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和农民有相同点,便是他们都是劳动人民,我先根据农民作品谈谈经验。农民的作品数量也很多,公式化的歌颂稿件分量也很重,但也有特殊好的:我在太行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起了一次剧本写作竞赛,结果收到一箱子,我去看了一个月。我虽是农民出身,但有些却是我不知道或写不出来的:譬如一本戏写一个放牛孩子,他一会儿演放牛孩子,一会儿演他的东家,把东家的儿子受了委屈父母抚爱,和自己受了委屈有泪不敢流、反倒挨打的情形写得很好;再如写一个村子打蝗虫,一个巫师画了符,把旗和牌牌插在田里,说蝗虫来了就会停落在他的旗和牌上,后来他觉悟了,拿起旗、牌来打蝗虫。我想,工厂里一定也有特殊的,可以用文化奖金来征求。在数量上,农民的作品产量是惊人的大,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有些地区每个村有一个编辑部,学校教员就是编辑主任。农村中群众欢迎的书籍,销量也特别大,像农民能读的小册子,新华书店一次印一两万册,很快就销完了。拿这情形来看,大城市里给工人看的报纸,如果办得好,一两家怕是不够的。
我自己写工人还不熟悉,觉着最好是做记者,到一个工厂里做他们的编辑主任,暂时把写作收起(通过工人俱乐部自然取得编辑地位),这样来选出稿件再寄给报社,也可以减少报社的编辑上的困难。
工人和农民还有相同的地方:有些工人自己以为是很普通的事,却是很值得歌颂的。譬如印刷工人爱护机器,听说拆移机器不高兴,但听说要装机器,就高兴地到旧机器堆里去找,好像机器就是他自己的。在他们工作时间里,他们就不像平常那样谦虚,他们的尊严就拿出来了,好像你去向一个赶车的农民问路,他会拿鞭子一甩,告诉你说“往南!”一样。这正是主人翁的身份。工人们这些值得表扬的特点,可能多得很,如果我们发现了,加以引导是可以克服公式化的。
有一位农村的劳动妇女,坐着大车去了一趟西长安街,回来说:“街上那么些描眉画眼的女人坐着三轮车在街上跑,是在做什么哟!是不是跑到街头上又跑回来呢?”关于这一点,我也明白。我想我们的报纸应该管一管:北平的二百万人究竟是在这儿做些什么的?现在应该写工人,是不是把工人写给其他的人看?报纸是发给谁看的,看了叫它发生什么作用?我以为需要依照我们政府的政策精神决定一下。例如北平有许多摊贩,日用品很多,可是比农村里贵,这似乎是一条奇怪的市场法规:许多人无处转业,只好一齐来摆摊,靠着摊子过活,物价都被他们吃贵了。他们是不是可以向工厂里转业?这些人中间是否有些问题,值得写写?要他们到工厂去或转入其他生产事业,说教是无用的,写一些,便可以指出一条路来。文艺工作者是否可以参加区政权工作,了解一下二百万人是在做些什么?了解某一个时期他们究竟需要些什么?我们从农村来的人,是感到有这个需要的。工人作品的形式问题,在农村里也有,有人写“飞机扔炸弹咿呀嗨”,不知是咒骂还是歌颂。有些人写“雷呀”“电呀”等,也不知是何目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告诉工人说“写快板好”或“写雷电好”,否则他们会误会而更公式化。我想,还是应该先去了解、研究。有一个学校里演蒋介石,给他戴上金箔糊的帽子,上面有缨毛,背了武装带,很像相片上的蒋介石。可是一个工人看了说:“把蒋介石打扮得那么漂亮,是要表扬他吗?”他提议改用驴套头给他做帽子,用驴轭做武装带。这些都是创作,我们该去看看,看看会发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