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大家都按照徐春风的安排四散忙碌，只有华少昌被蒙在鼓里，也不知道徐春风究竟打的什么算盘，所以他除了继续盯着以茶换盐的事情，也没什么事儿可做。不经意间他看到了华咸声随手丢在地上的小册子，于是好奇地拿起来一看，是那本油印的《革命军》。
自庚子国难以来，革命之说如春草般在各地蓬勃生长，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的人越来越多，连位于西南的川渝大地上都一时间以知晓革命、力倡革命为潮流。
但对华少昌而言，传统的儒家文化早就告诉他，革命并不是什么新词。早在《易传·彖传下·革》中，就讲了“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不过是改朝换代的代名词而已。
对于那些“革命”的人，前朝肯定称为是“造反”“叛逆”，那些揭竿而起的人，就是“逆贼”，是大逆不道。但是对于这些“造反”“叛逆”的人，一旦成功了，那就是“替天行道”，是“上顺乎于天，下顺乎于地”的不世功绩。
在古书里，圣人孟子都有着为“革命”提供理论弹药的词句。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这些华少昌都是烂熟于心的。
华少昌面前这本《革命军》他以前也曾读过，“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也不过是古书里的那一套。
他实在想不通这些鼓吹革命的人，破衣烂衫、田无一亩、居无定所、蓬头垢面，连个呼应和虚张声势的队伍都没有，是怎么有胆量到处革这个的命、革那个的命的。
在这些革命者中，他的同学兼好友曾持算是少数的另类。
他至少不会困顿到吃不起饭、住不起店、读不起书。他常常身着长袍、文质彬彬，更像是书生而不是革命者。
华少昌曾经在偶然间遇到过曾持在校园里慷慨激昂地宣传革命思想。他说道：“不论做君的，做官的，做百姓的，都要时时刻刻以替国家出力为心，不可仅顾一己。倘若做皇帝的，做官的，实于国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员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
后来华少昌才知道这是陈天华所写《狮子吼》里面的话，但在当时他听来已经是惊世骇俗。毕竟千百年来，国就是皇帝的家，老百姓的家是自己的家。有国有民，没听说过有民无国的。
当时那场演讲华少昌也没完全听进去，他只是对曾持那单薄的身板所迸发出来的洪钟般洪亮的声音感到惊奇。但那个声音也在他心中埋下了对革命的好奇和不解的种子。
今日重读这本《革命军》，华少昌却发现又有了不同的感受，而且越读越来了兴致，特别是读到成立新政府的时候，更是感到写得十分中肯，并且觉得胸中有万千言语和想法想倾吐，身边却除了账房先生就是力哥。他又被心胸中的念头所困扰，得不到宣泄。呆坐了一会儿，突然想到前不久遇到曾持，说他就在这城中，上次还邀他前去做客，并留了地址，看来择日不如撞日了。
于是他掖好了《革命军》，朝曾持住的寓所走去。这一路上，华少昌看到的依然是繁荣有序的景象。箪食壶浆、吆喝唱卖之声依然不绝于耳，这与老家广安比起来，像是另外一番模样。
他边走边想，人都说康乾盛世如何如何，虽然现在的大清朝败落了，但总也比康乾之时发达。最近这城里还在装电线电灯电话，据说一按就能照明，拨几个号码就能通话。而且现在还有个什么叫电报的东西，千里之外也能传信通气。这么个国家难道不是在慢慢变好吗？现在也成立了咨议局，也能选议员，跟西洋各国不也是在积极靠拢吗？为何非要革命不可？
满脑子的问号就像杂草一样生长，就像一个误闯荒园野地的小孩子，一开始他还充满了新奇之感，但慢慢就迷失了方向，四周除了杂草和虫鸣，没有指示的路标，方向完全丢失了。他似乎陷在了里面，无法找到出来的路。
这些想法甚至在他等曾持的时候都还在不断地往外冒。连客栈的伙计都觉得他不太正常，主动给他上了一杯茶水。等到曾持回来了，伙计喊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天已经黑了。
华少昌随着曾持上了楼，曾持的房间是一间所谓的“上等客房”，但在鸡毛客栈林立的北门，这些客房的等级大多数是虚夸的。跟着曾持进了房间，华少昌才注意到这间上等客房里摆了三张床。曾持的床前还有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桌。
曾持只比华少昌年长几岁，但他穿着西式的长袍戴着帽子，还戴着手套，提着皮制手提箱，怎么看都跟本地人格格不入。他脱掉了外套，露出了里面的白色衬衫，找出一张塞在角落里的折叠椅子打开，请华少昌坐下：“少昌兄，不要见外，随便点。”
他们二人面对面坐定，互相寒暄了几句，伙计推门进来送了一壶热水。曾持站起来找出两个杯子，问：“少昌，你是喝咖啡还是茶？”
“茶吧，咖啡我喝不太惯。”
过了一会儿，曾持端过来一杯茶一杯咖啡，还有一小碟饼干。他坐下来一边搅着咖啡，一边问：“少昌今天怎么想起来看我了？”
华少昌脸一红说：“你上次来信说只在成都待一周，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过来看看你。”
曾持喝了一小口咖啡说：“难得少昌有心。当初咱们在学校里，虽然说话不多，但你没少帮我打掩护，很是感谢。”
华少昌一听笑了：“说这些。你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老师又管得严，我只是帮你编编理由搪塞一下。”
“我当时做的跟现在做的没什么两样啊。”曾持坦诚地说。
“也是革命么？”华少昌问。
“少昌兄还是跟以前一样，对什么都很好奇。”曾持笑了，“是的。你看到这间房间里还有两张床，那都是我们的同志。”
“同志？”华少昌听着有点困惑。
“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者，志同道合者也。”曾持笑着说，“少昌是带着心事来的，说吧，有什么要问的？”
华少昌犹豫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了那本《革命军》，说道：“这本书我看了，这位‘革命军中马前卒’写得确实很好。
但是要对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甚至善恶美丑都进行革命，那不是要打烂砸烂一切吗？”
曾持接过那本书，没有正面回答，一只手抚摸着封皮，慢慢地说：“邹容兄已经去世很久了吧，这本书却依然在不断流传，可见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想必以后这本书仍将流传下去，甚至载入史册。那些王侯将相恐怕也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才能在史书上留几句话吧？绝大部分的人终其一生也可能就是家谱上的一个名字而已。”
提到邹容，二人都沉默了。邹容本来叫桂文，出生在重庆府出了名的有钱人家，可惜在巴县童子试时愤于考题生僻罢考了，父亲托关系好不容易把他送到重庆经书书院，结果又因蔑视旧学喜欢维新那一套而被开除，后逐渐向往维新变法。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重庆知府李立元带领他到成都投考留日官费生，时任四川总督奎俊爱其才，让他早日回来为朝廷效力，结果他思想过于倾向维新，临行时被取消了资格。
好在他家中殷实，于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自费到了日本东京同文书院留学，给自己改名邹容，寓意改变容貌，脱胎换骨，《革命军》初稿也是在那时候写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邹容到上海结识了大名鼎鼎的章太炎，结为莫逆之交。《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章太炎爱不释手，还给这本书作了序，把《革命军》的读后感发表在租界的《苏报》上，大骂皇帝和清廷，触了慈禧太后的逆鳞，朝廷照会租界抓了章太炎。
邹容义愤之下自己投案，结果受尽折磨，两年后死在监狱；章太炎第二年被营救出狱，真是各自命运的造化。想到这里，二人沉默了，虽然如此惨烈，但总有人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
抿了一口茶后，华少昌继续追问道：“你们跟邹容不同，他是自费去的，而你们都是拿着官家的钱去东瀛读书的，为何如此积极地对抗朝廷？”
“不错，我们很多人的确都是拿着官府的钱去留学的。但那些也不过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当顺民。很多人考上了公费资格，就像邹容一样，最后还不是会因为思想激进、言语不敬而不得不自费出国？满人想要的依然不过是脑袋后面拖着猪尾巴，脑袋里面装着君臣父子的奴才。”
看到华少昌没有说话，曾持继续说：“这个国家还是分三六九等的，满人尤其是旗人依然高人一等，从顺治开始他们就不用耕种，每个月领银子。你再看看这个城市，依然有专供满人居住的少城，还有八旗将军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而我们汉人呢？革命不过就是要革掉这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的命。”
“可是现在也在立宪，也有了咨议局……”华少昌突然卡壳了，不知道下面该说什么了。
曾持笑着说：“少昌兄不要着急，慢慢想，我们同窗之间，有什么都可以讨论。”
华少昌受到了鼓励，慢慢地说了下去：“现在还有洋人虎视眈眈，恐怕革命不是最好的出路，死了这么多年轻人，太可惜了。”
曾持放下手中的咖啡，站起来去桌上拿起了一份名单，递给华少昌，那是一份手抄的四川咨议局议员表。曾持也不看表，如数家珍般说起来：“就拿这四川咨议局来说，按照通省十九万一千五百三十人的选举人总数计算，共有议员一百零五名。除了成都、重庆二府分别分得十四、十六人之外，少的龙安府、茂州、叙永厅仅有一人可以当选。其余各选区三五八人不等，这岂是民主？更何况宣统二年（1910年）全川通省就有五千零二十一万人之巨，为何仅有不到二十万人可以选举？”
“可能是国人多数不识字，不通文理……”华少昌现在倒像是清廷的官员，曾持像是革命党的头头，二人开始为自己所代表的势力做最有力的辩护。
听到华少昌的回答，曾持兴奋起来：“对！少昌兄说得很对，的确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你细看。”
他绕到华少昌背后，指着那张长长的明细表后面说：“这咨议局，选出来的都是老学究、老官员，不是进士举人，就是贡生附生，还有内阁中书、县丞、通判。几乎就没有百姓白丁。更可笑的是，就连知县、候补道这些都是议员，年长者六十有五，最低者也已经三十，试问有几人肯为百姓而言？”
华少昌沉默了很久，问：“革命成功了，这些人不也是国人么？跟现在他们就当选议员不也一样么？”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又满人当政、老人当政与革命者当政、年少者当政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曾持解释道，“革命固然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但必须快速并且彻底。不然国家内乱不止，洋人趁机凌辱，国将不国。”
正说话间，有人用钥匙从外面开门进来了。华少昌被开门的声音吓了一跳，紧张地站了起来。曾持则一点儿也不紧张，还主动跟来人打招呼：“列五，今日事情办得怎么样？”
那个叫列五的人一看屋里有人，边脱衣帽边道歉：“曾持你也不先打声招呼，说有客人，我也好敲敲门再进来。”
曾持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你当初试图打进这成都城来，也没见你敲门啊。”
列五也跟着笑起来：“我那不是下象棋少俩子——没炮吗？”
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曾持向华少昌介绍说：“这位是章列五，也是个猛人，我们同盟会的同志，现在在重庆新式学堂都是叫得上号的人物。”
华少昌跟章列五拱了下手，说：“我叫华少昌，是曾持的同窗。”
章列五也学着华少昌拱手道：“都是江湖兄弟，格外亲切。”打完招呼，他转身问曾持：“我没打扰你们聊天吧？”
曾持连忙摆手：“没有没有。少昌兄是对革命有些想法，我们正在讨论交流。”
章列五听完向华少昌竖了个大拇指：“能干。我们这些革命党平常都是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别个看到我们都绕路走，少有人主动跟我们亲近的。要不然，你到重庆去，加入我们同盟会吧？”
曾持一听立马打断了他：“唉，让少昌兄自己选择，我们怎么能强迫别个。”
章列五一听嘿嘿一乐：“当初你发展我可是死缠烂打的啊。”
华少昌听了不知道该笑还是该装作没听见。倒是曾持自己解了围：“你要是再拖延不回去，你们重庆支部的杨沧白可就把你开除出队伍了。不过少昌的儿子正在开蒙读书，可以去你那里看看。”
听到这里，章列五来了兴趣，一边翻箱倒柜地找出一身黑色的力哥衣服穿上，一边对华少昌说：“我这不……临时有点事儿嘛。少昌兄，说到新式学堂，我在重庆说第二，那没人敢说第一，麻烦你从你身后的床底下把那个藤编的箱子拉出来给我。谢谢。”
华少昌费劲地把那个箱子拉出来递给他，那个箱子还很新，与床底下的灰尘相比，显然是刚放进去的。章列五接过去道了谢，拿着一支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又跟二人说：“对不住了，我有急事先走了。少昌兄，这是我在重庆新式学堂的地址，带着孩子去看看，有缘咱们重庆见。”
曾持和华少昌送他出了门，二人又坐下来品茶喝咖啡。曾持已然看出来华少昌一时间还是无法接受这些新思想和新理念，就像他当年去日本留学一样。他缓缓地说：“少昌兄应该知道近代以来很多人都是开眼看世界的。其实那个时候很多的书籍，翻译的内容纰漏百出，很多书籍也不是最新最权威的，但是却启蒙了很多人。我当初准备出去的时候，沿锦江至彭山江口入岷江，下乐山至宜宾入长江，船抵重庆换乘轮船一路漂流至上海，再行至神户。到了才知道什么叫现代，什么叫落后。”
曾持拿出一张自己在日本拍的照片说：“这还仅仅只是维新之后的成就。在甲午海战之前，我们可是从来不觉得日本是什么了不起的国家。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割辫子易，革思想难。”
华少昌仔细地看着那张照片，照片上的曾持刚剪掉了辫子，穿着日式的军服。华少昌细细看着照片上的曾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军装模仿的是美军的双排扣风衣设计，胸前缀九排十八枚扣子，领口将金属带替换为金属丝刺绣，领衬依然分色，用来区别军种，没有肩章，袖口采用蒂罗尔结式花纹；但不同于英美的款式，造型上更具有东方古典美，以花纹数量区别军衔。他腰间佩带直剑，还束着遮盖剑带的装饰性腰带，比起绿营的号衣可精神多了。
曾持收回照片道：“明治维新前夕其实与当前的局势很接近。咸丰四年（1854年），美国海军仗着坚船利炮，逼着日本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开放港口。日本的武士和藩国开始痛恨腐败卖国的幕府，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个藩国的武士反抗了几十年，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萨长土肥四强藩合兵，在伏见鸟羽战役中打败了幕府军，才让局面有了起色。强藩和幕府又打了两年的戊辰战争，大势已去的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被迫奉还大政于明治天皇，两百六十五年的幕府统治才算结束。日本明治天皇学习西方，变法维新，建立三权分立的新式政府，才促进了国力飞速发展。”
曾持越说越兴奋：“再看现在的中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西太后带着义和拳向西方十一国宣战，让各省督抚杀洋人烧洋货，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另外再加上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还不是东南互保，单独跟洋人签了约，他们还称朝廷圣旨是在拳民胁持下的‘矫诏、乱命’，绝不奉诏。
“最后又怎么样，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慈禧带着光绪逃到西安，义和拳被洋人和清军杀得尸横遍野，这些抗旨的督抚反而成了洋人的座上客，朝廷也动不得。其实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各省各自为政了，如今只要有有识之士起兵反清，中国也必将改天换地。”
华少昌疑惑地说：“有人开了这个头嘛，革命党这几年折腾了多少次，死了一批又一批，又有什么用，还不是失败了？”
曾持回答道：“所以需要不断地向火药桶里扔火柴。我那个时候天真地以为学了军事就能回国效力，回国了才发现，军员、武备、学堂，都已经如老牛拉破车。即使是新编练的新军，也不过是只打得赢流民和土匪。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思想。”
曾持缓缓地说：“都说革命者是叛国者，其实，革命者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华少昌似乎听懂了一些，问道：“那共和了就真的自由、民主、博爱了吗？”
“也许会有弯路，但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次看日俄战争的教育片，咱们的人看着日俄在自己的土地上打仗，居然纷纷叫好，我就知道这个国家需要的是思想的革命。有一个朋友叫周树人，本来是到日本学医的，也弃医从文了，他说中国的病不是病在肌肤，而是在思想和理念。”
后面曾持还跟华少昌讲了很多东西，他们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多，华少昌跟他讲了很多成都本地的生活趣事，告诉了曾持哪里的川菜好吃，哪里的茶馆是用山泉水泡的。在这一方面，曾持确实连个行商都不如。
两个人之间的话题越交流越深入，无意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感情和彼此的熟悉，也让华少昌有了更宽广的视野来揭开自己内心紧闭的那扇门。心若是牢笼，则处处为牢笼，自由不在身体，而在于内心，华少昌知道，曾持是幸福的，因为他的内心是自由的。
曾持知道华少昌有着他这个年龄所不该有的老成持重，他所欠缺的只是自己这般的经历。对于反清意识，如果当年自己没有拜在赵熙门下，在经纬学堂结识了吴玉章、曹笃、陶闿士，他也不会选择留学日本，更不会参加反清起义。对于一些革命理论，他也是在海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书籍之后才了解并坚定了信念。
对于一些现有社会痼疾的理解，他也是经历了江安、成都起义的失败后才自己总结出来的。只不过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到处说自己失败过，未免难以服众。曾持也认定了自己已经在华少昌的心里播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只需要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呵护，就一定会茁壮成长。这也是他始终认同的：他人启蒙始终不如自我觉醒；改变思想首要在于改变环境。
华少昌走的时候，客栈的伙计都快要睡着了，客栈也只留了几块门板未上，以供晚归或晚出的客人使用。夜漆黑无光，黑压压的云遮住了月亮，看起来像是大雨将至的样子。这个时候依然夜凉如水，华少昌裹紧了衣服，快速走在街道上，衣服下面藏着曾持送给他的革命书籍和报纸。他也说不出他跟曾持谁说服了谁多少，还是彼此都没让对方听进去分毫。
他认同曾持对咨议局的看法，但觉得说咨议局就是糊弄老百姓的摆设也有点夸大其辞。他甚至认为，假如曾持不闹革命，他的能力也可以混上个贡生甚至进士身份，说不定也能选个议员。但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华少昌觉得同盟会那些革命党给农民画下的大饼也不那么靠谱。汉朝王莽不也搞了土地改革，最后还不是“王田圣制”三年而终。他甚至觉得，没想好农民的问题之前，革命党的理想都像是空中楼阁、水中之月。
华少昌也总结了下他们之间的共识，他们都认同中国已经太落后了，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也认识到无论何种情况，积极地选择并用新式生活方式、新式教育都是极好的，想到这里，他想让辛佑国带华咸声到重庆去看看章列五的新式学堂也未必是坏事。
他一路想着，一路回味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后半夜。思想上的兴奋退却之后，身体上的疲乏迅速地散布了全身，他连洗漱和脱衣服都没顾得上，就倒头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