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生而独特，可惜大多数人的生命就是一个逐渐走向庸俗的过程。

取得权力的人，往往便失去了美学的位置。

在权力的染缸里待上十年，聂鲁达恐怕也不再会写诗。

于是，东方文明的光荣和耻辱、良知与权术，焦不离孟地缠绕在袁世凯身上，写下无数个惊叹号跟一个问号。

改得了的叫缺点，改不了的叫弱点。历史其实只告诉世人一句话：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由于始终未能解决公权与民权的矛盾，统治者总是宿命般地掉进同一条沟里。也因此，《罗马帝国衰亡史》煌煌六卷，实则只讲了一个故事。

罗马皇帝因惧怕政敌的刺杀和民众的反抗而过于倚仗禁卫军。结果，本来用于护驾的禁卫军逐渐发展成决定皇帝生死的绑匪。

暴力成为决定谁能上位的基本规则。当禁卫军杀害了一任皇帝后，竟然拍卖了他的皇位。荒诞的是，还真有人买，可当他连屁股都没坐热，便又被禁卫军给杀了。

也许，这就是袁世凯迷恋制度和程序的原因。

他重视行政管理经验，不信任自发和不受约束的政治行为。对黄远生们的误解，他百口莫辩。

生在权术大国，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袁世凯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的确，身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魔幻现实主义国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强迫症，习惯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审视这个原本昏暗无比的世界。

然而，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社会的必经之路，你总会在某个时间点上选择同世界和解，选择相信。毕竟，戴一辈子面具，把人生演成一出独角戏，也很难。

其实，先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不管你和不和解，宇宙也不在乎，永远按自己那套冰冷的逻辑默默运行。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看清这一点后，袁世凯真正体悟了“忠恕之道”。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表面看，以功名利禄收买人、驱策人；说到底，还是在以诚动人、以心交人。

作为对中国实现近代化贡献最大之人，袁世凯其实是矛盾的综合体。

他最早兴办女子学校，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根源”，却偏爱自己的女人缠足；他练新军、废科举，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任用詹天佑修建第一条国产铁路，却迷信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办中国的事。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朝廷申请在天津开展地方自治的实验。

他认为，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起点。民智不启，便通过自治在基层选举中激发政治热情，唤醒权利意识。

吁恳得到了慈禧的同意。

天津的市政选举真刀真枪，充满诚意。然而，选民们抱着“莫谈政治”的信条，对袁世凯的努力袖手旁观。

他只好派出人马，到日本学习选举办法，回来后深入乡村，挨家挨户宣讲。同时，把自治之利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

费尽心血的结果是13000个合格选民，只有1300人主动登记。

心有不甘的袁世凯又威逼利诱，勉强动员了8000人投票，选出由30名乡绅组成的地方议会。

不久，接到调令的袁世凯黯然离津。见识了国民的冷漠和民主制度在中国生根之难的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三年自治，收效甚微。”

但他并未就此责难“国民性”，因为国民自古如此。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每次大乱都伴随着哀鸿遍野，生灵涂炭。而这，却是高居庙堂的精英们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的事。

如果命若蜉蝣的乱离人学不会见风使舵，趋利避害，早就被优胜劣汰了，还有机会明心见性、克己复礼吗？

因此，比起如何让阿Q们致良知，袁世凯更关心的是面对现实，点滴改良。

那是一个纷纷扰扰、雾里看花的时代。随着世事愈发凌乱，袁世凯慢慢觉得所谓专制与民主，不过是人性深处的两端在现实世界的投影——渴望安稳，又向往自由。

人类总是在释放和管束欲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完全用精神的标准，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理想国，则苏联大清洗的悲剧必将重演，社会亦将走向动荡。相反，完全遵循实用主义，一切皆以金钱量化，则社会即使短期内高速发展，最终还是会在物欲横流与贫富分化中逐渐衰亡。

疑问像挥之不去的阴影，顽强地盘桓在心头。在生命的终点，袁世凯想起早年对清清贵族专制的无法苟同。一切都如轮回，他宿命般地被“新人”们视作又一个独裁者。

仇恨，将你导向你所仇恨的事物。人，是否注定要成为他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袁世凯最后一次睁开眼，又缓缓闭上——也许，专制，就是认定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民主，就是对何为真理不那么确定。

心念及此，他的思绪飞回到五年前。 tPjbSeQtV30N94tFNZMys2q3buEN6KRjmM+NGjXUZWuF7N47emhcK6OVYLUGiF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