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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宫词》正在各大平台热播，每集都打出“本剧依据史料与传奇改编”的字幕，类似免责告示：契合历史者来源于史料；有悖史实者推诿给传奇。剧中宋太宗召赵德昭回京参加其父宋太祖的十年祭典，赵德昭因襄王赵元侃邀饮而毒毙襄王府；秦王赵廷美随即在宫廷会宴上谋刺乃兄宋太宗。历史上，宋太祖死于976年，十年祭应是雍熙三年（986），而德昭早死于979年，赵廷美在984年也被太宗贬死。这一叙事，年份大悖史实还在其次，把赵廷美从受害者变为谋逆者，尺度未免大了些，也打消了我追剧的兴趣。根据“帝后CP携手打江山”的字幕，想来这是以宋真宗赵恒与其皇后刘娥为人设的宫廷电视剧。电视剧前有宋太宗立储传位的曲折情节，宋真宗撒手后还有刘娥以皇太后垂帘听政的重头戏份，但主体部分是以宋真宗时代作为大背景的。
在北宋政治史中，一般将真宗与太祖、太宗三朝划入前期，但其历史面相给人有点不尴不尬的印象，诸多方面值得重新评说。
宋真宗是北宋第三代皇帝，至道三年（997）三月继位，乾兴元年（1022）二月去世，在位跨越26个年头，实为25年。相比太祖以陈桥兵变从前朝手里夺取政权，太宗继位留下洗不白的烛影斧声，真宗算是首位正常登基的北宋君主。真宗朝可分前期与后期。前期十年，从其即位到景德四年（1007）；后期十五年，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到其辞世。
真宗前期面对前朝留下的诸多负面遗产：太宗在皇位传承中激化的皇室信任危机；开国以来川蜀地区深度存在的社会矛盾；雍熙北征惨败所造成的贫弱困境与边防危局。
即位次月，宋真宗就为贬死的赵廷美平反，恢复其秦王封爵与原任职位；同时追赠太祖之子、已故皇兄赵德昭与赵德芳分别为太傅、太保。真宗乃排行第三，次兄赵元僖死于太宗晚年。最有资格继承大统的长兄赵元佐，目睹叔父赵廷美贬死，解救未成而发狂纵火，被废为庶人，真宗也复其王爵，允许他养病不朝。对赵元份等在世诸弟，他都逐个封王加官，以兄友弟恭的姿态强化皇室凝聚力。
川蜀远处西南，晚唐至宋初郁积了复杂的社会矛盾，便在太宗晚年激成王小波、李顺起义。起义虽被镇压，深层次问题却积重难返。第一个千禧年元旦，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兵聚众起事，推举王均为领袖，建立了政权。这是王小波、李顺起事的余波。朝廷派兵平定，再派治蜀名臣张咏（他在太宗末年赴蜀，曾转化大批李顺之徒为良民）前往，宽严相济，恢复民生，整顿吏治，结束了宋初川蜀反侧不靖的局面。
除了王均事变，整个真宗朝少有群体性民变，这与当时休养生息的政策大有关系。咸平元年（998），免除全国亏欠税额达两千余万。咸平二年（999），允许无田客户垦种国有荒地与长年无主荒田，免税五年再年缴收获十分之二，作为定额。咸平四年，减省全国冗吏十九万五千人。咸平五年（1002），严禁在各种税额外加征羡余。景德二年（1005），颁布《农田编敕》。景德三年，设立常平仓作为救荒赈饥的储备粮库。
经过短短六七年的调整恢复，北宋内部矛盾暂时缓和，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国家政权渐趋稳定。真宗前期称得上是合格的守成之主。
在对外关系上，真宗面临更大的挑战。在处理与西夏的关系上，宋太宗无大作为，坐视李继迁尾大不掉。就在北宋皇位嬗代之际，李继迁上表请降，却以退为进要求恢复其统治权。宋真宗无暇西顾，仍封其定难军节度使，放任他重领党项故地，但进扰仍然不断。直到景德元年李继迁去世，继任者李德明执行其父遗言，中止反宋，西边压力始告缓解，北宋这才可能专力应付咄咄逼人的辽朝攻势。
宋太宗雍熙北征以大败告终，不仅物力损耗惨重，更暴露了孱弱的军事短板。宋辽均势彻底打破，军事主动权转手辽朝。真宗初政，辽军几乎每年放马南下。宋真宗调整边防政策，力争和平相处，同时改善边将配备，部署防御体系；招募民间壮勇，加强军事实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辽军连年南牧，显然为致命一击作试探性预演，这才有了景德元年的澶渊之役。不必复述较量的细节，只作几点评论。其一，以结果而论，宋朝显然险胜，但战争拼的是综合实力，没有前期的经济恢复与军事措置，连险胜也无从谈起。其二，宋真宗亲征澶渊前有过动摇与惶恐，朝堂上更不乏出都避难的谬见，都是雍熙败北引发深度恐辽症的应激反应。其三，寇准等力挽狂澜力主御驾亲征，真宗最终听从成行，既是险胜的原因之一，也是其前期主政的亮点。其四，在略占上风的情况下，宋朝仍急切求和，主动缴纳岁币，既有恐辽症魔咒般的效应，也有前不久西夏连年侵扰与川蜀兵民变乱等内外不稳的考量。其五，澶渊之盟开创了岁币模式，成为宋朝其后对夏对金妥协的惯用手段；但澶渊之盟是平等的盟约（绍兴和议不宜与其混为一谈），也奠定了南北百余年的和平格局，无疑应该肯定。
真宗前期用吕端、张齐贤、李沆、吕蒙正、向敏中、毕士安、寇准与王旦相继为相，李沆任期最长，也最获信任。他告诫真宗“不可用新进喜事之人，中外所陈利害皆报罢之”。真宗采纳其为政之道，故其前期未见折腾。王夫之赞扬李沆“以道事君”的大臣典范，评价他与真宗的君相合作无愧“一人之识，四海之藏”。（《宋论·真宗》）
澶渊之盟前一年，宋真宗询问国家钱谷积储数，三司使陈恕迟延不报，回复执政追诘说：“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当时李沆在位，真宗表示赞许。次年，李沆逝世；澶渊之盟订立，宋与辽夏关系渐次正常。眼见内忧外患终告解除，经济发展也势头喜人，真宗感觉日渐良好，宰相寇准也有自得之态。王钦若乘隙进“城下之盟，《春秋》之耻”的谗言，离间君相立马奏效：寇准随即罢相，王旦取而代之，王钦若再任执政。
王钦若的挑唆重创了宋真宗的尊严。作为个体存在与君权化身，君主权威与个人自尊从来就难分难解，宋真宗痛感宣示君权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于是，天书封祀乘势上演，贯串整个真宗后期。涉及国家层面的大典与营造就有：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天书下降，四月京城始建玉清昭应宫，五月封禅泰山；二年全国兴建天庆观千余所；四年汾阴祭祀后土；五年追尊子虚乌有的赵玄朗为圣祖；七年亳州拜谒老子。
以往讨论这场神道设教，过多强调真宗的自尊心，这里对其深层动因再作评断。
其一，向朝野声明其继统合法性。即位之初真宗尽管借助平反与追封，力图消泯太宗与自己在皇位传承上的负面影响，但内心纠结始终挥之不去。首份天书上特地标明“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云云，就旨在昭告他继统是“守于正”的。
其二，在东亚文明圈宣示宋朝的领先地位。《宋史·真宗纪》推断真宗君臣是在获知契丹故俗“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的情况下，才打出天书封祀这张牌的，“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宋朝当然企望以封禅祭天在文化正统性上压契丹一头，但宣示的对象却不限于辽朝，也包括西夏在内的周边政权。据《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年间，甘州回鹘、三佛齐、大食、注辇等先后朝贡祝贺封祀，正是这一诉求期待的回报。
其三，提升君权的地位。包括澶渊之盟在内的真宗前期政治，吕端、李沆与寇准等名相功莫大焉，真宗却以“无大臣体”罢免寇准，折射出君权的严重失落感。真宗发起天书封祀，迫不及待地张扬君权、压制相权。他之所以频繁举行国家层面的祭祀大典，因为决策者、主祭者都是君主，庄重的典礼借重繁文缛节的仪式感，君主本人可以从中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存在感，也让全体臣民最大程度上瞻仰君权的至高无上。
其四，借以凝聚民情人心。回顾前代五次封禅，都在天下一统的所谓盛世。尽管不自量力，但祥符封祀的用意显然宣扬比肩前代的太平盛世业已到来。据《青箱杂记》说，东封西祀时“中外臣民，协谋同欲”，哲宗前期这一追述虽有夸大成分，却也反映出企盼盛世、祈望太平的普遍心态。诚如刘子健研究宋代封禅时指出：“这种信仰和仪式，现代人看来也许是迷信，但在当时确有它的功能，可能鼓舞人心，可能维系民情。而分析到这里，就可以推论君权的提高，并且士大夫无从异议。”（《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5页）
真宗后期的这场闹剧，其恶劣后果与深刻教训触目惊心。
经济上劳民伤财，国力耗竭。天书封祀开场当年，三司报告“大计有余”，但仅过三年即告“经费不给”，闹腾到真宗晚年，“内之畜藏，稍已空尽”。财政窘困引起物价高涨，天禧年间（1017—1021），“谷帛之直（值），比祥符初增数倍矣”。
政治上朝局逆转，政事不修。神道设教既然出自真宗主张，后期宰执无不奉承帝意，顿失前期贤相刚正直言的立朝风范，连宰相王旦也缄口附从，寇准则有失晚节才再度入相。至于王钦若、丁谓，作为这场丑剧的作祟者与操办者，与陈彭年、刘承规、林特俱受眷顾而并称“五鬼”。正如叶适浩叹：真宗后期，“纪纲之失犹其粗者耳，并与人材皆坏”（《水心别集·纪纲二》）。咸平初政时，真宗曾严禁天下进献祥瑞，大中祥符时，却一反常态而热衷祥瑞，晚年更沉溺道教而坠入迷狂状态，对国政自然“不思修本”而少有用心。
社会风气上朝野装神弄鬼，上下愚人自愚。从真宗到王钦若、丁谓，作为主谋者都自编自导，一手造假；各地进献天书祥瑞的官吏与父老，作为追随者也争先恐后，参与造假。正如《宋史》所说“一国君臣如病狂然”，朝野上下都在自欺欺人，“为此魑魅魍魉之事”（李贽语），整个社会的诚信度跌落到立国以来的最低点。
纵观真宗朝政局，后期与前期反差之大实在出人意料。那么，应该怎样总评宋真宗时代呢？
王朝周期律是考察中国帝制时代兴亡盛衰的不二铁律。任何王朝都会呈现各自的新生期、上升期、繁荣期、衰变期、没落期，尽管各期的年代长度与曲线峰谷或因王朝政策而各有不同。据此而论，宋真宗时代总体上仍处于北宋上升期。
在社会经济上，真宗后期较之前期虽受打击，但有利农业的政策仍在颁行，例如大中祥符六年，免除全国农具税；天禧二年引进推广高产的占城稻。在以农立国的传统时代，户口数与垦田数是衡量社会经济的重要指标。倘若分别统计太祖晚年（976年）、太宗晚年（997年）与真宗晚年（1021年）这两组参数，若以太祖晚年数据为指数100%，全国户数在太宗晚年增至134%，真宗晚年激增到281%；全国垦田数在太宗晚年仅增至105%，真宗晚年也增至178%。这两组数据充分证明宋真宗时代经济增长的速率。
学界多把以厢统坊的厢坊制确立，视为唐宋之际城市管理体制转型的完成，这一转型虽是渐进的，但《宋会要辑稿》首次系统登录真宗天禧五年开封府新旧十厢隶属的坊数、户数与人吏数，表明厢坊制在真宗时期已然成型。厢坊制取代坊市制，有力推动了城市经济与工商贸易的繁荣，商税可以用来测试这一繁荣度。若以太宗后期数据为100%，真宗前期的景德中仅增至112%，而到真宗后期的天禧末竟激增至301%。这组数据也间接说明了厢坊制在太宗、真宗两朝的进展力度。
在政治制度上，太祖太宗两朝固然多有创立，但不少制度却在真宗朝才得以完善的。即以中枢权力制衡中举足轻重的台谏制度而论，祖宗两朝少有留意；直到天禧元年真宗颁诏：谏官、御史自此各置六员，增其月俸，不兼他职，每月须有一员奏事，倘有急务特许及时入对。天禧诏书是宋代台谏系统正式确立的标志。科举制在真宗朝更趋严密：景德四年，实施考卷糊名制；大中祥符八年，推行试卷誊录法。这些制度严格而公正，北宋取士水准随之进入了最佳期。
祖宗家法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命题，正式提出虽在宋仁宗亲政之初，但真宗朝正在酝酿培育之中，“其实质精神已经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逐渐发展起来”（邓小南《祖宗之法》282页）。真宗初年，臣下就有“三圣相承”的吹捧，把真宗与太祖、太宗相提并论。但宋太祖开国立制，砥定大局，宋太宗虽不及太祖，却也完成统一，弘扬文治。真宗尚有自知之明，深感祖宗功业难望项背，故有“保祖宗基业”与“守祖宗典故”的提法，却植入了“祖宗之法”的早期胚胎。
士大夫政治堪称宋代政体的底色之一，这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在宋代进一步改善息息相关。继太宗扩大取士规模之后，真宗咸平三年（1000）录取进士、诸科与特奏名高达2 100余名，景德二年（1005）更超过3 000人，成为宋代取士最多的两榜。宋初进士一旦金榜题名，便能直接跻身官场，他们在真宗朝崭露头角，左右时局。即以参决朝政的宰执群体而论，无论前期以吕端、李沆、寇准与王旦为代表的正面人物，还是后期以王钦若、丁谓为代表的负面角色，都是科考出身的士大夫。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正是在真宗朝徐徐拉开大幕的。南宋吕中概述士大夫自觉意识在宋真宗时代的苏醒：
自李文靖（沆）、王文正（旦）当国，抑浮华而尚质实，奖恬退而黜奔竞，是以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谨，政府有王曾之重厚，台谏有鲁宗道之质直，相与养成浑厚诚实之风，以为天圣、景祐不尽之用。（《大事记讲义》卷六《真宗》）
在君主官僚专制政体下，士大夫政治能否良性运行，最终取决于君主的政治取向与个人好恶。真宗前期谦谨，君权慎用，遵从李沆等名相贤臣的治国方针，故朝局大政相对修明；后期固执，君权滥用，连王旦、寇准都不能独善其身而曲意顺从。但宋人认为：太祖太宗朝，“治体类于严”；真宗、仁宗、英宗朝，“治体类于宽”。（《大事记讲义·论治体》）正当北宋版“皇帝的新衣”粉墨登场时，龙图阁待制孙奭是少数戳穿真相的朝臣之一，他批评真宗：“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腹诽窃笑，有识尽然，上玷圣明，不为细也。”倘在宋代以后的极权体制下，对如此妄议圣上者轻则廷杖，重则极刑，但真宗仍能“容之而不斥”。由此可见，即便真宗后期，治体也还算宽忍。而士大夫政治正处在育成之中，其刚健正气未遭摧毁性戕伐，终于在仁宗中期迎来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巅峰时期。
同理，宋真宗时代既然处于王朝上升期，尽管后期有一场大折腾，因尚未进入一经折腾碍难收拾的衰变期或没落期，随着真宗驾崩而改弦更张，后继主政者以宽仁治国，上升期跌入低谷的运行曲线触底上扬，逐渐进入繁荣期。
宋真宗与刘娥的帝后关系，在两宋宫廷史中确实最富情节性，也为后世小说戏剧的再创作留下了虚构的空间。关于刘皇后的婚姻八卦与历史地位，拙著《细说宋朝》有专节述评，这里略作补充。
自景德四年郭皇后去世，真宗就一心提高刘娥的名位，却因其出身寒微而一再遭到抵制，到大中祥符五年才册封为皇后。这一过程，既印证了士大夫政治的顽强存在，也说明真宗对刘娥感情的执着。其时，刘氏四十五岁左右，依旧能赢得真宗的倾心，显然不仅倚仗美貌，为人才慧强敏或许更关键。大中祥符九年起，真宗“自是不康”，刘皇后渐预外政应该不早于此年；天禧四年，真宗一度“不豫”，朝政从此打上了刘氏印记。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刘氏以皇太后权处分军国事，听从王曾等建议，将天书伴随先帝入葬永定陵，终结了真宗后期的昏悖之政。
北宋共有四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而真宗刘皇后与英宗高皇后对朝局的影响不容小觑。高氏以太皇太后听政九年，主持元祐更化，不仅未能消弭新旧两党的政治隔阂，反而使之势同水火，致使哲宗亲政就绍圣绍述，发动全面清算，北宋政治就此转入衰变期。相比之下，刘氏听政十余年，不仅使真宗后期的政治危局消解于无形，士大夫政治虽一波三折却回归正轨；随着皇权的平稳移交，终于开启了后人追怀的宋仁宗时代。在宋真宗时代向宋仁宗时代的过渡中，说刘皇后为赵家守护了江山，其言似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