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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是世代生活在岭南的土著民族，由春秋战国时期的西瓯、骆越发展而来，其间经历了不断的分化、重组，并融合了其他一些民族成分而形成。东汉时期，西瓯、骆越人的称谓逐渐发生演变，其中分布于桂东的西瓯人逐渐演变为乌浒人，分布于桂南和今越南北部的骆越人逐渐演变为里（俚）人。东汉时乌浒人虽然因承袭西瓯而得名，但其分布地域却大大突破了秦和西汉时期西瓯人的活动范围，活动于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而其核心地域则位于郁江干流的今贵港、横县等地。虽然东汉前期“里（俚）”人经历了一段与“骆越”并存的时期，但骆越之民逐渐被称为“里（俚）人”则是一种必然趋势。至三国两晋南朝时期，“乌浒”消失，出现了被称为“僚”“俚”的族群，因为僚人大多与俚人杂居，故史籍中多将俚、僚并称，“俚僚”成为岭南非汉族群的一种泛称。“俚”“僚”都是以骆越为主体发展而来的，之所以出现了称谓的分野，主要原因在于中原士人因其分布地域不同而得出的认识，其中俚人分布的核心区位于今广西东部的郁林郡、苍梧郡，僚人则主要分布于今广西西部和越南北部。
魏晋时期岭南西部广泛分布的俚人，到隋唐以后已经少见于文献记载。很显然，这些俚人不是凭空蒸发掉了，或者远徙他地，而是随着王朝势力的日益增强，俚人势力日渐式微，大多接受王朝的直接统治，并进而融合进汉族之中，成为王朝在岭南地区新增的编户齐民。俚人的式微是南朝以来岭南地区俚人加速汉化的结果，其标志性事件就是高凉太守冯宝与俚人首领冼夫人的联姻。冼夫人家世代为俚人的首领，嫁与冯宝后，约束本族，依从民礼，使汉文化在俚人中自上而下地渗透，加快了俚人的汉化进程。俚人在文献中的逐渐“消失”，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反映。隋唐时期岭南地区俚人的“消失”，实质上是俚人与汉人融合的结果。而聚居在岭南西部特别是桂西山地、开化程度较低的非汉族群，则被统治者称为“山僚”“洞僚”“生僚”等，于是唐代僚人便逐渐成为岭南西部非汉族群的泛称。
有关研究表明，“僚”与俚、乌浒、西瓯、骆越具有继承关系。此外，唐代桂西、桂北和桂南边缘一带的壮族先民也被称为蛮，其中分布于桂西南左、右江地区的壮族先民被称为“黄洞蛮”或“西原蛮”。
宋代是广西境内的僚人、蛮人渐趋分化、形成各民族共同体的关键时期，其中绝大多数在南宋时演变为壮族先民“撞人”，其余则演变为壮侗语族的其他民族（侗、毛南、水族等），比如宜州管下南丹州蛮演变为壮族先民之一，茅难蛮演变为毛南族先民，抚水蛮演变为水族先民，融州管下峒蛮王江蛮、仡伶演变为侗族先民等。而外来的瑶人则逐渐成为影响广西境内民族构成与地理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宋代是壮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壮族逐渐从隋唐时期的僚、蛮族群中分化出来，并出现了“撞（僮）”的族称，昭示着壮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确立，而且在语言、分布地域、生计方式和文化心理等方面都具备了成为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水族的前身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闽越族群，直接源自唐宋时期桂西北的抚水蛮，此时水族作为一个新的族群已经从僚人中分化出来，分布于今贵州南部、东南部，以及广西大、小环江流域周围地区。毛南族源于茅难蛮，茅难蛮是分布于宋代桂西北宜州境内茅滩地方茅难团的蛮族，与抚水蛮毗邻而居，二者具有共同的渊源，都是从百越族系的僚人分化而来，后来逐渐演变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侗族源自唐宋时期分布于湘西、黔东、桂北一带溪峒地方的“峒人”“峒蛮”“溪峒诸蛮”“溪峒之人”和“伶人”，而“峒人”“伶人”等又是从僚人分化而来。“峒人”“峒蛮”冠以“峒”称，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宋代“峒人”“伶人”仍属于两个不同的族群，因此峒蛮、仡伶并称。在此后的发展演变中，侗人日益强盛，而伶人日渐式微，最终伶人大部分融入侗人，民国时期伶人作为一个族群的称号消失。
元代广西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僮人和瑶人，其中僮人集中分布于桂西、桂西南的左右江地区和桂西北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境内，这也是唐宋以来僮人的传统聚居区，而桂东、桂中等地则是僮人的散居区。右江地区的僮人被称为“僚”，其中“峒僚”“山僚”显然是指居住在较为闭塞的山区、开发程度不足的僮人。明代广西境内已经形成以僮、瑶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结构体系。明代广西的僮人有“僮”“俍”“僚”“侬人”“土人”等称谓，其中桂西南左右江流域的僮人被称为土人（或俍人、僚人），桂北的僮人又被称为俍人，他们集中分布于今湘桂铁路线以西的地区，也是广西土司政区集中分布的地区。清中前期，壮族被称为“僮”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几乎遍及全广西及广东西部，但布、土、侬等称谓仍然并存
。壮语中“布”的含义即指“人”，所以“布壮”即“壮人”，“布土”即“土生土长的人”，等等。清代广西瑶人的分布范围比明代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几乎所有府、直隶州和直隶厅都有瑶人居住，以僮、瑶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结构稳定形成。
民国时期广西的民族结构与分布格局承接清中后期之余绪，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随着政体的变革，民国时期的政治家和学者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着手建设新的民族国家，并在“五族共和”的观念下建构新的中华民族。旧桂系、新桂系的领导人受到上述思想观念的影响，在处理广西民族关系的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近代做法。他们从尊重少数民族的认识出发，曾明令将广西各族族称原有的“犭”旁改为“亻”，比如将“猺”“獞”“狑”等改为“傜”“僮”“伶”等。
尽管如此，民国时期的广西当局在政策上还是执行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比如在称呼上将汉族以外的各民族统称为“特种部族”，甚至在1939年向国民政府建议：“请通令全国，以后对苗、夷、蛮、傜、倮、僮以及少数民族等名称，禁止滥用。”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各民族才真正迎来平等、团结、繁荣的新时代。今天广西12个世居民族成分的确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指引下，通过严肃认真、科学扎实的民族识别实现的。从1951年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广西各地自报的民族称谓有30多种。经过1953—1956年的一系列民族识别，确认了僮族、毛难族、仫佬族、京族的族属。1958年，韦国清在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宣告，广西有僮、汉、瑶、苗、侗、仫佬、毛难、回、水家、倮倮（彝）、仡佬11个世居民族，人口有1900多万。因为此时北海、钦州、防城尚隶属广东，因此分布于防城的京族未计算在内。后来随着钦廉地区划归广西，京族成为广西的第十二个世居民族。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使各民族“返本归原”，广西的世居民族被确认为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京、回、彝、水、仡佬12个民族
。其中，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瑶、苗、侗族也是广西人口较多的世居民族，仫佬、毛南、京族则是广西特有的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