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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于2015年
这是一个略有些闷热的6月清晨，各大新闻社的实习生们在美国最高法院公共信息办公室中焦急地等待着。他们身着职业套装，脚上却穿着运动鞋。一拿到判决书，他们就要飞奔下最高法院前的大理石台阶，把它们交到现场直播记者手中。判决书被装在大纸盒中，由法院工作人员搬出来。一般一个纸盒里有一到两个案子的判决书，重要的案子单独放。最高法院依然坚守着这些看似古怪过时的传统，是因为不想媒体进入法院大肆喧闹。直到今日，摄像机仍被禁止带入法庭。
肃静的法庭中正发生着戏剧性的一幕。大法官席上方的浮雕装饰带上雕刻着包括摩西
和汉谟拉比
在内的一众古代立法者形象，在他们的俯瞰下，联邦法警板着脸要求全场肃静。最高法院依旧遵循着百年传统，每个大法官的座位下都放着一个陶瓷痰盂
。十点整，提示大法官入席的蜂鸣器响起，观众全体起立。随着法警“肃静，肃静，肃静”的叫声，鲁思·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也就是人们熟知的RBG
，走进法庭，在大法官席的红木长桌后就座。人们都在观察她的颈部，当自由派人士看到她今天佩戴的颈饰时，他们大失所望。金斯伯格在惯常的黑色大法官长袍外搭配了琉璃细珠串成的扇形颈饰，而她只有在要发表异议时才佩戴这个颈饰。这意味着金斯伯格代表的自由派在今天将要宣判的议题上输了，保守派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今天是2013年6月25日，八十岁高龄的金斯伯格端坐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上，标志性的颈饰在光线照射下反射着黄蓝色的光。到今年，她已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二十年了。在巨大黑色高椅的映衬下，她看上去越发伛偻瘦弱。事实并非如此：当她两次罹患癌症时，人们就认为她要倒下，他们两次都错了；当她深爱了五十六年的丈夫马丁·金斯伯格去世时，人们猜她会从此一蹶不振，他们又错了。金斯伯格依然每天出现在最高法院，从未缺勤一天。她依然通宵工作，常常凌晨两三点还在给她的助理留语音信息指导工作。
今天要宣判的案子让许多人在前一天一夜无眠。平日里，坐在法官席右起第三位
的金斯伯格偶尔会走神，凝视着法庭中的大理石柱怀疑自己还在做梦。但今天，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面前的笔记上。虽然异议意见书早就写好了，但金斯伯格还有一些话不吐不快。她飞快地写着潦草的笔记，完全无视她左侧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
在宣读的判决书。阿利托读了两份判决书，一份有关土地权争议，另一份有关美国原住民法律中的抚养权问题。那些新闻媒体可不是为了什么土地或抚养权的案子而来，今天的重头戏在最后一个案子：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涉及《选举权法》中重要条款的合宪性。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
亲自撰写了判决书
，并将当庭宣读。
罗伯茨大法官来自美国的中西部，看起来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当他还是律师时，他简洁优雅的表达方式令他在法庭辩论中大放异彩。“选举中确实不应存在种族歧视，”罗伯茨在宣判时说道，“但五十年前那样严重的种族歧视在我国已不复存在。”
二十世纪民权立法的重要进程诞生于暴力之中：在费城和密西西比，民权斗士们被杀害时痛苦的面容还历历在目；在萨尔玛城，亚拉巴马州警打碎年轻的约翰·路易斯头颅的惨剧也还没过去多久。实际上，这次对《选举权法》合宪性的质疑就来自距离萨尔玛城不到六十英里的地方。惨烈的种族歧视历史还未走远，罗伯茨却已在判决书中描绘出了一幅欢欣鼓舞的画面——黑人投票率的增长让奥巴马成了总统；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这些曾经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州中也出现了黑人市长。即便国会在几年前刚刚投票确认了《选举权法》的必要性，罗伯茨依然认为种族歧视已是过去式，保护弱势种族选举权的条款也无继续存在的意义。
金斯伯格安静地等待着她宣读异议意见书的时机。宣读判决书是惯例，但宣读异议意见书却如同拉响警报，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异议大法官对判决书的公开奚落。就在二十四小时之前，金斯伯格刚刚拉了两次警报。她在法官席上宣读了两份异议意见书，一份关于平权行动，一份关于职场歧视。当她严厉指责“多数大法官对于职场中的真实情况毫无了解”时，撰写了判决书的阿利托大法官翻着白眼摇了摇头。他的这种失礼行为在最高法院宣判史上闻所未闻。
今天宣判时，金斯伯格的好友，已经卸任的桑德拉·戴·欧康纳
大法官坐在贵宾专区。她卸任后，总统任命了阿利托大法官接替她在最高法院的席位
。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宣读完判决书后，平静地说道：“金斯伯格大法官提出异议。”
金斯伯格的声音随着年纪渐长而变得沙哑低沉，但那天早上，她宣读异议意见书的声音中却充满了激情。在她身侧，阿利托大法官用拳头支撑着面颊，僵硬地端坐着。金斯伯格强调，《选举权法》的神圣使命，是为了消除历史遗留的对少数族裔选民的压迫，即便这种压迫现在已不易察觉。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们本应恪守本职，尊重国会立法，限制司法权力，但今天他们彻底僭越了宪法为司法部门划定的权力界限。“今日本院判决对《选举权法》效力之削弱彰显了多数大法官们的狂妄自大。”金斯伯格在她的意见书中写道。现在之所以没有选举歧视，就是因为《选举权法》在发挥着作用，她补充道，在此刻废除它，就如同“因为没有淋湿，而在暴风雨中扔掉伞”一样荒唐可笑。
金斯伯格告诉法庭中的每一个人，废除《选举权法》将危害“先辈们曾梦寐以求的梦想，即平等公民权和不受种族限制的平等投票权”。这句话明显参考了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但“平等公民权”对金斯伯格本人同样有着特殊的意义。
四十年前，作为律师的金斯伯格曾站在最高法院中，面对着当时的九位大法官，为平等公民权据理力争。她说，宪法规定女人有权得到平等的公民地位，她们有权和男人一样承担公民责任并享受公民义务。金斯伯格的人生中曾遭受过许多不公，她曾因自己的性别而被律所和法院拒之门外，也曾因怀孕而被解雇。但和马丁·路德·金不懈推动黑人权益运动一样，她也不懈地推动着女性权益运动。在金斯伯格的律师生涯中，她曾六次在最高法院中为女性权益进行辩护，其中五次都大获全胜。那些曾拒绝她的人一定想不到，金斯伯格竟能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金斯伯格一直牢记母亲的建议：愤怒不过是浪费时间。她也记得婆婆对婚姻的建议：偶尔装聋作哑会让生活更轻松。这些建议曾帮她保持了良好的心态，不论是过去性别歧视在社会中毫无遮掩地盛行时、保守观念回归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还是在她终身任职大法官观念多有冲突的最高法院里。但最近，金斯伯格厌倦了装聋作哑。她多年来奋力抗争的进程因为一系列四比五输给保守派的案子受到了严重威胁。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上任时保持中立的承诺似乎已不复存在。
在2012年到2013年审判年度中，金斯伯格宣读了五篇异议意见书，这个数字打破了近半个世纪的纪录。今天她对“谢尔比县案”的异议是2013年的最后一篇，也是最为激烈、愤怒的一篇。大约十点半，金斯伯格宣读的异议意见书中直接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原话：“道德世界的苍穹虽长，但它终将趋向正义。”然后，她用自己的话补充道：“只要我们坚守承诺直到终点。”
虽算不上诗意，但完全是金斯伯格的风格。无论法庭内外，她一直坚守正义，言行一致。
人们不解，温顺谦恭的金斯伯格去哪儿了，这个斗志昂扬的女人从何而来。但事实上，金斯伯格一向如此。
2013年6月25日的那个清晨，金斯伯格公开宣读了她对《选举权法》一案的异议，希望可以引起社会关注。事实如她所愿。民权运动英雄，现任国会议员约翰·刘易斯把本案判决形容为“一把插进《选举权法》心脏中的尖刀”。自由派人士在对这个判决感到愤怒而绝望的同时也十分佩服金斯伯格的仗义执言。“当时愤怒的情绪在网络上蔓延。”阿米娜托·索乌回忆道。索乌和她的朋友弗兰克·希是华盛顿特区里年轻的网络发展策略师。对他们来说，把个人经历变成易于在网络中传播的内容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也想为这件事做点什么。希将西米·诺克斯创作的金斯伯格肖像放在红色的背景上，在肖像顶上加上了纽约先锋涂鸦艺术家让·米切尔·巴斯奎特画的小皇冠，索乌在旁边写上“不鲁思，无真相”，做成了一幅海报。在这幅海报中，金斯伯格眼神冷静睿智，嘴唇紧绷。索乌和希把这幅海报分享到了Instagram
，并制作成贴纸，贴满了华盛顿的大街小巷。
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市，二十六岁的法学生哈莉·杰伊·波普开始为金斯伯格作画。在她创作的漫画故事中，金斯伯格一直耐心地向其他大法官解释这星期的判决都错在哪儿，但在她听到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在“谢尔比县案”中故作姿态地惊叹道“哈哈，种族歧视已经不存在啦”之后，终于勃然大怒。波普还制作了印有“我爱金斯伯格”的T恤来卖，并把全部利润都捐赠给了一个致力于保障公平选举权的机构。
在纽约，二十四岁的纽约大学法学生莎娜·卡兹尼克惊骇于最高法院削弱《选举权法》的举动。她唯一的安慰便是金斯伯格对此同样有着不可遏制的愤怒。她的同学安柯·曼得哈尼亚在脸书上开玩笑地把金斯伯格称为“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莎娜受到启发，开创了同名轻博客来向金斯伯格致敬。对她来说，把金斯伯格大法官和体重三百磅的说唱歌手“声名狼藉先生”华莱士
相提并论既是玩笑又是真诚的致敬。这两个人的对比实在鲜明——她是最高法院中的耄耋白人老太，而他是街头艺术界的早逝黑人男星；她不愿出风头，而他曾为了名望和人气而活。当然，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点，比如说，他们都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长大，再比如，金斯伯格这个柔声细语的娇小犹太祖母和华莱士这个趾高气扬的说唱歌手一样，擅长运用言语给人以心灵的重击。
以上对金斯伯格的致敬和赞许不过是“金斯伯格风潮”的开始。曾经，金斯伯格被轻蔑地描述为严肃古板的学者，不够激进的另类女权主义者，以及无聊落伍的作家。但现在她成了推特上流行的话题标签，她说的每句话都在网上疯传。甚至，新闻媒体在描述她说的话时，已不满足于“金斯伯格说”这种平淡的说法，而是在头版标题中表示金斯伯格“犀利地直指事物本质”。人们开始以“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命名鸡尾酒——至少在两个城市中你可以喝到两种不同的“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鸡尾酒。卡通频道中出现了名叫“拉思·霍弗·金斯波特”的卡通人物（“以收拾别人为人生使命”）。金斯伯格的肖像被制作成拼贴画，绘成了美甲图案，至少被三个人文在了自己的手臂上，还被加上幽默的双关语印制在各种情人节礼物和节日贺卡上。
成百上千的人们参照金斯伯格的形象来为自己和孩子们制作万圣节服装。到了2015年春季，只要有女人想要开个聪明的玩笑来表达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们都一定会借用金斯伯格的大名——喜剧演员艾米·舒默，《丑闻》一剧中的莉娜·杜汉姆，以及《傲骨贤妻》剧组都这么做了。滑稽演员凯特·麦金农时常在《星期六夜现场》中扮演金斯伯格，她会精神抖擞地大声说：“你刚刚被金斯伯格击倒了！”然后配上一段动感嘻哈乐。“我想说，鲁思·巴德·金斯伯格是世界上最爱‘惹是生非’的女人之一，”索乌宣称，“她这样严肃务实的人原本很难得到大众的关注和赞赏，但互联网使其成为可能。”
用法律语言来说，金斯伯格的“走红”没有先例。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被公众厌恶或钦佩的大法官，但从未有任何一位得到过像金斯伯格这种程度的大众关注。在金斯伯格三十多年的法官生涯中，她一直保持着温和克制的形象。了解金斯伯格的人对她的“走红”感到好笑又困惑。“金斯伯格根本不在乎能否成为大众偶像。”大卫·施泽说，他曾是金斯伯格的法官助理，现在是她的朋友。金斯伯格的儿子詹姆士则评价道：“她可不是个赶时髦的人。”女权主义作家瑞贝卡·特雷斯特指出，长久以来，在我们的文化中，年长的女性要么是慈眉善目的老奶奶，要么是恶毒的瘪嘴老巫婆，但金斯伯格犀利睿智的公众形象改变了“美国社会对于掌握权力的年长女性的想象”。金斯伯格的老朋友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惊奇地发现大学校园到处都贴着金斯伯格的画像，她很高兴金斯伯格推翻了她长久以来的观点：“女性会因为年纪增长而失去权力，男性则恰恰相反。”
历史上，让女性失去权力的一种方式是迫使她们让位给他人。在金斯伯格成为流行文化符号之前不久，一些自由派法律教授和时事评论员就在劝她辞职，他们认为，金斯伯格可以为自由派做的最大贡献就是赶紧退休，这样奥巴马总统就可以提名一位更年轻的自由派大法官来代替她。金斯伯格根本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她继续全身心投入自己热爱的事业，公然拒绝让位，这在一些自由派人士看来则又是一个危险的反叛举动。
在最高法院中，大法官论资排辈。开会时，大法官们按资历长幼顺序发言；撰写判决书时，资历最长的大法官指定执笔人选。2010年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
退休后，金斯伯格成了最高法院中资历最长的自由派，她全身心地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金斯伯格选择继续在最高法院工作不仅因为她热爱工作，而且还因为她认为最高法院正向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为了指出这些错误，金斯伯格打破了自己多年一贯的缄默自制，站到了公众的聚光灯下。“我感觉到她开始逐渐愿意成为公众人物。”金斯伯格在美国民权同盟的前同事伯特·纽伯恩评论道。“这也许是因为我不再像刚成为大法官时那样畏首畏尾了，”金斯伯格在2014年接受《新共和》杂志采访时说，“但更重要的是，最高法院中大法官的组成发生了变化。”虽然说得很客气，但金斯伯格真正的意思是，这些年来最高法院向着保守右翼倾斜了许多。
但金斯伯格从不畏惧挑战。虽已在耄耋之年，但金斯伯格绝非一些人认为的命悬一线的虚弱老太。直到快八十岁，她才终于放弃了滑水这个兴趣爱好。
鲁思·巴德·金斯伯格是什么样的人？她轻言慢语，但该说的绝不马虎。“对她来说，审慎是做人原则，更是真实性情，”金斯伯格的评论家朋友里昂·维斯提尔说，“与她交谈是种享受，因为她说的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金斯伯格对于工作全身心投入，尤其是在任职最高法院大法官后。接替金斯伯格成为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主管一职的凯瑟琳·帕拉提斯在几年前曾说：“鲁思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她唯一的奇闻趣事就是没有奇闻趣事。”（虽然现在来看，金斯伯格可不能算作没有奇闻趣事。）金斯伯格经历了各种人生悲剧；她被认为性格过于冷峻，但那是因为很多人不懂欣赏她的冷幽默；她对于下属要求严苛，但也回报以忠诚和慷慨；她与丈夫之间热烈的爱情持续了将近六十年。
金斯伯格是个公然反抗性别刻板印象的女人，而这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当她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华盛顿邮报》采访了她在美国民权同盟的两位同事，帕拉提斯和前法务总监梅尔·沃尔夫。两位受访者都发现想要准确描述金斯伯格很困难。“她在每个方面都很传统，包括社交上和政治上，大概唯一的例外就是她的智力。”沃尔夫语气中带有略微不屑。帕拉提斯插嘴说：“好吧，梅尔，但你必须承认，在她那个年代，女人有家庭，有工作，还上了法学院可一点也不传统。”沃尔夫，一个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派男人，耸了耸肩，坚持说：“反正在我看来，她没能力发动民权战争。”
“但是，”帕拉提斯说，“她是乱世英雄。”
换句话说，金斯伯格达到的成就本身就已是让世人叹服的激进之举——作为女性，她在举步维艰的时代环境中，达成了载入史册的成就。刚从法学院毕业时，金斯伯格希望去律所工作，或者留在法学院任教。但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她毫无立足之地，她只能在不公中努力找寻出路。她的厉害之处很容易被忽略，或许是因为她不像男性民权运动发动者那样引人注目，又或许是因为在她和其他女权主义运动者的努力下，世界发生的巨变让人们已逐渐忘了作为女性生活在当时的社会中有多么艰难。
通过阅读本书来近距离观察金斯伯格的生活和工作，你就会发现她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打破玻璃天花板，让自己进入男性主导的职场。作为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的创立者，金斯伯格常常被称作女权运动的瑟古德·马歇尔
。她为女权运动的变革目标制订了循序渐进的详尽计划。在她构想的世界中，男人与女人并肩合作，为着以男女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性自由和生育自由奋斗，这也是她个人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但她的很多理想，包括对男性的解放和对孩子看护者价值的认可，都还未实现。金斯伯格的老友辛西娅·福克斯说：“如果金斯伯格不是总那么轻言细语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温和优雅地过着传统的生活，人们一定会认为她是个极端激进分子。”
金斯伯格不愿出风头，她宁可人们认为她温和传统。“她把自己看作是宏大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纽伯恩说，“她只关注法律的结果，而非改变了法律的律师。”
小布什总统上任后任命了两位保守派大法官，这使得最高法院的政治天平向着保守右翼略微倾斜——促进种族平等权、生育权、医疗卫生权、劳工保护权的进程被打断，而有权势的各大公司则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和政治影响力。而且，这种略微向右翼倾斜的勉强平衡也随时可能被打破，下一任总统有可能会任命多达三位大法官，谁也无法预测他们的上任会对最高法院的政治天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金斯伯格坚持不退休，她在不断提醒其他大法官和全体国民，美国宪法中“人人平等”的诺言还未实现。她喜欢引用宪法开头的句子：“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但她也总会指出，这句话尽管言辞优美，但它所说的“我们”其实排除了很多人。“比如说，我就不被包括在宪法最初定义的‘我们’中，因为‘我们’不包括女性。”金斯伯格说。“我们”也不包括奴隶和美国原住民。在宪法建立后的几个世纪中，被排除在外的人们努力斗争，希望宪法认可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和地位。金斯伯格将此作为她毕生的事业。
这种执着大概也是她一直坚持健身，努力保持良好身体状况的原因。2014年11月末，金斯伯格在私人教练指导下健身时突然感到头晕。之后她做手术在右冠状动脉中植入了支架。但手术没有让她停止工作。同年12月10日，在有关1964年《联邦侵权索赔法》的两小时庭审后，金斯伯格邀请的莎娜、弗兰克·希、阿米娜托·索乌和安柯·曼得哈尼亚来到了最高法院。“我很高兴与‘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的创造者们会面。”金斯伯格说道。
正午左右，莎娜一行走进了金斯伯格的办公室。金斯伯格站着迎接他们，身后两侧站着她的法官助理。她手腕上因为心脏支架手术留下的瘀青还依稀可见。他们问金斯伯格，她想对那些敬爱她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金斯伯格想了一会儿，说：“你就告诉他们，我下星期就重新开始做俯卧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