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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同志：
十一月二十六日信收到。
小二黑结婚剧本，本月十二日才接到，因当时在城参加区干部汇报结束土改工作的会，直到现在才着手看。
我原定的计划，依靠剧团已不可能，只是依靠村、区、县做了些工作。在这三个月的工作中，问题还是发现了一些，而进一步观察群众现实生活则所得甚少，因这次仍不得不以一个工作员的身分（份）出现，致与各阶层群众生活仍有隔离之处也。
目前军事形势的发展与《新大众》性质的改变，似乎决定我的工作也要有些变动，因此我准备于旧历年后把我的老婆孩子送回原籍以便于流动，可是这情况下反使我没有主意：继续深入农村呢，还是转向城市呢？一个无产阶级的写作工作者不了解真正“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生活如何是好？这似乎应转向城市了。可是放下自己比较熟悉的对象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探索又有什么把握呢？这样想来似乎又是不必往城市好。这问题与我的整个前途有关。我的前途有二：一个是就现有的条件做可能做的事，不必求全责备，甘心当个专写农民的写作者；另一个是和一个青年一样，力求发展为一个全面写作者。前者说起来虽不免带点暮气却比较现实，后者按现在的供给条件也不是绝不可能，只是成本要大一点，从经济上算起账来，不如培养个城市青年合算，且在今后联合政府的形势下，不可能有现在的供给条件或领薪金的写作者，因而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久久写不出什么来便会使公私都觉得不妙。最后我觉着依靠现在的条件工作，并加强今后的流动性，逐渐把自己活动的范围转移到城市去，或者是个较妥当的办法。我这种想法如与党使用我的计划不冲突，请求给我调动这样一个岗位。
改革戏剧一文，我读了后没甚意见，只是这一工作我觉着真不是好做的。问题还不在于像某同志（忘了名字）文中所说神话故事有否毒素与有害无害的界限问题，而在于事情范围太大循求实效的工作者太少。例如戏戏（剧）编审委员会要各地送剧本，而多数戏班子和剧团根本连报也不看，连这个委员会的名子（字）也没有听说过，那管你审查不审查？县级宣传部门，从襄垣看来只是从报上看到有这委员会，真在工作计划中把钞（抄）送剧本算成一项工作则还没有想到。我到这里已看过三种原封不动的旧戏（襄垣秧歌、上党梆子、小落子），没有谁来哼一声说“这成问题”。有害无害界限不清，其弊在于能使少数有害者“漏网”，现在的问题是连个破网的也没有，害大害小可以通行无阻，连一个用网的人也没有，即使张了网，仍不起网的作用。进步的剧团是有的，他们时时要求得到有人负责审查过的新、旧剧本。戏剧编审委员会所编审（修改）以后的剧本可以普遍印售，否则其效不易普遍。
我们的宣传工作，从上下级的关系看来，好像一系列用沙土做成的水渠，越到下边水越细，中央的意图与村支部的了解对得上头的地方太细了，不独戏剧工作为然。像最近中央（共）中央对青年、妇女工作的指示，各级照着做，赶到了村，往往就变成莫名其妙的填表任务。封建思想之海的农村，近十余年来只是冲淡了一点，尚须花很大的气力才能使它根本转变了颜色。
襄垣下良镇的土改、整党、建政一套工作已结束，我所见到这些工作中以及今后的问题，详见给《新大众》社的信中，我已请冯诗云同志转给你，兹不另赘。
余再报！
敬礼！
赵树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