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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常见引用的“更无一个是男儿”诗句，全诗如下：
君王城上竖降旗，
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
宁无一个是男儿！
在《“更无一个是男儿”考辨》一文（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8月25日）里，陈尚君先生深入辨析了近来走红的这首诗，指出其原作者应是前蜀文士王仁裕，论证绵密，煞是过瘾。文章胪列了后蜀花蕊夫人向宋太祖陈诵此诗的宋人文献，“怀疑此事只是文人的编造，假托才女的作品和轶闻”，但仍留有余地说：“若宋人所载属实，则花蕊夫人费氏只是略改王诗以答宋太祖，也属急智。”
陈寅恪论及晋代王、阮关于周孔名教和老庄自然的异同之问，并不拘泥于王究竟是王衍还是王戎，阮到底是阮修还是阮瞻，进而开示说：“其实此问若乃代表当时通性之真实，其个性之真实虽难确定，然不足致疑也。”（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还举唐代笔记《剧谈录》为例，“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准此而论，花蕊夫人向宋太祖诵诗事，其个性真实虽难确定，但后蜀亡时，“更无一个是男儿”作为“当时通性之真实”则“不足致疑也”。国亡前夕，后蜀主长叹，“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便是有力的佐证。
宋灭后蜀，花蕊诵诗，与我研究的宋史有交集，无意中也逗惹起我的兴趣。而若欲获得这首诗折射出的通性真实，还应遵循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提撕的诗史互证法，即与“现存之史籍参证并读，始能得其真解”。我与尚君先生一样，也完全无意讨论与这首诗“本身无关的是非”，只想从历史角度进一解，说明后蜀为何落得“更无一个是男儿”的结局。
后蜀创立者孟知祥原为后唐宿将，他在前蜀灭亡后奉命入川，不失时机地建立了割据政权。立国半年，他就去世，传子孟昶，昶时年仅16岁，史称后主。由此看来，后蜀政治，基本上就是后主之政。在君主制下，一代人君往往代表他所统治的时代。孟昶的统治可分前后两期。即位之初，将相大臣都是先君故旧，他们自恃有功，又受托命，骄横跋扈，压根不卖后主的账。孟昶先是宽纵隐忍，行将失控时才施展引罴驱虎的伎俩，将业已坐大者或诛杀，或解职，直至“故将旧臣殆尽，帝始亲政事”。故史学大家吕思勉公允地评价道：“凡十五年，乃克尽除其逼，其事亦非易易，昶实非全无能为。”清代史家吴任臣也说，“后主初袭位，颇勤政事”，“孜孜求治，与民休息”。他颁下官箴，告诫郡县官：“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剪除威胁当年，有鉴于“事多壅蔽”，还设置了匦函，后改称献纳函，接受官员百姓对朝政的投书。四川易守难攻，五代时未经大乱，故史称“百姓饶富”，“金币充实”，后蜀经济发展势头不错。
孟昶亲政以后，倘能励精图治，也可以做到“实非全无能为”。但故将旧臣威胁剪除，后蜀之政反而江河日下。据《十国春秋·后蜀七》，955年，龙游令田淳有段上疏，大体概括了孟昶后期之政：
三年以来，民颇怨嗟，谓陛下求贤失道，为政不平；重纂组，夺女工，贵雕锼，损农事；法令不信，赏罚无诚；纳谏之心，微自满假；驭朽之年，渐乖始卒。载舟覆舟，不可不惧。
这年，后周世宗雄心勃勃，发兵窥蜀。后蜀形势诚如田淳所喻，不啻以朽索驾驭车马，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但后主之政却逐渐悖离善始善终的轨辙。其后期衰政集中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耽溺享乐，穷奢极欲。后主前期，自奉尚称节制，但放纵物欲已露兆头。他沉迷方士房中之术，即位不久，便“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943年，孟昶再次大选13岁至20岁民间女子，老百姓人心惶惶，“立嫁其女，谓之惊婚”。有官员进谏，他一边赏银嘉奖，一边却采择不止。某年元宵，孟昶召一舞伎入宫，宽绰地赏给她家十万钱。他雅好诗词，一次就赐诗僧可朋钱十万。
及至后期，正如《新五代史·后蜀世家》所论定，“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大规模选女活动虽未见史载，后主与妃嫔忘情游燕，恣意声色，仍见诸其《木兰花》“欹枕钗横云鬓乱”的自承。在物质享受上，孟昶更以侈靡为乐。每到腊日，内官各献圈金花树，“所费不赀”。他经常命织工一梭到底织成大至三幅帛的锦被，上镂二穴，名曰“鸳衾”，供其与妃嫔床笫之用；而张挂其上的“芙蓉帐”，帐幔以芙蓉花染缯做成；更有甚者，连溺壶都以七宝装饰。宋太祖后来召见他时，当面怒斥道：“你用七宝装饰这玩意儿，那该用什么器具来盛食物呢？自奉如此，不亡何待！”
其二，刻剥百姓，民心浮动。在豪奢极侈的同时，孟昶大行其侵削扰民之政，将御制官箴中“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警告彻底置诸脑后。见用度不足，他先是“立诸色科徭”，输纳苛繁；继而铸行铁钱，禁榷铁器，“用以专利，民甚苦之”。他还分遣使者赴四镇十六州，催索历年欠税，其中952年至957年，更是另行追督。田淳指出，这种扰民聚财之举，既犯天意，更损君道：“夫百姓，六军之主也。百姓足则军莫不足，百姓不足，军孰与足？务夺百姓，专赡六军，此其损君道者二也。”后主全然不以为意。
后主晚年之政，让老百姓日渐失去安全感。原先号称“蜀中久安”的政局，在赵宋代周后竟谣谶蜂起，在貌似荒诞的谣言背后，凸显的却是民心的流失。961年，有人接连两日在道上披发奔走，大喊神人让他唱言“无爷无母救汝”；民间也讹传“国家东迁天水”，而“天水”正是北宋赵氏的郡望。963年，在一根破木里发现紫色隶书，上写“太平”两字，一时誉为祥瑞，夸饰太平。其时宋军尚未攻蜀，成都却传开了所谓识者的说法：“须成都破了，方见太平。”正是老百姓的这种疏离与失望，构成了蜀亡之际“更无一个是男儿”的深层内因。
其三，求贤失道，典兵非人。后主亲政，顾忌到枢密使“权重难制”，起用王昭远知枢密院事。无非其人原是侍候他的潜邸近臣，值得信赖，便于控制，故“委以机务，府库金帛，恣其取与，不复会计”。孟昶还让自幼与他亲狎的表兄弟伊审征也知枢密院事，“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审征也摆出“以经济为己任”的做派，实质上却“贪侈回邪，与王昭远相表里，蜀政由是浸衰”。右补阙章九龄对后主说，“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并点名宰相李昊、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后主却以“毁斥大臣”将其贬出。在《资治通鉴》这段纪事下，南宋史家胡三省慨然评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卒之亡蜀者，昊、昭远也。”《十国春秋·后蜀本纪》更是一针见血：“用匪其人，坐致沦丧。”
鉴于旧将专兵跋扈，考虑分割兵权，后主命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军，但这些人都非统兵之才。后周来攻，后蜀“勇将精兵，不死即逃”，其中就包括李廷珪、韩继勋等统兵节度使。但后主对李廷珪不予追究，仍让其执掌兵权。据《资治通鉴》，连李太后也“以典兵者多非其人”，告诫儿子道：
先帝（指孟知祥）在太原，平二蜀，诸将非有大功，无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远出于厮养，伊审征、韩保贞、赵崇韬皆膏粱乳臭子，素不习兵，徒以旧恩寘于人上。平时谁敢言者，一旦疆埸有事，安能御大敌乎？以吾观之，惟高彦俦太原旧人，终不负汝，自余无足任者。
但后主连其生母的忠告都听不进去。
在《隋唐五代史》里，吕思勉有一论断颇堪玩味：“知祥在蜀，全恃客兵，客将尽而蜀人不与同心，所恃以自立者先拨。”“先拨”即预为之谋。这一论断大义略谓：作为后蜀建立者，孟知祥仰仗着外来兵站稳脚跟，这些客将连同麾下客兵自有五代骄兵悍将的通病，其故将旧臣也因之成为后主前期之政的大患，孟昶隐忍用智，尽除其逼，不能说一无作为。问题在于，客将既除，但客兵对新遣之将既无依附感，对孟昶政权也就缺乏认同感，不可能为之拼死卖命。后主不察时转势移，未能做到欲自立者应预为之谋，让客兵完成蜀地化的转型，重塑一支赖以立国足以御敌的军队，在军政上与自己同心同德。尽管孟昶也玩些分散兵柄、援用亲近等故伎，对根本大计却无所用心，反而沉溺于后宫纵乐。吕思勉继续点评道：“况复荒淫为武家积习，昶亦渐染之而不能自拔，区区小慧，又何益邪？”其结局也如对手宋太祖所逆料：“孟昶都无股肱爪牙，其亡不远矣！”
最后，不妨回放“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历史现场。964年岁末，宋太祖从北线与东线两路发动灭蜀之战。后蜀主派王昭远出任抵御北线宋军的行营都统，宰相李昊饯行成都城外，王昭远手执铁如意指麾军事，自比诸葛亮，酒酣耳热，攘臂对饯行者大言炎炎：“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小儿，取中原易如反掌耳！”岂料三战皆败，剑门失守，王昭远竟吓得瘫在胡床上一时起不来。他随即免胄弃甲，逃匿在老百姓的仓舍下，悲嗟流涕，双目尽肿，还一个劲儿吟诵罗隐“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诗句，最终成为俘虏。
接闻败绩边报，后主命太子元喆为元帅，李廷珪等为副，率兵万余，前往驰援。这位皇二代尽管判六军诸卫事已达15年，但后蜀诸卫只是装点皇帝门面的空架子，既无军队可统，也无战事历练，“素不习武”。出兵时，他车载爱姬，携伶人数十，带上乐器，路人见状，无不窃笑。一路上，这位太子“晨夜嬉戏，不恤军政”，行至绵州，听说已失剑门，便仓皇逃归成都，“所至焚掠庐舍仓廪”。
后主这才大梦初醒：“虽欲坚壁，谁与吾守？”无奈之下，只得“君王城上竖降旗”，宰相李昊奉命起草降表。历史似乎在重演，前蜀亡国时，降表也出自李昊的大手笔。成都市民闻讯，夜间在其门上愤然大书“世修降表李家”。降表既下，接着就“十四万人齐解甲”了。
当然，诚如署名花蕊夫人诗所说“妾在深宫那得知”，要说后蜀国灭之际，也未必“更无一个是男儿”。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后蜀夔州守将高彦俦在副将败走城池失陷的情势下，力战不胜，身负十余创，左右已作鸟兽散，有属下劝其单骑遁归，他表示：“不能守此，纵人主不杀我，我何面目见蜀人？”劝他归降宋朝，答曰：“岂能一身偷生，举族负罪。今日止有死耳！”便面向国都，西北再拜，登楼自焚。高彦俦血战到底，视死如归，不乏男儿气概。而这个男儿正是李太后当年唯一推荐的不负后主之人。但国已不国，仅此一人，岂能挽狂澜于既倒，更何况宋初统一战争裹挟着沛然莫之能御的历史大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