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顾　彬（Wolfgang Kubin）
文心　译

在有些学者看来，中国哲学思想并非真正的哲学，但如果把它看作哲学的话，那么它不是异常简单就是难以被人理解。 ^[1] 像这样的观点，人们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中国也会听到。这里，我不想探讨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听到的仅仅是观点的表达还是看到了事实真相。相反，我更希望研究复杂的阅读技巧这个难题——我们如何阅读一篇对我们保持缄默的（中文）文章？众所周知，按照现代阐释学的观点，一部与我们没有对话的作品是一部毫无价值的作品。 ^[2] 但是，我们却又知道，一些我们今天还不喜欢的东西明天却能够赢得我们的全部好感。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生命的这两种行为之间我们又有怎样的经历？

请允许我以自己为例并且重提往事。由于我早年对黑格尔作品的阅读（1968）、我在明斯特的第一位中文老师（1969）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的学习（1974—1975），我对孔子丝毫不感兴趣。我觉得他过于无聊、过于乏味，和我喜爱的古希腊哲学相比，他的思想根本就不是哲学。

但是如今，当谈到西方现代性某些特定的畸形现象时，我却为何并不反感阅读《论语》，而且还多次引用甚至赞同这位大师的言论呢？ ^[3] 这与当年的一次经历有关。1999年5月，由于我从事了大量关于中国美学的研究，我找到了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淡之颂：论中国思想与美学》（ Éloge de la fadeur：À partir de la pensée et de l'esthétique de la Chine , 1991）一书的德语译本。 ^[4] 这本书或多或少以细致地阅读《论语》中一个不起眼的段落开始。 为了避免可能给读者造成哲学简单粗浅的印象，作者指出了中国文化精髓的真正特征——那些核心的内容乍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却是至关重要的。凡是希望将《论语》中那些黑格尔所谓的陈词滥调提升到极其严肃的箴言的人，都需要首先研究中国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对自身的阐释与我们的文化精神截然不同，即通过摆脱可见的和已成形的事物的方式。

一、哲学与死亡

中国人有充足的理由害怕一切成形的事物，因为它们会将中国人禁锢到一些具体的事物上。 ^[5] 作为成形的事物，我仅仅按照自身的塑造为他人所认识——具有一些具体的特征，但同时并非所有可能的选择。因为时尚允许人尤其依照个性设计自我，所以它在西方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些没有成形的事物被限制在自身及其潜能上，而不能被感知为特殊的事物。很多事物都能够存在于外表，但一切（可能）却更多地在自身内部。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人在自己身上（客观性）也一定拥有他对于自身的意义（主观性），也就是说，他在外部必须要实现他在自己内心深处感受到的东西，以便消除存在的分裂状态。 ^[6] 因此，1816年，在我们这位德国哲学家的思想中，自我实现便成为一个新的词语和一个新的纲领！ ^[7] 这一纲领有别于中国人的“修身”设想。这对儒家学说来讲如此举足轻重的两个字——可以被翻译成“保养好个人的身体” ^[8] ——具有一个宗教的起源，它原意为在流水中荡涤邪恶。孔子把它的含义世俗化了，变成了培养个性的基础。按照经典作品《大学》的观点，只有通过把荡涤身体的行为置于天下国家和家庭构成的关联中，人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9] 这样一种宇宙论的设想在多大程度上从个人那里剥夺了西方观点中属于个体性的东西，这一点从后来宋代的一句口号中清晰可见——“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比孔子曾经要求人要“克己复礼”更进了一步。

在上述所有情况下，我得到的并非我个人的无法被混淆的形象，而是存在的形象，是所有的人和一切事物的形象。由此，我并不能格外与众不同，但却在自己内心中承载了世界的根基，因为我是作为普遍之物成为世界的根基的。因此天、地和人能够被想象成一体，想象成内心世界的“三才”。

由此也可以解释早期中国哲学的少言寡语。语句构成一篇文章，也把它局限在了少数可能性上。太多的语句仅仅使一种说法显得清楚，但实际上却并不明晰，就像为了能够将一个词语朗读出来，我们在《旧约》的希伯来文中必须把元音连同辅音一起考虑一样，我们在孔子那里也不得不在有限的文字中间添加延续的思想并以此将寥寥只言片语提升到哲学和雄辩的高度。例如《论语》第四章第八段：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句话什么意思？令我们耳熟能详的是苏格拉底口中关于哲学思考是认识死亡过程的伟大箴言。为什么我们不能间接地通过他来理解这位中国哲人呢？因为从欧洲人的角度出发，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个朝闻道之人为什么不能中午就死去呢？如果人中午才闻道，是不是晚上就可以死掉？那些晚上才闻道的人该怎么办呢？他们有权利马上去死还是必须要等到第二天清晨？谁这样提问并且以提问的形式填充了一句精炼的格言，谁就真正陷入了哲学思考。就像在此前苏格拉底的思想中一样，死亡变成了思考的对象。

于连在《论语》的另一个同样与死亡有关的著名段落里再次强调了这种对一句简短说法的补充：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10]

子路的沉默不语很典型，因为对老师说三道四无疑只会确定他的特殊性，并由此证明他的个体性。孔子本人似乎并不知晓这样一个困难。他赋予自身以双重的形象，这双重的形象清楚地表明他认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于是，发愤与忘食、欢乐与忧愁、知识与年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圣人在什么地方表现出特别的热情，他在什么事情上自得其乐，这些并没有告诉我们。和常见的情况一样，这里，动词后面常常缺少宾语，只是最后一个动词“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对象——“老之将至”。由于这个动词前有否定词，所以，自我刻画性格的内容便似乎导致了一种圣人泰然自若的态度。无论是年老还是死亡，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他（对于知识）的寻求。这种寻求只会在他毫无畏惧面对死亡来临时才宣告结束。

这里，我们研究的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哲学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种修习的现象，但是，两者之间的平行比较迄今为止却并没有被人格外关注。

二、修习与快乐

《论语》的开篇是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这里首先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第一句：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三个动词在这里非常重要——“学”“习”“说”。而它们之间又有何关联呢？它们的这个排列顺序是偶然现象，还是如我所认为的那样，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我认为，我们只能通过“取道”欧洲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并且认识到：被表述出来的动词并不是言说者随意挑选的，而是按照逻辑关系层层递进的，并且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都讲出了一些关于人的生存条件的内容。

“学”在古代汉语里原本意味着模仿，比如模仿一位正在朗诵的老师。因此在有指导的情况下大声朗读在今天的中国仍然非常有用和重要，到处都会遇到为了高声背诵聚到一起的人群。于是，“学”构建起了一个团体，首先是有老师的团体，继而是有学生的团体。这里，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引入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或者伽达默尔的理论，这些理论使个性的塑造以各自的方式依赖于一种对立面。 ^[11] 个人恰恰是通过其他人的声音认识自身的。这种对立面可能是一个神、一位师长，也可能是父母中的一位或者一个伙伴。无论如何，人们只能在这个团体之中寻找到幸福。因此，即使在孔子看来，成为人群中的一员也变得如此重要。

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已经多次把它们作为中国“取道”欧洲的现象加以讨论，“和谐” 或者“敬畏” 这样的概念也是如此。因此，所有这一切今天在这里都不是我要探讨的主题。相反，我希望在许可的范围内再次以“取道”欧洲的方式更深刻地解释中国的问题。我要讨论的是我们通常在所有维度里也许都无法理解的修习与快乐的关系问题。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尽管“修习”（拉丁语是exercitatio，英语是exer-cise，法语是exercice，德语是übung）一词随着现代性在西方的大行其道几乎还找不到替代者，但是，它却拥有一段（悠久的）历史，这段历史将古代、中世纪、近代和当代彼此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也是如此。 ^[12] 由于词汇的使用在拉丁语、德语、英语和法语中各不相同，所以，这里更多地会探讨哲学和神学的方面，而非词源学的问题。

在古希腊，修习提供了掌握诸神的才能的机会。因为美德原本并非人的事情，但是通过修习本领，比如智慧就能够成为人的第二个天性。修习概念的这个宗教基础后来在中世纪和近代也能够观察到——修习在希腊语的意义上被理解为“苦行”，在效仿耶稣和模仿诸神的条件下提供了借助精神的修炼向上帝攀升的机会。它接受一种更高层次的、在神学意义上正确的认识。就是说，修习是一个完满生命的前提条件。这也正是奥托·弗里德里希·伯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的基本思想，他在其（阐释学）哲学中专门著书讨论修习的问题。 ^[13] 对于解释儒家学说，他之所以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可以被考虑的原因在于他与日本及韩国在精神层面和事实上的接触。 ^[14] 他在其旅途中见识的“习以为常的修习”无非就是除了儒家学说之外后来连道家和佛教也宣传的修习活动。我们只需要想到孟子关于牛山的著名的比喻就足够了。孔子的这位重要的思想传人谈到了养气的必要性，以便保持作为美德前提条件的“活力”。或者我们会想到道家哲学家庄子讲述的庖丁，他通过练习刀功顺利地将一头牛肢解。由佛教我们知道了著名的关于打扫地面是通向顿悟的途径的故事，这在韩国的儒家学说的理论和实践中都作为“小学”，即年轻门徒的入门课程流传了下来。

让我们回到孔子和他的言辞上来。我们似乎还没有搞清楚的是，为什么“习”会带来快乐。当今的时代会强调这种观点的反面。这是有道理的，比如我们看看足球运动，每天的训练对那些职业球员来说，与其说是乐事，毋宁说是折磨。

中国汉字“习”的词源是这样的：在甲骨和青铜器具上面能够找到一个和今天的常见字相似的汉字——今天的简体字“习”和1949年以前通用的繁体字“習”。就形象而言，我们在繁体字的上半部分里看到了一束羽毛，而在下半部分里看到了一只展翅待飞的鸟。最迟到战国时代“习”字就具有了“学习”的含义——“通过模仿练习”，这一含义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最近，德国哲学家彼德·斯洛特代耶克（Peter Sloterdijk）的著作向人们展示了经常被现代性贬低为无所作为的修习其实并非保守的“东方人”或者西方“隐士”的专利。 ^[15] 尽管他没有特别引用，但他却重复着伯尔诺夫关于人是一种做重复动作的生物的论点，也就是说修习——始终练习相同的东西——以便取得自己的身份。即使在这里，日常生活也被理解为修习的日常生活，即修习被理解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将伯尔诺夫与古代、中世纪、西方的近代以及东亚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其将修习看作一种宗教活动的观点。他追溯了德语üben的词源并且指出了其在农业和宗教庆祝当中的起源。对于拉丁文和印地语他也做了类似的工作。 ^[16] 词源学词典证明他是正确的——所有的“修习”都具有宗教色彩，与之相伴的是舞蹈和仪式。我们能将这些内容用在上述孔子的言论上吗？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困难，因为无论是否在学术上，无论是否在中国，一个传统的观点根深蒂固——孔子与一切宗教毫不相干。这里，我只能针对多数人的意见谨慎地指出，我曾经试图将《论语》中的宗教内容用作理解圣人的关键。 因此，必定依然有待证明的命题是，即使是汉字“习”，原本也出自宗教领域。我的猜测的第一个证明可以在这样的事实中找到：修习在禅宗中至关重要，这也就具有了宗教色彩。也许以后能够展现出来，无论是学习还是修身在孔子那里都具有一个共同的隐蔽的客体，即在祖庙里守灵和由此产生的仪式。

借助伯尔诺夫的思想，是什么帮助我们理解儒家学说上述名言中快乐是修习的结果？对我们德国的哲学家来说，修习是成为人的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从幼到老。只有通过修习，人才成为真正的人，人才感觉没有虚度此生。修习构成了他最内在的核心并将他引向最高的完善。他各种才能的发挥和向文明生物的转变自然而然地汇聚成了一种内在的自由。镇定和轻松、喜悦和快乐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以至于第三句名言顺理成章地不期而至：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谁学习并且延续了传统，谁就适合为人服务，但是，这个人却会被蒙蔽而无法选贤任能，就像孔子一样从来都没有担任过一个令他心满意足的职务。然而，一个通过每日修习已经找到自我的人为了达到自身的尽善尽美却无须任何权贵的帮助。这正是为什么来自远方的朋友能够加深已经被感受到的快乐的原因（第二句）：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朋友会来自远方？他们可能听说了修习的正确方式，希望参与其中，以便借助大师的帮助和示范为自己重新定位。

在取道欧洲——本来是取道希腊——将中国哲学变成了一场精神盛宴方面，弗朗索瓦·于连功不可没。他向人们展现出，阅读中国哲学家的著作一再要求我们将未曾言说的内容补充进去。我们补充进去的是我们的理解，为此有时取道欧洲也是有益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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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Günther Debon（君特·德博），“Schwierigkeiten beim Verständnis chinesischer Philosoph-ie，”（《理解中国哲学的困难》）in So der Westen wie der Osten：13 Kapitel zur Dichtung , Kunst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und China （《东西同一：德中文学、艺术、哲学13讲》）（Heidelberg: Guderjahn，1996），pp.43-48。

[2] See Hans Georg Gadamer（伽达默尔）， Die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 Kunst als Spiel , Symbol und Fest （《美的现实性：作为游戏、象征和节日的艺术》）（Stuttgart: Reclam，1977）。这里，总是一再涉及一部艺术作品隐藏意义的揭示，以便它与我们的互动。

[3] 我在这里受到了Romano Guardini（罗曼诺·古瓦尔迪尼） Das Ende der Neuzeit: Ein Ver - such zur Orientierung ［…］（《近代的终结：导向的尝试……》）的影响。详见Mainz/Paderborn，Grünewald/Schöningh.3.Auflage der Werkausgabe，1995。

[4] Über das Fade-eine Eloge: Zu Denken und Äthetik in China . Aus dem Französischen von An-dreas Hiepko und Joachim Kurtz（Berlin: Merve，1999）.

[5] See François Jullien（弗朗索瓦·于连）， Das groβe Bild hat keine Form oder Vom Nicht-Ob-jekt durch Malerei: Essay zur Desontologisierung （《大象无形或绘画的非客体：论反本体化》），Aus dem Französischen von Markus Sedlaczek（München: Fink，2005）。

[6] 黑格尔在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精神现象学》，1807）和 Wissenschaft der Logik （《逻辑学》，1812，1816）当中一再谈及“对于自身”（für sich）和“在自己身上”（an sich）的问题。存在的这样一种两重性在中国哲学中是没有的。

[7] 参见Joachim Ritter et al.（约阿希姆·里特尔等）ed.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哲学史词典》），Bd.9（第9卷）（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95），第555-560栏。

[8] See Ulrich Unger（乌尔里希·翁格尔）， Grundbegriffe der alt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Ein Wörterbuch der klassischen Periode （《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概念：一本古典时期的词典》）（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2000），p.9。

[9] See Ralf Moritz（拉尔夫·莫里茨）， Das Große Lernen （《大学》）（Stuttgart: Reclam，2003），pp.7-9。

[10] See François Jullien， Über das Fade-eine Eloge: Zu Denken und Ästhetik in China . Aus dem Französischen von Andreas Hiepko und Joachim Kurtz，pp.18-22.

[11] See Martin Buber， Das dialogische Prinzip （《对话式原理》）（Gerlingen: Schneider.8. Au-flage，1997）。

[12] 对此可比较Joachim Ritter et al.（约阿希姆·里特尔等）ed.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哲学史词典》），Bd.9（第9卷），第78-83栏。

[13] See Otto Friedrich Bollnow（奥托·弗里德里希·伯尔诺夫）， Vom Geist des übens: Eine Rückbesinnung au f elementare didaktische Erfahrungen （《修习的精神：基本教学经验的反思》）（Freiburg: Herder，1978）。

[14] 关于伯尔诺夫在日本问题上的渊源和对其关于修习设想的解释可参看Ursula Boelhauve（乌尔苏拉·布尔豪夫），“ Vom Geist desübens —Ansätze zu einer eudämonistischen Ethik bei Otto Friedrich Bollnow aus philosophisch－anthropologischer Sicht，”（《〈修习的精神〉——奥托·弗里德里希·伯尔诺夫幸福论伦理的哲学-人类学视角初探》）in Friedrich Kümmel（弗里德里希·库莫尔）ed. Otto Friedrich Bollnow: Rezeption und Forschungsperspektiven （《奥托·弗里德里希·伯尔诺夫：接受与研究视角》）（Hechingen: Vardan，2010），pp.225-282。关于修习、冷静和敬畏的关系可参看Salva-tore Giammusso（萨尔瓦托尔·吉亚穆索），“Hermeneutik als meditative Philosophie—Zum Begriff der Gelassenheit bei O.F.Bollnow，”（《作为默想哲学的阐释学——奥托·弗里德里希·伯尔诺夫关于“冷静”的概念》）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德国哲学》），2010（58）：31-49。

[15] See Peter Sloterdijk（彼德·斯洛特代耶克）， Du musst dein Lebenändern：Über Anthropo-technik （《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论人体工程系》）（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09）。关于修习主题可参看第14页（定义）以及第287、309、501、639-651页。另见Peter Sloterdijk（彼德·斯洛特代耶克），Scheintod im Denken： Vo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alsübung （《思考中的假死：论作为修习的哲学和科学》）（Berlin: Suhrkamp，2010），esp.pp.15-21，24-59。

[16] See Otto Friedrich Bollnow（奥托·弗里德里希·伯尔诺夫）， Vom Geist desübens: Eine Rückbesinnung auf elementare didaktische Erfahrungen （《修习的精神：基本教学经验的反思》），pp.23-25。 4Js8cF86bINh5uqPsDkoIzABiNTPiSKy1bBD33iQwbVfq0E1Z1d4291jEpAwwSV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