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骆越方国的名称，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骆是山谷之意，有的认为是鸟图腾的名称，有的认为是因垦食“雒田”而得名。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七“叶榆河”条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未立郡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雒民。”雒与骆通，骆民，即骆越之民。

壮族史诗《布洛陀经诗》记载有众多的“录国”，即壮族先民以一个或几个山谷谷地为居住单位，每一个居住单位前面都冠以“录”的名称，现在岭南地区的地名普遍有六、渌、绿、陆等字，应是“录”异体同音同义的地名，都与山谷谷地有关，于是“录”也就成为壮族先民的早期称谓。以后又演变成骆字。有的认为“雒、骆、貉”等字义为“水”，所以《交州外域记》里所记载的“雒田”意思应是“水田”，而雒民就是“耕种水田的人”。掌握了灌溉设备而管理并支配土地的人叫“雒将”。

《旧唐书·地理志》载，邕州宣化县（今南宁）“ 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呼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南宁北之水，应是今之右江，也就是说 水就是右江，即骆越水。骆越水当以居住骆越人而得名。

骆越方国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对中华文明、东南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的无疑是“那”文化（稻作文化）。

“那”即“水田”之意。骆越先民是最早创造稻作文明的族群之一，他们称水田为“那”。中科院科学家韩斌课题组专家通过群体遗传学分析，曾大致推断出栽培水稻的扩散路径：人类祖先首先在广西的珠江流域如南宁周边地区，利用当地的野生稻种，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驯化粳稻，随后往北扩散。而往南扩散中的一支，进入了东南亚，在当地与野生稻种杂交，再经历不断选择，产生籼稻，即著名的“占城稻”。壮侗语诸民族先民在发明人工水稻栽培技术之后，便开始砍伐森林，开辟田畴，扩大种植面积，于是留下了那（纳）这一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地名。冠以那（纳）字的地名遍布两广和云南及东南亚地区，如那柱、那彭、那良、那陈、那浪、那乐、那艾、那稼、那庙、那旱、那马、那合、那色、那坡、那龙、那社、那弄、那门、那敏、那朝、那莫、那勤、那旁、那兵、那爱、那拉、那洪、那志、那标、那地、那直、那里、那蓬、那楼、纳柱、纳塘、纳怀、纳就、纳定、纳志等。

“那”字地名蕴藏的稻作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成为生息于这一地区人们共同体的鲜明标志和历史印记。就广西而言，“那”字的地名，大的有县名、乡（镇）名，小的有圩场、村庄、田峒、田块名，形成了独有的地域文化景观。这些地名90%以上集中在北纬21~24度，并且大多处于河谷平地。人们据“那”而作，依“那”而居，赖“那”而食，靠“那”而穿，凭“那”而乐。其内涵包括稻种、生产工具、加工工具、灌溉设施、肥料等物质文化，稻种的选择培育、播种、耕种、灌溉、管理、收割、储藏、加工等行为性文化，生产习俗、禁忌、祝祀及对天空、土地、雷雨、江河诸自然物的崇拜及安土重迁、重农轻商等观念性文化，同时还外延及与之相适应的居住形式、饮食习惯、岁时节日、语言词汇等方面。

长期的稻作文化孕育出独特的文化空间，这包括以水稻耕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链，以稻米转化物（猪、鸡、鸭、鹅）为副食的副业生产，以方便水田作业的蓝黑宽衣袖和宽裤脚的衣饰，以大米和大米转化物外加带叶青菜的饮食结构，适应饲养耕牛和储藏稻谷的干栏建筑，稻作农耕季节举行的歌圩，耐心细致的稻作农耕孕育了坚韧柔和的民族性格，反映稻作民族细腻心理的依歌择配，以大米作为生命代码的“补粮”（做寿），所有节日都以大米制品敬神的习俗，祈求稻谷丰收人丁兴旺的宗教仪式等。

在骆越古地，与“那”文化并存的，还有铜鼓文化。铜鼓既是祭祀用品、作战用器、求雨的器物，更是权力的象征、财富的体现。唐魏征等著的《隋书·地理志》：“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晋裴渊《广州记》云：“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遗留主人也。”为什么要叩鼓？因为鼓有灵性，人叩击铜鼓后，也就沾上了灵气。这种习俗在今天的壮族地区仍有保留。在西林县的那劳、那兵等地的壮族妇女，在新春佳节之际，人们在击鼓以祈年的时候，常拔下发髻上的银簪叩击铜鼓，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的头发永不变白，使自己年轻漂亮。在骆越人的青铜器中，铜鼓是最大器物。它作为统治者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的象征，鼓体越大，表明拥有者的权势越大，地位越高，财富越多。铸造铜鼓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经济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无法请人来铸造的。

就目前考古发现情况看，早期铜鼓多发现于右江河谷流域，年代最早的铜鼓是1977年在田东县祥周乡甘莲村附近锅盖岭战国墓内发现的两面石寨山型铜鼓（该铜鼓类型时值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初期到公元前1世纪的东汉初年）；1993年在田东县祥周镇联福村出土两面战国时期的万家坝型铜鼓（世界上最早的铜鼓类型）; 1994年又在田东县林逢乡和同村大岭坡出土一面战国时期铜鼓。

壮族麽经《布洛陀·造铜》叙述了冶炼铜矿和铸铜器的过程，人们将铜矿挖出来后，打成一片片碎块，然后用木炭炼成铜水。

铸第一瓢铜水，

铸作印管天下。

铸第二瓢铜水，

铸作钟管国家。

铸第三瓢铜水，

铸作水喇叭。

铸第四瓢铜水，

铸作成唢呐。

铸第五瓢铜水，

铸成盘古锣。

铸第六瓢铜水，

铸作钵洗脚。

铸第七瓢铜水，

铸成盆洗脸。

铸第八瓢铜水，

铸作巫师的铃。

铸第九瓢铜水，

铸作皇帝钱。

铸第十瓢铜水，

铸作四方印。

铸第十一瓢铜水，

铸作头人文钱。

铸第十二瓢铜水，

铸作开口的铜刀。

该经书虽没有说明壮族先民什么时候学会铸造铜器，但在1997～1998年发掘的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商代文化层中就发现3件铸铜石范。可见铜鼓很早就已进入壮族先民的社会生活。

骆越方国的壮族先民还给世界留下了谜一般的文化景观——花山崖壁画。古代壮族先民在今广西宁明、龙州、凭祥、江州、扶绥五县市（区）境内延绵200多千米的左江流域的断崖陡壁上，绘制了178处造型古朴、风格粗犷的崖壁画，形成规模宏大的崖壁画长廊，气势磅礴，堪称世界奇观。崖壁画笔画古朴粗犷，采用概括、写实、夸张乃至变形等手法进行创作，把举手顿足的人物舞蹈形象描绘得生动传神，赋予艺术韵味。在下无立足之地的陡峭崖壁上，把一个个高大的人物形象画得左右对称，上下均匀，粗犷有力。花山壁画代表了壮族先民的绘画技巧，宁明县明江花山崖壁画是其代表，既集中又典型，其人像之众，物象之多，场面之大，在我国已发现的崖壁画中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亦为罕见。其中一陡壁上就绘制有1300多个人物形象，大的有约1.5米高，小的仅50～60厘米。人形多为正面绘制的蹲式，有的斜挂腰刀，有的在平伸的手下方，曲腿的上方有圆环；另一种是侧面绘制的双腿弯曲式，双手向面部前伸，并有圆环。壁画位于河流急弯险滩岸边的陡壁中间，距江面30～40米。壁画的绘制年代、画面表现的意思、用什么方法登高绘制以及使用的绘画工具、原料等至今仍是个谜。 wG6s1UAIpFYccJ2JE7jht0XTQMRAEibGa7MZa/j5xWNZ0h+9UbJEbOKw7IPE0Yz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