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化与“拖住”

“拖住”，是说拖着人不让进步的意思。这两个字，抄自鲁迅先生的文章中，他说：“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合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配合大众……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是绝对的要不得的。”鲁迅先生这个指示，是很重要的，从事通俗读物写作而在这方面不加小心，就往往会不知不觉“尽了拖住的任务”，虽然鲁迅先生也原谅这种人的“苦心孤诣”。

本来通俗化的任务，在于普及文化，从而提高大众。所谓提高，大致可分四方面：第一是改造大众迷信落后思想，使大众都能接受新的宇宙观；第二是灌输大众以真正的科学知识，扫清流行在大众中间的一些对事物的错误认识；第三，在文字方面，也应该使大众逐渐能够欣赏新的形式，而不尽（仅）局限在旧的鼓词小调上头；第四是应该注意到大众语言的选择采用，逐渐克服大众语言的缺点，更进一步丰富大众的语言。我们如果根据这些条件来检讨一下我们目前的通俗化书报，检讨我们是否做到了“提高”；或者相反，在某些方面，正尽着拖住的作用，这是很必要的；而且根据我们随便翻过的一些通俗化书报小说，却正是“拖住”的成分多，“提高”的成分少！这尤其不可不注意。

先从提高大众思想方面来说：

大众中间的迷信落后思想的第一种，便是“有鬼论”和“宿命论”，请看下面这些例子：

说时迟那时快，

王谦卧倒在路边；

流尽最后一点血：

烈士英灵归九泉。

有的挤到火堆里

全身着火丧黄泉；

有的跌到壕沟里，

人踏马踏归阴间。

——冀南救国堂丛书《战桃园》

我有一套口诀，奉送大家，谨记在心；依法施行，不但能逢凶化吉 ……鬼子来到我就躲，得便送他见阎王 …… 几条妙诀办到了，管保遇凶化吉祥。

——晋西大众报第三期

老韩无奈穿上他妻的袄，

人人说韩大嫂子把阳还。

……也是咱大家运不好，

那些人一个一个归阴曹 ……

你在那阴曹地府等一等，

须知谋事在人成在天。

——冀南救国堂丛书第十四种《小老韩》

这些书报，都是特地为大众编刊的，可是在这些例子里边，就正是迎合了大众的落后方面，把“阴曹”“黄泉”“阎王老爷”也都搬了出来，把“谋事在人成在天”的所谓古训也承认起来，把“逢凶化吉”的“一套口诀”也“奉送大家”；这是不是向后拖呢？

大众的落后思想的又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凡事靠官做主。这种“小百姓”意识反映在大众的口语上，说是“见青天”“遵王法”之类。而在我们谈到的稿子中，却也有这类内容的一篇小说：

一个当雇工的，忽然接到了从前的债主捎来的一个信，说：你欠的本利，我现在已不追讨了，占你的房子，也可以无条件归还。他得到这个信却吃惊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回家试一试看，却不料连拉去他的耕牛的另一位债主，也牵着牛给他送回来，他更弄得莫明其妙。后来旁人给他解释，说这是政府施行了新法令，所以债主不敢不遵。他这才恍然大悟，对政府表示感谢不止。

这是把大众形容成完全被动的人物，完全得赖“青天大老爷”的想法，但这也正适合大众的必然结果。

再则大众对于文字，是常抱着一种神秘的看法的。小的时候，一位略识几字的农民，曾经告诉我说：状元的文章，是可以横、斜、倒、竖念来都成话的。所以他们也特别看重什么“藏头诗”“推背图”之类，在这一方面来迎合大众，比如有人把“日落西山”四个字分配到四句诗的头上，算成日本鬼子必定死到山西的预兆。这些不但是把文字更加神秘化起来，促进了大众对文字的不正确认识，而且又是无意中传播着迷信观念，这是要不得的。

再从灌输大众知识方面来说：例如前举《小老韩》唱本中有这样一段：

甘罗十二为宰相，周瑜九岁领大兵，蜜蜂虽小称王位，屎壳郎倒大拱粪坑，秤锤小能打千斤重，竹竿倒大节节空。

类似的文字在另一本鼓词《张玉莲劝夫从军》里边也有：

秦甘罗一十二岁为宰相，小罗成一十五岁夺状元，周公瑾七岁上山把书念，十三岁东吴挂帅掌兵权，杨文广一十五岁挂了帅，他也曾领兵数万去征南。……唐朝里有位名将薛仁贵，为国家征东一去十二年，薛平贵也是唐朝有名将，他也征西一去十八载。

这些例子里边所引用的历史故事，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唱戏台上的话，没有一件说得确当的；而且把“秤锤”“竹竿”“蜜蜂王”来乱评一套，对于给民众以启蒙的科学知识上，更是有害的。这也是迎合大众的结果。

现在再从提高民众对新形式的欣赏能力上来说：

本来“民间形式”，并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所以通俗化读物而利用旧形式，也只能是“利用”，并不是说通俗化读物应该限于用旧形式。然而大家在这方面，又来迎合大众，不但无条件采用旧形式，而且更随便抄袭旧小说唱本的“套数”，来描写时代的生活，也不管写出来是否真实和近情。例如：

小老韩迈步把山上，哨兵报告杨司令：我抓来这个小孩子，大约看他是敌人的侦探兵。杨靖宇一见心好恼，无名大火怒气冲，吩咐一声拉下去，山口以外用枪崩。

此外，在《加紧春耕》鼓词里描写田地里的人多的情形，则说“也有穷来也有富，三教九流不一般”。在《血战百花岭》鼓词里描写一位营长接到敌情报告后的情形是：“韩营长接到报告后，气得眼睛发了酸。他妈的小鬼子们真大胆，敢和他韩爷找麻烦！他们退兵还罢了，若不然显一显我韩爷的威风。”在这里把东北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写成一个不问情由，拉出人就砍的山大王；把那位韩营长写成戏台上的黑旋风；而且要在耕地里边找“三教九流”。这样写下去，势必把穿制服的女兵绘成“女红妆”，把勤务员写成“小书童”。而这，就都是拉着人向后拖，都是不肯给大众以新的形式，而无条件地采用旧形式之故。

旧形式的一大宗，是韵文；旧式韵文的不好处，首先在于受字数和韵脚的限制。因此，为了适应五个字的句法，便曾经有过“拥护阎司令，服从蒋委员”的歌子；为了凑韵，《小老韩》里把“土龙山”说成“山土龙”，把“能行马”说成“马能行”，还把“十八集团军”说成“十八军集团”。在冀南出版的《茂林恨》小册子上有这样几句：

何应钦要向日寇行孝顺，强迫江南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去，连忙过江莫因循。

在这里“强迫江南新四军”这七个字，无论如何不够一句独立的话，何况又是用在“下句”。这些都是模仿旧歌曲的常见的不好的例子，都有拖住人、使之停顿在旧形式的读物上的嫌疑。

最后来谈一下采用大众语和丰富大众语的问题：

这里，我们认为也有值得注意的几点：一是不可采用过“土”的土话，例如有的地方说“不行”是“不沾”，而晋东南说“没有”是“没那”；这些既没有特别的优点，又为他处人所不懂，就是应该避免的。第二是，不可只图新鲜，把正当的名词，拿来构成错误的句子；例如老百姓把出了公布说成“出了布”，把召集过群众大会说成“召过集”；这在大众，是本来不了解而说错了的；然而一旦我们也“打过了倒”“报过了告”乱写起来，在你是图趣味化，在大众易就这样理解下去了。所以给大家写通俗读物，在用词上必须老实正规。第三是简语不可滥用、滥造。第四是有严密的科学含义的术语，不可随便翻译：“资本家”不可翻译为“大财东”，“无产阶级”也不可翻译为“穷光蛋”。假如在语言上认为是大众的口语就都是好的，都无条件采用；或者认为大家理解能力差，就把含义精密的学术用语，一齐拿似是而非的语言翻译过，这结果也都是很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