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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柳州市中医院调到四医院工作已经跨入第九个年头了。在这8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各种酸甜苦辣，也见证了四院如何快速发展到今天这般模样。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朋友那里得知三院、四院均想招聘一名副高以上的检验人员。得到消息后，我开始从网上查看两家医院的简介，打听两家医院的有关情况，并请朋友帮助分析两家医院的优劣，自己也暗中进行了现场察看，最终我选择了四院。
2009年8月的一天，骄阳似火，我应约来到四院门诊楼三楼行政办公区院长办公室与吴锋耀院长见面，具体谈了什么内容我已经忘记了，但吴锋耀院长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你来了不一定就当主任哦。”随后他带我顶着烈日，沿着院内略显破旧的小道，边走边介绍医院的情况和发展规划，一圈下来，他的白色衬衣后背都湿透了，那情景令我至今难忘。
吴锋耀院长平易近人和亲力亲为、胸有成竹的实干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认为他是个干大事的院长，跟着他干一定会有所作为。于是，我暗下决心，要成为四医院的一员。
决心是有了，但真正下决心调动还是有很多顾虑。首先，当时我在柳中医已工作了16年，任科室副主任也有5年了，福利待遇都不错，工作已经得心应手，离开有点不舍。其次，柳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兄弟姐妹都劝我别乱跑了，父母年事已高。最困难的就是妻子不学医，调动困难，而且小孩才上小学四年级，离开意味着可能分居。
经过与时任人事科科长李银碧的反复沟通，以及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在充分考虑的基础上我下定决心调往四院工作，主要是考虑到那里有更高的发展平台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8年过去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吴锋耀院长当时的蓝图如今已基本实现了。
2011年2月10日，我开着那辆已经有近10年车龄的蓝鸟小汽车，载着自己的行李物品，告别了妻儿，来到了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报到。
虽然前期做了一些考察，但眼前的检验科还是出乎我的意料：房子破旧、设备落后、人员涣散、投诉不断……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来了就要好好干，首先我要尽快熟悉检验科的工作。由于有在“三甲”医院工作多年的经验，我对工作很快就上手了。
两个星期后，医院立即下文任命我为检验科负责人。
我知道，要改变检验科的面貌，抓检验质量和服务态度是关键，检验质量的关键除了仪器设备试剂等硬件，最主要的是人员的责任心。
因此，我召开管理人员会议，着手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及时对差错事故、投诉、迟到、早退做出扣罚规定，实行首问负责制，清理员工多余欠假。
上任不久，科室就有一位老员工把结核四病区一位病人的血型定错了，了解到的情况是当时只做正定型而没有做反定型，我随即召集管理人员开会，讨论分析原因并定出整改措施。最后按规定扣罚该位员工的劳务费，并规定今后定血型必须同时做正定和反定试验。
我知道，要做好管理工作，使人信服，首先要从自己做起。
每天早上七点钟左右，我总是第一个到达科室，打开办公室的灯，思考和准备当天的工作。在我的白大褂口袋里，经常装着一个小本子，记录当天或近期要完成的工作，完成一件划掉一条，每天翻看本子。因此，医院布置的任务几乎没有不按时完成的。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已经用掉了四个本子。
下午下班后，我极少能按时离开科室，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八九点甚至十点钟离开科室是常事，连门卫班长见了我都说：“哟，罗主任，你经常两头见星星啰！”
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到了年底总结表彰，我们的团队交出了满意成绩单：科室的服务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服务态度有所好转，科室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善；开展了多项新技术新项目，开始申报市厅级科研课题，发表了多篇省级以上专业论文，多次获医院三等奖以上奖励。我本人被医院评为年度工作先进个人、科技工作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员。
随后的2012 ~ 2018年，科室在新技术新项目、科研、教学、论文等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进步，检验科也因此成为医院的重点学科。特别是从2014年起，主持举办了两届广西、三届全国感染性疾病实验室诊断技术新进展学习班，共有1000多人参会，提高了医院和科室的知名度。
正是由于我和团队的辛勤付出，才取得这样好的成绩。2018年5月，我被中共南宁市委组织部授予南宁市第九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2018年9月，作为发起人，获批筹建广西预防医学会感染性疾病检验分会。
所有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与医院各级领导和兄弟科室的鼎力支持分不开。
根据医院发展需要，以及要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医院建院50周年院庆活动，医院党委班子决定把破旧的两层医技小楼拆除，检验科暂时搬迁至尚未装修的肝科楼（现在的医技楼）二楼、三楼开展工作。为保证2011年10月27日医院庆典活动的顺利进行，医院要求8月底前必须搬迁完毕。为此，科室决定于2011年8月29日上午开始整体搬迁。
科室成立了以我为组长、副主任，黎建源为副组长，各专业组长为成员的科室搬迁领导小组，制订了周密详细的搬迁方案，所有人员暂停休息。从8月22日动员开始，按照新实验室的分区准备、搬迁前物品清理打包、搬迁和搬迁后整理四个阶段进行，在院领导的指挥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仅凭科室的力量，终于于2011年8月30日搬迁完毕，31日全面恢复正常工作。
由于旧医技楼只有两层，没有电梯，大型设备只能通过吊车吊下地面，而其他物品都是人工走楼梯搬下，然后再肩扛手提或通过小推车转运到临时实验室，不少人的手掌磨出了水疱。8月的南宁，天气酷热难耐，所有参与搬迁的人员个个汗流浃背，累得不想多言语，大家来回穿梭于两楼之间，没有一个人袖手旁观，这是最令我感动的。
也正是这次搬家，由于长时间劳累、用力过猛，为后来我的腰椎病变埋下了祸根。
随后的2014年12月19日至21日，检验科又进行了一次搬迁，临检室、生化室、免疫室和微生物室从简陋的二楼分别搬到了新装修、宽敞明亮的四楼和五楼，基因室从三楼临时搬迁到五楼共用。2016年3月17日下午免疫室、18日下午基因室搬迁到新装修的三楼。至此，崭新的、符合感染控制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检验科才正式成型。
2012年，由于长期的伏案工作和劳累，尤其是科室大搬迁自己的亲自上阵和不自量力，我原有的颈椎病和肩周炎不时发作，给工作造成极大的困扰，尤其是肩周炎发作时，晚上根本无法入眠。最不幸的是，我的腰椎也开始出现问题，常常无法弯腰，连系鞋带都困难，但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贴上膏药或做按摩了事，稍微缓解即继续投入工作。
该来的还是来了，国庆节期间，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症状加重，剧痛难忍，我被迫于国庆后住院做了腰椎间盘锥切术。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由于长时间压迫坐骨神经而没有及时治疗，导致神经功能受损且无法恢复，后果是右脚掌内翻，走路偏缓。由于短期内还未适应新的走路姿势，崴伤踝关节的情况时有发生，痛得泪水都流出来，脚面红肿得连走路都困难。
我没有遵守医生术后需要休养半年的嘱咐，而是前后仅仅休息了不到40天即返回工作岗位。
其时，我的老父亲已经患病住院两年，我却难以回家照看，而是一直由老母亲和三姐照料，她们也盼着这个与医沾边的儿子、弟弟能常回家看看，或者能有所依靠。
然而一切都是空想，因为我知道刚刚换了新的工作岗位，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万事开头难啊！更何况有刚随我在南宁就读初一、处于叛逆期的儿子需要照顾，而且孩子的母亲还在柳州工作。幸好她们都能理解我。
然而，所有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是何等残酷和艰难。
就在我返回工作岗位不久，广西医学会检验分会在桂林召开学术会议，会议内容与创建三级甲等医院有关，而此时四医院也正在实施“创甲”行动，为了学习“创甲”经验，我打算带领6名业务骨干参会。
然而，就在前一天，我大哥打电话给我说，父亲病情危重，随时有可能离世。
这可给了我一个难题，自己到底去不去参会？我陷入矛盾中。
在与哥哥沟通和交代了一些事情后认为，父亲住在医院坚持几天应该没有问题，我下了一个赌注，决定带领人员赴桂林参会。
我还是赌输了，就在到桂林的第三天，也就是会议即将结束的当天下午，大哥来电说，父亲快不行了，要我赶快回去。
果不其然，下午3点多，大哥又来电说，父亲已经在他怀中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浑身发颤，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只是没有哭出声来，不孝啊！
由于临近下午5点，从桂林回贵港的班车也只有最后一趟了，就这样连夜坐车煎熬，我回到家时已经是夜里零时，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近9个小时。
顾不了饥饿和寒冷，我来到父亲遗体前跪下，端详着父亲苍白的脸，摩挲着父亲冰冷的手迟迟不愿放下，痛哭流涕。
我仅仅在家停留不到三天，来不及料理完后事，我又匆匆踏上了回邕的路。由于多年的习惯，兄弟姐妹都理解我。
苦难的这一年，我挺过来了，我和我的团队也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在调来四医院工作以前，我对传染病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对概念的理解上，没有遇见过具体的病例。另外，生物安全防护的观念非常薄弱，带有政治色彩的应急检测几乎没有。
2013年6月25日下午，我正出差在外，突然接到领导的电话说上林县由于赴加纳淘金务工人员回国输入病例引发疟疾暴发，可疑人数多达千人，疾控部门和上级领导要求四医院紧急支援，尤其是疟疾的镜检筛查。接到电话后我非常紧张，因为没有应急经验，一下子不知如何处理，电话询问科室多位有一定经验的同志，都说疟疾做得少，难以胜任。6月26日，只能派出临检组长刘泽端带上显微镜支援上林县CDC （疾控中心），而且是边工作边学习，一直到7月15日结束。因为没能及时参与该事件，我受到了领导的批评。
6月27日出差回来的第二天上午，我立即召开科室应急动员会，晚上进行疟疾相关知识培训，很快就出台了《检验科应对疟疾疫情应急方案》，成立了科室专家领导小组全力应对疟疾疫情。在随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医院和疾控部门的多次培训，以及邀请区CDC林康明老师到科室现场实际操作培训，科室的疟疾镜检能力有了较大提升，我也终于松了口气。
2014年2月4日年正月初五下午，我突然接到医院医务部门打来的应急电话，说是从横县转来两名H7N9禽流感病人（一对母子，其中母亲病情较为危重），要求晚上8点前到医院参与救治工作。由于四医院是第一次收治H7N9病例，而且是重症病例，大家都没有太多经验，且H7N9传染性强，病情进展快，死亡率高。为此，上级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在保护好医务人员的情况下尽力救治。
我随即召集在邕的梁娟英、刘泽端两位组长一起参与准备实验室应急工作，刘泽端当晚就进驻了负压楼开展检测工作直到天明。同时，我也立即起草《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H7N9标本检测及处置流程》，第二天在科室内进行了培训。由于病人收治在负压楼重症监护病房，确保标本的转运、检测和处置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对个人防护做了明确要求。三大常规的检测在负压楼应急实验室进行，其他相关检测转运回医技楼实验室检测，主要是核酸的检测。为了监测病毒载量和治疗效果，临床随时采集标本要求检测，基因室韦善求组长则随时加班加点满足临床需求，为临床诊治做出了重要贡献。2月25日，经过专家们的精心治疗，重症患者H7N9病毒检测终于转为了阴性，病人得救了。
H7N9重症病人的救治成功，标志着四医院在传染病救治能力方面有了重大突破，上级各级领导放心了，四医院也因此得到了表扬。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技术骨干，验证了我们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其实在收治H7N9病人的同时，四医院也收治了H5N1和H1N1病人。
2014年8月开始，非洲多国埃博拉出血热疫情暴发和蔓延，我国为了防范病例输入和有效应对，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培训和演练。检验科制订了《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埃博拉出血热相关病例标本检测及处置应急预案》，对负压楼实验室仪器设备进行了完善，制度、措施和流程上墙，随时应对疫情。
整个2014年，疫情最多最繁忙，应对禽流感H7N9、甲流和埃博拉出血热疫情贯穿了全过程，也强化了我的应急意识，丰富了我的应急经验。
2015年6月应对了中东呼吸综合征，2017年2月3日年正月初七、2月18日应对了两例H7N9病人。截至完稿，再也没有过较为可怕的疫情，但也养成了我“春节可能会有禽流感疫情发生，放不了假，回不了家”的思维定律，这就是我们所有从事传染病救治医务人员的真实写照。
27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供职过三家单位。多年的拼搏和锤炼，使我形成了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性格，养成了良好的工作生活习惯。思考和处理问题更加严谨理性，学会了去爱人，这是我最大的财富，值得拥有，也将受用终身。因此，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的每次选择都没有错，尤其是选择来四医院，这里的人生更精彩。
在往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倍加珍惜，以良好的状态拥抱更加辉煌的四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