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美国的数字治理实践路径可追溯至1999年，美国时任副总统戈尔首次提出“IT2”计划——《21世纪的信息技术：对美国未来的一项大胆投资》（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 Bold Investment in America's Future ）。“IT2”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技术基础性研究、科学与工程先进计算，以及社会经济和人才培养，其中，在社会经济和人才培养方面，该计划着重提到要研究如何让信息技术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应用），以及如何避免滥用信息技术（如数据安全保密技术）、知识、价值及社会系统对信息传播产生影响等内容。由此可知，美国其实在20年前就已前瞻性地预见到了信息技术对社会、组织及个人产生的影响与价值，并极富远见地对未来的风险与陷阱进行了预警。戈尔不仅首倡了美国未来的信息技术战略，同时也是“数字地球”的提出者，数字治理领域的“数字国家”“数字政府”均来自“数字地球”。在“IT2”计划发布的20年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奥巴马政府的基础上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2019年更新版》（ The National AI R&D Strategic Plan：2019 Update ），特别提出开发能够补充和增强人类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并日益关注未来的工作；处理人工智能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建立健康的、可信任的人工智能系统；支持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和相关工具的开发等战略方向。因此，如果说20年前的“IT2”计划是美国政府面向互联网时代的战略准备，那么《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2019年更新版》则是美国政府面向智能时代的治理纲领。
除了从顶层设计入手捕捉、规范和矫正数字治理的目标与方向，美国各州、各城市也在不断利用司法手段保护和维系被数字技术不断突破与撕裂的社会共识和公共价值，不断面向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城市数字治理的创新尝试，并在更大范围内邀请私营企业、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城市数字治理的生态建设。
在信息时代曙光初露的时候，个人信息保护就作为一项短时期无法判断价值，但长期来看却“至关重要”的工作出现在美国政府部门的治理视野当中。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就在积极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的制定，如1966年通过的《信息自由法》、1970年通过的《公平信用报告法》、1974年通过的《隐私权法》、1988年通过的《录像带隐私保护法案》和1998年通过的《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法》。这些法规的影响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扩散到美国数字经济竞争与国家治理选择中。一方面，在白热化的全球互联网竞争当中，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执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美国企业对创新商业模式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立法的滞后使数字平台在创新裂变过程中出现了法律盲点，有些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的解决，比如剑桥分析公司在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通过脸书获取用户数据。
由于美国政府与各州及各城市政府并不是隶属关系，虽然美国政府在立法方面保持谨慎态度，但各州及各城市政府面对数字治理的新动向已跃跃欲试。2019年，旧金山政府通过了对《停止秘密监视条例》（ Stop Secret Surveillance Ordinance ）的部分修订，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政府机构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城市。2019年6月27日，萨默维尔市议会以11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人脸监控全面禁止条例》（ Face Surveillance Full Ban Ordinance ），萨默维尔市成为美国第二个禁止市政机构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城市。2019年7月16日，奥克兰市通过了禁止市政机构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法令，成为美国第三个禁止市政机构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城市。旧金山政府在修订后的《停止秘密监视条例》中强调：“人脸识别技术侵害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了其声称的好处；这项技术将加剧种族不公正，并且威胁到我们的生活不受政府持续监视的权利。”美国城市在数字治理过程中的表现，究其原因，一是公民社会的成熟使市民意见在城市运行过程中享有极高的地位，而当数字技术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这种意见更为鲜明；二是城市治理涉及的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城市公共服务无法绕过的问题，进而产生“形式公正”高于“事实安全”的城市治理幻象。
对于商业网络平台而言，个人信息是一种盈利模式；对于城市公共部门而言，个人信息是一种治理资源；对于公众和企业而言，个人信息是一种权利；而对于不法分子而言，个人信息则是一种武器。由于数据流动的范围、速度逐步扩展、提升，数据采集和应用的手段与方式也在不断优化，对于个人信息的定义也处于动态变化中，这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事实上，2017年，纽约市议会就一致通过了一项算法问责法案以解决算法歧视问题，这是美国首次对算法制定措施。纽约市围绕这项法案成立了一个专门工作组，研究市政机构如何使用算法做出影响纽约人生活的决策，以及这些算法是否对人有年龄、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或国籍方面的歧视。专门工作组的报告也探讨了如何使这些决策的制定过程变得易于被公众理解。在数据与算法驱动城市发展的当下，如何围绕城市数字治理构建一个更为开放、透明的协作机制，或许是所有城市都需要考虑的焦点问题。
LinkNYC是纽约市于2014年启动的免费高速无线网络计划，该计划将街边的旧电话亭改造成能够将整座城市与免费高速无线网络服务连接起来的通信枢纽，为市民提供免费无线网络、手机充电和应急电话等服务（见图1-1）。2016年，LinkNYC布局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和速度最快的城市无线网络。从城市治理层面看，LinkNYC曾引发了两件值得关注的事件：一是由于太多无家可归者利用LinkNYC的电话亭中的平板电脑浏览网站，有的甚至浏览色情、凶杀等非法网站，LinkNYC最终于2016年下半年关闭了互联网访问权限；二是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
后，LinkNYC在2020年6月2日开始显示因警察暴行丧生的人的名字，其中包括乔治·弗洛伊德、布雷娜·泰勒等近30人的名字。由此可见，LinkNYC不再只是一种数字基础设施，它开始在公共领域扮演一种唤醒城市精神与社会良知的数字媒介。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实现城市数字公平的同时，也可能因为“使用行为”的不可控而走向相反的方向。
图1-1 改造后的LinkNYC电话亭
纽约市城市服务统一热线NYC311创立于2003年，在纽约的城市治理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初衷是在大城市打造小城镇的人情味。与中国的12345热线不同的是，NYC311将热线服务与在线服务结合得异常紧密。NYC311为纽约市民提供反映街灯故障、涂鸦或超时施工等问题的途径，帮助他们参与改善切身生活的过程。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NYC311的在线平台收到了十万余条有关新冠病毒的查询信息。NYC311官网首页（见图1-2）不仅提供涉及市民生活、出行、工作、健康等的信息咨询服务，还通过对在线搜索量、电话咨询量进行分析，筛选出热门问题和咨询内容提供给用户。
图1-2 NYC311官网首页
2012年2月29日，纽约市正式通过《开放数据法案》，美国历史上首次将政府数据大规模开放并纳入立法；2013年，纽约市提出数据驱动的城市服务目标。纽约市建立了城市级数据开放平台，该平台可提供数以千计的可公开下载的数据类型。为鼓励市民查看和使用政府数据，纽约市政府还专门在政府官网设立了“OPEN FOIL NY”的申请入口，市民和企业可针对自身生活和发展的数据需求，通过该入口向50多个纽约市的城市政府部门与公共服务机构提出数据开放请求。纽约市的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不仅为普通公民带来了数字福利，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应用开发的网站和创新团队，大量高科技人才和企业对政府公开的数据进行利用和研发，创新前沿科技应用，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充分展现了海量政府公共数据的服务能力。目前，纽约通过政府公共数据设计和开发的城市服务App已达21款，涉及交通、犯罪、健康、应急等领域。
纽约市是全球率先推进算法赋能城市社会治理的城市，其实施路径、经验及遭遇的问题正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全球城市发展的实验与样板。在公共校车的路线规划、房屋质量检测、再犯罪风险预估、儿童福利制度、预测性警务等诸多领域，政府部门逐渐采用并依赖算法的自动化决策。算法成为公共资源分配与社会治理的主角，切实影响着近900万名纽约市民的日常生活。
2017年12月11日，纽约市议会通过一部关于政府机构使用自动化决策系统的当地法，监管的矛头直指法院、警方等政府机构使用的自动化决策系统。有研究表明，算法在这些活动中的使用存在严重的歧视问题，尤其是对黑色人种的歧视。因此，对政府机构使用的算法进行监管和规制的呼声日渐增多。该立法明确要求纽约市成立一个自动化决策工作组，以实现一系列规制目的，其中包括明确界定需要受到规制的政府机构自动化决策系统、制定判断是否存在算法歧视的程序等。2018年1月17日，纽约市的“1696提案”——《自动化决策特别工作组法》（ Auto Decision System Task Force Law ）正式出台。随后，纽约市市长组建算法特别工作组，展开了算法监管行动，监管目标为政府使用的各种算法。2019年11月，纽约市政府发布了《纽约市自动决策系统特别工作组报告》，该报告回避了对“算法歧视”的相关回应与评价，提出了“要求政府制定公开披露部分信息的协议”“呼吁开展更多以基于算法的系统为内容的公众教育”等建议。
截至2020年1月，算法特别工作组尚无法获取纽约市政府使用的算法自动化决策系统的基本信息。由于缺乏获得基本信息的途径，对于没有法律授权的算法特别工作组而言，获取采购花费、共享数据量等相关信息只能依靠机构和开发商的自愿披露，其监督职能难以实现。
除纽约市外，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也通过数字技术提高了城市治理的体验与效率。冬天，波士顿的街道经常被厚厚的积雪覆盖。2013年1月，波士顿新城区办公室发布了一款名为“领养消防栓”的应用，该应用在地图上标注了全市13000个消防栓的位置，市民可以申请“领养”一个或多个消防栓，并承诺在大雪天将自己“领养”的消防栓从积雪中挖出来。完成“领养”手续后，市民会在消防栓被积雪覆盖时收到通知。当消防栓附近社区发生火灾时，城市消防部门可以减少寻找消防栓的时间，就近取水，及时扑灭大火。芝加哥则推出了“领养人行道”的应用，市民可以在大雪天为自己“领养”的人行道清除积雪，以提升城市交通的通行效率，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以游戏化的“领养”场景入手，波士顿与芝加哥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以“开放数据+移动平台”为途径，推动市民主动介入城市治理的具体事务。
在敏感而棘手的城市社会事件中，数字技术将扮演怎样的角色？美国不仅允许公民合法持枪，还允许警察在遇到危险时自主判断是否要开枪，这也是警察执法过当或故意杀人引发城市骚乱的重要原因。如何规避历史惨案发生并进一步推动警察执法透明化是城市治理对策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科技媒体Ars Technica报道，Yardarm是加利福尼亚州一家研发武器技术的创业公司，该公司研发了一套面向军队、警察、安保及私营军事公司的智能枪支“云”管理系统。Yardarm的研发团队在手枪的握把内部、弹匣后方的空间里加入了一块包含电池、GPS、击发传感器等多种元件的芯片，该芯片通过蓝牙与持枪者的智能手机连接在一起，从而使手机成为数据上传的中继器。手枪的实时信息会出现在Yardarm开发的Real-Time Crime Centers（RTCC）云管理系统中。通过RTCC，监控者可以查看手枪的位置、手枪内是否有弹匣、手枪是否和警员分开，以及大致的射击方向，如图1-3所示。也就是说，通过“枪联网”与“枪支云”，Yardarm研发的“云”管理系统取代了执法记录仪等传统系统和设备，更为精准、透明、实时地记录执法现场的每个细节。当警察的执法过程出现争议时，人们可以从云端调取实时数据以回放现场，为社会争议提供证据素材。
图1-3 Yardarm智能枪示意图
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不仅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辅助工具与干预手段的角色，同时也在一些极具争议的领域充当着创新驱动的引领者，通过全新的解决思路介入城市治理的具体场景，并围绕市民需求与城市利益，构建轻盈而高效的城市治理新模式，“领养消防栓”“枪联网”等都是极佳的案例。
“清除我的记录”（Clear My Record）是一个人工智能自动程序，主要用于清除曾经非法但现已合法化的个人犯罪记录。2016年，美国公民技术非营利组织Code for America推出了这个项目，为寻求记录清除的个人提供服务。此前，由于旧程序的复杂、昂贵和耗时，在数千万名美国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资格清除他们的犯罪记录。2016—2018年，想要在旧金山清除犯罪记录的人，无须亲自前往公设辩护律师的办公室，只需要在手机上花8分钟填写一份在线表格，就可以开始犯罪记录的清除过程。“清除我的记录”自推出以来，已使成千上万的人员受益，为他们重新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打开了大门，这些活动都是此前有刑事记录的人难以接触到的，如找工作或获得助学金。
2018年，Code for America认为，尽管有这项服务，但消除大规模记录的负担仍落在了个人身上，而不是政府身上。即使个人提交了申请，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力及时处理这些申请。为了实现大规模的记录清除，Code for America在2018年5月开发了Clear My Record（自动清除我的记录）。Code for America与加利福尼亚州几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合作，后者批准Code for America访问有犯罪记录的个人数据。因此，Code for America能够区分适用自动规则的条件和需要进行个人审查的合规性因素，生成一份符合清除犯罪记录资格的个人名单。Clear My Record基于数据、算法与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当了一种新型角色——从社会问题的纠正与规范工具转变为社会裂痕的弥合和抚慰工具。
数字平台正在成为城市运行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影响着城市的政治秩序（如来自社交平台的竞选广告），显示着城市经济与商业消费的偏好和质量（如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的信息），还影响着城市安全、人们的劳动权利与社区风俗。例如，优步司机除了获得乘客的打车费用，还要求优步平台支付自身贡献数据的费用；爱彼迎在社区大量上线个人房屋，外来租户对社区的管理秩序与安全产生了影响，社区居民开始要求将爱彼迎赶出社区。在这里，数字平台扮演了一个打破既有城市运行秩序与治理秩序的“侵入者”。但是，更复杂与多元的局面正在出现。
Citizen、Nextdoor与Ring是以城市社区为核心的数字平台，分别如图1-4、图1-5、图1-6所示。其中，Citizen是一个连接市民与志愿者的城市移动安全App，实现了市民发布报警信息、志愿者确认信息、警察接警执法的全流程操作。为了用户的安全，该应用还特别设置了保护措施，如不显示用户报警的准确地址，只显示离报警地址最近的十字路口。Citizen看上去是一个近乎完美亦符合个人隐私保护价值的应用，但其同样衍生出了其他问题。在Citizen中，只有某社区出现了新的报警信息，原有报警信息才会消除。由于数据的叠加与积累，一个新社区居民或投资者在了解社区信息时，会看到满屏的红色报警信息，他们的第一反应或许就是迅速逃离该危险社区，这将导致部分社区被“数字抛弃”。在为市民带来安全感的同时，Citizen也带来了数据衍生的潜在风险。Nextdoor是于2010年开发的美国最大的邻里社交App，用户需要提供准确的家庭住址才可以注册。Nextdoor通过用户的地址划定社区范围，并为社区用户提供邻里问答、二手市场、本地服务搜索等服务。在为用户提供便利的同时，Nextdoor也承担了两种功能，一是充当了社区志愿者的平台，及时发现和公布社区的可疑人物与事件；二是进一步推动邻里相互监督与信息共享。Nextdoor是私营数字平台，可以直接获取用户的家庭地址，其接受监管的强度很高，与当地警务部门的合作越来越密切。Ring是一家创立于2012年的智能门铃公司，互联网科技巨头亚马逊于2018年斥资10亿美元对其进行了收购，Ring的代表产品是配备摄像头的智能门铃。智能门铃检测到有人在门口，就会通过应用程序在用户的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上做出响应，让用户无论身处何处都可以听到音频、看到视频，并与站在门前的人进行交谈。Ring在一份声明中表示，Ring致力于通过为社区提供有效、价格合理的家庭安全工具来减少社区犯罪，对家园、社区乃至世界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图1-4 Citizen界面
图1-5 Nextdoor的主要功能
图1-6 Ring的代表产品——配备摄像头的智能门铃
从Citizen、Nextdoor到Ring，数字技术对社区治理、城市治理产生的影响已不是“凌空蹈虚”。从城市、社区，甚至到家庭，数字平台对城市治理的驱动已不止于宏观调节或辅助决策，而是直接作用到每座城市或社区的个体。此外，Ring的出现也表明，打破时空、软硬结合、远程协同的方式正成为未来城市治理需要关注的主流模式。
科技公司与数字平台的爆发力与创新力将是数字时代城市治理的重要变量。从美国城市的数字治理实践可以看出，科技企业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依然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无论从成本效率、驱动要素，还是从创新机制来考虑，城市公共部门与科技企业在解决城市问题方面的合作与协同，已成为城市治理的常态。
为了打破欧盟境内的数字市场壁垒，欧盟委员会于2015年5月6日公布了《数字单一市场战略》（
Digital Single Market
），详细规划了数字单一市场的“三大支柱”
。第一大支柱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更好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包括出台相关措施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保障消费者权益；提供速度更快、价格更实惠的包裹递送服务；打破地域界限，改变同种商品不同成员国不同价的现状；改革版权保护法；推动提供跨境电视服务。第二大支柱是创造有利于数字网络和服务繁荣发展的环境，包括全面改革欧盟在电信领域的规章制度；重新审查视听媒体组织框架以适应时代需求；全方位分析评估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应用商店等在线平台的作用；加强数字化服务领域的安全管理。第三大支柱是最大化激发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包括提出《欧洲数据自由流动计划》，推动在欧盟范围内的数据资源自由流动；在电子医疗、交通规划等对数字单一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推动建立统一标准和互通功能；建成一个包容的数字化社会，使民众能抓住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就业机会。《数字单一市场战略》对数字时代的个人与企业服务、数字空间的环境营造与监管，以及数字经济增长等进行了全面设计与规划，为抵御全球化数字治理环境演化的侵蚀，保护和提振欧盟经济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数字增长动力。
2018年5月25日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以下简称《条例》）被称为欧盟“史上最严”的条例，其前身是欧盟在1995年制定的《计算机数据保护法》。在《条例》生效当日，谷歌、脸书就分别收到了欧盟39亿欧元、37亿欧元罚款的诉讼。《条例》生效后，《芝加哥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多家美国媒体的网站在欧洲的服务器陆续关停。微信海外版、新浪微博国际版等多家互联网企业针对欧洲地区用户更新隐私政策，请求重新授权。《条例》可能是互联网发展史上面向个人隐私数据的一项分水岭式的条例，不仅是数字空间层面面向个人和企业的数据规制，其对城市、国家、产业的影响也不可估量。《条例》将个人数据指向的自然人设定为数据主体，并明确数据主体享有许可权、访问权、纠正权、限制处理权、反对权、可携带权、被遗忘权和告知权八大权利。《条例》发布后，在全球的政经界、学界、产业界引起广泛讨论，主要观点分为两方：一方认为，过于严苛的《条例》将重塑数字经济的发展秩序与商业模式，对部分全球化发展迅速的平台企业将是一次制约和打击；另一方认为，在泛滥于网络空间的灰产、黑产肆虐的形势下，通过严格的个人隐私数据保护限制一些灰色商业模式对个人权利的侵蚀，有利于全球数字化转型的长期健康发展。
2016年4月14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商讨四年之久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共204页，包括91项条文，于2018年5月25日正式生效。《条例》的通过意味着欧盟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及监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条例》规定违法企业最高可面临2000万欧元或其全球营业额4%的罚款，以高者为准。网站经营者必须事先向用户说明会自动记录用户的搜索和购物信息，并获得用户的同意，否则欧盟将按“未告知记录用户行为”对网站经营者进行违法处理。企业不能使用模糊、难以理解的语言或冗长的隐私政策从用户处获取数据使用许可。另外，《条例》明文规定了用户的“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即用户个人可以要求责任方删除关于自己的数据记录。
《条例》明确规定了受保护的隐私数据类型，包括：基本的身份信息，如姓名、地址和身份证号等；网络数据，如位置、IP地址、Cookie数据和RFID标签等；医疗保健和遗传数据；生物识别数据，如指纹、虹膜等；种族或民族数据；政治观点；性取向。
《条例》的实施使欧盟境内的企业受到空前影响，其中包括在欧盟境内拥有业务或在欧盟境内没有业务，但是存储或处理过欧盟公民个人信息的企业；员工超过250名或员工少于250名，但是其数据处理方式影响数据主体的权利和隐私的企业；拥有某些敏感类型的个人数据的企业；等等。苹果、谷歌、脸书等全球互联网巨头在《条例》实施后，先后因为反垄断、数据隐私及广告纠纷等问题而面临巨额罚款。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盟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报告（2020）》（ DESI 2020 ）显示，2019年，在欧盟成员国中，有67%的国家需要向政府提交表格的欧盟公民在线上完成表格提交；相比2018年的64%有所增长。而2013年以来，数字政务用户数量从41%增加到67%，上升了26个百分点。过去3年，市民在网上获得公共服务的得分上升了4.2分，达到88.5分，网上公共服务范围扩大。此外，可用性提高了3分，达到91.4分。欧盟国家公共部门的服务在移动友好性上正变得更好，允许用户随时随地查找信息并获得服务。2017年以来，其手机友好度显著进步，提高了15.5分。该报告将证照和材料的电子化视为公民接受在线服务的“关键促成因素”，在电子证照使用方面，2019年欧盟的电子身份认证指数为61（总数为100），电子文件指数为71，真实的资料来源指数为59.4，电子邮件指数为72.6。因此，证照的电子化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在数字邮政的普及方面。自2017年以来，关键促成因素的使用指数累计增长了10.4。在此期间，电子身份认证指数增加了8.5，电子文件指数增加了7.9，真实资料来源指数增加了5.9。自2017年以来，电子邮件指数的增幅最大（19.3）。
伦敦市政府于2018年6月提出《共创智慧伦敦路线图》，设计了五大发展使命：一是开发更多用户导向型的服务，以数字包容、公民创新、公民平台等促进用户成为智慧伦敦建设的主体；二是针对城市数据使用达成新的协议，通过设立伦敦数据分析办公室推动数据开放共享，加强数据权利保护与问责制，以提高公共数据使用的公众信任；三是打造世界一流的连接性和更智能的街道，启动伦敦互联计划，确保光纤到位、无线网络覆盖及5G集成开发；四是增强公众的数字技能和领导力，从早期教育开始就对人们的数据分析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进行培养，建立数字化人才管道；五是促进全市范围内的合作，在伦敦技术与创新办公室的领导下推进跨领域、跨部门、跨城市的合作。为推进《共创智慧伦敦路线图》的顺利发展，伦敦市政厅还通过一个名为“Trello”的协作平台，如图1-7所示，以信息报告卡的方式，实时通报和展示《共创智慧伦敦路线图》涉及的各项任务、工程的进展情况，对每个时间节点、任务细节、工作内容、未完成的原因等进行全面展示。这不仅可以通过开放透明形成对执行部门的督促与监管，同时也便于公众进行查阅和参与。由此可见，智慧伦敦的建设与发展始终将市民参与的“共创”作为非常重要的因素。
不仅如此，在智慧城市的组织建设方面，2019年，大伦敦政府（行政上包含伦敦金融城与32个伦敦自治市）与伦敦市议会成立了作为33个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平台与工具的伦敦技术与创新办公室（LOTI），LOTI最初的扶持项目包括4类：一是数字学徒，即以数字学徒模式提升伦敦的数字技能基础，确保所有伦敦市民都能从技术就业的增长中受益；二是修复管道，即通过LocalGov数字平台，为所有项目提供单一的在线资源，打造开放的协作共享平台；三是信息共享框架，即建立自治市之间安全的数据共享框架，允许创新项目使用数据应对社会和公共服务挑战；四是开发伦敦数据存储资源，以提高公民、公共机构和私营部门的信任度、透明度，并加强协作。此外，伦敦市还把Talk London平台打造成伦敦市民参与智慧伦敦建设的重要界面。Talk London是一个在线社区，口号为“Your city，Your say”，目前已经吸引了57739位伦敦市民的加入，市民主要讨论住房、环境、交通、安全、工作等话题。智慧伦敦团队通过收集公众意见帮助和指导未来伦敦城市发展的规划与决策。
图1-7 《共创智慧伦敦路线图》信息报告卡
LOTI认为，到2040年，伦敦的人口将增加200万。为满足公民的需求和期望，伦敦的公共服务必须为未来的技术发展做好准备。但要做到这一点，LOTI认为必须考虑“一座城市到底需要什么”。对智慧伦敦建设而言，LOTI的实际意义在于通过政府间的横向协作，以共享数据与开放能力的方式，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统一、资源集约与创新自主，打造可复制、可复用的未来城市服务与产品。
LOTI最初设立在伦敦市议会，并利用大伦敦政府和伦敦市议会的拨款资金，以及注册为“核心成员”的自治市镇为期三年的会员费进行运作。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在伦敦市议会内建立一个小型的专门团队，以及能力建设和特殊项目。
除了在战略层面、组织层面进行城市治理模式优化，伦敦市还积极采用数字技术对城市空间与居住环境进行改造。伦敦生活实验室（London Living Lab）是智慧伦敦的建设实验之一。该项目通过传感器网络部署，选取了海德公园、布里克斯顿和恩菲尔德3个地点作为实验地点，将数据科学与设计科学相结合，通过对土壤、空气、水质、噪声和光污染及公众参与的监测获取分析数据，科学评估区域内的发展情况，以了解官员、公共服务部门、市民、游客等多个利益主体参与的各种应用场景，为改善区域的生活环境提供建议。
“开源”首先会让人联想到网络极客、GitHub、维基百科等关键词，是通过集聚全球互联网工程师的智慧与贡献，实现互联网研发创新的一种协作模式。通过巴塞罗那与爱沙尼亚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开源”正在成为一种数字治理时代的创新风尚：互联网工程师们将涉及自身城市治理的平台、系统源代码积极发布到GitHub中，供全球城市数字治理工作者共享。
时任巴塞罗那首席技术官Francesca Bria在2018年提出，“数据是巴塞罗那智慧城市的核心。”她鼓励市民分享他们的信息，认为这与部署医疗、教育和交通等方面的技术同等重要，它们都有利于实现智慧城市计划。她同时还提出，智慧城市不只是一个关乎建筑结构与新技术的问题，政府必须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经济体系，让每个市民都享受到智慧城市的成果。巴塞罗那市议会发布的《巴塞罗那数字城市2017—2020》强调了“数据驱动技术来改善政府工作、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和确保数字公平”的战略，这个战略有3个重点：数字化转型、数字创新和数字赋权。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巴塞罗那主要关注科技如何提升和改善政府的运作效率和透明度，以及社会创新支持能力；数字基础设施如何解决住房、失业、社会排斥、健康、能源和交通等方面的重要城市问题；数据资源如何实现开放和规范管理。巴塞罗那开发了开放数据平台和开源网络应用程序等系列应用。例如，由欧盟“地平线2020”赞助的区块链项目——DECODE（见图1-8），主要探索如何建立以数据为中心的数字经济。DECODE提供工具让公民个人控制自己的数据，决定是否将个人信息保密或开放共享。其中，由公民生成、由物联网和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可用于更广泛的社区范围，并具有适当的隐私保护作用。
图1-8 DECODE
在数字创新方面，巴塞罗那主要关注如何通过服务、规划、活动与基础设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城市的技术经济和数字生态系统的发展做出贡献；利用巴塞罗那工业4.0中心，建立一个围绕协作经济、循环经济、共享经济等的数字创客网络；通过巴塞罗那人居基金会推进“BIT Habitat-i.lab”计划，为城市和市民应对新挑战提供最合适的解决方案。“BIT Habitat-i.lab”计划的目标是负责任地使用数据和技术，使从该计划中受益的市民和企业的数量最大化。
在数字赋权方面，巴塞罗那提出通过数字教育与培训、数字包容、数字民主、数字权利提升市民的数字化操作能力，填平数字鸿沟以提高市民对城市决策的参与能力。Decidim.Barcelona（见图1-9）是一个帮助公民实现参与式民主的开源平台，让公民通过咨询建议、参与在线辩论、跟进提案等方式参与政府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以实现数字民主。到目前为止，大约有40000名巴塞罗那市民参加了在线咨询，巴塞罗那市政府共收到市民提出的10860个建议，其中8142个建议被纳入相关行动计划。巴塞罗那市政府目前已有超过70%的提案直接来自市民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巴塞罗那专门开发了全新的城市数据基础设施，主要包括3个部分：一是建立一个名为“Sentilo”的开源数据采集和传感平台，以采集和汇总整座城市的物联感知设备数据；二是建设一个名为“CityOS”的开源数据分析平台，进行城市运行数据的大数据分析，并向社会开放数据接口；三是开发一个面向用户端的应用程序，让市民便捷地访问所有数据。巴塞罗那开发的所有平台与应用都是开源的，所有代码均已在线上发布。
图1-9 Decidim.Barcelona
从数据开放到代码开源是数字时代城市治理的一种趋势，数据开放可以改善城市治理与市民服务体验，而代码开源则可以吸引全球创新力量，二者共同为城市治理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以面对后全球化时代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巨大不确定性。数据驱动的城市发展战略与治理框架不再只是一份来自市政厅或市议会的决策议程，而正在成为一个融合城市决策重塑、城市服务体验再造、城市产业发展创新与社会公平赋能多重关系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每个城市治理的主体与对象都在进行重新定位。
东欧国家爱沙尼亚于2014年创立了e-Residency（见图1-10），一种面向“数字公民”推出的数字与物理结合的ID卡（见图1-11），拥有e-Residency的个人或小企业主可以在其他地区远程注册欧盟公司，访问爱沙尼亚的公共电子服务，同时可以在任何地方管理企业。目前，爱沙尼亚“数字公民”数量已达68774个，其中注册了公司的超过13000个，覆盖160个国家，纳税金额超过10亿欧元（比爱沙尼亚的GDP的14倍还多）。“数字公民”计划为爱沙尼亚数字国家的建设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想象力，但是衍生于数字空间的新问题正在出现：目前来看，“数字公民”计划并不适合所有人，国际社会认为这项计划确实具有较高风险，“数字公民”很可能因为其是“不遵守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法规的司法管辖区”而加入。
图1-10 e-Residency网站页面
图1-11 e-Residency kit
爱沙尼亚的“数字公民”本质是一种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与e-Resident数字身份上的数字权利主体，它构建的理想状态是：我认可一个国家就可以成为它的数字公民，可以它的公民身份来做生意、工作。对于爱沙尼亚而言，“数字公民”有效弥补了其作为东欧小国有限的资源、领土与发展空间，从而可以吸纳来自全球的创新资源与资本。用户登录e-Residency的官方网站，根据提示操作，使用国际信用卡支付开通费用，即可申请“数字公民”。
“数字公民”包含的权益包括无须到爱沙尼亚就可以在该国注册欧盟公司（营业税率为0）、银行账户、电子银行，缴税，享受政府公共服务，适合互联网、区块链时代的创业者，以及被称为“数字游牧民族”的自由职业者。但是，“数字公民”并非护照，也不能免签进入爱沙尼亚，对国际旅行没有作用。
自2014年10月爱沙尼亚“数字公民”开放至今，现在已有160个国家的68774人申请，他们创建了5000家新公司，而加入“数字公民”的人中就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等。
从数字治理层面而言，爱沙尼亚数字政府建设提出了两个基本指导原则：第一个是“仅一次原则”，该原则承诺只有一个政府部门或团体可以保存公众或企业的某种数据，这从本质上解决了数据源的唯一性问题；第二个是“默认数字化原则”，公众和企业的纸质信息都被输入数字化系统，政府无法追踪到通过纸质件查看信息的人员，但该数字系统准确记录了谁访问了哪些文件，加强了数据安全性的保护与操作合规性的审查。这两个原则实际上已成为爱沙尼亚“数字国家”发展的基石。
“数字公民”计划的背后是一个名为“X-Road”的数据交换与安全传输平台，“X-Road”可被视为爱沙尼亚建立区块链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它使爱沙尼亚国内的各种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的电子服务信息系统能够相互连接并和谐运行。目前，“X-Road”已经搭载2773项服务应用，每天都有1000多个组织和企业在使用。为确保数据的安全传输，所有传出数据均经过数字签名和加密，所有传入数据均经过身份验证和记录。
此外，爱沙尼亚还在司法领域积极推进数字治理，爱沙尼亚司法部已经要求相关团队设计一个“机器人法官”，“机器人法官”可以裁定少于7000欧元的小额钱债纠纷，司法官员们也希望它能为法官和法院书记员清除积压的案件。目前该系统尚有许多细节未解决，需要在律师和法官反馈意见后再调整。在就业、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爱沙尼亚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可以将下岗工人的简历送入机器学习系统，并将其技能与雇主进行自动匹配。
数字技术已不只是在工具与手段层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诞生于数字经济领域的商业创新模式也正在重构城市治理流程与重塑数字治理理念。例如，德国汉堡发起了“寻找住所”项目（见图1-12），以解决城市涌入的难民居所问题。“寻找住所”项目利用“人机交互”城市建模和仿真平台，结合光学标记的彩色编码乐高积木、增强现实技术、触摸反馈和地理模拟算法，为城市环境的变化建模场景，并允许用户与不同的模拟场景进行交互，其目标是“使复杂的城市问题对不同的受众具有可访问性和可触摸性”。“人机交互”的城市建模与仿真平台可以将难民居所投放在一个指定街区，然后通过算法模拟出街区及周边的公共设施、水电供应、社区安全等问题，进而为难民营的设置提供评估数据。“寻找住所”不仅是一个利用新技术推进数字治理的优秀样本，同时也创新了市民参与公共决策讨论的方式与体验。
图1-12 德国汉堡“寻找住所”项目示意图
在缺乏高层建筑、城市租赁成本相对较高的背景下，为提升政府办公空间的使用效率、解决城市密集性的问题，阿姆斯特丹市开展了一项试点计划，允许民间社会组织进入政府建筑中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办公室，从而在城市建筑中引入了爱彼迎型空间共享模式。尽管市政府不得不支付供暖、电力和安全等沉没成本，但在发现许多办公室闲置后，市政府仍发起了这个项目。基于这个创新项目，阿姆斯特丹市还希望将共享模式从办公室扩展到市政车辆和工具。
促使阿姆斯特丹市推进政府办公空间共享这个项目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阿姆斯特丹市的共享经济发展正在产生变化，这对居民和游客的生活体验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一个深受爱彼迎用户欢迎的目的地，阿姆斯特丹市拥有2.5万间出租房，在鼓励、尊重社区的文化和历史完整性的基础上，阿姆斯特丹市开始对出租房执行严格的规定。2018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将爱彼迎出租房的租期限制在每年60天；到2019年1月，这个数字减半至30天。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的性质正在迅速变化，地方政府必须在不阻碍潜在的地方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以促进地方利益的方式响应社区需求。而开放政府的办公空间被视为弥合和缓解共享经济管制规定的方式之一。
近十年来，在智慧城市的发展浪潮之中，亚洲城市的数字治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基础、发展阶段不同，随之诞生的治理创新案例与亮点也不同。从城市的战略推进热度上来看，相比欧美城市，亚洲城市在智慧城市与数字治理方面显得更为积极甚至超前。例如，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的“U-Japan”战略一直到当下的“Society5.0”战略，都是从信息基础设施起步，持续到当前面向国家和城市全面数字化的战略行动。比如，韩国从一开始的“U-Korea”到朴槿惠时代的“政府3.0”，再到文在寅时代的“数字强国”；松岛的智慧新城模式到江南西的智慧城区，再到首尔的“市民即市长”的数字治理实验，始终保持着从国家到城市自上而下的治理革新。同时，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国家也未放弃对智慧城市发展的追求，但由于政治体制局限、种族问题、数字基础设施滞后，以及人口基数及市场创新氛围不足以支撑本土化的大型互联网企业，缺乏在数字治理层面向社会民间力量寻求创新养分与促进互动的基础。同时，政府公务人员与公民的智能手机拥有率较低、无线宽带网络覆盖率较低，以及人们在线生活的数字素养不足，也限制了基于数字技术的治理创新的延伸与应用。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从亚洲看到未来数字治理转型的希望。迪拜积极推进的“未来城市”建设，以机器人警察、无人机的士等天马行空的未来数字技术实验的方式，呈现出全新的思考维度；新加坡作为一个典型的“城市国家”，一直被视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模范生”，其智慧国家的建设历程也体现出未来城市治理的基本轨迹。
迪拜在媒体舆论中被形容为一个“挥金如土”的中东国家，其在政治方面的“贵族共和制”通常以“迪拜王子”为代表向世人展示。另外，帆船酒店、“刀片高塔”等夸张而激进的建筑风格及城市建设模式，也时常被讨论。2013年，阿联酋副总统、总理、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宣布了迪拜向“智慧城市”进军的计划，该项计划演变为以6个关键目标和100项创新举措为核心的迪拜“智慧城市”战略。6个关键目标为智能生活、智能交通、智能社会、智能经济、智能管理、智能环境；100项创新举措涵盖运输、通信、基础设施、电力、经济服务、城市规划等方面，以及让政府和私营部门获得超过1000项的智能服务。2016年，迪拜公布了“智能迪拜2021”计划，以“成为地球上最幸福的城市”为愿景，让迪拜在2021年成为世界领先的智慧城市。在该阶段，迪拜将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与幸福感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大驱动力，将“关注终端用户的体验”扩大到“关注所有用户在所有平台上的体验”，这里的“所有用户”包括迪拜公民、居民、旅客和商人。这也是迪拜政府开发所有数字服务的核心思想：为用户解决问题，而不是首要考虑为政府解决什么难题。
2017年，迪拜推出了以未来为导向的计划——迪拜“10X”计划（见图1-13），其中X代表勇于实验、打破常规、着眼未来及指数思维。根据DUBAI10X官网介绍，迪拜“10X”计划的目标是让迪拜比其他城市领先10年——每个政府部门都应该找到自己想要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可以让迪拜每个人的收益比以前高10倍，城市发展比以前快10倍，工作效率比以前高10倍。
图1-13 迪拜“10X”计划
“10X”计划要求每个政府机构都要拥有独立的执行机构——“X-Unit”，打破传统组织结构以实现流程和业务的重塑。此外，政府机构还要从外部消除监管障碍，以确保业务正常运行。该计划的第一阶段是为参与的36个政府部门创建专属的“10X”团队。首批来自24个政府部门的26个项目已在迪拜“10X”官网进行展示并启动，包括迪拜水电局的“数字迪拜水电局”项目、迪拜警察局的“无人警察局”项目、迪拜智能办公室的“智慧城市大学”项目、迪拜国土局的“自助房屋交易”项目、迪拜工商会的“数字丝路”项目、迪拜文化局的“迪拜艺术银行”项目等。
迪拜在未来城市的发展理念与战略路线上具有前瞻性与清醒的认识：塑造未来并不是一个理论概念，而是各国在全球舞台上获得竞争力的关键。迪拜定义的未来城市具有“七大转变”：城市设计的根本转变、城市交通方式的转变、城市生活的转变（人工智能）、城市能源供给方式的转变、城市竞争力的转变（城市即平台，连接思想与创意）、城市经济模式的转变，以及治理、立法和政府工作模式的转变。
此外，为了配合迪拜“智慧城市”战略的推进，迪拜智慧政府和执行办公室还开发了“幸福指数”应用，允许用户在触摸屏设备、网页及App等渠道上，即时为所有政府的线上和线下服务进行一键评分。截至2018年年底，迪拜的幸福水平为90%。
在城市治理方面，迪拜重点开发了Dubai Police App和C3 Courts两款应用。Dubai Police App是迪拜警察局推出的一款移动警务一体化服务平台，主界面以卡片式推出了SOS、罚单查询和支付、海上救援、常用服务、报告交通事故、我的地图、警察局模式、驾驶模式、SPS、志愿者机会、抓拍工具、ARTITLE（AR应用）等应用服务，其中的服务频道涵盖了公民安全、交通、生活等55项服务内容。Dubai Police App同时提供语音和文字交互功能，具备一定的智能语义分析与识别能力。C3 Courts是一个通过流程优化改造政务服务体验的典型案例，具有“减时间、减环节、减流程”的特征。在迪拜，法院平均每年需要审理60000个案件，所有案件都需要通过一审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连续审理，耗时约为305天，当事人需要在法庭出现15次，且需要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迪拜法院通过C3 Courts打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三院合一”的司法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审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能够同时审理案件，而不是连续审理。这个独特的举措将每个案件的3个诉讼程序的总时间从305天缩短至30天。通过推行无纸化进程，C3 Courts能够减少当事人50%的诉讼费用；每个案件仅需要3个法官和1个书记员进行审理，节约了60%的法院资源。C3 Courts通过数字技术与在线平台为法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案件审理方案。
迪拜智慧城市的演进具备部分亚洲国家和城市在推进智慧城市早期的特点——自上而下地全方位推进，其界面变得越来越模糊，城市治理在数字时代变成城市的“全部议程”，而非过程或工具。同时，不管是利用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还是机器人技术，迪拜一直在寻求通过数字技术突破城市治理极限的可能性。
新加坡在亚洲国家中的地位特殊而重要，不仅在经济发展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学习借鉴的对象，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行业监管等领域也成为中国发展较快城市学习的榜样。
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发展可以分为5个阶段。1980年，新加坡提出《国家计算机化计划》（ National Computerisation Plan ），拟在新加坡的政府、企业、商业、工厂等领域推广计算机应用。1992年，新加坡提出“IT2000”智慧岛计划，计划将信息技术普及到所有领域，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建立联系更密切的电子社会，将新加坡建成“智慧岛”和全球性信息技术中心。2000年，新加坡提出“信息通信21世纪计划”，将信息科技深植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实现到2005年成为网络时代的“一流经济体”的目标。2006年，新加坡推出为期10年的“智能城市”发展蓝图，旨在将新加坡建设成一个以资讯通信驱动的智能化“城市国家”。较早地投入智慧城市建设让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发展经验与产品得以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城市传播。2014年，新加坡推出“智慧国”战略，利用网络、数据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力量，改善生活、创造经济机会，并建立联系更紧密的社区。从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发展历程来看，其战略与日本、韩国并无区别；从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到聚焦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治理赋能、反哺和驱动生活、经济及变革创新。其实，早在2014年，新加坡政府已经有近98%的公共服务是通过在线方式提供的，这让民众可以得到一站式服务。截至2015年，无论是互联网的接入率还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新加坡都处于全球领先位置：87%的家庭接入互联网，72%的国民是互联网用户；86%的企业接入宽带网络，而50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接入宽带网络的占比更是达到100%。
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与影响，新加坡把“智慧国”的建设分成了“连接”“收集”和“理解”3个阶段，通过建立一个安全、高速、经济且具有扩展性的全国通信基础设施，获取海量的实时数据，分析和预测民众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务。换句话说，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科技让城市的规划更加系统、更具理性，从而让政府机构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更加高效。
受地缘特征、政治背景、国民构成与国家历史等多因素影响，新加坡应该是全球少有的在数字时代并未掉队，并且持续引领智慧城市发展的“城市国家”。而让新加坡最先在全球数字治理视野中崭露头角的是新加坡为不同人群设计的政府门户网站，这在整个桌面互联网时代被视为一种面向公民的“定制化服务”。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后，新加坡在数字治理领域的创新声音在逐渐减弱，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使用上并无突破性的进展，在针对个人隐私保护、数据应用立法等方面的探索也无值得其他亚洲国家参考的价值。
首尔的城市数字化转型主要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1999年），初步建立以信息技术为基础设施的计算机化阶段；第二阶段（1999—2007年），主要建立发展路线图，并推动城市服务与信息的实时连接；第三阶段（2007—2011年），以“U-Seoul”计划为标志，应对移动互联网冲击，强调公共参与和共享的Web 2.0；第四阶段（2011—2015年），智慧政府阶段，以推动公众参与与开放政府为目标，通过推进“智能首尔2015”计划，整合有线和无线基础设施，为市民提供定制服务，并利用大数据和数据开放推动公共数据应用；第五阶段（2016—2020年），通过“全球数字首尔2020”计划，确保首尔在高度互联的数字时代的全球领先地位，改善和提升市民福祉。
《首尔电子政务手册（2016）》显示，首尔市政府的职责是组织处理所有市政府的公共服务信息系统，建立连接32个相关组织的电信网络，并建立一个由首席信息官（CIO）领导的数字政府推广小组。首尔市政府为基于信息技术的高效城市管理安排了614种信息系统，推进综合公共服务建设，覆盖住房、环境、文旅、健康、交通、基建、税务等领域，为残障人士、妇幼、商务人士等不同主体提供全方位服务。
对首尔而言，从“U-City”到“Smart City”的发展转变过程体现了4个方面的差异。首先，在建设模式方面，前者推行的是“中央政府+地方开发公司”的模式；后者采用的是4P模式（Public、Private、People、Par-tnership），通过政府、企业、市民三者之间的合作，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的建设推进方式。其次，在技术应用方面，前者主要侧重独立的信息系统建设，无法共享数据；后者强调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与开放。再次，在建设重点方面，前者主要关注新城的开发与建设，注重城市发展的“增量”部分；后者关注解决城市当前的问题，如交通拥堵。最后，在发展领域方面，前者关注运输、安全、城市灾难管控，后者更关注环境、治理、教育、就业等城市民生服务。
首尔市政府于2017年12月发布了《全球首尔智慧城市：首尔电子政府》（ Sustainable Seoul Smart City：Seoul e-Government ），即“全球数字首尔2020”，重新定位了首尔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与战略目标。从“Smart City”到“3S City”（Sustainable Seoul Smart City），首尔的智慧城市建设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从发展背景来看，“全球数字首尔2020”的提出主要基于3个方面：首先，智慧城市的发展处在一个移动智能的数字生态系统中，城市中的人、物、事都处于超连接状态，城市的治理与服务需要通过智能手机和其他智能产品实现输出与触达；其次，智慧城市的建设开始从“以用户为导向”的政府数字化战略向“以公民为主导”的数字化战略转变，政府需要围绕新的模式、体验与界面为公民提供服务，其中围绕政府部门信息化的“政企合作”成为主流；最后，从政策的角度来看，首尔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五大城市之一”，因此，“全球数字首尔2020”是一个新的智慧城市发展战略，能够提高其全球竞争力。“全球数字首尔2020”侧重3个要素：数字技术、人和社会创新。首尔正在寻求整合基础设施和技术服务的途径，设想智慧城市治理带来创新和社会进步，通过促进公民的社会化参与改善公民的生活质量，并为未来创造可持续的价值。在数字政府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进程中，首尔市政府一直希望努力跟上韩国中央政府制定的宏伟愿景，即“政府3.0”，它强调开放、共享、沟通、协作。在这个新愿景的指引下，首尔智慧城市也正在经历一个范式转变，从“政府主导”转向“以人为本”。
在城市数字治理应用方面，首尔为市长建立了智能城市平台——数字市长办公室，旨在实时向市长汇报各种行政信息，使市长能够实时识别城市的行政问题，确定优先顺序，并在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协调行动。对以前分散的城市目标进行整体规划可以帮助市长形成协调不同部门和需求的综合视角。数字市长办公室设计了3个核心功能：第一，实时了解灾难、事故的发生情况，市长不去现场也可指挥现场，提高应对效率；第二，在同一个画面上，市长可同时查看大气质量、水质量、物价信息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信息；第三，市长不去现场也可以接收首尔城市建设主要项目的报告。数字市长办公室的界面可分成4个部分；一眼了解首尔、实时城市现状、市政现状、市政新闻，市长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智能设备登录系统，迅速了解首尔城市运行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
此外，数字市长办公室还为城市政府公务员提供了内部协同与沟通服务，当市长下达指令后，系统将立即通知负责解决问题的公务员，并在智慧城市控制塔的帮助下收集信息，以查看和分析政策决定的有效性、发展趋势及市民反馈等。数字市长办公室是首尔市政府提供公共数据的广场，涵盖了首尔安全综合状况室（TOPIS）等167个系统的1046.8329万件政务大数据信息、首尔市区800多个电视监控系统的视频信息，以及120呼叫中心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