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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身于一个有宗教关系的下降中农兼手工业者的家庭。我的祖父原是个杂货店的会计，改业归农后才生我父亲，晚年入了三教圣道会，专以参禅拜佛为务。我的父亲是农民而兼编织柳器的手工业者。
我从六岁起，由祖父教念三字经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格言，不让我和其他孩子们玩，并且要我身体力行能为我所理解的那些道德行为，例如拜佛、敬惜字纸、走路不左顾右盼、见人要作揖、吃素等。
到了十一岁（九周岁），我的祖父死去，父亲把我送入私塾读书。这时候，我初次和村里的孩子们接触。那些孩子们都欺生，联合起来害得我每天挨打，受尽种种屈辱。好在当时我的家庭因埋殡祖父而下降，所以只上了一年便休了学。次年便跟着父亲学庄稼活和编织柳器。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三年。
在这一阶段，从祖父那里学来了一些“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敬师尊……”“不履斜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封建或宗教守则，同时又造成了个瘦弱的体格和不通世故的呆气，从父亲那里学来了农业和手工业的一些技术，但因为身体关系，有巧无力，没有学好。在祖父死后的三年半中，我和农村的文化娱乐有所接触（我父亲也好这些，但以前为我祖父所反对），学了些地方音乐和书词、戏本。
我在十五岁（一九一九年，十三周岁）那一年的夏天，我的父亲被村里一个退职小军官以名利说动，把我送到一个离家三十里的高级小学上学。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士绅和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一下又注定我一段饱受凌辱的命运，后来幸而我的学习成绩还不坏，他们还不敢尽情期（欺）侮，只是用“异己”的目光对我而已。在这时候，我仍本着祖父的遗教，逆来顺受，乞图以忍让感化别人——自然无效。
那时候的高小是三年制。我因为没有上过初小，又上了半年补习班，一共上了三年半，至一九二二年寒假毕业。
毕业的那一年，买到一本江神童的《四书白话解说》。这本书，后来听说是一位老古董先生用他孙子的名字出版的。这位老先生接受过王阳明的学说，同时又是个信佛的，还著过《大千图说》，其思想是儒佛相混的。这恰好合乎我从祖父那里接受的那一套，于是视为神圣之言，每日早起，向着书面上的小孩子照片稽首为礼，然后正襟危坐来读，并且照他在《大学》一书中的指示，结合着那些道理来反省自己。我从高小毕业后，又教了二年初级小学（那时候高小毕业可以教初小），连同毕业之前的一年共三年，对这部书的礼读没有间断过。
我是十七岁那年（一九二一年）冬天结的婚。对方的生日虽然只比我大六个月，可是因我的身体瘦小，相形之下颇有“小女婿”之感。为了维持纲纪，我强摆起丈夫的架子要对方服从，有时达不到目的就到妈妈跟前告状，自然（每次）都是我胜利。后来自己大了些，本来应该好些了，偏又接受了江神童思想，放假回家之后，听着对方诉些日常生活之苦，以为无关圣贤大道，加以江神童思想本来含有佛家的独身主义，使得感情上离对方越来越远。
总之，在这一阶段，我以学习圣贤仙佛、维持纲常伦理为务，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人看来，以为是好孩子，可惜“明书理不明事理”。
因为我不通事（世）故，初级小学也教不成了，才于一九二五年暑假期间考入山西长治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这个学校幸未受同学欺侮，只是由自己的落后思想指导着的怪行动（如吃素、敬惜字纸）引起了一位有先进思想的同学（即《工人日报》社的王春，已死）的非议。在初入学的一年中，经过这位同学把我的江神童思想体系打垮，才算打开了学习其他东西之门。那个学校，偏重于教古文，不能满足有求知欲望的人——那个学校当时有求知欲望的人却也不少。我经过那位同学的启发，得到课外在图书馆中借些书读，不过所读之书杂乱得很，同时可以接受互相矛盾的书——例如对科学与玄学的东西可以兼收并蓄——而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者则为反礼教、反玄学的部分。就这样乱读了二年，后一年偏重在文艺和教育学方面，但同时也接受了一点共产主义的道理。
第三学年第一学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入了共产党，同时在学校赶上了驱逐腐败校长的学潮（不是党领导的，但党也赞成）。在这运动中，我被选为一名学生代表（共十人），并且终于取得另委校长的胜利。到第二学期（1928年春）因国民党反共，波及学校，我遂离校逃亡，但至次年春仍被捕入狱。
这个时期，我的前妻正患子宫炎，就在我被捕之前三日死去。
在这一阶段，我的思想虽然有点解放，但旧的体（系）才垮了，新的体系没有形成，主观上虽抱下了救国救民之愿，实际上没有个明确的出路，其指导行动者有三个概念：1.教育救国论（陶行知信徒）；2.共产主义革命；3.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艺术至上，不受任何东西支配）。并且觉着此三者可以随时选择，互不冲突，只要在一个方面有所建树，都足以安身立命。
我在被捕之前，虽曾有过将近一年的逃亡生活，可是那时候还以为是暂时的，并未做长期打算。被捕以后，开始觉悟到再不能在旧政权下做什么安身立命的打算。这便是我流浪的理论基础。出狱之后遇上了比我高明的一些懂马列主义的同志，又和王春打垮我的江神童思想一样，很艰苦地打垮了我另一些糊涂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格至上”（在这以前，我以为革命的力量是要完全凭“人格”来团结的）和“艺术至上”。这对我的帮助是有决定意义的。
出狱以后，便决定以革命为本分而以其他社会职业为取得衣食的手段。这时候，太原有进步一点的小报副刊（国民党的小报。报是反动的，但那个副刊是进步分子办的，秘密接受党的领导。现在的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史纪言，就是那副刊的主编人，不过当时他也不是党员），我便写一些揭露黑暗的小东西在那里发表。那里的稿费甚低，不足以维持生活——而主要的生活费来源则为给石印馆写药纸版。这时候我仍未和家庭断绝关系，向家庭只托言在太原找事，有时候在太原维持不住生活，便回县里找个小学教员当一当；但过一个时候又因为它要耗去我几乎全部的时间，便又辞去而仍到太原流浪去。
这时候，我对革命的认识很抹（模）糊——以为目前只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反对旧统治者，将来红军一打到，革命就成功了，至于红军打过来以后还要做什么，就连想也不去想。
出狱后的第二年，我的父亲向我说：“你的妈妈身体不好，需要娶个媳妇来替他做活。”我以为家里需要个媳妇是家里的事，我也不必反对；我不过在家里做几天客，家里想用我的名义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就答应了，结果便娶下了现在这个老婆。
这种流浪性的生活过了七年（一九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在这七年中，主观上虽是革命，实质上是流浪——一不升学，二不找事，三不回家，四不参加党的组织，中间虽说也写过一些揭发性的文章，但人微言轻，也估计不出究竟起了点什么作用。在最后的一年半，到在一个乡村师范当教员，用革命的道理启发过一些学生（这批学生在抗日战争开始即组成一个小的游击队），算是一点比较具体的成绩——不是我一人之力，是和史纪言等人合伙取得的（当时史是该校校长）。
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期（一九三七年），我参加了我党领导的一个群众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上层有阎锡山的人，党未能全部掌握），接着便重新入党。
重新入党后，开始仍凭热情办事，对革命的基本理论、策略、路线都不求甚解，其中最重要的是不了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和统一战线中的团结与斗争的关系。由于这个原因，对党分配的具体任务往往不能全面完成而只完成其自己认为重要的部分——例如在做抗日动员工作的时候，因为怕妨碍统一战线，便不敢结合着广大群众的阶级利益来宣传动员，而只讲一些抗日救国的大道理，结果（在）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进攻的时候，便找不到自己依靠的群众基础——这样理论水平的人在当时相当多，所以才造成失败。从这种失败中才认识到地主阶级和蒋阎匪军在抗日阵营中的反动性，认识到群众基础的重要性。
又因为抗日战争初期地方上党员的数量和质量都差一些，干部又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这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有些看不起，分配工作往往不恰当，便打击了我尊重组织的热情（未能把个别党员和组织分开来看），常以为像我这样一个“小党员”，人家分配点什么就做点什么算了，但这也只是暗发牢骚，并非真心话，后来形成一种宗派情绪。后来党扩大了，自己的思想也有些提高，才对党的组织性尊重起来，只是宗派情绪仍然存在。
自一九四〇年起，我编过好几个小报副刊（牺盟会的《黄河日报》、一二九师的小《人民报》、华北新华日报社为敌占区出的小《中国人》报、华北新华书店出的《新大众》小报），自己的写作逐渐得到领导上的鼓励，才使我转入文艺队伍里来。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