它。它需要通过认真对待科学和已经发生的变革的社会来更新自己。前现代传统要对后现代有所裨益，就必须吸收启蒙运动的积极方面，比如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尊重。”柯布的这段话对我们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应该说是颇有意义的。作为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认真吸收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的一切积极成果，如自由、民主、人权等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尊重的思想，我们绝不能企图排斥自由、民主、人权等极富有价值的思想，这样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和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结成联盟，从而推进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

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一些学者和西方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之间不仅有了广泛的接触，而且开始了良好的合作。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建构性后现代主义颇有吸引力，并已从中吸取营养；同样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对当前人类社会走出困境的现实意义，并认真地关注着该学说的发展。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这两股思潮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社会中深入开展，并得到新的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的任务，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如果真能如此，当前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所取得的成果，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将是意义重大的。 BCWs+kxz9XS5rvPVtk1l+OJqewR0YwRSzcYqwIYBFbW0fhG73yCsJ2xFri1F95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