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兴趣

“呀呀学语”的小宝宝们，吃饱了玩，玩乏了睡，睡起来吃，从他们的笑窝上，可以推想着他们的兴趣。

这些小宝宝们若生在今日的苏联，自有社会主义的政府，“保证和促进他们的人格、本性、创造、才干最充分的和各方面的发展起来”（见 1932 年 7 月 9 日《真理报》社论）。若生在别的国度里，今天还没有那种可能。如果生在二十年前，长到今天，那更糟糕！若是大老板的少爷，不管你有无兴趣，须得应付经济恐慌，或发动人类厮杀；若是劳苦大众的产儿，不管你有无兴趣，须跟着爸爸饿肚，或被帝国主义驱入战场；若是既不愁冻饿又不费经营的小有产者的哥儿姐儿，在前几年，自然可以随着兴趣逛逛巴黎，游游瑞士，而近二年来，除了苏联，所有全球水陆，人迹所至，炮火随之，于是巴黎花市，士女停歌，瑞士公园，游人敛迹，他若再去，岂不扫兴？这样看来：苏联以外，别的国度里的人们，想要不违反兴趣，充分发展，那是革命以后的事。

不幸我们未得生于今日之苏联，而偏在十几年或几十年前就生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来的各种压迫，已够讨厌，而近几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以及奸淫烧杀，更使我们不感兴趣，所以大家都来不及考虑个人兴趣，为了求生存，先来参加这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从事革命工作，是否和个人的兴趣是个冲突呢？这一来要看本人的兴趣是否合乎革命的需要，二来要看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除此以外，在分配工作的原则上，不但不反对个人兴趣，而且尽可能要使工作和工作者个人的兴趣一致。

斯大林说：“要这样按职位来布置各个工作者：使每个工作者都觉得自己适得其所，使每个工作者都能按其品质所能给出的最高限度贡献给我们公共的事业。”这便是分配工作的原则。

但这样分配工作，为的是使工作者能给革命以最大的贡献，而非迎合私人兴趣。各个人的能力和兴趣，原是由各个不同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因此，就不一定都合乎革命的需要。从革命队伍中生长起来的人，“革命”本身就是他个人的兴趣所在，那自然容易使工作和个人兴趣一致。若有个人，浪漫习气很重，参加革命好像演客串戏，兴趣来了革他一下，兴趣不来就算拉倒，他虽以为这样做才算有“趣”，可惜“革命”本身原来不是那样一件“趣”事，所以那样做来就不合乎革命的需要了。

还有因为革命在各地发展得不平衡，所有的人才和当时当地的需要不相等，那在工作的分配上也不能恰合于个人兴趣。例如在工作上多一个诗人而少一个刻蜡纸版的人，诗人这时就需要刻几天蜡纸版，等到有法调整时再好“各得其所”。假如他以为“真他妈的！这哪儿是诗人干的？不干！”那结果只能是他多作了几首诗装到背包里，而使革命的宣传工作受到一部分损失。即使诗人的诗不装在背包里而想拿出来发表，在敌后这种印刷条件十分不方便的环境里，诗人要发表他的诗，也还是需要刻蜡版的人动手。另外，万一这个诗人所参加的工作部门有时需要集体背粮，他要以为“驮粮原是骡子的事，不应分配给诗人来做”，那他马上便不能吃饭，连往背包里装的诗也作不成了，因为一日没有骡子一日便无法可想。——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不一定很恰当，而且绝没有嘲笑任何人的意思，这一点却得声明。

要求调换工作、要求受训、消极怠工这三种现象，大部分是对以上提出的几点，考虑得不周到所致，因为在分配工作的上级虽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要尽量顾到各个工作同志的兴趣，而在接受工作的同志们，应把革命需要放在第一位，万勿随着个人的兴趣兜圈子，而使革命受到无谓的损失。

其实哪有个天造地设事事恰合自己“兴趣”的革命环境呢？在整个革命工作过程中，有时固然轰轰烈烈，有时就不免繁繁琐琐。中国革命，是长期而艰苦的，革命工作是繁琐复杂而又沉重的。真正的革命工作者，要有耐心有毅力，他知道没有一点一滴的日常工作，便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干革命绝不是求“痛快”于一时的事，个人的“兴趣”，应该服从工作利益。而且兴趣需要不断在工作与学习中来培养，兴趣绝不是一个人生下来就有了的，小孩子在没有任何工作的能力以前，他对于任何工作都不感兴趣，这难道不是很好的证明吗？

诗人画家在创造作品时固然有自得之趣，而做起工作计划或总结来，仍不免要写干燥无味的一、二、三、四，不这样便无法进行工作，检讨工作，力求进步，这样做惯了，自己在主观上有了充分的理解，也便不感到怎样“没有兴趣”了。我们从前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养成各色各样的古怪脾性，哪一件不合乎今日的革命需要，都要自加检点，忍痛去掉，否则自己便会被个人“兴趣”封锁起来，进步便成了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