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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郑武公娶于申
，曰武姜
，生庄公及共叔段
。庄公寤生
，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
，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
。公曰：“制，岩邑也
，虢叔死焉
。佗邑唯命
。”请京
，使居之
，谓之京城大叔
。
祭仲曰
：“都，城过百雉
，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非制也
，君将不堪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
？”对曰：“姜氏何厌之有
？不如早为之所
，无使滋蔓，蔓，难图也
。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
，子姑待之
。”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
。公子吕曰
：“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
？欲与大叔，臣请事之
；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
。”公曰：“无庸
，将自及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
，至于廪延
。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
。”公曰：“不义，不昵
，厚将崩
。”
大叔完、聚
，缮甲、兵
，具卒、乘
，将袭郑
，夫人将启之
。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
。公伐诸鄢。五月辛丑
，大叔出奔共
。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
，段不弟
，故不言弟
[1]
；如二君
，故曰克
；称郑伯
，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言出奔，难之也
[2]
。
遂寘姜氏于城颍
，而誓之曰：“不及黄泉
，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
，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
。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
。”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
！”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
？”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
，若阙地及泉
，隧而相见
，其谁曰不然
？”公从之。公入而赋
：“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遂为母子如初。
本篇选自《左传·隐公元年》。鲁隐公元年为公元前722年，当周平王四十九年，郑庄公二十二年。
《春秋》在这一年记了一条：“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为了阐述这一历史事件，把笔触倒转到三十九年以前，从郑武公娶夫人武姜开始说起，交代了郑庄公和同母弟共叔段的出生，主要着墨于武公死后庄公即位二十二年之间母子兄弟三人发生的一起勾心斗角、跌宕起伏、流传千古的故事。
郑国在当时是个新建的国家，始封之君桓公，姬姓，名友，为周厉王少子，宣王之弟。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封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幽王八年（前774）任之为西周王室司徒。时幽王嬖宠褒姒，政多邪乱，郑桓公预感到局势不稳，大难将至，听从了太史伯的分析劝告，将妻儿家产转移到洛东虢、郐两国间寄存。幽王十一年（前771）犬戎之难，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郑桓公也未能幸免。
桓公子武公助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得以任东周王室卿士（执政大臣）。他既要为百端待举的王事费心，又要为创业立基的国事操劳。等他辅佐周平王坐稳天子宝座，又依靠东徙的郑人，并以王室卿士身份借用王师，先后灭了与王畿毗邻的东虢国和郐国，取得十邑之土，从“蓬、蒿、藜、藋”（《左传·昭公十六年》）之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都，也即新郑，九年多的时间也就过去了。郑武公即位，和周平王即位是在同一年（前770），到武公十年（前761），他才娶了申侯的女儿武姜为妻，也算得上是先立业、后成家的典范了。四年后，第一个男婴出生时，头胎加上难产，使初为人母的武姜受到不小的惊吓和巨大的痛苦，她因此而对这个取名寤生的孩子有一种本能的嫌恶。又过了三年，第二个男婴顺利降临人间，取名段，武姜把全部的溺爱都付给了他，自小娇宠纵容，养成他自私、贪婪、肆意妄为种种坏毛病。武姜用尽各种手段想说动武公立段为储君，把寤生从太子的位置上拉下来，武公都不答应，直到二十七年（前744）武公病故，武姜始终未能如愿。
次年（前743），寤生以父命即位，是为庄公。郑武公因为成婚迟，去世时两个嫡子年纪偏小，庄公位居诸侯，才只有十四岁；段号称京城大叔，最初也只有十一岁。正常情况下，这本应是知书识礼，明白兄爱弟敬的道理，因而更显手足情深的年龄。可是这兄弟俩却互视对方为政治人生中最大的妨碍物，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在生母、亲弟不断争权夺利的巨大压力下学会了冷观其变，暗候其败；一个有母亲偏袒、策划、相助，野心勃勃，只待羽翼丰满时机成熟，取兄位而代之。双方不但没有丝毫嫡亲友爱血浓于水之情，反而充满敌意，因政治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最终不得不诉诸兵戎解决问题。
篇题“郑伯克段于鄢”取自《春秋》记事成句。郑伯，即郑庄公。伯，指郑国的爵位是伯爵。郑伯是生前之称，庄公是死后谥号，用于叙生前事属于追记。春秋时诸侯不论是什么爵位，谥号都通称“公”。举例来说，宋国是公爵，宋公兹甫称宋襄公；齐国为侯爵，齐侯小白称齐桓公；秦国为伯爵，秦伯任好称秦穆公；邾国为子爵，邾子蘧蒢称邾文公等。有时单称“公”，为谥号之略称。“克”是一个多义词，《尔雅·释诂》：“胜、肩、戡、刘、杀，克也。”又《释言》：“克，能也。”可见古籍中“克”既可训胜，也可训杀。《左传》取前义。《公羊传》《穀梁传》都释“郑伯克段”为郑庄公杀了段，《古本竹书纪年》也记“郑庄公杀公子圣”，与《左传》不同。《左传》据史实记载段在鄢地失守后出奔共，并没有被杀，十年以后，郑庄公还深表遗憾地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
其口于四方。”（《左传·隐公十一年》）可证把“克段”理解为“杀段”的几种古代典籍是传闻有误的。《史记·郑世家》叙庄公克段事全据《左传》。
《诗·郑风》有三首被《诗序》称为“刺庄公”的诗，涉及本篇所记载的这一段历史。录之如次：
1.《将仲子》
《诗序》：“《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诗序》据东汉末年的郑玄说，是子夏、毛公所作，后人遂奉为经典。但《后汉书·儒林传》明书卫宏（东汉初年人）“作《诗序》”，所以宋代以来多有学者怀疑郑玄之说为非，从而为释《诗》打破了《诗序》的禁锢。
毛传：“将，请也。仲子，祭仲也。”可见用《左传》来解读这首诗，的确从西汉初年就如此了。“岂敢爱之”的“之”，郑玄笺解释为“段”：“段将为害，我岂敢爱之而不诛与？以父母之故，故不为也。”把诗中的“我”说成是庄公，又把“爱”的对象和“怀”的对象（仲子）割裂为二。硬从一首爱情诗中找出政治的背景和历史的主题，不能不说是很牵强、很穿凿附会的了。
宋代朱熹的《诗集传》把“仲子”解释为“男子之字”，而“我”则是“女子自我也”，比较接近了这首诗的本来面目。但他又引“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则说明了他道学家的立场。
今人高亨《诗经今注》说：“这是一首恋歌，写一个女子劝告她的恋人不要夜里跳墙来和她相会，怕她的父母和哥哥们会指责她，也怕旁人会议论她。”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一首女子拒绝情人的诗。她拒绝情人的原因，是怕家庭反对、舆论指责，可是她内心是极爱他的。这种爱和礼教的矛盾，使她痛苦不安，不得不向情人叮嘱，请他不要再来。诗歌透露了当时婚姻不自由的社会现象。”
2.《叔于田》
《诗序》：“《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说（悦）而归之。”
叔于田，巷无居人。
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无饮酒。
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适野，巷无服马。
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毛传：“叔，大叔段也。”《诗序》与《毛传》是一致的，都以《左传》说此诗。但《左传》点明在关键时刻“京叛大叔段”，《诗序》却说“国人悦而归之”，诗中又颂扬叔“美且仁”“美且好”“美且武”，这又是相矛盾的。
朱熹《诗集传》也说：“叔，庄公弟共叔段也，事见《春秋》。”“段不义而得众，国人爱之，故作此诗。”但同时又说：“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词也。”后者是否定《毛传》《诗序》的说法。
高亨《诗经今注》说：“郑庄公的弟弟太叔段，勇敢有才能，庄公封他于京，他要进攻庄公，夺取统治宝座。庄公发兵讨伐，他战败后逃往别国（事见《左传·隐公元年》）。段的拥护者作此诗赞谀他。”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一首赞美猎人的诗。《诗经》中常用伯、仲、叔、季作表字；特别是女子，多半用它称其情人或丈夫。这是当时的习俗。这首诗，可能出自女子的口吻。诗中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塑造了‘叔’的美好形象。旧说此诗和《大叔于田》都是写郑庄公之弟太叔段，未必可信。”
3.《大叔于田》
《诗序》：“《大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
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
叔在薮，火烈具举。襢裼暴虎，献于公所。
将叔无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
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善射忌，又良御忌。
抑磬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
叔在薮，火烈具阜。叔马慢忌，叔发罕忌。
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毛传：“叔之从公田也。”是说本诗写的是叔段跟随庄公打猎的事。这是从“襢裼暴虎，献于公所”推出来的。
朱熹《诗集传》也认为诗中的“叔”是段，“公”是庄公。又引苏氏曰：“二诗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别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号，而读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高亨《诗经今注》：“这是太叔段的拥护者赞谀段打猎的诗。”“郑人也称段为大叔，所以篇名加个大字以区别前篇。大通太。”程俊英《诗经译注》：“这是赞美一位青年猎手的诗。他是贵族，也是一位壮勇善于射御的猎手。”“本篇的诗题，据他篇的惯例，应该作‘叔于田’。后人加一‘大’字，大是‘长’的意思，以区别于前面短篇的《叔于田》（从严粲《诗缉》和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
滋蔓难图
异花开绝域，滋蔓匝清池。
（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二）
按：赵汸曰：“绝域之花，久种中国，人不复以为异。详其托喻之意，殆为玄宗宠任蕃将、禄山骄恣而作也。”
愿以刳心，去苦叶而展用；宁无滋蔓，惧甘瓠之见侵。
（李程《匏赋》）
毫末不早辨，滋蔓信难图。
（白居易《紫藤》诗）
嘉谷虽已殖，恶草亦滋蔓。
（赵孟
《耕织图》诗）
蔓草
荒径三秋，蔓草滋于旧馆；颓墉四望，拱木多于故人。
（骆宾王《与博昌父老书》）
尚念四小松，蔓草已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
（杜甫《寄题江外草堂》诗）
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滕元发）曰：“君子无党。辟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
（《宋史》卷三三二《滕元发传》）
多行不义必自毙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有史以来的天经地义。
（郭沫若《武则天》第四幕）
择子莫如父
（楚灵）王问于申无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对曰：“择子莫如父，择臣莫如君。”
（《左传》昭公十一年）
祁奚辞于军尉，（晋悼）公问焉，曰：“孰可？”对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择臣莫若君，择子莫若父。’”
（《国语·晋语七》）
鲍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管子·大匡第十八》）
（赵武灵）王曰：“选子莫若父，论臣莫若君。”
（《战国策·赵策二》）
颍考叔舍肉
缝衣送与溧阳尉，舍肉怀归颍谷封。
（苏轼《答签判程朝奉》诗）
郦道元《水经注·洧水》：“今洧水自郑城西北入，而东南流经郑城南城之南门内……水南有郑庄公望母台。庄姜恶公寤生，与段京居，段不弟，姜氏无训。庄公居夫人于城颍，誓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故成台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忻大隧之赋，泄泄之慈有嘉，融融之孝得常矣。”
郑庄公在掘大隧见母武姜之前，因思母曾在洧水之南筑一望母台，这一件事正史上没有记载。北魏的郦道元在考察洧水时发现了这个古迹遗存，记录下来，这在当时，距郑庄公在世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了。后来，这个望母台不知又保存了多少年，湮灭于何时。
《左传》记了颍考叔两件事：他的孝和他的死。隐公元年他为庄公出了“掘地及泉，隧而相见”的主意，促使武姜和庄公“为母子如初”后，《左传》特地引“君子”的评语说：“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施yì，延伸到）颍考叔不仅以孝闻名，《左传》还描写了他的大忠大勇。隐公十一年（前712），齐僖公声称许国“不共（恭）”，联合鲁隐公、郑庄公一起讨伐许国。五月甲辰（24日），郑庄公战前大练兵，颍考叔与公孙阏争一辆战车（公孙阏字子都，以公孙为氏，当为郑桓公之孙，郑庄公的堂兄弟），结果颍考叔捷足先得。公孙阏嫉恨于心。七月庚辰（初一），三国联军向许城（今河南许昌东）进迫。颍考叔奋勇当先，手持郑伯军旗，不顾矢石危险，抢着攀云梯登上了许城城墙。公孙阏一看，争得头功的又是颍考叔，妒火中烧，竟弯弓搭箭，装作向敌方城头发射，却瞄准颍考叔，一箭射去，正中后心。颍考叔大叫一声，坠下城来，死于自己人之手。为颍考叔英勇牺牲感动的瑕叔盈接过郑伯军旗，冒死再度登上城墙，挥舞军旗喊道：“我们的君主上城了！”郑国的士卒受到鼓舞，人人争先，全都登上城墙，占领了许城。
事后郑庄公在全军举行祭祀活动，祈祷颍考叔灵魂升天，并诅咒向颍考叔射冷箭的人。《左传》记君子的话说：“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后世学者有认为射颍考叔者明是公孙阏，而郑庄公佯为不知，使军士诅咒之，是因为公孙阏（子都）即《诗·郑风·山有扶苏》“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之子都，其人是郑国第一美男子，连数世后之孟子还说：“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孟子·告子上》），很可能深得庄公之宠幸，故不欲加刑，为平众怒，而出此策。郑庄公虽不诛公孙阏，郑国人民却在军中开展诅咒射杀颍考叔凶手的活动以后，流传开了颍考叔的鬼魂向公孙子都索命的故事，而且历经二千余年不绝，最终形成了一出《伐子都》的戏曲传统剧目。
《伐子都》的剧情与史实大致不差，小有出入：春秋时，郑庄公因惠南王来犯，派兵抵御，部将公孙阏（子都）与颍考叔因争夺帅印失和，公孙阏于战场上用冷箭射死考叔，冒功领赏。庆功宴上，考叔冤魂出现，活捉子都。解放后结尾改为子都因为做了伤天害理之事而疑神疑鬼，精神错乱而死。在京剧中，《伐子都》是“靠把”老生的重头戏（“靠”指扎靠，即全身武将装束，背插四面小旗；“把”指手拿刀枪把子），有劈叉、台漫（从台上翻筋斗而下，为表现子都精神失常要从三张叠起的桌子上翻下）、倒扎虎（伸臂塌腰朝后仰翻胸部落地，表现子都惊遽失神落马）等复杂武技。在滇剧、秦腔、河北梆子、豫剧等剧种中都有《伐子都》这出戏，颍考叔的形象借此传播至今。
从《左传》作者认为《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寓有批评大叔段“不弟”和讥刺郑庄公“失教”的双重含意以来，大多数后人对郑庄公的评价都不怎么好。特别清代一些古文赏析家多以礼教纲常卫道者的立场批郑庄公，话说得相当刻薄。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一：
通篇要分认其前半是一样音节，后半是一样音节。前半，狱在庄公，姜氏只是率性偏爱妇人，叔段只是娇养失教子弟。后半，功在颍考叔，庄公只是恶人到贯满后，却有自悔改过之时。
林云铭《古文析义》卷一：
通篇只写母子三人，却扯一局外之人赞叹作结。意以公等本不孝，即末后二着，亦是他人爱母施及，与公无与。所以深恶之，此言外微词也。
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卷一：
郑庄志欲杀弟，祭仲、子封诸臣皆不得而知。“姜氏欲之，焉辟害”“必自毙，子姑待之”“将自及”“厚将崩”等语，分明是逆料其必至于此，故虽婉言直谏，一切不听。迨后乘时迅发，并及于母。是以兵机施于骨肉，真残忍之尤。幸良心发现，又被考叔一番救正，得母子如初。左氏以纯孝赞考叔作结，寓慨殊深。
浦起龙《古文眉批》卷一：
经曰克段，传推怼母，弟段只中间轻递，故知篇主在母姜也。左氏自述所闻，深著郑罪，以《传》补《经》，写一幅枭獍小照。
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一：
左氏体认《春秋》书法微旨，断以失教郑志，通篇尽情发明此四字。以简古透快之笔，写惨刻伤残之事。不特使诸色人须眉毕现，直令郑庄狠毒性情流露满纸，千百载后，可以洞见其心。
这些评语，用今天的眼光看，对郑庄公是有失公允的。
郑武公死的时候，郑庄公才十三周岁。今人写的鉴赏文章中，也有人说郑庄公“老谋深算”，这话放在十四岁正式当上国君的孩子身上，真是从何说起。当十一岁的段在母亲策划下洋洋得意地当上了“京城大叔”的时候，面对辅政大臣的谏阻，郑庄公说的“姜氏欲之，焉辟害”，绝对只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儿子的真心的无奈，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用心险恶的“欲擒故纵”“若欲取之必先予之”之计在。
以后，兄弟俩都长大成人了。大叔段在母亲的一贯纵容和不断授意下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从不加掩饰地争权夺利发展到将夺位篡国纳入倒计时。庄公在生母和亲弟的双重压力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在这种处境下要去对骄肆嚣张、以兄为敌的弟弟行“父兄之教”，讲“不义，不昵，厚将崩”的道理，他能接受吗？有母亲的百般偏袒、牵制掣肘，要限制弟弟的越轨行为，他会服从吗？可以说，“姜氏欲之，焉辟害”不仅是十四岁时，也是此后二十一年间缠绕在庄公心头的沉重隐忧和顾忌。不顺母心、不从母意，可都是不孝之罪。庄公只有隐忍退让，用“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理念来支撑自己的信心，以应付、处置复杂的国事家事诸种矛盾。但隐忍退让不能遏止、反而助长了大叔段的野心，一场军事政变酝酿成熟了。庄公获知了大叔段偷袭郑国国都的时间和武姜将里应外合开启城门的信息，知道已到了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才后发制人，果断提前出击。大叔段终于在众叛亲离下战败，逃亡到共国。武姜则被怨忿难当的庄公迁出宫去，安置在城颍住下，还抛下毒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庄公显然不是圣人。相传大舜“年二十以孝闻”，“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历经上廪遭纵火焚烧、下井被倒土填实等不测，大难不死，仍“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史记·五帝本纪》）。和舜这样的圣人比，庄公自然是差之远矣。他也着实比不上太伯、仲雍、伯夷、叔齐那些不以国事为己任、一甩手就能让国的所谓贤人。但事实也说明他决不是恶人。他性格上的缺陷当然是有的，阴而不险，狠而不毒，并不算特别严重。
例如对生母武姜，庄公确实不能说是大孝。但不能忽视的是，他一生下就遭生母嫌恶，叔段降生后，母宠全在弟弟身上，他岂能无感于被冷落？武姜多次要求武公让段当太子，他岂能无知于遭贬恶？幸好武公不听夫人偏心之言，从观察比较中作出正确选择，也遵守了立嫡以长的老规矩，使庄公得以继位。但二十二年间，武姜从为段请制邑、请京邑开始，到最后决定为段袭郑作内应，这个母亲对长子造成的精神压力和心理伤害实在是太多了。活了三十五岁的庄公，恐怕还未曾真正体验过什么叫母爱。因而，对他一时冲动做出的与母隔离的处置、说出的过于绝情的话，我们也要与后来的“悔之”进而听从颍考叔的主意对濒于破裂的母子关系进行了挽救和弥缝联系起来，给予比较宽容的理解和评价。若是真正“残忍”“狠毒”的“恶人”“枭獍”，十个纯孝的颍考叔怕也是感化不过来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郑庄公内心“孝”的天性不曾泯灭，因而他很快有了悔意，这是他能够接受颍考叔影响的真正原因。郦道元《水经注·洧水》对郑庄公望母台的记载，可以证明郑庄公在会见颍考叔之前，早已对自己过激的话语行为后悔了。望母台，是大隧之赋的前奏。
郑庄公在位长达四十三年，治国很有魄力，大体上是个不错的国君。处理与王室和其他诸侯国的矛盾比较有分寸。在他任内，国势不弱。不好战，战则往往取胜。后世史论家有称武公、庄公时期的郑国为春秋初期之“小霸”的。他所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确有灼见，算得上千古名言。《左传·襄公四年》记君子曰，有“《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的话（“及”为“及于祸”之略），《志》指当时的古书或近人著作。郑庄公的名言，正是从《志》里的成句化出来的。看来，他还是个爱读书，善于从读书中联系实际悟出点道理来的人。
“郑伯克段于鄢”的“鄢”，历代《左传》的各种版本都很一致，没有异文。杜预注明“鄢，今鄢陵也”，也为后来的注家所认可。
但是唐初有一种《史记》版本在《郑世家》记述“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溃，段出奔共”这段历史时，却把“鄢”都写成了“鄔”。张守节在著作《史记正义》时所依据的《史记》就是这个版本。这版本今已不传，但从《史记》三家注本中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
《史记·郑世家》“段出走鄢”，张守节正义：“鄔，音乌古反。今新郑县南邬头有村，多万家。旧作‘鄢’，音偃。杜预云：‘鄢，今鄢陵也。’”
很明显，张守节所见《史记》“鄢”字作“鄔”字。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序》说书杀青于开元二十四年八月，又说自己为作《史记正义》，涉学三十余载。那么，他所见的《史记》版本是早在玄宗朝以前就存在了。
这个版本为什么把“鄢”改成“鄔”呢？是无意出的讹误，还是有意加以订正呢？
无意讹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鄢、鄔二字字形相近，古籍在传抄翻刻的过程中，既有把“鄔”讹为“鄢”的例子，也有把“鄢”讹为“鄔”的例子。
《国语》宋代公序本《郑语》记史伯对郑桓公曰：“若克二邑（指虢、郐），鄢、蔽、补、丹、依、
、历、华，君之土也。”“鄢”，另一宋代版本明道本作“鄔”。根据《郑语》前文，所举十邑都应在“济、洛、河、颍”四水之间，那么，“鄢”的地理方位显然不合。而“鄔”，据《左传》隐公十一年“王取鄔、刘、
、邘之田于郑”杜预注“在河南缑氏县（今偃师市），西南有鄔聚”，则方位与之合。公序本之“鄢”，为“鄔”之误。
《国语》明道本、公序本《郑语》“妘姓，鄔、郐、路、逼阳”，两种宋代的版本都作“鄔”。但唐代孔颖达所见的《国语·郑语》，却作“妘姓，鄢、郐、路、逼阳”，这从他为《春秋左传正义》和《毛诗正义·桧谱》所作的疏可以看出来。阮元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引浦镗云：“鄢，《国语》作鄔，非也，今《国语》误耳。《潜夫论》亦作鄢，可证。”实际上唐代的《国语》尚不误，至宋代“鄢”方误为“鄔”。
但是，张守节所据《史记》版本“段出走鄔，鄔溃”却不一定是无意讹误，也可能是经人有意改的。
为什么呢？这要参照京、郑、鄢三地的地理位置来考虑。这三地正好大致处在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直线上，郑在中间，京在郑的西北方，鄢在郑的东南方。郑庄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伐京，京人叛段，段若出走鄢，必须得向东南突破郑军之围，并从郑城近旁穿越而过，方能抵达。选择这个目的地，危险性太大，成功率不高。而且段二十余年经营的是郑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处东南的鄢并不属他的势力范围。以常情揆测，段兵败京城，只应向西、向北撤离。鄔在京城之西偏南处，仓促出走之，庶几不违于情理。或者有传《史记》者见于此，遂改“鄢”为“鄔”。而张守节未能悟此，将“鄔”释为郑城南边的邬头村，那正在郑庄公的直接管辖下，段不会智商这么低，选择这样一个落脚点的。若克段于鄢，段出奔共，不但路途遥远，且仍须正面突围。而自鄔奔共，只要向北逃离郑军，阻力小了很多，路径也较从鄢出发近了一些。所以“鄢”若是“鄔”之误，订而正之，是可以把这段历史说得更圆通的。
但是古籍整理是一项严肃的事，没有足够的版本根据，是决不可以意擅改一个字的。存世的历代诸多《左传》版本，无一例外地作“郑伯克段于鄢”。《史记》在唐代初年出现一个以“鄔”代“鄢”的本子，但据张守节说：“旧作鄢。”可见较古的《史记》本子仍作“鄢”。只凭当时存在过后来又佚失掉的一例《史记》孤证，不可能撼动《左传》“鄢”字的地位。揣测也只能是揣测而已，除非将来的出土竹简帛书能提供新的佐证。
郑伯之于段也，以其母所钟爱，顺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荣宠，实其杀心。但大叔无义，恃宠骄盈，若微加裁贬，则恐伤母意。故祭仲欲早为之所，子封请往除之，公皆不许，是其无杀心也。言“必自毙”“厚将崩”者，止谓自损其身，不言恶能害国。及其谋欲袭郑，祸将逼身，自念友爱之深，遂起初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杀，难言出奔。此时始有杀心，往前则无杀意。传称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诗序》曰：“不胜其母，以害其弟”，经曰：“父母之命，亦可畏也”：是迫于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恶成，乃加诛戮也。服虔云：“公本欲养成其恶而加诛，使不得生出，此郑伯之志意也。”言郑伯本有杀意，故为养成其恶，斯不然矣！传曰“称郑伯，讥失教也”，止责郑伯失于教诲之道，不谓郑伯元有杀害之心。若从本以来即谋杀害，乃是故相屠灭，何止失教之有。服言本意欲杀，乃是诬郑伯也。
（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
郑庄至孝（浦起龙《通释》：二字谬许），晋献不明，《春秋》（指《左传》）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刘知几《史通·内篇载文》）
《春秋》之所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者三。……父子之恩绝；……夫妇之道丧；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伤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为深且远也。……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苏轼《论郑伯克段于鄢》）
学者作文，最难叙事。古今称善叙事者，左氏、司马氏而已。如叙郑庄公、叔段本末，此左氏笔力之最高者。
（归有光《文章指南》仁集）
书曰“克”，胜之也。盖善其胜之不杀之也。
（毛奇龄《春秋条贯篇》卷一）
庄公之失，始在顺母志。……先儒谓庄故予之以养成其恶，然则予之之日庄预计曰：吾予以京，彼必作乱，彼作乱，吾必克之？假令段作乱而公不闻，或伐之而京不叛，反助段以取胜，则郑将为段有。此虽至愚者不为，而郑庄肯为之乎？
（万斯大《学春秋随笔》卷一）
颍考叔“小人有母”四字极悱恻，直刺郑庄之隐，故使忍人亦为感动。及语之故，胡不言“母子重合，天理人情之至，只此迁善之心，已足动鬼神，召太和。失口之誓，何嫌何疑”？至掘地三尺，隧而相见，不太浅陋耶！
（龚炜《巢林笔谈》卷一）
“郑伯克段于鄢”，不言段为何人。……苟无《传》文，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殚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沉思之，亦不能知为武姜子、庄公弟也。然则舍《传》言《经》，谈何容易！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
以简古透快之笔，……使诸色人须眉毕现，……真是鬼斧神工，非寻常笔墨所能到也。其字法、句法、承接法、衬托法、摹写法、铺叙断制法、起伏照应法，一一金针度与。因宜吕东莱谓为十分笔力，吴荪右称以文章之祖也。
（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一）
武姜和段里应外合，发动军事政变，如果得手，郑国会怎么样？
[1]
不言弟：《春秋》记诸侯之同母弟有什么事，例都注明“弟”，如隐公七年记：“齐侯使其弟年来聘。”用“弟年”而不用“公子年”。桓公十四年：“郑伯（厉公）使其弟语来盟。”《左传》则记为“郑子人来寻盟”，“子人”是“语”的字。昭公元年记：“秦伯之弟
出奔晋。”定公十年记：“宋公之弟辰暨仲陀、石
出奔陈。”，等等。只有“郑伯克段于鄢”不言弟，《左传》作者认为是因为“段不弟”，所以孔子才不书“弟”的。
[2]
不言出奔，难之也：是说《春秋》未记段出奔共这件事，是下笔时有难处。春秋时各国国内矛盾不可调和时多有出奔之事，《春秋》所记出奔，《左传》时而加以点评。如《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齐高止出奔北燕”，《左传》云：“书曰‘出奔’，罪高止也。”即罪出奔者。而《春秋·昭公元年》“秦伯之弟
出奔晋”，《左传》却说：“书曰‘秦伯之弟
出奔晋’，罪秦伯也。”即罪造成出奔的国君。在段出奔共这件事上，段有罪，庄公也不是一点没有罪。所以《春秋》不言出奔，《左传》作者认为是孔子下笔时有难处，因而避开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