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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从沁水县嘉峰乡来，谈起该地区农业社发生的问题，严重得十分惊人。兹举数例如下：
一、供应粮食不足：每人每月供应三十八斤粗粮，扣购细粮，不足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有儿童之户尚可，只有大人的户不敢吃饱或只敢吃稀的，到地里工作无气力。在产粮区可以享到三定之利，而产棉区则否，这问题在过去提过，但得不到解决。不论说多少理由，真正饿了肚子是容易使人恼火的事。在转入高级社的时候，说了好多优越性，但事实上饿了肚子，思想是不易打通的。
二、缺草：缺草问题也是老问题，只是现在更严重了。嘉峰乡的草拨在离那里六十里的郑庄，连运费在内，合七分五厘钱一斤，而小米价才六分五厘。群众觉着社里的生产品，一部分叫牲口吃了。
三、缺钱：近几年来没有多少副业收入，群众手头没钱，常是凭借贷过日子，而社里又无钱可借，信贷社也不作普遍贷款。从前的中农户，本年用的是上年的收入，贫农才是先行借款，凭本年收获还债。固然从前借的是高利贷，但现在就是出高利，也贷不到手。
四、命令太死板：对棉花、花生不但要实物数字，而且播种面积也不得活动。养蚕的任务也太重，桑叶不够了，往往要跑几十里去买。牲畜老得不能用了也不让卖（社务委员通过卖了一个牲口，工作员撤换了一个负责牲口的人，虽经社务委员多方解释也不能挽回）。
五、买煤难：分散的小煤窑不让开了，只有指定的几个窑出煤。这样一来，距离远，买煤人集中排队，花的工夫就太多了。
六、基本建设要求太急：打井、修地（改变地形）分到若干年去做是可以的，做得太快了，别的活就做不了。
七、地荒了、麦霉了，由于运粮、运草、买煤、买桑叶、修地、打井等杂事误工太多，没有抓紧锄草、打麦两项工作，后来一遇到连阴天，非常被动，以至于地里的草比苗高，麦子垛在场上沤着。
以上一些问题，在领导工作者看惯了，虽然有时也表同情，但并不认为是一定得到限期解决的问题，结果“不可终日”的事可以终“年”，甚而可以“多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有一次因为发粮不及时，群众几乎要打乡长。因为缺草和撤换管牲口的人，谁不愿对牲口负责，撤的撤了，可是换不上人。因借不到钱，群众在看戏的时候，大量吃社里卖的熟食品，吃了不给钱要社里借给钱再还，哪个村也不愿意演戏，因为待不起客（各村却都欢迎别的村唱戏）。这一些小事都可以说明，群众对公家、对干部、对社的情绪。群众靠这种情绪来办社是很难办的。反映这些问题的人，一个是我的女儿，一个是我的外甥。他们在暑假期间回家住了半个月，无孔不入地接近了好多人，比我这文化人的官僚主义好得多。群众对我谈问题有些顾忌——怕我到上级乱说他们的名字——对他们则大胆得多，也琐碎得多，所以他们了解得更为具体。
我相信我们县级干部都是勤勤恳恳做工作的，但勤勤恳恳的结果，做得使群众吃苦，使群众和我们离心，是太不上算的事。大家都是给群众办好事的，可惜不能使群众享到好事之福，反而受到好事之累。我建议地、专双方派个组到当地确实调查一下关键所在，及时解决问题，以挽回群众在转社时期的积极性。
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也许我的估计不准确，给大家戴了大帽子，但“任务”却完成了，“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反比以前增加了许多，严重了许多，都是事实。我希望迅速改变这种事实。
我希望在地委开会的时候，讨论我提出的情况。
余候再谈！
敬礼
赵树理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