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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正为宋辽澶渊之盟而沾沾自喜时，大臣王钦若却别有用心地挑唆道：“这可是寇准以陛下为赌注，孤注一掷换来的城下之盟。”城下之盟，《春秋》所耻，宋真宗是知道的，立马像吞吃了苍蝇。不久，寇准罢相，王钦若执政，他揣摩迎合，鼓动宋真宗“神道设教”，把皇帝哄抬成“天命所归”的伟大君主。
这年正月初三，天书祥瑞如期而至，降落在皇城承天门楼上，上写“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大意是说，赵宋受命于天，“付于恒”就是传给宋真宗赵恒，他才是“守于正”的正统所在，而“世七百，九九定”无非形容赵家国祚绵长。宋真宗当月改元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大中”即天书说的“守于正”，“祥符”就是“天瑞”之意。一时间天下争言天书，群臣竞贺祥瑞。
孙奭是北宋著名经学家，他为汉儒赵岐的《孟子注》作的疏解流传至今。《宋史》说他“守道自处，即有所言，未尝阿附取悦”。晚年，他以翰林侍讲为少年宋仁宗授课，尤重立身“端庄”。上课时，小皇帝难免左顾右盼，甚至足敲御座，他便拱默不讲，仁宗不得不“竦然改听”。这里只说他在天书封祀时的正气与担当。
皇帝打算借天书搞封禅，召问孙奭，他径引孔子的话作答：“臣只知道‘天何言哉’，岂有天书？”一点没给皇帝面子。
大中祥符三年，继泰山封禅后，宋真宗又动议赴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祭祀后土。孙奭列举十条理由，上疏坚决反对。他提醒皇帝，兴师动众远祀地祇，是“轻弃京师根本，而慕西汉之虚名”；天下连年灾害，陛下理应修德，岂能听信妄议，远劳百姓，巡游不已，忘乎社稷；圣王都先恤人民，后祀神祇，如今大兴土木，水旱交至，饥馑居多，却劳民事神，神灵岂会接受！陛下所为，不过效法汉武帝与唐明皇，崇尚虚名，夸耀后世而已。唐明皇不惜太平，终致祸败，现在有人竟援为故事，倡导仿效，我深为陛下不取。
在尖锐批评后，他请皇帝“少赐清问，以毕臣说”。宋真宗派内侍去征求意见，孙奭再次上疏，言辞更加激烈。他警示皇帝：倘若执意远巡，祭祀汾阴，不念民瘼，不恤边患，怎么知道今日戍卒里就没有陈胜，饥民里就没有黄巢呢！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轻劳车驾，虐害饥民，指望安然往返，便自以为成就了大勋绩。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奸邪侥幸之资，这是我所以长叹而痛哭的啊！《春秋》说，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我不敢妄议，请陛下裁择。
其时，气象异变，秋旱冬雷，皇帝仍恬然受贺祥瑞，孙奭忍无可忍，上奏责问：陛下这样做，打算欺罔上天吗，则上天不可欺；打算愚弄下民吗，则下民不可愚；打算迷惑后世吗，则后世必不信！有识之士，腹诽耻笑。皇明之玷，不堪其忧啊！
大中祥符六年，皇帝崇道，花样翻新，拟议赴亳州祭奠老子，孙奭又上书，批评他事事慕效唐明皇。在历数明皇无道之举与祸败之迹后，吁请抑损虚华，罢兴土木，不蹈危乱之辙，免召不及之悔。宋真宗亲撰《解疑论》，强词夺理地文过饰非，同时摆出宽容的姿态，也不罢黜他，“容之而弗斥”，令其上言自生自灭。
天禧三年（1019），天书闹剧波澜再起。京师巡检朱能与内侍主管周怀政串通，预将天书放在永兴军境乾祐山（今陕西南部）上。寇准自罢相出掌永兴军后，大有失落感。有女婿王曙暗通内线，他虽知其中猫腻，却难耐寂寞，奏报了这一“祥瑞”。皇帝照例下诏，煞有介事地派人远迎天书，送入大内时，“屈至尊以迎拜，归秘殿以奉安”。孙奭听说，上疏再斥祥瑞虚妄，仍以唐明皇为例，论其“曲奉鬼神，过崇妖妄”，终致民心离散，变起仓促，希望宋真宗“鉴明皇之召祸，庶几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所谓“天书”闹剧，纯粹是皇帝自树权威的自娱自乐，却劳民伤财地前后持续十余年，是两宋史上近乎疯魔的宗教狂热与政治笑话。满朝群臣出于名利的拿捏，各自作出了选择，或积极参与做政治交易，或佯装不知求明哲保身。其中，不仅有丁谓那样的佞邪之臣，也有杜镐、陈尧叟、陈彭年这样的儒学之士。就说陈彭年吧，尽管博通书史，却“急希进用”，就妄赞符瑞，为东封西祀参订仪制，把学问连同良知都卖与了帝王家。
有个叫张知白的人，曾经建议刚登基的宋真宗禁止各地奏“祥瑞”，但天书闹剧拉开大幕，一看主角竟是皇帝，便识时务者为俊杰，觍然改口：那年奏禁符瑞乃西北有事，如今天下太平，请在玉清昭应宫绘制《泰山诸瑞图》，副本入藏秘阁。张知白明知孰是孰非，却出于私利而放弃原则。
那些迎合圣意鼓吹符瑞的臣子与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正像有段绕口令说的那样：臣子知道皇帝在说假话，皇帝也知道自己在说假话，皇帝知道臣子知道皇帝在说假话，臣子也知道皇帝知道臣子知道皇帝在说假话；反之亦然：皇帝知道臣子在说假话，臣子也知道自己在说假话，臣子知道皇帝知道臣子在说假话，皇帝也知道臣子知道皇帝知道臣子在说假话。吊诡的是，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尽管双方都心知肚明，皇帝出于自塑圣君的需要，臣子基于身家名利的考量，任何一方都不愿正视与说破事实真相，听凭这种假话祸国殃民。
当天书闹剧以风行草偃之势一边倒时，孙奭却挺身而出，对“皇帝的新衣”大声说出真相，堪称“疾风知劲草”，更与张知白辈适成鲜明的对照。当时虽有个别人也发过异议，却远不及他执着与无畏。孙奭敢言直谏，与北宋士大夫群体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新儒家人生观正在形成大有关系，当然也须个人有担当的勇气。他要求弟子“始于章句，终于德行”，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履践的也许只是孟子的两句话：一是“我善养吾浩然正气”（《孟子·公孙丑上》）；一是“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上》）。在“一国君臣如病狂”时，他能秉持浩然正气，坚守有所不为与有所不欲的底线，无愧于南宋史家王称在《东都事略》中的点赞：“劲正挺特，忠言剀切，贤矣哉！”
平心而论，王旦还算是一代名相，《宋史》赞他：“伟哉，宰相才也。”有一次，他以翰林学士奏事，宋真宗目送下殿时对人说：“为朕致太平的，一定是这人。”拜相以后，他以俭约治家，有“门庭清肃”之誉；尽管相府里宾客满座，却没人敢以私事干谒；有人受到他推荐，甚至终身都不知荐者为谁。政声如此，也算难能可贵。《孔氏谈苑》说：“外抚诸边，内安百姓，官吏得职，天下富庶，颂声洋溢，旦之力也。”此说尽管有水分，却不至于太离谱。
宋辽澶渊之盟不久，在佞臣王钦若的撺掇下，宋真宗决定上演神道设教的连台本戏，借以掩饰城下之盟后君主权威的失落，内心却忌惮宰相王旦的态度。王钦若代达圣意，王旦听后仅表态尽力而为。真宗还不踏实，召他入宫，君臣欢宴后特赐酒一尊，叮嘱他回家与妻儿共享。王旦归府，打开酒尊，见满是明珠，领悟到皇帝让他在即将开演的大戏上不要抗旨。纵观王旦一生，似也不太看重财货，也许只是圣意难拂的考量，一坛珍珠就此堵住了他的嘴巴，在其后神道设教的连续剧上，他“不复异议”，放弃了做贤相的担当。
一切停当，正月初三，宋真宗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说去年某月某日夜半，有神人告诉他：“来月正殿做一个月道场，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今日果然奏报天书悬曳在承天门南的鸱尾上。王旦心知肚明，这是事先做的手脚，却带头再拜称贺道：“天赐符命，盛德之应！”与朝臣随驾前往，内侍取下天书，王旦跪着进呈，皇帝再拜接受，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
宋真宗趁热打铁，筹划封禅泰山，指望借助秦皇汉武举行过的祭天大典来为自己的权威加分。他哪有秦皇汉武的大功业呢，总得有臣民为封禅请愿吧。这次舆论紧紧跟上，王旦出了大力。他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乃至藩夷、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余人，先后五次上表请求封禅。为了展现请愿的代表性，他把少数民族代表（藩夷）、宗教界代表（僧道）和德高望重的民间人士代表（耆寿），都恰到好处地拉上了。
十月，王旦以宰相之尊任封禅大礼使，以天书为前导，扈从皇帝封禅泰山，还奉诏撰写了《封祀坛颂》，历时57天，靡费不计其数，终于为宋真宗圆了念兹在兹的“帝王之盛事”。大中祥符四年，皇帝车驾再往汾阴祭祀后土地祇，他再任大礼使，仍受命撰《祠坛颂》。途经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隐士魏野赠诗王旦：
昔时宰相年年替，
君在中书十一秋。
西祀东封俱已了，
如今好逐赤松游。
诗里讥刺他喑默失责，不谏封祀，规讽他莫再恋位，及早抽身。王旦将此诗呈送皇帝，上表辞位，未获同意，便不再坚持。从内心讲，他虽萌进谏之念，但既表赞同，难改其口；也生求退之心，但皇帝厚遇，难拂其意。
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又伪托玉帝传言，称授其天书的赵玄朗是赵家始祖，理应尊为圣祖（赵家先祖实无此人）。下诏先在外地铸造玉皇、圣祖、太祖与太祖的塑像，再在京师造景灵宫与玉清昭应宫供奉，王旦任奉圣像大礼使、景灵宫朝修使与玉清昭应宫使，又负责在宫内刻天书而兼刻玉使。
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再赴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拜谒老子，王旦仍兼大礼使。祥符期间（1008—1016），所有天书祥瑞、祭祀巡幸、宫观营造之事，王旦都参与其间，兼任莫名其妙的使职之多，让他苦不堪言；最闹心的是，每次大礼，他都必须奉天书随行，令其“恒悒悒不乐”。
宋真宗对他礼遇备至，也少不了时有赏赐。每见赐物陈列相府庭下，王旦内心有愧，总闭目叹气：“生民膏血，哪里受用得这许多！”他也“心知得罪于清议，而固恋患失，不能决去”。退朝以后，他总冠服不解，默坐静室，家人惶恐不明，问其政府同僚，说他一定是想阻止的政事没法实现，而私下忧心朝廷吧。
祥符、天禧年间（1008—1021），在王钦若、丁谓等鼓动下，宋真宗出于欺蒙本朝人心与耸动敌国听闻的虚骄心理，自造天书祥瑞，配上极具仪式感的大祭典、大巡幸、大庆祝、大建筑，以期达到神道设教的目的，近乎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为演好这场系列闹剧，朝廷不惜“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仅东封泰山就耗费800余万贯，西祀汾阴更增至1千万贯。《宋史·真宗纪》评价这场闹剧说：“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王旦有宰相之才，对大规模、不间断的封祀崇道活动带来的恶果，内心一目了然，但拘牵于私心杂念，却一无作为，不敢发声。王旦晚年忆起曾与李沆同在政府，李沆常奏报些全国水旱变乱，便劝他别把鸡毛蒜皮事烦扰皇帝，李沆郑重道：“太平天子，应让他知四方艰难。否则不是留意声色，就是热衷祷祠。我已年老，你主政会看到的。”王旦这才叹服这位科举同年有先见之明，特地摹挂其遗像，“每胸中郁郁”，便在像前一边绕行，一边“文靖，文靖”呼他的谥号，盛赞“李文靖真圣人也”！
天禧元年（1017），王旦终于辞相，不久去世。弥留之际，御驾亲临探病，赐白金五千两。王旦扪心有愧，遗表说：“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命家人把白金随即送还。
对没能阻止天书闹剧，王旦深怀着难以言说的愧疚悔恨。撒手人寰之际，他对家人说：“我别无过失，只有不谏天书，愧悔莫赎。死后入殓时，为我削去须发，穿着缁衣，以弥补我平生之过。”削发衣缁意味着遁入空门救赎前愆，儿子们准备执行遗言，慰解其父的无尽悔恨，最后被父执杨亿劝阻。
王旦有“远大之器”，立朝颇有好政绩，为人不乏好声誉，也想做个好宰相。但面对皇帝眷顾，纠结一己名位，缺乏“为生民立命”的风骨与担当，《宋史》也说他“以遂天书之妄，斯则不及李沆”。到了人生尽头，王旦仍在愧悔自己把持不住，顾恋得失，一朝失足，遗恨青史。不知后来的从政者能否由此引发沉重的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