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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上丝路始发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今新疆境内),首次打通了中国内地与中亚的联系,这条路线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事实上,在西汉王朝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通道中,除了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还有两条丝绸之路,那就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点是四川成都,途经云南,到达缅甸、印度。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则与北部湾有关,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北部湾沿岸的徐闻、合浦、日南障塞(今越南会安附近)是汉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三个港口,其中合浦港更是汉代中国从海上走向世界的重要始发港。从合浦港出发,沿海岸线而行,依次经过今天东南亚的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最后到达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等地。

“合浦”意为江海交汇处。这里的“江”是指南流江,“海”是指北部湾。南流江汇入北部湾,成就了合浦港。而合浦港的历史,就蕴含在南流江的变迁与北部湾区域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早在周成王十年(前1033年),位于今越南中部的越裳国就通过合浦港,经南流江—北流江—西江—桂江—漓江—湘江水路通往中原地区,向周王朝进贡。秦代中原王朝已经使用合浦港去完成征服今越南北部的军事行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赵佗率军经略今越南北部地区,赵佗大军在合浦港登上海船,沿北部湾海岸西行,征服了今越南北部地区。赵佗的这次进军,标志着中原地区通往北部湾的水运大动脉的开通,而合浦港的作用也初步显现。到了汉代,合浦港终于发展成为中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成为古代中国走向海洋、联系世界的枢纽。合浦港通过广西腹地的内河水路,内联中原地区;通过北部湾海路,外接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乃至欧洲各国。在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增进中外友好关系,接纳外来思想文化,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建筑等方面,合浦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代中国通过合浦港输出的商品除了丝绸,还有瓷器、黄金、药材等,而进口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琉璃、明珠、玛瑙、水晶等,所以也有人将从合浦港始发的海上丝绸之路称为瓷器之路、黄金之路、香料之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里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已程不国,分别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缅甸萨尔温江口毛淡棉附近、缅甸伊洛瓦底江入海口、缅甸卑谬、印度马德拉斯南、马来半岛克拉地峡帕克强河口、斯里兰卡,由此可见从合浦港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经行的路线。

图3-4 产自地中海地区的罗马玻璃碗,目前全世界仅发现3件,一件在日本美秀博物馆,一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还有一件就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

图3-5 波斯陶壶,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波斯陶壶,也是唯一一件东汉时期的波斯陶壶,是汉朝与波斯交往的重要物证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初步勘查,廉州镇附近有封土堆的汉墓上千座,埋在地表下的墓葬更多,合计在1万座以上,而且有不少是属于郡县一级官吏的大型汉墓。合浦汉墓是迄今国内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范围最广、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汉墓群。万座汉墓和万件出土舶来品,见证了合浦港作为汉帝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和著名国际商港的辉煌。海外的珍珠、玳瑁、犀角、明珠、香料、琉璃、玛瑙、琥珀、水晶等奇珍异物通过合浦港源源不断运往中原,而汉朝的丝织品、麻织品、陶瓷器等物品也通过合浦港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20世纪50年代以来,除了合浦,考古工作者还在广西贵县(今贵港,汉郁林郡治)、梧州(汉交趾刺史部驻地,苍梧郡治)等地汉墓中发现了大量舶来品,证明了通过合浦港上岸的海外商品经由贵港、梧州等地运往内地的事实。繁荣于汉代、始发于合浦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直到唐代仍然在使用,这时合浦港仍然是唐帝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20世纪末,在桂林和容县发现10多处唐代遗址,出土一些古代波斯生产的孔雀蓝釉陶双耳瓶残器和残片。在南流江畔博白县城通津桥亭中有一块诗碑,上面刻有一首唐人描绘白州南流江上频繁往来的海船的诗:“危亭北踞水南流,槛外频来海上舟。十里青山花底睡,白州城上月如钩。” 上述实物和诗文,都印证了南流江—西江水系—湘桂水道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向中原延伸的事实。

图3-6 合浦汉墓中发现了大量舶来品,有力证明了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始发港口

宋代是北部湾地区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和沿海港口地位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首先是随着宋代广西陶瓷生产的繁荣,陶瓷成为广西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始于北部湾沿岸各港口的“海上丝绸之路”演变为事实上的“海上瓷器之路”;其次是合浦港地位的下降与钦州港地位的上升,广西沿海形成了两个主要港口对外贸易的格局。宋代从合浦、钦州外运的出口商品主要是陶瓷。除合浦一带生产陶瓷外,还形成了湘江上游、漓江和洛清江一带青瓷生产集中区,以及北流江及其支流沿岸的青白瓷生产集中区。此时广西年产瓷器800万~4000万件,陶瓷业进入鼎盛阶段。其中青白瓷主要用于出口,从合浦、钦州出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交趾、南洋、西亚和欧洲等地。

图3-7 宋代广西沿海形成了合浦、钦州两个主要港口对外贸易的格局。随着广西陶瓷生产的繁荣,陶瓷成为广西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

北宋前期,合浦港在北部湾地区还具有一定地位,越南与宋朝使节的往来都取道合浦港,港口附近建有海角亭,该亭面临大海,大船驶至海角亭附近停泊,官吏或商旅则在海角亭内候船。但是在宋仁宗以后,越南与宋朝使节的往来已经转向取道钦州港,合浦港在中越交往中的地位大为下降。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北宋中期以后南流江的泥沙含量日益增加,以致入海口逐渐淤塞,船舶进出越来越困难。而钦州博易场的设立,标志着钦州已经取代合浦成为广西的重要贸易港口和中国西南地区的出海大通道。据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的记载,一些富商将四川的蜀锦贩运到钦州,然后又从钦州贩运香料到四川,每年往返一次,交易额动辄数千缗,所谓“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各以其货互缄,逾时而价始定”。

元代合浦港在北部湾地区海上贸易与人员往来中的地位又有所回升。元朝在廉州路设置市舶提举司,负责管理合浦港对外贸易事务,包括迎接使者商船、对进出口货物征税等。明清时期,合浦港受中央王朝的海禁政策影响而衰落,同时自身的港口条件也日益恶化。合浦港水道被泥沙淤塞的情形较为严重,严重阻碍船舶的通行,于是港口贸易业务逐渐南移到今北海冠头岭南澫港一带。在明嘉靖中期,已经有商船从冠头岭出发,前往东南亚等地。加上清代北海港的关税较低,吸引了越南及广西、云贵等地商人前来交易,北海港逐渐兴起。到了道光年间,北海港已经是“商贾辐辏,为海舶寄碇之所”。

光绪二年(1876年),北海开埠通商,进一步刺激了北海港的兴起,这是近代以来北部湾沿岸港口格局发生的一大变化,北海港成为北部湾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开辟了通往香港、越南、新加坡、印尼苏门答腊等多条航线。光绪五年(1879年),英国“海南号”轮船首先开辟北海至香港的定期航线。光绪十六年(1890年),共有8个国家的轮船公司开辟了6条航线,其中北海—越南海防、北海—新加坡、北海—苏门答腊为原来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曾经航行的路线。此后,又有美国、荷兰、俄国轮船公司开通到北海的航线,海外航线延伸到缅甸等地,可以看作汉代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延续和发展。

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延续,固然得益于北部湾沿岸港口优良、腹地广阔、连接东南亚的优越地理条件和区位优势,而其造船业的发达也是重要的技术支撑。合浦在战国时期便可建造大型海船,清同治年间,曾在战国时期的造船厂遗址挖出古代大船的龙骨。东汉时,合浦的造船业继续发展,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平定交趾征侧、征贰的反抗时,曾命令合浦、交趾“具车船”,为从北部湾水路进军做好准备。马援不仅完成了平定交趾的任务,而且“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将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征侧余党” 。这种楼船是一种分为三层的战船,具有远洋航行作战的能力。发展到宋代,文献记载广西的造船业更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六《器用门》中记载了称为“木兰舟”的巨船: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入阻碧,非复人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舟师以海上隐隐有山,辨诸蕃国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国,顺风几日,望某山舟当转行某方,或遇急风,虽未足日,已见某山,亦当改方。苟舟行太过,无方可返,飘至浅处而遇暗石,则当瓦解矣。盖其舟大载重,不忧巨浪,而忧浅水也。

这种能够装载数百人、储备一年粮食,并且能够在船上养猪、酿酒的大船,舵长达数丈,船帆若“垂天之云”,足以抵御巨浪的冲击,而生活在船上的人,也丝毫不用担心安危。唯一对其构成威胁的,不是台风和巨浪,而是搁浅。宋代广西沿海之所以能够建造出如此大的海船,关键在于钦州出产长达数丈的舵木。周去非为此记载道:

钦州海山有奇材二种:一曰紫荆木,坚类铁石,色比燕脂,易直,合抱以为栋梁,可数百年;一曰乌婪木,用以为大船之舵,极天下之妙也。蕃舶大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万里,千百人之命,直寄于一舵。他产之舵,长不过三丈,以之持万斛之舟,犹可胜其任;以之持数万斛之蕃舶,卒遇大风于深海,未有不中折者。唯钦产缜理坚密,长几五丈,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如以一丝引千钧于山岳震颓之地,真凌波之至宝也。此舵一双,在钦直钱数百缗,至番禺、温陵(即泉州),价十倍矣。

这里的“蕃舶”是指航行到外国进行贸易的中国海船,而不是外国船舶。作为远洋船舶,对舵的要求甚高,“万斛之舟”需要长三丈的舵,“数万斛之蕃舶”则需要长达五丈的舵。广西沿海的钦州刚好满足了上述条件。清代中晚期,北部湾地区流行建造“头艋”,其中北海建造的“头艋”能载重300吨,时速可达9海里/小时。这是汉代以后广西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继续发展的技术保证。

从西汉官方经营的海上丝绸之路到清代的中外航海线路,广西北部湾沿岸的合浦、钦州、北海等港口作为主要口岸,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秦汉至五代时期,历代中原王朝的官员到交趾任职或出使东南亚等地,都是从中原地区取水路南下合浦,然后沿着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前往交趾等东南亚地区,完成任务后,又循原路返回。而南亚、东南亚等地各国使臣到中国出使或朝贡,也多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途经合浦、钦州,然后前往中原地区。中外使者的相互往来,无疑开启了双方的接触与交流,为中外文化的相互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此过程中,南传佛教取道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立佛教,随后从北、南两个方向传入中国境内,其传播路径分别对应了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南传佛教经由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传至北部湾地区。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重要的国际贸易商港,是佛教传入的必经地点。法国学者伯希和在《牟子考》中认为,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必经。东汉光和年间(178—184年),苍梧郡的牟子携带母亲沿北流江、南流江水路到合浦,然后走海路到交趾躲避战乱。当时交趾太守为士燮,据《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记载,士燮出行时鸣钟磬,“备具威严,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这里的“胡人”就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东来的南亚“胡僧”。牟子在交趾得以接触佛教,返回苍梧后,以儒学解释佛教义理,撰写了《理惑论》,这是中国最早的佛学著作。越南文献《大南禅苑传灯录》亦记载了东汉末佛教东来交趾的史实:

图3-8 《广西通志》记载,广西合浦、梧州、贵港等地均有胡俑出土,这些胡俑“高鼻深目,颧骨突出,络腮胡子”,“一看便知是南亚或西亚人”,间接反映了胡僧东来及佛教在广西传播的历史

交州一方道通天竺,佛法初来,江东未被,而羸娄(今越南顺城)又重创兴宝刹二十余所,度僧五百余人,译经一十五卷。……于是有比丘尼摩罗耆域、康僧会、支疆梁、牟子之属在焉。

汉代交趾刺史部管辖交趾、合浦、苍梧等郡,东汉末苍梧一带已流行南传佛教,并出现了一批沙门,甚至交趾刺史张津也是佛教徒。

南朝时,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从南印度搭乘阿拉伯商船东来,首先登陆合浦,在万灵寺设坛讲经弘法。东来胡僧在广西弘法,使佛教在广西得以传播,并在广西境内水路交通沿线留下了很多佛教造像和胡俑僧等。《广西通志·宗教志》记载合浦、梧州、贵港等地均有胡俑出土,这些胡俑“高鼻深目,颧骨突出,络腮胡子,裸或半裸,跽坐踞坐,头上托钵或以手举钵,一看便知是南亚或西亚人”。贵港出土的三国时期神兽纹铜镜,镜背有高浮雕佛像。东晋时合浦已有佛台佛像。南流江畔博白县宴石山摩崖造像中有隋代以前的浮雕佛像三尊,为一佛二菩萨布局,这些佛像造型“面部丰润,衣无褶纹,头有肉髻,凿工粗糙,有明显南传系统秣菟罗的艺术风格”。桂林唐代的石窟造像,其风格与北方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不同,且有波斯人形象,当属南传系统,由海路传来。

近代以来,北部湾地区中外文化的交流程度更广更深。北海开埠后,英、法等外国势力渗入北海,神父、牧师以治病施药的手段传播天主教和基督教,并以北海为基地向周边地区发展。他们兴办医院、建立学校、开展体育运动等,催生了北海及周边地区的近代医学、教育和体育事业。而西方国家在北海建立领事馆、海关、洋行、邮局、教堂等,将西方建筑文化也传入了广西。 J+Y/H6MG76+avCR+8hIJJ9dkVzBKOrc2fRdbIG3sM5Sg5jymhZnz4jTK+guvq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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