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巳节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节日，早在上古时期，诸多文献如《尚书》《周礼》《诗经》《论语》中就有了有关上巳习俗的记载。

《尚书》中的“以殷仲春，厥民析”，说的就是殷商时代，人们有仲春之时到水边洗浴，以疗疾去病的习俗，但是并没有说明这一习俗具体是在哪一天。《周礼·女巫》提到女巫的职能之一就是“掌岁时祓除衅浴”，即女巫掌管在每年固定的时节主持“除凶去疾”和用“香薰草药沐浴”的礼仪。这里所谓的“祓除”，就是除凶恶、辟邪疾的祭礼；而“衅浴”，就是以香草煮水沐浴的礼仪。汉代大学者郑玄认为，《周礼》中的“岁时祓除衅浴”，与汉代三月上巳人们在水边的各种祭礼活动相类似，此时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古时期就有了形态完整的上巳节，但是很显然，“水边祓禊”的习俗古已有之。

《诗经·郑风·溱洧》中有“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韩诗》注曰，此诗描述的当是三月上巳，溱水、洧水边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手持兰草，祛病辟邪的热闹场景。《论语·先进篇》中对上巳的描述则更为详细：“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暮春三月，人们换上春装，邀上三五好友，沉醉于山明水秀的野外，把酒咏歌，尽兴而归。好一幅寄情山水之间的浪漫画卷。汉代学者蔡邕甚至认为三月上巳节即源于此。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上巳节就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节日了。

（一）先秦时期的上巳习俗

早在先秦时期，“沐浴祭祀”“男女相会”“高禖祭”等春季习俗已经存在，这些春俗为汉代三月上巳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 先秦时期的春季沐浴活动

在《史记·殷本纪》中有关于契母简狄沐浴之时吞卵生契的记载。文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列女传》卷《母仪传》的记载更为详细：“契母简狄者，有娀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从参与沐浴的人数，要么“三人”，要么“与其妹娣”可知，当时的沐浴是多人参加的群体性活动；从沐浴活动的地点来看，一定不是在室内，否则不可能在沐浴之时见到玄鸟堕卵，由此可知当时的沐浴活动是在野外的河流中举行的。综合来看，至少在殷商时代人类就有群体性的野外沐浴活动了。

除了简狄沐浴的传说外，《论语》中也有关于古人春季沐浴活动的记载。《论语·先进篇》曾皙在谈到他理想中治理国家的方法时说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皙认为做一名国家的大司仪带领百姓举行春季应有的沐浴礼俗活动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他以礼治国的观点与孔子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孔子听后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春季河边沐浴已经成为一种礼俗活动，否则曾皙不会在说明他以礼治国的主张时随口举出春季沐浴这个例子，而且这种礼俗还与名为“雩”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任继愈编的《宗教大辞典》中指出：“雩，儒教的祈雨之礼。” “雩”是一种祭祀活动。雩祭是商周时代由女巫主持的一种求雨祭祀活动。祭祀时，女巫头戴装饰有鸟的羽毛的帽子，在土坛上带着童男童女各八人翩翩而舞，并不停地喊出“啊啊”的号呼，祈求上苍普降甘霖，舞蹈同时还伴有击鼓、奏乐活动。 与“雩”的宗教祭祀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沐浴礼俗活动，已经具有了宗教祭祀的成分。

2. 男女相会

先秦时期，春季野合活动也十分兴盛。《诗经》中有不少诗篇或隐或显地反映了此类活动。

《诗经·郑风·溱洧》曰：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 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 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

《诗经·郑风·褰裳》曰：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诗经·鄘风·桑中》一节：

爱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 送我乎淇之上矣。

《诗经·郑风·溱洧》描述了在河流冰层融化之后的春季，郑国青年男女在溱、洧河边相会，嬉戏打闹并互赠爱情信物——芍药的情形。毛传指出：“《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 可见当时该活动之兴盛。“维士与女，伊其相谑”，那么男女双方相互嬉闹开玩笑时说了些什么呢？《郑风·褰裳》给出了一种答案：“你要是喜欢我，就和我一起提起衣服过洧河，你要是不喜欢我，难道就没别人了吗？”孙作云先生就曾指出《郑风·褰裳》为男女聚会时的谑词 。除了在河边的嬉闹打逗外，古代男女还有春季野合的风俗，并且还有专门用于进行相会野合的地方——“桑中”。《诗经》毛传曾对《鄘风·桑中》里的“桑中”作了这样的解释：“桑中，刺奔也。卫之宫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郑散民流而不可止。”可见，“桑中”即野合之地。古代的野合之地，除了“桑中”外，还有“云梦”“社稷”之类。《墨子·明鬼》曾曰：“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对于古代的野合习俗，《周礼·地官》也有记载，文曰：“媒氏掌万民之判……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也曾有学者指出，野合习俗来自氏族时代的季节性婚配——野合群婚制，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节日中的野合 。

3. 高禖祭祀

无论是水边的男女相会还是桑林中的野合习俗，都和高禖祭祀有着一定的联系。闻一多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指出：“《周礼·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与《桑中》《溱洧》等诗所昭示的风俗，也都是高禖的故事。” 《礼记·月令》中记载了仲春祭祀高禖的情形：“是月也（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以牛、羊、豖三牲大牢作为祭品，由天子率众妃嫔参与，足见当时高禖祭祀活动之隆重。高禖是主管婚姻与人类生存繁衍的神祇，祭祀高禖的目的在于求子。“弓韣”“弓矢”均为生殖象征物，天子举行高禖祭祀活动的目的也在于祈求皇家子嗣兴旺。民间的祭祀活动与皇家略有不同。在祭仪结束时，民间常“以群众性的男女野合来落实祈求生殖繁盛的愿望” ，通过野合的方式实现祈子的目的，民间要比皇家更为直接，更不受礼法的限制。 汉之前春季水边沐浴活动、兴盛的男女相会活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祭祀高禖活动，为以祓禊、会男女、祭高禖为特色的上巳节的出现做了准备，汉代上巳节呼之欲出。

（二）汉代上巳节的成形

上巳节在汉代的节日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汉时期所行的五大节令为：上元、上巳、伏腊（伏祭日、腊祭日）、至日（夏至、冬至）、社日（春社、秋社）。 上巳便是汉代五大节令之一。汉代以三月上巳日为节，以水滨祓禊为标志性活动，并且已经开始出现举办盛大宴会的风俗。

1. 汉代以上巳日为节

在汉代，时人将三月所举行的以水滨祓禊为主要活动的节日称为“上巳”。

汉代郑玄在对《周礼·春官·女巫》中“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一句作注时曰：“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 《后汉书·礼仪上》也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 之所以称为“上巳”，是因节期选择在了干支纪日历法中三月的第一个巳日。

古人为了表示事物的先后次序设计出了两套符号。其中一套共十个符号，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称“十天干”，也叫“天干”；另一套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符号组成，叫作“十二地支”，也称“地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合起来叫“天干地支”。“十天干”的十个符号与“十二地支”的十二个符号依次排列组合，可以排列出甲子、乙丑、丙寅等六十个组合。以六十为一个周期，用它来纪年、纪日、纪时。按照古人天干地支的纪日方式，一个月会有两个或三个巳日。相对于后面第二个或第三个巳日，第一个巳日称为上巳。汉代上巳节节期定于农历三月上巳之日。节期是节日最基本的要素，相对固定的节期是一个节日的必要条件。上巳日节期的固定，是“三月三”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步。

2. 汉代上巳节的节俗活动

汉代三月上巳节以水滨祓禊为主要活动。《后汉书·礼仪上》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絜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絜之矣。” 《晋书·礼志》也载：“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 可以看出，汉代上巳节的参与者是不论男女、不分尊卑等级的。最为重要的是，两则材料明确地说明了汉代上巳节的主要活动是水上祓禊，并且祓禊的主要目的是去垢除疾。

汉代的三月上巳日，除了在水边举行祓禊活动外，还会举行盛大宴会。《后汉书·周举传》曾载：“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 《后汉书·袁绍传》：“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 可见在当时上巳日宴请宾客之俗已经存在。

总体来看，汉代“三月三”的节俗活动比较单一，虽偶有宴请宾客之俗，但仍以水滨祓禊为主体。水滨祓禊是汉代“三月三”最具代表性的节俗活动。

3.汉代上巳节是全民性的节日

《后汉书·礼仪上》曰：“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汉书·卫皇后传》中曾记载汉武帝三月上巳祓于灞水之上 。除了帝王，普通民众也参与到上巳活动中。东汉蔡邕的《禊文》中就描绘了汉代普通百姓在洛水边参与上巳活动的热闹情形：“洋洋暮春，厥日除巳，尊卑烟骛，惟士与女，自求百福，在洛之涘。” 无论是俊美的男子还是窈窕的淑女都参与到了上巳的活动中，可见，汉代的“三月三”是上至帝王、官员，下至黎民百姓都参与的全民性活动。

另外，汉代的上巳节除了最主要的水滨祓禊活动外，在贵族阶层中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节日活动，它们成为后世节俗的生长点。东汉初年杜笃的《祓禊赋》是描述当时王侯富商们三月上巳活动的作品。

赋云：

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黄。于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枣绛水，酹酒 川。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艳姝，戴翡翠，珥明珠，曳离袿，立水涯，微风掩壒，纤縠低徊，兰苏盻，感动情魂。若乃隐逸未用，鸿生俊儒，冠高冕，曳长裾，坐沙渚，谈《诗》《书》，咏伊吕，歌唐虞。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题目为《祓禊赋》，但赋文中并没有用大量笔墨描绘当时的祓禊活动，反而提及了“浮枣”“酹酒”等祓禊之外的节日活动——那些王孙贵族们携美酒佳肴来到伊水边，水上时隐时现地漂浮着枣子，水边还要举行将酒洒向地面以祭祀土地的“酹酒”活动。俊儒鸿生坐在沙渚上谈诗作赋、追思怀古。这与后世“三月三”文人曲水流觞、宴饮作赋的活动异曲同工。

汉代“三月三”有了相对固定的节期——夏历三月上巳之日，有了标志性的节俗活动——水滨祓禊，同时还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节日盛会。汉代的上巳节为后世“三月三”的成熟与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三）“三月三”的成熟与兴盛

汉代之后，三月上巳节继续发展。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三月三”的成熟兴盛期。这一时期，不仅节期固定在了农历三月三日，节俗活动也日渐丰富并呈现娱乐化倾向。唐代“三月三”大量新节俗的产生和宴饮习俗的制度化，标志着“三月三”全面繁荣时期的到来。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月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三月三”走向成熟的一个时期，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以三月三日为题名的文章，如陆机的《三月三日》、谢灵运的《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潘尼的《三月三日洛水作》、沈约的《三月三日率尔成章诗》，等等。这一时期的“三月三”与其前身上巳节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节期的固定，由过去的夏历三月上巳日定为夏历三月三日，并且为后世沿用；二是其节俗内容的转变，重点体现在其曲水系列活动的兴盛与节俗的娱乐化上。

节期的固定。沈约《宋书》云：“魏以后但用三月三日不复用巳。” 《晋书·礼志》又云：“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 为何节期会由三月上巳日转变为三月三日？有学者认为“三月三日与上巳期相距甚近，故并上巳节于三日” 。在古人的干支纪日方法中，由于十二地支排列随甲子变动，每年的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也随之处于变化中，三月上巳日的不固定为节日的开展带来了诸多不便。加之巳日又常与三日比较接近，于是上巳改为了三月三日。但这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节期在魏晋时期发生改变，不能不考虑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魏晋人崇尚老子“三生万物”的哲学观念，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想比如对数字“三”的崇敬，或许也是节期变更为三月三日的重要契机。

曲水活动与节俗的娱乐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月三”的水边活动与汉代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大量的曲水活动开始兴盛。曲水系列活动主要包括曲水流觞、曲水浮卵、曲水浮枣、曲水会等，其中，曲水流觞最为流行，也是被后世传颂最广的，曲水流觞活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流行，在当时的诗作中有大量相关的记载。“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这是晋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在著名的《兰亭集序》中对曲水流觞活动的描述。除了《兰亭集序》外，晋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里的“羽觞波滕”、南北朝时期谢灵运《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中的“滥觞逶迤、周流兰殿”以及鲍照《三日诗》中的“临流竞覆杯”、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章诗》中的“金瓶泛羽卮”等诗句 ，都是对当时的曲水流觞活动的描述。

据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三月三日的曲水流觞活动兴起于晋时。 从诗文的记载来看，无论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还是张华的《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关于曲水流觞的记载的确是从晋时开始的。在东晋的“三月三”水滨活动中，曲水流觞活动是与祭祀性的祓禊活动并存的。晋陆机《三月三日》曰：“迟迟春日暮，天气柔且佳。元吉隆初巳，濯秽游黄河。” 晋成公绥《洛禊赋》曰：“考吉日，简良辰，祓除鲜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涣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砂场，列罍尊，飞羽觞。” 诗中不仅描述了“列罍尊，飞羽觞”的流觞活动，同时更多地提及了“濯秽”“祓除鲜禊”“濯足涣手”等祓禊活动。可见，晋时的曲水流觞活动处于刚刚兴起阶段，当时的水边活动也还未摆脱掉水滨祓禊的印迹。随着曲水系列活动的兴盛、水滨祓禊活动的衰落，节日活动的祭祀性成分逐渐减少，娱乐化倾向日趋明显。

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曰：“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 其中对三月三日活动的描述只记录了曲水流觞，足见这一活动在当时之兴盛，甚至可作为当时“三月三”的标志性活动。

除了“曲水流觞”外，“曲水浮卵”与“曲水浮枣”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曲水活动。晋张协《洛禊赋》云：“夫何三春令月……浮素卵以蔽水，洒玄醪于中河。” 晋潘尼《三月三日洛水作》：“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 梁萧子范《家园三月三日赋》曰：“洒玄醪于沼沚，浮绛枣于泱泱。” 庾肩吾《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曰：“踊跃 鱼出，参差绛枣浮。” 南朝陈江总《三日侍宴宣猷堂曲水诗》曰：“醉鱼沉远岫，浮枣漾清漪。” 河面上不仅有像长了翅膀一样快速飞过的酒杯，还有白色的鸡蛋、深红色的枣子时隐时现地随波漂浮着，构成了一幅色彩丰富的美丽画卷。在“曲水流觞”“曲水浮卵”与“曲水浮枣”这些曲水系列活动日渐兴盛的同时，其节俗的娱乐化倾向也日渐明显。“曲水流觞”活动从晋时与“祓禊”活动并存于三月三日节俗活动中，到南北朝时取代祓禊活动成为“三月三”的代表性节俗，这一地位的转变也说明像“曲水流觞”这样娱乐性质的活动逐渐成为“三月三”节俗的主体。除此之外，南朝后期的“三月三”还举办以水边歌舞游戏为主要内容的曲水会。“人们失去了原先的求神祓除灾气的诚惶诚恐，而专注于娱心悦目。” 庾肩吾也在其《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中曰：“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 南北朝时期的“三月三”活动中的临水的百戏表演也是节日娱乐性不断增强的表现。无论是“流觞”“浮卵”“浮枣”的水上游戏，还是热闹的“百戏”与“曲水会”，都是“三月三”节俗日渐娱乐化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月三”主要发展成果有：节期变更为农历三月三日并固定下来，为后世所沿用；“三月三”的节俗活动中曲水流觞系列活动格外兴盛，并表现出了明显的娱乐化态势，颠覆了以庄严祭祀为主的汉代上巳节。

2. 唐代“三月三”

唐代的“三月三”在魏晋南北朝“三月三”的基础上继续前行。除了沿用魏晋南北朝定下的三月三日的节期和继续将节俗娱乐化之外，唐代的“三月三”也有一些新的发展，不仅出现了踏青、竞渡等新的节俗，宴饮习俗也在这一时期走向了制度化。

新节俗的出现。唐代“三月三”出现了许多新节俗，其中踏青与竞渡最具代表性。 关于踏青，《中国风俗辞典》中指出：“（踏青）亦称‘春游’。……泛指春天郊野游览。唐代即有此俗。” 孙思邈《千金月令》载：“三月三日踏青。”《辇下岁时记》亦载：“唐人上巳日在曲江倾都禊饮、踏青。” 唐人十分喜爱赏春郊游，在当时文人的诗作中也不乏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唐人万齐融的《三日绿潭篇》就生动描写了当时踏青的情形，文曰：“春潭滉漾接隋宫，宫阙连延潭水东。苹苔嫩色涵波绿，桃李新花照底红。垂菱布藻如妆镜，丽日晴天相照映。素影沉沉对蝶飞，金沙砾砾窥鱼泳。佳人祓禊赏韶年，倾国倾城并可怜。拾翠总来芳树下，踏青争绕绿潭边。……” 唐代诗人吴融的《上巳日》中的诗句“寻花傍水看春晖” 与唐咸通十二年（871年）登进士第的许棠的《曲江三月三日》中“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 等诗句皆反映了在唐朝“三月三”踏青活动的兴盛。

虽然唐代的“三月三”中出现了踏青这一新的节俗并广受唐人喜爱，但并不意味着踏青活动只在三月三日举行，有时踏青活动也可在夏历二月举行。《旧唐书·代宗纪》就记载了代宗大历二年（767年）二月壬午在昆明池踏青一事，文曰：“（大历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 可见，唐代的踏青节俗在时间上具有不稳定性。

除了赏春郊游的踏青活动，唐代的“三月三”还出现了一项更为热闹的节俗——竞渡。唐代“三月三”的节日活动空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唐人不再满足于像魏晋时人那样安静地坐在水边或园林里做曲水流觞之类的游戏，富有想象力和娱乐精神的唐人将节日活动悄然移到了装饰美丽的船上。船成为唐人新的节日活动空间。每到上巳节，曲江池中就会备有供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专门享用的彩船，同时京兆府会大陈筵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倾城禊饮，游玩踏青，煞为壮观。 宰相等高层官员于三月三日泛舟游于河上，未能登船的普通官员或市民则通过竞渡游戏参与到以船为载体的“三月三”活动中。唐薛逢的《观竞渡》形象描地绘了唐代三月三日竞渡的热闹情形。

三月三日天清明，

杨花绕江啼晓莺。

使君未出郡斋内，

江上已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引，

马前已被红旗阵。

两岸罗衣破鼻香，

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

两龙跃出浮水来。

擢影干波飞万剑，

鼓声劈浪鸣千雷。

雷声冲急波相近，

两龙望标目如瞬。

江上人呼霹雳声，

竿头彩挂虹霓晕。

江上雷鸣般的鼓声、热血沸腾的竞渡场面，不仅增加了节日的气氛，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参与节日的热情。唐人的竞渡活动给“三月三”增添了许多活力。

唐代除了踏青、泛舟、竞渡之外，还有竞射、戴柳等诸多新节俗在这一时期涌现。大量新节俗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唐代尤其是盛唐和中唐时期社会政治安定、经济文化繁荣的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也与唐人享受人生和亲近自然的生活态度有关。 春日里尽情踏青游玩，热闹欢腾的竞渡、竞射等节日竞技游戏，不仅反映出唐人热情奔放的性格，更折射出了唐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亲近自然的生活态度。当然，大量新节俗的出现还与唐人极强的创新能力密不可分。三月三日原本有禊饮之俗，所饮之物历来都是酒，但到了唐人那里竟有“诸子”提议以茶代酒。于是他们“命酌香沫，浮素杯”，并在茶宴品味饮茶所带来的独特享受，所谓“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

唐人就这样把流行了几百年的饮酒习俗变成了饮茶。 在唐代“三月三”的节日舞台上，除了大量新节俗外，传统节俗也还留有一些残影。在《唐诗纪事》中有“三日上巳，祓禊于渭滨，赋七言诗，赐细柳圈” 的记载。《岁华纪丽》中也提道：“三月桃花水，上巳竹叶杯，元巳之辰，修禊之事。” 可见，祓禊等传统活动虽然并没有完全被唐人遗忘，但其影响力远不及唐代的新节俗。

上巳宴赏的制度化。关于上巳宴赏，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非常兴盛，皇帝也常在三月三日设宴群臣，当时的文人也写下了不少应制之作，但毕竟还未以国家法令的方式使其制度化。因此，宴饮活动是否举办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兴致。直到中唐以后，在统治者的重视之下，上巳宴赏这一习俗才真正成为一种制度。“三月三”宴饮的制度化是在唐德宗时期形成的，当时除了举国进行宴饮之外，国家还给予百官节日费用方面的赏赐。贞元四年（788年）九月颁布了《三节赐宴赏钱诏》。在此诏书中，三月三日被定为三令节之一，“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诏书中还明确了三节中朝廷各级官员的节日俸禄：“每节宰相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十军各赐五百贯，金吾、英武、威远及诸卫将军共赐二百贯，客省奏事共赐一百贯，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制。” 贞元八年（792年），再次下诏对三节宴会赐钱的数目进行修改。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三月颁布敕文以及唐宣宗在其《受尊号赦文》中都重申了对节日赐钱的规定 。唐代出台的一道道关于“三月三”宴饮赏赐活动的诏书、敕文等法令文件一方面反映出唐代对“三月三”宴赏活动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唐代统治者对宴赏制度的逐步完善。

唐代的“三月三”因受到统治者的极大重视，盛况空前。踏青、泛舟、竞渡等大量新节俗不断涌现，娱乐游戏性质的活动继续增多，宴赏活动也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制度化，形成了历史上“三月三”的全面繁荣时期。

纵观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三月三”，从节期的固定、节俗的娱乐化道路的开辟到节俗的不断丰富甚至制度化，足以表明“三月三”在一步步走向成熟与兴盛。与此同时，“三月三”传统习俗日渐衰落与新节俗（如踏青、竞渡等）的不稳定性，也为“三月三”的消沉埋下了隐患。

（四） “三月三”的失落与消沉

经历了魏晋至唐的兴盛期后，“三月三”至宋代开始消沉。文献和文学作品中关于“三月三”的记载日渐减少，官方的重视度锐减。“三月三”逐渐退出中原地区，少数民族虽有所保留，但节俗分化且地方性色彩明显。

1. 有关文献记载与文学创作的减少

到了宋代，“三月三”日渐式微。在记载北宋都城开封风俗的《东京梦华录》里有对元旦、端午、七夕、重阳等众多传统节日的描述，但却未提及任何关于“三月三”的风俗；在记载南宋都城临安风俗的《梦粱录》中虽有关于“三月三”的记载，但却是对宋以前古人“三月三”活动的追思与爱慕，文曰：“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亦是此意。右军王羲之《兰亭序》云：‘暮春之初，修禊事’，杜甫《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形容此景，至今令人爱慕。” 文中还写道“兼之此日正遇北极佑圣真君圣诞之日”，并详细描述了三月三日的朝圣活动。可见，曲水流觞、禊饮踏青等“三月三”传统活动在宋人的三月三日的活动中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让他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是那同样热闹壮观的朝圣活动。

宋代文艺作品虽也有一些以“三月三”为题材的作品，但已不再像魏晋或唐朝的文学作品中那般有举不胜举的应制之作。时人多以上巳为话题，或描写春日的美好春光，或借景抒情，感叹人生，大都未涉及“三月三”的节日活动情形，甚至连“祓禊”“踏青”等字眼都很少提及，即使偶有涉及也写得比较隐晦。如杨万里《上巳》曰：“正是春光最盛时，桃花枝映李花枝。秋千日暮人归尽，只有春风弄彩旗。” 诗文重点对春日的美好风光进行了描写，虽提及荡秋千一俗，但该习俗在唐代就已经是寒食和清明的节俗活动了 。再如李清照的《蝶恋花·上巳召亲族》则是叹春光易逝、人生渐老之作。贺铸的《梦江南·太平时》：“九曲池头三月三，柳毵毵。香尘扑马喷金衔，涴春衫。苦笋鲥鱼乡味美，梦江南。阊门烟水晚风恬，落归帆。” 重点抒发了诗人的春日思归之情。

无论是书写春日风光，还是感叹青春易逝、抒发思乡之情，都未提及祓禊、踏青之类的“三月三”传统节日活动，也未像唐人那般创造一些新的节俗。可见，“三月三”上巳节在宋代文人心目中已经只剩下节日名称这个空壳了。虽有一些文学作品对昔日“三月三”仍有少量描写，例如：“玉津春水如蓝，宫柳毵毵，桥上东风侧帽檐。记佳节、约是重三。飞楼十二珠帘，恨不贮、当年彩蟾。对梦雨廉纤，愁随芳草，绿遍江南。” 隐约可见北宋初年三月三日士人的踏青游园活动。但从数量上来看，有关宋代“三月三”的文献记载和文学作品的数量已远不如魏晋和唐代那么多；从内容上来看，在为数不多的记载或作品中很少提及宋代的“三月三”的节俗活动，可见宋代“三月三”在节俗上既没有创新之处，也未延续前人，“三月三”被宋人日渐冷落。宋以后“三月三”更加不显，逐渐消沉。

2. 官方对“三月三”重视度锐减

“三月三”的衰落不仅表现在有关文献记载和文学创作的减少，还表现在官方对该节关注度的日益下降。唐朝政府为了表示他们对于“三月三”的重视，将“三月三”设为法定的“三令节”之一，并对百官赐宴赏钱。但是唐之后的宋元朝廷对“三月三”的兴趣日渐降低，并逐渐取消了将其设定为最重要三大节的旧规。

宋代《文昌杂录》记载了宋神宗元丰五年祠部规定的官员休假状况，宋代的官方节日主要分为三个等级：元日、寒食、冬至，为宋代最重要的三大节，各放假七日；上元、夏至、中元、下元、腊日，五节次之，各放假三日；再次是立春、人日、中和、春分、春社、清明、上巳、立夏、端午、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社、秋分、授衣、重阳、立冬，各放假一日。 宋代上巳节官方沿袭唐代的规制，设定了一天的假期。经过辽金时期，至元代，朝廷的官方文件中基本上已不再提及“三月三”。元代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元世祖颁布圣旨规定：“京府州县官员，每日圆座参议词讼，理会公事。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公务急速，不在此限。” 由此可见元代的岁时活动基本上沿用了汉族的传统习俗，但上巳节早已不见踪影。

与唐朝统治者将“三月三”设为“三令节”之一并赐宴赏钱的法律政策相比，元代不再将“上巳节”列为最重要三大节的情况，可见统治阶层对“三月三”重视程度的变化。官方对“三月三”的关注日益降低也反映了“三月三”在统治阶层的衰落和消沉。

3. 民间“三月三”活动的减少

宋以后，不仅官方不再关注“三月三”，民间对“三月三”的兴趣也日益降低。据《中国民俗史》（明清卷）载，明清时期的春季节日除春节外主要有立春、元宵、龙抬头、花朝节、清明节。 其他学者也指出：“至清则端午、中秋、岁首并称三节。其他若社腊，若正月初七人日，社会久已不知。惟上元有灯火。……三月三日，士流偶有修禊者，市民已不晓其义。” 宋至清的传统节日系统发生了一些变化，端午、中秋等节日的地位上升，而“三月三”再也不是汉唐时代那个全民参与的节日，即使民间偶然举行一次修禊活动，时人也无法理解这一习俗的真正寓意。

纵观“三月三”的演变轨迹，从先秦的萌芽到汉的成形，到魏晋至唐的兴盛，最后至宋以后的消沉，其节俗演变主要呈现两个趋势：一是由全民祭祀向两性娱乐方向的转变，主要表现在祭祀活动减退与两性娱乐活动的日益增多。自魏晋始上巳节俗开始了娱乐化的道路。从魏晋人的曲水流觞到唐人的踏青郊游，无不体现了时人浓郁的生活情趣和积极的娱乐精神。但较之中秋节的歌舞娱乐、元宵节的狂欢性娱乐，“三月三”更多地体现了以两性娱乐为主的特色。无论是祓禊沐浴还是踏青郊游，“三月三”始终都是男女两性共同参与的节日。二是“三月三”呈现了由全国性节日向地方性节日演变的趋势。“三月三”自汉代始便是全民参与的全国性节日，唐宋也都将其列入国家法定节日范围之内。但是宋之后，“三月三”日益地方化，节俗亦日趋分化，“三月三”在中华传统节日中的地位开始下降并日渐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