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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收藏（collections）
了解古代，已是老生常谈——从文艺复兴壮游到帝国考古盛行再到19世纪文化挪用。较难察觉的是，现代所收藏的许多物件本就是古代典藏多样性的产物，它们自带通今博古的意义，如今很多现代博物馆依然秉持着这一原则。在闻名遐迩的苏美尔人雕像（Sumerian sculptures）中，拉格什王子古地亚像创作于公元前3世纪末（要比本书讨论的时限早很多），由坚硬的黑色闪长岩（diorite）制成，令人喟叹。19世纪70年代后期，法国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泰洛赫（Telloh）地区挖掘出它们，现主要藏于卢浮宫。鲜为人知的是，公元前2世纪希腊化时期，泰洛赫是王宫所在地，当地的统治者、塞琉古王朝的臣民阿达–纳丁–阿赫（Adad-nadin-ahhe）曾在此处挖掘到古地亚雕像（这些雕像距他所处的时代已有两千年历史）。这位统治者不仅就发掘物创造了典藏，还派他的学者们研读、鉴定古苏美尔文字，并在位于发掘所在地的他自己的宫殿重展古地亚物品。阿达–纳丁–阿赫保存并复制了古地亚时期附有铭文的泥砖，又添入新的刻有希腊文与阿拉姆文（Aramaic）的泥砖，将其自身与古地亚王子的历史联结在一起——这归功于他的典藏（Bahrani, 2014: 217-233）。在艺术史的破晓时分，那些史前文物（monuments）就已成为希腊–巴比伦（Greco-Babylonian）名下的典藏。
正如本书所论证的（近期大量涌现的有关古代收藏的出版物都已在参考文献中明确说明），对希腊与罗马时期古物收藏的热衷，是古代精英基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从史前时代起，收藏就是一项为人所熟知的活动，公元前10世纪及之后的贵族墓穴中已同时汇集了古代与异邦的物件（Duplouy, 2006: 151-183）。希腊化及罗马时期的收藏活动尤其引人注目。与此同时，较早期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中原作的典藏（不仅是古风的、古典希腊与希腊化时期的艺术，还有埃及与中东的作品）被大规模复制与仿效，特别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各种新物件被按照古老的风格及样式复刻出来。本卷聚焦于物质文明，特别是可便携移动的艺术品（portable works of art），但在任何时期，物件收藏的核心都依赖于直觉，人们以此在自身或他者文化中判断现今或往昔的物品，同时在被展览增色的环境中挑选并展览它们。选择、组合、展示与策展的动力——所有意义在于社会记忆，在对往昔的挑选与联结中创造同一性，构建出适合任何特定时期现代性的概念环境——要比仅仅典藏物件更为宽广。
在本书这篇简短的后记中，我希望在传统古代手工制品收藏史之外另辟两条蹊径。首先，我会将前述过程与文本典藏并置，看作希腊化世界与罗马世界共有的冲动。物件的收藏是思想与分类过程的物质例证，同时被过程中变化的意识形态所决定，而它们通过文本的收录与编选来展现（也许是以不同的方式）。其次，我认为除了担当进行古代社会与文化自我定义的重要引擎之外，古代收藏的过程及方法也为我们理解古代世界建构了基础的框架。我想揭示的是，收藏不只是一个重要的本体论事实，即古代是什么样的，而且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论框架，即我们如何在今天理解古代。
古代收藏的证据揭示了挑选、分类、展示及审美价值的关系——凭借这些步骤所承载的一切意识形态——也揭示了文本（诗歌、历史、自然史）与铭文的关系。与关注物质文明并身处相似社会环境的贵族收藏家们一样，这些文本材料同样按物件收藏的方式被收集、复制、挑选、分类与编纂，再以纸莎草卷和手抄本的形式展示。实际上，或许有人会指出，古代世界运行的方式之一便是通过对过往（书面与物质层面）的全貌持续不断的再挪用，使其在整个希腊化时期与罗马时期经典化，被重新复刻、分类、彻底改造。虽然从结果来看，希腊化时期与罗马时期的文学文化中的古物研究迥然不同——不论是用希腊语还是拉丁语书写的，这众多的选集（florilegia）、诗文选（anthologies）、席间对谈集（collections of table-talk），正是物件典藏的文本关联物。此外，古代文本与其他形式的物件一样，都是物质文明的产物，因为它们必须经过煞费苦心的挑选、概括及在纸莎草卷上誊写，正如早期的艺术作品以颜料、马赛克、大理石和青铜为载体被人收藏与复制一样。它们以卷轴或手抄本的形式出现在特定的典藏之中，正如图书馆、私人府邸［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纸莎草别墅（House of the Papyri）］，以及很多肩负着公共职能的地方（König, Oikonomopoulou & Woolf, 2013）。实际上，古代的图书馆是展示艺术的最佳地点（Pergamon: Conqueugniot, 2013; Roma: Petrain, 2013）。
典藏是历史的物质载体，经过人为挑选，以某种次序陈列，附上标签，并历经多年的重新安置，为环绕观看它们的人群建构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三维概念框架。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代表了特定时期内支配并构成人们思想的知识体系。近年来，人们关注古代知识，讨论这些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分类的方式、社会思想的构成（如Barton, 1994;König & Whitmarsh, 2007）。很明显，像罗马帝国这般庞大的政体，其思想建构的模式同时具备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特征，造成古物研究不同的侧重与举措（关于帝国概况的知识可参见Murphy, 2004: 49-73;地方性知识可参见Whitmarsh, 2010）。至关重要的是，在世界与地方的语境中，因向心或离心不同动力程度上对知识排序的需要，掀起了一股文化风潮——学术类与评论类写作、选集与诗文选（florilegia and anthologies）、描写从亚历山大城缪斯神庙（Mouseion at Alexandria）的建立到中世纪之后的词典与百科全书（关于百科全书参见König &Woolf, 2013）。现代学者对此过程的论述并不充分，将物质文明，特别是收藏的历史，看作与分类学和归类法模式相同的三维等同体，二者被希腊化时期与罗马世界的王室、寡头政治与帝国语境所统领，被同样的动力与愿景驱动。然而实际情况是，不仅公共收藏与展陈的实施有着紧密并行的观念上的限制，如在共和国晚期与帝国早期艺术捐赠中，公共图书馆和供人欣赏艺术的公共空间作为模范齐头并进（Nicholls, 2013），而且在文化程度有限的情况下，其平民化的延伸与散播已远远超出了文本。举例为证，在古罗马时期，典藏具有作为创造新的复制品和新版本的工具箱的功用——一个强有力的例证是，位于罗马的帝国造币厂所拥有的共和国时期的钱币典藏，在帝国时期被精细地仿造（Gallia, 2012: 222-4）。通过它们所处时期人们的生活经验，古代典藏传授了一种范式，即如何建构思考。
收藏的议程与古代世界统领思想的宽广程度相当。这些议程包括虚构记忆（如古地亚与阿达–纳丁–阿赫之间的联系）与地方所有权的维护（例如每一个古典时期与希腊化时期城邦的所有权）——这两类模式都在试图对抗霸权中心的延展。但中心本身具有的选择性策略仍然不少。在亚历山大港，伟大的希腊文化奠基时期的亚历山大港，曾在其著名的灯塔周围举办过一场典藏展，展览了典型的法老时代埃及古物，声称那关乎一个王国中的多元文化，既审视了古希腊文化又探究了古埃及的文化，同时还关乎马其顿人的托勒密王朝（Ptolemaioi）对古埃及的统治。罗马帝国时期首都举办过各类希腊和埃及艺术展，包括上述两种风格与形式大规模、高质量的模仿；相对而言，伊比利亚、古迦太基、高卢和日耳曼的物件鲜少有人问津，人们对此甚至达成了共识。这一缺失凸显了帝国中文化的优先次序。收藏不仅在特定环境中保存与创造记忆（从一个个体的典藏到城市与国都的典藏），而且使面向混杂与同化的实验成为可能——如希腊化时期小亚细亚地区的科马基尼（Kommagene）东临波斯，而西面的世界很快便被罗马帝国占领，这个国度的艺术便以安条克一世（Antiokhos I）的铭文展示了两者的混合，即要求雕像与浮雕的制作必须“依照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古代‘逻各斯’——是我宗族有福的根源” [2] 。在文本中，多语言现象［例如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上的刻字，参见Parkinson, 2005］与转译［如希伯来圣经被翻译为希腊《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 ），参见Rajak,2009］便是这种杂交传播（hybridizing transmission）的同类模式。
在希腊化时期与罗马世界的文化生活中，古代城市实际上是典藏的凝集。古代铭文学庞杂的语料库［其中一个最为著名的案例是，约瑟芬·谢伊在本书第二章中探讨的， [3] 为具体处理林都斯雅典娜神庙的献祭之物的典藏而列的清单（the Lindian list）］本身便是对法律、法令、尊贵的宣言（honorific pronouncements）与类似物的一系列选择性遴选；也被复制与展出于公共展览，遍布希腊与罗马世界的公民、神圣场所之中。那些遍布于古代城市的珍贵雕像，其中部分的基座还留存于世，随着时间流逝，形成了地位显赫的权贵群像典藏，它们的市政贡献可被解读为城市的一种历史，分布在城市的柱廊与公共空间之中（参见Stewart, 2003; Ma, 2013）。在古代世界的城市地形图中，这些纪念碑性的写作与雕像的典藏创造出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一种对祖先与历史的认同感，一场当时精英阶层竞争性的挑战，以匹配前辈们在公共性方面的慷慨。特别是从公元前260年到罗马统治时期，希腊化城邦宣告神庙圣所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包括他们自己的和从其他政体接收的），并将其刻在最重要的位置。存世规模最大的铭文记载位于小亚细亚地区的门德雷斯（Maiandros）河边，毗邻阿尔忒弥斯（Artemis）神庙的马格尼西亚广场（the agora of Magnesia）的边墙，时间可追溯至公元208年前后。该典藏涵盖了来自许多其他城邦的文献［包括雅典（Athenai）、阿格斯（Argos）这样的古代城邦，以及安条克（Antiokheia）这样的后建城邦］，以及皮奥夏人（Boiotian）和亚该亚人（Akhaian）联盟这样的群体，还有安条克三世（Antiokhos III）、托勒密四世（Ptolemaios IV）、阿塔罗斯一世（Attalos I）等君主（Rigsby, 1996: 179-279）。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民政府对铭文及雕像的官方收藏（经过几代人的实施，而非单个赞助人或个人），以及对遴选出的物件进行复制、配框、并置、展览等一系列实践，便是社会融合的根本动因，继而帝国通过竞争性的自我调节管控精英阶层。此情形也适用于罗马、安条克、亚历山大港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这些重要都城，还有不少横跨希腊王国与后期的罗马帝国，不那么国际化但仍令人引以为傲的地方性城市（像马格尼西亚）。它使一种普世的、分享的文化成为可能，并致力推广（那些雕像大部分都具有相同的形式，而纸莎草纸卷轴都存放在城市图书馆中）。实际上，它们仍然坚持结合了个性化差异（特别是在希腊化与罗马时期个人肖像及献祭铭文的使用方面）和地方性——来自往昔或别处的珍贵物品，在储藏与展览的既定位置变得易于辨认，并且铭文与图像的内容往往颂扬当地的名人。
这个城市空间，即更宽泛的文化语境中具有地方特征的户外主题公园，倾向于临时性的典藏，如罗马凯旋仪式中的物品展览（Miles,2008: 55-60; Östenberg, 2009: 19-127, 189-98）或在某一祭祀过程中对雕像的挑选，类似于现代博物馆的形式，其过程不同于博物馆的常设展。换句话说，陈列物件的多样化处理方式——在不同时期与特定的语境中——营造出一种复杂巧妙的结构，对展品的临时放置提供了意义的多重层次。在个体层面上，精英阶层的贵族在其私人庄园中的奢侈收藏［尽管这类收藏可能要比现代术语的“私人”（private）意涵更窄］与公民典藏文化极为相似。罗马时期这种主题的样貌在亚历珊德拉·布尼亚撰写的第七章“共和国晚期” [4] 和莱亚·斯特灵的第十三章“古代晚期” [5] 中有详细论述。相较于位于高卢的齐拉根别墅（villa at Chiragan）中令人瞩目的雕像典藏，更值得强调的是，其中一些陈列物是长期存在的。除了令人瞠目的古代晚期神话雕塑、圆雕、模仿希腊大师作品的复制品之外，齐拉根藏有从奥古斯都到之后已故皇帝的一系列皇室头像，其中许多必然是早期或中期的君主收藏的，还有一些能看出古时曾被人修复。正如公民收藏中重新整理和保管更古老的作品（其中包含一些回收利用与破坏）一样，一代代的家族别墅收藏对家传藏品的处理方式近乎相同（Bergmann, 1999: 26-44, 68-70）。
除了可能被描述为社会凝聚和古代内在变化的引擎之外，古代收藏是创造经验数据主体的关键机制之一，它作为历史传承到现今。换言之，我们对古代的认识——关于其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及古代晚期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古代世界内部收藏过程的结果。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抉择和易误的临时性偶然事件的选用、排除、保存、毁灭的文本物件和物质材料，就是我们形成关于希腊和罗马时期历史的知识与讨论的根基。这样的知识形态（或许可称其为古代选择）由古人并未选用［如维苏威火山（Vesuvius）岩浆中保存的大量物件与文本］或主动放弃［如在厄科斯林库斯（Oxyrhynkhos）垃圾堆中的发现，或是被作为木乃伊盒而重新使用的各类重要文本］的那些证据所补充。
那些留存到中世纪的古代典藏中的各式部件随后在后古代时期（post-antique）得到完全不同形式的传播与保存，幸存还是流失常常取决于光怪陆离的偶然，还有古代典藏不同的经手者，像西方修道士，拜占庭收藏者、图书馆管理员与牧师，以及叙利亚、亚美尼亚、阿巴斯王朝的翻译家等条件相异的准则。我在此的论点是：古代时期发生的收藏作为一个社会与文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本卷中众多且各不相同的论述已经做过的非常清楚的阐明；与此同时，尤其在把希腊化时期与罗马时期的收藏看作意识形态的选择和创建了一系列规范的分类系统的现象时，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一个古典主义的进程（Elsner,2006），它正是在试图理解古代世界时，对于研究往昔的现代研究者而言最根本的经验与认识论的限制。
让我们来看几个关键的案例。首先是越过限制的命题——整个罗马城市本身因其古代的平民化，自古就作为一座活博物馆存在。它的典藏彰显了帝国的统治（从战利品到臣民的捐赠），它的编排映射出社会特征，以及［在奥古斯都时期与儒略–克劳狄（Iulio-Claudian）王朝是创新的］君主统治的帝国意识形态的叙事方式（Rutledge,2012）。这一论述建立在物件（旧的和新的，特别是帝国东部的以及年代久远的）与展示它们的构筑物——神庙、广场（fora）、柱廊（porticus）——的非凡的结合之上，由共和国贵族的长篇累牍同随后的数代帝王所建构，而那些帝王在建筑、展览与城市规划方面的宏大工程，既要与他们同时代的人角逐，也要令后继者无法超越。例如奥古斯都广场（the Forum of Augustus），它既努力超越往昔，又成为后世试图超越的主要典范。它是对尤里乌斯·恺撒（Iulius Caesar）在玛尔斯神庙（Temple of Mars Ultor）胜利复仇的歌颂，按次序排列的大理石雕像典藏，带有铭文款识（tituli），描述了关于恺撒王朝，以及罗马较早期最伟大之人（summi viri）激进的意识形态（Zanker,1968; Geiger, 2008）。这些雕像进入了城市平民日常生活的建构，成了公私集会和生活环境中熟悉的地标。例如，我们从赫库兰尼姆与庞贝发现的法律文件中可以得知，律师与银行家将奥古斯都广场上的某个雕像作为特定日子里的会面地点，雕塑铭文的作用就像房间号一样（Neudecker, 2010: 166-9）。虽然奥古斯都广场已经用雕像公开宣布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后来那些极力推崇的帝国颂词也被当成永恒的装饰品增添进都市典藏之中，以更广泛的视觉含义渲染了它们的论述。例如图拉真（Traianus）纪功柱与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圆柱，它们不仅是独特的雕像底座（精英阶层的公民得到许可便可攀爬），而且是赞颂其统治者（光芒万丈地伫立在顶端）及其国家军事荣光的视觉描绘复合体。
意识形态主张的多种物质文明发展，与视觉颂词耦合，通过帝国议事广场（Imperial Fora）这样的更迭呈现于大理石和青铜之中，形成了所谓的一系列文本图录。例如，我们知道在早期希腊化时期，马其顿的克拉特罗斯（Krateros of Makedonia）曾写下雅典早期的法令（Carawan, 2014，附有参考书目）。他的文本没有留存，但其内容（或源自其中的法令）在帝国时代及之后被频繁地引用——比如普鲁塔克（Ploutarkhos）、帕罗克斯（Pollux）及阿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的注释者都曾引用过。克拉特罗斯的书，无论是作为碑文被直接誊写保存下来的法令，还是一个由他发现的记载了铭文的档案版本，又或者是基于这些材料的选择性典藏，都成了希腊化时期的纲要，成为最初的物质文化典藏，建构了后代对古风时期与古典时期的雅典历史的经验性入口。同样地，共和国的古物学家卢修斯·辛西乌斯（Lucius Cincius）曾描述过古罗马朱庇特神殿（Capitol）上的纪念碑与古老的铭文（现已佚失），为作家蒂托·李维（Livius）等人后来对古罗马本来面目的描述（realien）打下了基础（Wiseman, 1979:45-6; Gallia, 2012: 62-3）。老普林尼的《博物志》——受到弗拉维［同样也是反尼禄的（anti-Neronian）］议程强烈的影响——转向收集当时幸存下来的资料，进行了更广泛的构思，清晰地将自然投射进罗马集中化的君主分类方法之中。因此艺术史成了罗马化时期典藏具有代表性的主题（Murphy, 2004: 194-216中论述了纪念碑；Carey, 2003;Bounia, 2004: 173-220中论述了艺术）。
罗马城为其居民的文化摄入创作了许多文本（特别是诗歌）——居民着迷于其物质文明的广袤与丰富，以及如何去阐释及欣赏它（Jenkyns, 2013，附有较早期的参考书目）。就希腊而言，帕萨尼亚斯（Pausanias）于公元2世纪中叶所作的十本书载有精彩的描述——伴随着自我审视的古物研究，以及选择性地、谨慎地谈论了宗教圣所及前罗马时期中神话和历史地缘语境的艺术作品——证明现代性不仅是古希腊的物质与空间世界，还是其人类学、考古学、宗教与艺术最为重要的接入点（参见埃尔斯纳2010年的论文，附有参考文献）。这样的记录中有一部古代的诗性文本，留存在公共语境不那么强烈的希腊化时期的皇家宫廷中，即第五章中伊芙琳·普廖（Évelyne Prioux）讨论的波塞蒂波斯（Poseidippos）论述宝石的系列短诗
[6]
。
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此类物质性建构与其在纪念碑上的文本模式的嵌入——还有在诗歌、哲学、修辞学与历史文本中精选规范的类似过程，成了我们以现代性思考古代的考古学，以及文学历史学的框架。虽然挑选的方式与过程各不相同——例如，完整的物件被收藏（虽然雕像常常不带基座），而文本仅是摘录而非全书，其中还附有与物质文明及写作相关的复制图案，是通过对过去的分类法的推崇来定义当下的文化动因的关键，且这一动因成为了一块棱镜——通过它，我们自身对古代产生经验成为可能。例如，“罗马”便是文化自觉的典范（作为帝国、城市及一种文明），它在自己意识形态认可的物件与文本典藏（诚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总是被幸存与遗失这样的反复无常给无效化了）之中，形成了关于判断排除什么在外与包含什么在内的选项分类学——这一系列明确的诉求，被一个对现行政权总是委曲求全和歌颂、对前朝总是口诛笔伐的物质与文学文化所固定。我们的经验主义证据，正是在这些意识形态的诉求（要比过往的事实或真理来得更多）中被研究的。这一证据在不同节点上的时间轨道上绝不是平均或平等的。某种程度上，“3世纪危机”（3rd-century crisis）产生于经验性资料的数量中（既是物质文明的也是文本的）。这种资料匮乏可能等同于创造力与生产力的荒芜，也可能预示着经济或社会危机（正如已经被频繁地假设的那样）；或者它可能不只是不幸的变故，而且是一种偶然的幸存产生的结果，其影响不可能不深远；或者它可能是纪念形式下文化转向的结果，该奉献什么与建造什么的模式被改变了（参见Borg, 2013: 1-6; Borg, 2014）。
但在典藏的陈列与展现将要改变之际，尤其在古代晚期和发掘再度掀起高潮的文艺复兴时期及之后，历史传统的叙述中会出现学术关键点。换言之，我们倾向于用物质文明的象征来读解历史，而古物的收藏便是意识形态的明证。因此，古代晚期罗马衰败的原因可以参见6世纪50年代普罗科匹厄斯（Prokopios）在书中描述的“哥特战争”（Gothic Wars），关于455年汪达尔王盖萨里克（Vandal King Geiseric）对罗马城的劫掠（例如Rutledge, 2012: 211;关于古代晚期纪念性博物馆的罗马论述参见Behrwald, 2009）。汪达尔人“既没有放过青铜，也没有放过任何其他在宫殿中的东西……（并且）还抢劫了朱庇特的神庙，掀开了一半屋顶”［Prokopios, hyper ton polemon lagoi (peri ton gotthikon polemon) iii. 5, 3-5］。这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仅仅是一个修辞学比喻，创作于那个事件发生的一百年后，反转了长期以来关于用征服其他城市得来的战利品填充罗马城的叙事——修辞城市衰败的原因，同时也是一种必要的准备，指向普罗科匹厄斯的赞助人查士丁尼一世（Iustinianus I）的形式，迎接罗马帝王的胜利回归。这一描述的确带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劫掠异教神庙的基督教徒是新的蛮族！如果情况是汪达尔人确实掠夺了罗马，那么其动因应该是装点他们自己的都城迦太基（Carthago）——就像君士坦丁大帝建立君士坦丁堡，并最终将罗马本身变为一座博物馆。
古代晚期，伴随着国都迁至君士坦丁堡的转向，全新的基督教制度降临至罗马帝国，带来了收藏策略根本性的修改。用有价值的纪念碑包装新城市的当务之急与起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内因相耦合，后者源自较早的罗马时期对圣像的破坏，但在规模上更大，剥夺了雕像和古代献祭品的宗教崇拜意味和显著的宗教意义，将其替换为古物研究或美学价值（关于归还盗窃而来的圣像，参见Lapatin, 2010;关于古代神庙中的审美、收藏与宗教参见Platt, 2010）。其结果变成（规模宏大的）毁灭与收藏并存的新模式，是一种在新语境中对早期碎片的整合再利用，以及对古老艺术方案与组合的破坏与毁灭性介入，它们弥漫着古代宗教的芳香，散发着偶像崇拜（idolatry）或恶魔附体（demonic possession）的味道。在收藏、保存与展示古物的过程采取了不同基督教语境中一些有时略显矛盾的形式——主要是异教古物，也有帝国光辉往昔的物质记忆。在许多个案上——不仅是雅典的帕特农神庙（Kaldellis, 2009）和拜占庭时期弗里吉亚的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 in Phrygia）（Thonemann, 2012）——对昔日遗迹都有极高程度上的对古物的欣赏与关注，但同样也有许多因特定元素（如生殖器及正面的“偶像”）遭到损毁的个案，在拆毁时受到基督教徒的特别关照，他们强烈渴望保护著名纪念碑的规模［例如Smith, 2012对古城阿芙罗迪西亚斯（Aphrodisias）塞巴斯蒂安遗迹（Sebasteion）的论述］和完整性。古代典藏的命运被重写与校准为基督教制度中的古代晚期典藏，因此，在旧帝国的不同地区，如东西罗马之间及这些区域以前的中心与省份之间，它们的命运是非常不同的。在基督教地区中，不同的影响反映在回应异教谱系的往昔，具有多样性和冲突性，既有歌颂也有辱骂。
正如萨拉·巴西特（Sarah Bassett）的文章所注意到的 [7] ，在收藏实践的变化中，自4世纪晚期开始出现一种对遗迹极为尊敬的倾向。这当然无法用于论断前基督教古代没有遗迹文化，但在其他种类的献祭品与献辞的对比下，英雄与伟人的换喻纪念（metonymic mementos）就没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了（前基督教时期的遗迹文化参见Pfister,1909, 1912; Hartmann, 2010; Neri, 010; Osborne, 2010）。罗马的君士坦丁凯旋门上，在歌颂帝国前辈的浮雕之中，君士坦丁大帝被造像纪念，而到他的葬身之处即君士坦丁堡王室陵墓上，他却出现在基督教圣人浮雕之间——这一转向是古代晚期发生之事的极佳的象征举例（Elsner, 2000）。它与一种往昔没有的新的古物种类关系不大，是关于一种知识秩序的转型。在异教世界里不重要的神圣传统中，圣洁男女的物质遗迹，获得了与早前最为富丽堂皇的皇家献祭题词同等宏大的价值，替代了重要如古代被视为神迹的木刻雕像（xoana）与宗教崇拜图像（极端昂贵的金制、象牙与宝石容器）。然而，事实仍然是，正如古代众神信仰的神殿以献祭品与珍奇物件包装那样，基督教主要的神圣中心，以及之后早期伊斯兰教的神圣中心会同样充满神圣的题词与来自已知世界的珍贵祭品（关于伊斯兰教参见Aga-Oglu, 1954: 180-90）。
与物质文明典藏及推崇中的变化一起的，还有古代文学文本的重新评估与编纂这一类似的系统化过程（Wlison, 1983; Reynolds and Wilson, 1991: 4-121）。例如，幸存的古希腊历史之物便是拜占庭人感兴趣的事物——这导致了古典与罗马时期诸多历史资料的留存，这些资料关注统治阶级的更迭；还间接导致几乎所有地方上关于古物研究的历史写作都遗失了，关于希腊化时期的编年史作品也遭受了相同的不幸（Kaldellis, 2012）。其认识论的意义在于，我们接受的是拜占庭时期对它继承的前基督教时期的历史文本典藏进行的再评估、保存与分选的古代教规，其中那些文本是为希腊化时期与罗马时期古物的图书馆及教室空间所收藏的。这种对古代典藏的再分类（re-classification），好似一种新的收藏训练，决定哪些教规能够延续下来到我们身边。准确地说，哲学的传播也是如此（例如柏拉图与普洛丁的作品有留存，而亚里士多德已经完成的对话录却几乎都佚失了），戏剧的遴选——不仅是三大悲剧作家所作的某些剧作，还有其他人剧作的湮没，语料库的消失，其中包括如米南德（Menandros）这样著名的大师的作品——还有诗歌的留存（一般来说对希腊化时期诗人是一场灾难，但对古典时期诗人来说稍好一些，而荷马史诗成功流传下来，对底比斯诗系统来说则是可怕的打击）等。在这些及其他个案中，前拜占庭的古物经典收藏（如克拉特罗斯、辛西乌斯、普林尼与帕萨尼亚斯的作品）自我印证了它们是更进一步遴选的基础，也决定了我们对古典作品的认识。
在基督教的统治下，物件的收藏与文本的遴选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本身就是古代晚期更为宏大的进程中的一个细微元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本身就能够被描述为典藏。近期有人辩称，公元1世纪卓越的文字纪念碑当属伟大的经文汇编——基督教圣经（包括《旧约全书》）与《古兰经》，还有如《犹太法典》与查士丁尼一世《民法大典》（ Corpus of civil law ）这样的不朽法律典藏（Fowden, 2013: 166-97）。如果有人希望研究得更为深远，可能会补充说明，在这个时期中——一个恰好平行的过程，还有其他主要的宗教文本教规的汇编（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斯兰教义下的祆教，以及印度宗教——佛教、耆那教与印度教）。从这个意义上说，收藏关注的是宗教世界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因为它们拥有书写手稿的经典汇编，以及与手稿一起的复杂评论与注释），以更为全球化的视角，而非只是古老希腊化及罗马世界的遗产视角观看，收藏是古代晚期及中世纪早期最为主要的成就之一。我们的古代——经过中世纪的剔除与选择后留下的文本与物质残片，不仅是上述过程的结果，而且只能透过由中世纪典藏建构的众多概念纱幕模糊地瞥见。
感谢玛亚·惠灵顿·盖坦（Maia Wellington Gahtan），以及感谢对早前初稿提供意见的安东尼·卡德里斯（Anthony Kaldellis）、约翰·马（John Ma）、提姆·怀特马什（Tim Whitmarsh）与格雷格·伍尔夫（Greg Woolf）。
[1] 本文为玛亚·惠灵顿·加丹、多纳泰拉·佩加扎诺所编《博物馆原型与古代收藏》一书的后记。Jaś Elsner, “Framing Knowledge: Collecting Objects, Collecting Texts,” afterword to Museum Archetypes and Collect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 ed, Maia Wellington Gahtan and Donatella Pegazzano （Leiden, Boston:Brill, 2015), 156-62.本文中的“本书”“本卷”等均指《博物馆原型与古代收藏》。文中穿插的括号注释均为《博物馆原型与古代收藏》原书的参考文献。
[2]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logos of Greeks and Persians - blessed roots of my clan” (Dittenberger,1903: vol. 1, 597, no. 383, line 30).
[3] 约瑟芬·谢伊，《希腊神庙的宝藏与收藏的发明》（Josephine Shaya, “Greek Temple Treasures and the Invention of Collecting,” in Museum Archetypes and Collect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25-32）。
[4] 亚历珊德拉·布尼亚，《罗马世界的收藏原型：古器物学，礼物交换，身份和时空作为价值的参数》（Alexandra Bounia, “Archetypes of collecting in the Roman world: antiquarianism, gift exchange, identity and the notion of time and space as parameters of value,” in Museum Archetypes and Collect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 78-90）。
[5] 莱亚·斯特灵，《投机的收藏家：雕像装饰的来源和晚期古代收藏的本质》（Lea Stirling,“Te Opportunistic Collector: Sources of Statuary Décor and the Nature of Late Antique Collecting,”in Museum Archetypes and Collect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 137-45）。
[6] 伊芙琳·普廖，《古代宝石收藏的诗性描述》（Évelyne Prioux, “Poetic depictions of ancient dactyliothecae,” in Museum Archetypes and Collect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 54-71）。
[7] 萨拉·巴西特，《收藏与历史的产生》（Sarah Bassett, “Collecting and the Creation of History,”in Museum Archetypes and Collect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 14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