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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瓯雨

西瓯人留在历史典籍的记录多跟战争有关,其为后世所记住的第一个清晰形象大概来自《淮南子·人间训》记录的“秦瓯大战”:“乃使尉屠睢 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

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金戈铁马,尘土飞扬。东线的第三、四路军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很快占领了岭南要地番禺。第一、二路军则遭到西瓯方国的顽强抵抗。战争异常激烈,西瓯首领译吁宋在混战中身亡。但西瓯军很快发挥自己善于爬山越岭和驾船荡舟的长处,充分利用山高林密和河多谷深的地形,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从各个地点发起对秦军及供给线的进攻,使强大的秦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秦军遭受“伏尸流血数十万”的重大损失,主帅尉屠睢也被杀。这是秦始皇横扫六国以来未曾遭遇过的惨烈战争。处处挨打的秦军,不但精神上紧张,而且粮食也供应不上,只能扼守要塞,修建城堡,派兵驻屯,以防西瓯人的侵袭,从此进入了“三年不解甲弛弩”,陷于“旷日持久,粮食绝乏”和“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的地步。

西瓯人大致生活在什么地方?从秦瓯战争记录可推断,其大部活跃在岭南西江、浔江、桂江一带。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曾有记载:“蛮夷中,西有西瓯,众半公式(个子矮小瘦弱),南面称王。”明朝学者欧大任撰的《百越先贤志》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故西瓯也。西瓯,又叫西越,或与雒(骆)越并称瓯越或瓯骆。 ”

秦瓯之战发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一方是一统天下的雄心帝国,一方是居于一隅的土著居民,双方力量之悬殊可以想见。与秦军作战的西瓯骆越联军究竟有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但其存在军事首领、具有有力的作战队伍是肯定的——处于优势的秦军到底未能长驱直入,20万将士被滞留在灵渠和贺州以北的崇山峻岭中,双方相持三年。

公元前217年,秦始皇命监御史禄 “以卒凿渠,以通粮道”,即在今广西兴安县开凿沟通漓江和湘江水运的通道(今灵渠)。灵渠的开通,为秦军解决了粮草供应问题,但岭南西部地形复杂,山岭重叠,森林密布,秦军开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依然存在着不少困难。为啃下岭南西部西瓯骆越这块硬骨头,秦始皇又招兵买马,扩充人员,“丁男披甲,丁女转输”。公元前215年末或公元前214年初,秦始皇命任嚣和赵佗率领秦军向瓯骆联军发动新的进攻,瓯骆联军终被击败。此时距离秦始皇首次发兵岭南,已有4年时间。这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进程中是绝无仅有的——秦军灭六国前后只用了约10年时间,但统一岭南竟用了4年时间。由此可见,当时西瓯方国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及较高的制度文明。

西瓯拥有较强的战斗力,这一点在典籍中约略可见,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也得到印证。1974年在桂林平乐县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发掘中,曾出土377件青铜器,最多的是兵器,兵器中的剑、矛、镞和工具中的斧、刮刀等,都有使用和磨损痕迹,有的经过长期使用,磨蚀很厉害,质地好的,则锋利仍在,可见当时西瓯地区已存在较先进的冶炼技术。

其时西瓯方国已存在阶级分层。商周时期有明确的用鼎制度。用鼎“明尊卑,别上下”,已然制度化。根据商代用鼎制度,中小型墓陪葬的一般是1件或者2件,无论是殷墟还是以外其他地方大都如此。而在大墓中,用鼎的数量就非常多,如商晚期殷墟的妇好墓就出土方鼎2件,扁足方鼎2件,大小不同的圆鼎32件。到了西周时期,出现了列鼎制度,以鼎来表现等级秩序。 1971年,桂林恭城秧家春秋晚期一墓中曾出土大小不同的五鼎陪葬。五鼎陪葬当属卿大夫一级。虽然随着社会的变革,在春秋之后,用鼎制度被破坏了,但作为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却依然存在。在西瓯能享受此礼的应是西瓯国君。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西瓯方国政治实体的存在。

西瓯方国的经济实力如何?能支撑数年时间的战争,对于一个方国相当不容易。但其具体经济实力,典籍极少记载。1974年平乐银山岭战国古墓出土了大批铁农具,有锄、锛、凿、刀、刮刀、削等种类,其中以铁锄为最,总共89件,出自79座墓,均为凹形铁锄,出土时常有木叶残存于銎内,大多与刮刀、砺石放在一起,一般长6~8厘米,刃宽略同;其次是铁刮刀,共59件,出自59座墓。一处墓地出土如此多的铁锄,在其他地方是罕见的。这反映了西瓯国铁农具的广泛使用,说明西瓯国的农业生产已经得到了一种质的飞跃。以往人们都以为岭南在秦汉以前尚无冶铁铸造业,考古证明这是有些偏颇的,平乐银山岭战国古墓出土的铁农具可谓颠覆了以往的认知。曾有学者认为这些铁具中的铁刮刀是由楚地传入的。随着考古的发现,这种说法和认知正在逐步纠正。据目前所知,湖南境内已发掘的约3000座楚墓中,发现铁刮刀的仅10件,远远低于平乐银山岭战国古墓出土的比例。若是楚地制造,为何楚地却少见?只能说明这些铁刮刀为岭南本土所造。加之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铁双肩钺,形制与岭北出土的同类器物明显不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更说明了是本地所造,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秦汉以前岭南是有铁铸造业的。而铁器农具的使用,是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的表现。

图1-4 蛇戏蛙纹铜尊,高16厘米,口径16.8厘米,1971年恭城县嘉会乡秧家村金堆桥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图1-5 西汉“布、析、蕃”铭铜鼎,通高20厘米,口径18厘米,1976年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出土。其盖面一侧刻“析”,另一侧刻“布”;腹外壁口沿至凸棱间一侧刻“蕃二斗二升”“析二斗大半升”,另一侧刻“一斗九升”;腹下部刻“布”字

1987年文物普查中,在平南县六陈镇发现了古代的冶铁遗址。该遗址以坡嘴村的屋背岭、登塘村的六穴岭为中心,其西南约20千米的平山乡登明村,东北约5千米的古河村,西部约15千米的桂平市罗秀都分布有类似的冶铁遗址。经考证,这些遗址存在的时间为战国至西汉初年。这进一步印证了西瓯方国存在较成熟的铁器制造技术。而大量铁农具的使用,无疑使西瓯国的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从而形成较雄厚的经济实力。 rhRoIgsXlrOhSbROCtynPb7wr3fFhKiaqTqXotou9CkQ2uPy1OFNmSsB/+o1PU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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