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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中国社会生产真正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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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社会模式的特点有重要意义，也是了解中西社会差异的关键。孟子提出“劳心”与“劳力”的概念，以及以此划分参与中国古代生产活动的两种群体和两种方式，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创造的独有精神财富，未曾见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思想流派的观点。它是中国礼仪制与刑法制整合发展的思想基础。它所主张的关注“劳心”的意识，在中国人的思维结构中，养成对非物质文化的尊重。中国社会在长期发展中，注意发挥文化对社会运行的积极作用，凝聚中国精神，这与过分重视物质的社会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本文侧重阐释中西社会制度的差异，主要介绍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意见，顺便谈谈文化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一、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唯物主义的历史
生产方式导致社会模式
欧洲历史上的社会模式的进化路线：
原始公社—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
问题在于欧洲社会模式进化路线并不适用于
亚细亚国家的社会模式
按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生产方式导向社会模式。生产方式是关键，生产方式变了，社会模式也会随之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唯物史观分析欧洲资料，提出欧洲社会模式的进化路线：开始是原始公社，再到奴隶制度，再到封建制度，再到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到共产主义制度。但是，在对亚洲国家的社会模式变化分析上，并不适合使用欧洲社会的进化模式。
马克思曾经提出，欧洲社会模式不适于分析印度社会史。马克思对于古代中国史没有做多少研究，也就没有提到中国。最早用欧洲社会模式分析中国古代史的，大概是郭沫若。郭沫若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古文字学的研究，如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都是有成就的。但也有的地方需要讨论。1928年，他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
在该书中，他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并补充使用中国的甲骨卜辞、金文、《诗经》、《尚书》、《易经》的资料，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这本书引起了很多讨论。一些学者不大同意他对中国做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等的划分，也不大同意他认为中国开始于奴隶社会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大概在周朝已经开始，比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要早1 500年。套用欧洲社会模式解释中国古代史，很难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模式。还有一点很奇怪：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有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也是与欧洲社会模式不一样的地方，也不能用欧洲模式解释。用欧洲社会模式研究非欧洲社会，在很多方面都会有问题。
二、魏特夫的水利社会
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帝国（水力专制统治）
（hydraulic despotism）
控制重要的大河（尼罗河、黄河）的水资源，
政府不能不使用集权权力
埃及的法老政治制度
和中国的皇帝政治制度很不一样
20世纪还有一位思想家开始解释为什么亚细亚的国家没有走像欧洲那样的发展路线，他叫魏特夫。他提出，在埃及和中国，要控制重要的大河（尼罗河、黄河）的水资源，政府就不能不使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控制水利，这就是亚细亚的特殊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与欧洲生产方式不同。古代中国确实要应对很大的河流，这些河流都是不容易控制的大型水资源。中国古代政府要发展农业，就要控制大河的水源。魏特夫还研究了另外一种社会模式，即埃及古代社会。他认为，埃及的尼罗河也是大型河流，所以古代埃及政府不能不发展集权，乃至形成强大的帝国。他认为，中国与埃及两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共性，中国要控制黄河，埃及要控制尼罗河。这个结论很值得注意，但我不太同意他的观点。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与埃及古代的法老制度，两者完全不一样。两个国家面临的大河控制、治理与利用问题是一样的，但是两个社会的发展模式不一样。我认为，问题出在他不太注意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意识形态很重要，如果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考察意识形态，只考察生产方式，仅凭这种唯物主义就没有办法明白历史。
三、古代中国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社会关系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上》）
怎样看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孟子有个很有意思的讲法，他说，无论什么社会，都有两种人分别以两种方式参加生产，即劳心者与劳力者，以及他们各自组成的生产关系。《孟子·滕文公上》中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西方学者也许不大在意这句话，但这句话很有名，而且是有唯物主义的因素的。用它解释欧洲社会模式中的生产关系不行，但用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可以的，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说法就比魏特夫更合适。孟子还讲井田制，井田制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有代表性的生产关系。孟子假设说，实行井田制的农业生产模式是，一方田地，切割成9块，即井字形，分给8个家庭耕种，每个家庭耕种100亩，为私田；中间留下100亩，为公田，由8个家庭共同耕种。私田是各家各耕，收获自己的粮食；公田是合种，农民公益互助。
四、按礼治安排井田的好处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滕文公上》）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执行“礼治”。孟子认为，按礼治安排井田农业生产，有很多好处，其中的一个好处是，“乡田同井”，生产合作，互助耕种，建立乡里友谊。孟子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众农户先耕井田中的公田，再耕公田之外的私田。这就是说，农户把私家之利放在社会利益之后。
五、井田＝理想化的分田制度
上古时代中国的中原人口还不多，
未开耕广大的土地。
问题不在于每个人获得足够的土地，
而在于每个人尽可能耕种更多的土地。
用新石器时代的工具耕种，
一个家庭承种100亩大概是最多的工作量，
但农民也会将自己置于被剥削的状态。
当然，这样的分田制度完全是理想化的。使用这种井田制安排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活动，不会有奴隶制度。上古时代，中国的中原地带人口还不多，不大可能开垦广袤的田地。当时的问题也不在于怎样分给每户农民家庭足够的田地，而是怎样促使每户农民家庭开垦最多的土地。现代人的研究，如果不太注意这种理想化的分田制度的意义，就会在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上产生偏差。实际上，这种理想化的处理土地的政策，就是封建制，而不可能是奴隶制。这不等于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农民生活就比欧洲古代社会的农民生活要好。实际上，我们很难了解古代农民的日常生活。当时使用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由一个农户开垦和耕种百亩田地，很可能是相当辛苦的工作。
六、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农民被剥削与否，而在于井田制属于何种社会生产模式
它绝对不可能是古代希腊罗马的社会生产模式，
它不可能是奴隶制。
奴隶制是奴隶主占有制，
奴隶是一种特殊的私有财产。
在战国以前，中国不存在这种私有财产。
古代中国社会的农民也可能遭受严酷的剥削，但在我们的研究目标上，剥削与否不是主要研究问题，而是要研究井田制的生产关系，是否属于另外一种社会生产模式。我的意见是，无论如何，与古希腊罗马的社会生产模式相比，中国古代井田制的生产关系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是不一样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也与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性质完全不同。在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含义很清楚，就是奴隶是奴隶主的私人占有物，像东西一样，连人类都不是，这就是奴隶制。古代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制度。在战国以前，中国没有私有财产制，私有财产制是在后世社会发展起来的。
七、中国古代社会的私有财产制是怎样出现的？
私有财产的先导、商人的精神，
逐渐破坏了礼仪制度：
周朝初年，商朝的遗民失去了土地，
流徙于各国之间，从事贩卖货物的活动。
（由此，为谋生而从事贸易的人被称为商人）
他们不是周人，所以不遵循周人建立的礼制。
后来，商人发财了，就连有些周人也效仿他们。
私有财产制与礼仪制度是对立的。为什么周代社会没有私有制度？因为有礼仪制度。殷朝没有礼仪制度，它是从周朝开始的。周公设置新制，主要是礼仪制度。现在还能看到周代留下的青铜器，青铜器是礼器，周代青铜器制作精美，说明当时已经能够利用铜矿资料，还掌握了很高超的制作技艺，这比起欧洲来是领先的。在中国，私有制的先导是商业活动。商业与礼仪不同，是另外一种社会运转形式。为什么叫“商业”？“商业”得名于“商人”，这也是殷朝人的代称。周朝初年，商朝的遗民失去了原有的故乡，其故乡被周朝人占领了，于是他们就迁徙或流浪于各古代国家之间，从事贸易活动。殷人没有什么私有财产，但可以物物交换，借此谋生，逐渐形成商业习惯。做贸易的人即为“商人”。商人从殷人而来，殷人的制度与周人的制度不同，所以殷人不遵守周人所建的礼治。但是商人取得了商贸的成功，有些商人发财了，于是就开始有周人学习商人的办法。
八、学商人的周人代表：管仲
（商人的精神超出礼仪的精神）
他任齐桓公的国相，
他用商贸的道理改革齐国的行政。
（用礼仪治理具体的人伦关系，
商贸治理使用抽象的数字关系）
齐桓公七年（公元前679年），管仲让齐。
齐桓公以个人名义召集宋、陈、卫、郑四国在鄄会盟，
从此齐桓公成为先秦诸侯国的霸主。
使用商人精神治理国家的周人是管仲（约前723—前645），他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人物。他大概是公元前7、8世纪的人，出身贵族家庭，后来家庭变穷了，他要恢复家庭的繁荣，就学商人的办法做事。那时商人的精神开始超出礼仪的精神。管仲当上齐国的国相后，辅佐齐桓公，实行政治制度改革，用商贸的道理改革齐国的行政系统。在礼仪制度下，行政管理的特点是管理人伦关系。礼仪制教给人们，在社会上，对待别人是什么态度，对待家庭、长者、邻里等应该是什么态度，农民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态度？怎样开展合作？如首先合耕公田，其次再耕私田等。商贸的办法完全不同。商贸管理的特点是处理抽象的数字性关系。商业告诉人们，花多少钱买多少东西、收多少利润等，这是与礼仪的主张不一样的态度。在齐国，管仲用商贸的办法改革齐国的行政制度获得成功。齐桓公依靠新的制度，在公元前679年成为霸主。怎么成为霸主？齐桓公召集五个国家到齐国会盟，包括宋、陈、卫、郑其他四国，齐桓公被拥立为盟主，他就成了霸主。在当时，诸侯霸主是一个新称谓，与周公建立的礼仪制分道扬镳。
九、管仲开辟新路：霸主的路
不离王道，可以废井田。
影响所有诸侯国：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开始实行田赋。
周王势力衰微，失去权威，无法控制诸侯。
出现孔子的儒家，接着涌现百家。
从管仲行政系统派生出法家，在行政上更为激进：
“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汉书·艺文志》）
新的霸主道路是管仲开辟的，后来其他诸侯国也学习这种做法。其实距王道不远，却废止了代表礼仪思想的井田制。这可能是私有财产制最早的萌芽。最晚分离的国家是鲁国，鲁国废止分田是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农民私田作废。开始有田赋，农民耕所有的田，但要交给国家田赋。诸侯霸主的出现，还造成周王势力的衰微，周王失去了权威，无法控制诸侯。再往后，孔子出来了。孔子决心恢复周朝初年的礼治，创立了儒家，以后才有诸子百家。从管仲行政系统产生了法家，法家使用管仲的行政办法，但更激进化，《汉书·艺文志》评价法家的特点是“信赏必罚”，《商君书》说有两种办法整治国家，一方面用“赏”，一方面用“刑”。“信赏必罚”很重要，《汉书·艺文志》说其“以辅礼制”，我看不仅仅是“辅”，更是替代。
十、商鞅
流动策士的热泪：游士。
魏国贵族中落的庶子，
因刑名之学而出名，
闻秦孝公下令求贤，乃遂西入秦。
运用管仲的行政术：向秦孝公“说以帝道”不行，
“说以王道”不行，
“说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
商鞅代表一种新的人物——游士。游士蜂起，是诸子百家时代的特点。百家时代不属于礼仪时代。游士是什么？他不太管自己的国家，有野心，想发财。他们沿袭了管仲的传统，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可以助其发达，他就到这个国家去。商鞅是魏国人，是魏国贵族的后代，是庶子，后来又家道败落，所以他在魏国的地位不高。但他念“刑名之学”，这是一种新学问，他因此出名。听说魏国有这个人，秦孝公就下令求贤。商鞅听说有这样的诏令，就离开魏国到秦国。他用管仲的办法，建立新的行政系统。他告诉秦孝公用什么办法整治秦国，商鞅说“帝道”“王道”，因其接近礼仪思想，秦孝公都不感兴趣。当商鞅说“霸道”，怎样成为霸主时，秦孝公很感兴趣。
十一、商鞅变法
废黜封建，建立中央集权。
废除分田，建立土地私有制。
允许买卖，田赋和俸禄替代公田，
废除世袭官位，按军功授爵，
在战争中立军功与耕田成功的人，
被授予“名田”。
商鞅时代，中国开始有私有财产。商鞅变法的内容是，运用管仲的行政术，废除封建，建立中央集权。中央集权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废除分田。建立土地私有制，允许买卖所有土地，以田赋和俸禄替代公田。在战国以前，孟子讲到劳力者和劳心者，农民耕田供给劳心者。商鞅变法后，农民不再为国家耕田，所有的田都可以自耕，但要向国家缴纳田赋。第二，废除世袭官位制度。在礼仪制时代，所有贵族家庭都可以分封到官位。贵族有姓氏，人民是贵族的人，没有姓氏。商鞅改革后，按军功授爵，这在《商君书》里说得很清楚，例如，某人打仗杀敌，得到多少个人头，就能得到相应的特殊职位。战争有军功和耕田丰收的人，都可以得到“名田”。所谓“名田”，是私人的田地，战国时代已经可以有私有资产了，在此之前是不可能有的。
商鞅反对儒家。但汉代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汉书》说法家“以辅礼制”就是汉朝的做法，为目录学著作《汉书·艺文志》所记载，实际上，在秦朝以前“以辅礼制”就是“替代”礼仪了。汉代把法家和儒家思想综合起来。我的看法是，像法家这么厉害的思想，后来就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代表是儒家礼仪。我看孔子的重要影响在于，他把商代的宗教取消了，用礼仪替代了宗教、但是这个宗教和西方人说的宗教完全不一样，还是礼仪性的。
十二、要注意的重点
（1）废除世袭官位与废除井田的两种变化有相互关系，
反映劳心工作与劳力工作的相互关系，
（2）使得到名田的军功与得到名田的农功也有同样的关系，
但劳力与劳心这两种参加社会生产的方式，
通过商鞅变法，分别变成两种资本的基础：
物质的资本，基于劳力的财产，
非物质的资本，基于军功＝劳心的资产。
汉朝以后，科目的衔爵替代军功的君爵，成为劳心基础的财产，
即非物质的资本。
请注意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废除世袭官位与废除井田的两种变化有相互关系，孟子说的“劳力”和“劳心”也有同样的关系，二是得到名田的军功与得到名田的农功也有同样的关系。为什么要注意这两个特点？因为后世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是这样的：劳力与劳心这两种参加社会生产的方式，通过商鞅变法，分别变成两种资本的基础。物质的资本，基于劳力的财产，劳力的财产可以成为物质基础，这是商鞅的变化。非物质的资本基于军功，军功等于劳心的资产。物质资本和孟子说的劳力者的工作有关系，非物质资本和孟子说的劳心者的工作有关系。汉朝以后，科目的衔爵替代军功的君爵，成为以劳心为基础的举察制度，即非物质的资本。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汉朝以后最重要的特点是儒士统治，儒士统治最早的起源，还是商鞅变法。虽然商鞅是反对儒家的，但他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制度，要求为建立军功的人提供重要职位，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的特例，在西方完全没有。
十三、汉朝举察制
“马上可以得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
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建立
向郡国求具有治国才能的人，推荐到京都让皇帝查一查。
（不再按军功选官，而是选拔名望兼优的人）
汉朝时开始有举察制度，改变了商鞅建立的军功制度。为什么不再用军功制度？汉高祖的名臣（陆贾）告诉他一句很有名的话：“马上可以得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所以汉高祖开始用一种新办法，任用最有才能的人帮助他治理国家，这就是所谓的“举察”制。第一次举察是在公元前196年，即高祖十一年，汉高祖下诏，向各郡国求得具有治国才能的人，推荐到京都让皇帝考察，看能否帮皇帝治国。“举”，指郡国；“察”，指皇帝。这是科举以前的情况。请注意，这样的制度也是从商鞅变法而来的。有意思的是，商鞅反儒，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承袭了孔子建立的新文化——依靠文字安排所有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
十四、按儒家准则取士
汉武帝（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
举察反映行政权力的儒家化。
科目衔爵如下：
——孝廉
——茂材
——贤良方正
——明经
等等
董仲舒是汉武帝的国相，汉朝按儒家的准则取士，出自他的改革。他是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人。从那时起，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儒家思想都是中国的国家思想意识形态。
汉朝实行举察制，反映了行政权力的儒家化。儒家化的内容，可以从举察的科目衔爵来看，很能反映问题，比如，有孝廉，孝廉是儒家最重要的道德品质；有茂材、贤良方正、明经等，都是儒家标准，明经，指孔子的六经，可以以此得到治理国家的人才。这和唯物主义历史学的观点有所不同。我觉得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儒士统治主义，就是从孟子开始所讲的“劳力”和“劳心”。儒士统治，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完全不是魏特夫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十五、举察变成科举
隋炀帝于公元605年首次设立考取进士的科目，
此后儒家和科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宋代出现书院。
元代科举停止一百年以后再恢复。
明代八股文规矩，试题出自“四书”，
应试者必须按“四书”撰写文章。
汉朝以后，举察制度有很多变化。隋炀帝于公元605年首次设立考取进士的科目，一直到20世纪初，进士都是科举最高的功名，是对汉朝举察制的标准。以后儒家和科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期间的历史可以写很多书，我主要强调几处。宋朝开始有书院，书院也很重要，有助于儒士统治主义的发展。元朝开始停止了科举，因元朝不信任汉人，只有蒙古人能做统治者，但是慢慢地，蒙古人被中国文化同化了，大概过了100年还是200年，元朝也恢复了科举。在我看来，科举是中国古代社会非常杰出的制度。最后明清时代有了八股文规矩，试题出自“四书”，儒家思想的影响更深刻，应试者必须按“四书”撰写文章。这也是西方和埃及都没有的。
十六、中国商业没有进化发展为资本主义之原因
科举得到的官僚性的非物质的资本，
比较看不起物质的资本。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国的科举伦理与儒士政治道德精神）
中国商业为什么没有进化发展为资本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希望通过科举得到官僚性的非物质的资本，比较看不起物质的资本。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完全是通过商业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的进步，中国为什么没有？因为在中国孟子已经说了，统治者是“劳心”的人，不是“劳力”的人，西方的资本主义从来都是“劳力”而不是“劳心”的，所以西方的影响到达中国，也只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当然这是20世纪以前的情况，20世纪以来西方的影响是另一个问题，我下一次来讨论。韦伯有一本很有名的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和新教有关系。我同意他的观点，他批评了唯物主义的缺点，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是宗教，宗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的。但他的另一个观点，说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的宗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对此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不一定要通过宗教来实现资本主义。我看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只是因为中国的统治方式是“儒士统治主义”。
十七、20世纪初科举已无法适应近代社会要求
1905年退出，儒家不存在了，
士大夫变成知识分子。
20世纪初，科举已无法适应近代社会要求，儒家也不存在了。士大夫变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西方的定义，在中国也承袭了士大夫的一些特点。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应该也是有历史基础、有传统的。当然中国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但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慢慢地中国化，这种变化还没有完成，已经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应该还会继续有变化。
小结
人类的社会不是蜂巢或者蚁丘，
其社会的形式进化并不是生理性的，
而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历史性的进化。
唯物主义是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不应过于绝对化，因为人类社会不是蜂巢或者蚁丘，不应只用唯物主义，也应该看看其他文化要素。人类社会模式的进化不是生理现象，而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