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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苏州念书的时候，有人来向母亲说媒，女方姓薛。薛家在无锡是纺织业的龙头老大，薛家小姐在振海女中念书，我家正好在学校后面，刚好与女生宿舍隔邻，中间隔了一个小弄堂，所以她们看我家非常清楚。我并不认识这位薛家小姐，而且在我的生活习惯中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别人向我母亲说媒后，我们就在别人安排的一个偶然机会下见了一面，以后也没有来往。后来念大学时，她转学到东吴大学来，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来往。因为我读书很专心，而且我对体育也很投入，同时我自己又练功夫，所以对于交女朋友一事，可以说是从未想过。一方面我觉得很浪费时间，另一方面是我开窍开得晚。我们平常相处都是几个固定的男生，这些朋友不是北方人就是广东人。我很少与江浙人相处，所以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与脾气，比较接近北方人与广东人，换句话说我的个性是开朗直爽的。
在大学以前我从未交过女朋友，也只有一次与女性朋友出游的记录。有一年，某一个亲戚的同学从南京到苏州来，她是金陵女大的女学生，姓冯。我为尽地主之谊，就带她去狮子林、拙政园等名胜古迹去游玩。在求学时代我与异性的来往，也仅此而已。
我在国内求学时，女性同学固然不少，但是大家相处在一起，都是以同学之礼相待，从来没有性别的区别。到德国留学时，欧洲风气仍然很保守，特别是德国。
在德国时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儿，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中认识的，两人非常投缘，后来我经常受到伯爵夫人邀请，到她家去参加茶聚。德国那时流行英国式的茶聚，由主人发请帖，时间大多是在星期三或是星期四的下午，主人会准备茶点招待客人，接到请帖的人则自己决定是否参加。我参加过几次伯爵夫人的茶聚。
伯爵夫人的女公子身高六尺三寸，我与她交往半年多，她常邀请我到她家作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手都没有拉过。我常常讲一个笑话：“我跟她见面，她总是躺着的。”其实是因为她太高了，如果她站着跟我说话，我就要昂首看她了，所以她通常躺在斜椅上，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跟她聊天，对我的德语训练帮助很大。
半年多以后，我到德国南部接受入伍训练，开始过军队生活。那时有一位李澳帕德·史特考夫斯基（著名的音乐指挥家）的离异妻子和女儿两人到德国南部避冬。她们住在一个家庭式的旅馆，史特考夫斯基夫人时常邀请我们到她们住处去，我也因此认识她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桑雅（Soya）。她们两个人都对我非常好，我们经常三人一起出游。
我与异性朋友都不曾有过肌肤之亲，不像现在的人把感情看得如此轻率。从前的社会风气很保守，我也在这种保守风气中度过我的双十年华。大部分时间，我的消遣就是爬山、滑雪。后来我还参加了两次没有火药的战争（即德国占领奥国与捷克苏台登区）。我也没有时间交任何异性朋友。
第二次大战爆发后，我奉命离德返国，路经比利时的时候，有人要帮忙做媒，对方是蒋百里将军的三小姐蒋英。当时我考虑到回国后要做一个基层干部，凶多吉少，所以我就拒绝了。没想到她是一个共产党，幸好我当时没有答应别人替我说媒，否则蒋家因此出了一个共产党，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我当时一心一意要做一个职业军人，急着赶回国内参加抗战，便逃掉了男女关系的一劫。
在美国时，因为任务移动得很快而且频繁，所以也没有机会与时间去交女朋友。曾经有一次，有人想说媒，我也没有答应。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回国后要当排长，在枪林弹雨中，生命没有任何保障，所以我就处处避免有感情上的负担，连进一步的接触都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