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怎样反映美帝侵略的本质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高潮中，我们北京市文艺界曾发表了宣言，文艺工作者个人都先后发表着谈话和作品，热烈地支持着这一爱国运动。

可是从作品上看起来，直接写运动的多，深入地反映美帝侵略本质的东西显得少了一点，所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想也许是因为过去对美帝的行为分析和研究不够。我想我们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者们，既不曾参与过蒋匪的高级行政机构，大多数又不曾亲自到美国去过，在北京见到而且能接触的美国人（接不上者除外），又不过是一些教堂的传教士或教会学校的美籍教职员，虽然他们的事业也被美帝算作侵略政策的一部分（说见后），但他们中间，有的连自己也不知道是被利用了，有的纵负有特殊使命也不轻易向群众透露，因此我们从他们身上也不易直接得到美帝侵略本质的表现。

美帝侵华的本质，在上边提到的这些人身上虽然见不到露骨的表现，可是在别的人身上却表现得很透彻——近一百年来，从提倡“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直到完全掌握了他们的活宝贝蒋介石，可以说把中国变成了和世界上任何一块帝国主义殖民地比起来都毫无缺陷的殖民地。这中间的详细历史过程，请大家看看新华书店出版的《时事手册》（半月刊）第二期《怎样认识美国》一文，或者再找些别的介绍美帝的参考书，我这里不再叙述，我只把他们这一百年来精心经营的最后结果略提一下：钦本立先生根据蒋美两家的大小公密各种协定（例如《中美通商航海协定》《双边协定》《中美航空协定》《美军驻华秘密协定》《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中美警宪联合勤务议定书》《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议》……和数也数不完的各种协定），在他写的《美帝经济侵华史》的总结中写道：“他（美帝）已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从这看来，每个帝国主义宗主国在他的殖民地上所掠夺到的权利，也不过如此：这才是美帝侵华的本质。如果有人要问“美帝到中国干什么来了”？就是来干这个来了。等到中国大陆来了个全部解放，他们一百年来经营成了的殖民地落了空，因此就又确定了武装进攻的计划。根据去年十二月五日美联社的报道，美国前总统胡佛说：如果“中共威胁着侵略台湾，美国应用装有十二英寸口径大炮的战舰在台湾巡回”，“我们应以海军保护台湾”（美国到台湾算“保护”，中共反成了“侵略”）。今年三月十五日杜鲁门批准了一项支持李承晚和蒋介石的法案，要在四个半月中用八千六百万美元给予朝鲜和“台湾”。从这些事实中看来，美帝早就把侵略中国和侵略朝鲜算在一笔账上了。这便是今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的由来，仍然是美帝侵略本质之继续和发展。

这里还须做一点补充：前面曾提到我们从在北京所能接触到的美国人身上不易看到美帝侵略的本质，为什么说他们的事业也是美帝侵略计划中的一部分呢？让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是怎样说的：有一位在中国住了四十多年的传教士斯密斯，在一九〇七年著了一本书叫《今日之中国与美国》。这本书上说：“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在精神的、商业的影响上收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如果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又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讲，也能比用别的方法收获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杜威在一九二二年写的一篇论文里说：“美国教会大学，是把美国的课程及训育观念移植过来，造就的毕业生，不是做发展民族工业的领袖，而是由于他们的英文训练，做外国公司的职员。”他们这一位宗教家一位教育家，一前一后，正足以说明这些宗教文化事业与侵略政策的关系。他们在这方面的计划，虽说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并不如他们想得那样圆满，除了极少数受毒过深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的教徒和教会学校的师生，在反帝运动中仍是站在中国人这方面的。

从概念化的材料中可以见到美帝的本质了，但直接体现这种本质的人我们都不曾接近过，因此写起作品来便会感到素材的困难。但这种实质，难道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反映或是反映不多吗？不，这种反映到处都是，只是我们这个国家一向就在帝国主义宰割之下，挨了打的人，有的呼救无门自认晦气，有的挨得多了皮肤失了痛感，时候长了，反而不以为怪。例如一九四七年上海《文汇报》统计，因美货的倾销，上海著名的九福火柴厂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关门，美国毛织品一九四五年八、九、十三个月在上海倾销量是一百万码，国产品是五十万码，大纶、亚中两厂关门。制袜厂五百余家，因美制品之充斥，大部分每天把做工时间缩减到三小时，有的则干脆关门。罐头工业因美货充斥，据一九四七年一月统计，由一百八十家缩减到五十余家。其他如草帽、皮革、卷烟、造纸等业，也都因美货影响一落千丈。这一类统计，也不过是在上海市的局部材料，然而其中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活问题，难道还不算有社会性的反映吗？再如解放以前，蒋匪帮中的美籍人士，一个个摆着旁若无人的太上皇架子，开着吉普车撞遍全国，抢掠幼女、撞死行人的事件，从重庆东至上海北至北京，各大城市日有所闻，难道不算有社会性的反映吗？又如美帝通过蒋匪帮在华取得应有尽有的特权后，用一点猫儿哭耗子的所谓援华物资来收买人心，而另一面却大量以军火供应蒋匪，使他们在中国杀死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当时我北京各大学师生识破这一点，联名宣言拒绝这种猫儿哭耗子的配给，难道不是侵略者和爱国者针锋相对的反映吗？

这一切事例，其中都有身历其境的无数的具体人物和经过，各人就自己所见的范围内，把这些与美帝侵华本质有关的具体事件综合一下，是可能写出作品来的。不过我们对这些材料，要发掘到深处，否则会把有社会性的材料写成了偶发的事件。我对城市的事太不熟悉，让我再举个农村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九三二年蒋匪借到了美国棉麦借款之后，在旧历年关，便影响到山西的粮价。当时山西长子县的小米落到三毛钱一市斗（十六斤），农民原来差不多都有点外债，赶到年关清债的关头，米价落了百分之六十二点五（原来八毛），这一来，就得卖掉原计划中的两倍多，有的全部卖尽还不够用，但是又不得不卖，只好卖了现有的，再去向高利贷主借粮（当时的高利贷主放粮不放款）。来年山西安泽县，因为粮价太低，农村工资涨到每人每日五升米（八斤）（原二斤），有些地主觉着无利可图，干脆让很大一部分土地荒了。像这情形，在经济论文中讲起来不过“谷贱伤农”四个字，可是在被伤了的农民那一方面，就成了成千成万人的生死问题。同样，被美货挤垮了的民族工业，其中不论资本家，不论工人，其命运何尝不和棉麦借款下农民的命运一样呢？其他类型的事例也莫不如此，如果向深处发掘一下，内容可能是很丰富的。

可惜我最近十多年来和这类事实接触得过少（老解放区这十余年来生活上虽说很吃苦，可是早就彻底摆脱了殖民地因素），实感不多，不易写出这方面的东西来。在北京的诸位作者，虽说不幸多被蒋匪统治了几年，但对蒋匪太上皇美帝如何吹胡子瞪眼睛来做中国的主人，可是亲眼见到的，希望能向深处发掘一下，写出好多足以反映这种本质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