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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在战国时就颇有影响，但那时不叫《左传》，而被称为《春秋》。《战国策》数引《左传》之文，就称它为《春秋》。那时《春秋》是对史书的一个通称，不只是儒家《六经》之一《春秋》的专名。我们读《墨子·明鬼下》就可以知道，书中征引了《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所载的故事。从中也可以看出，周、燕、宋、齐之《春秋》叙述史事的体裁不同于孔子所修的《春秋》，而与《左传》相类似，不是纲目式的，而是实录式的。这或许是战国时人把《左传》也称为《春秋》的一个原因。《汉书·艺文志》说，孔子所修《春秋》“贬损”了一些“大人”，都是“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而“其事实皆形于《传》”，所以为了“免时难”，在一定年限内只好“隐其书而不宣”，到“末世”才流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前339—前329年在位）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指《左传》，下同），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前265—前245年在位）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列有《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四篇之名）。吕不韦者，秦庄襄王（前249—前247年在位）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可见《左传》在战国中后期作为当时的“近代史”，受到各国上层人物和学术界人士的高度重视。但当时尚无《左传》之名，司马迁在叙战国时人节录、采摘、征引其文时，一律按战国时的用语称之为“《春秋》”。
汉兴，《左传》尚有历秦火之劫而幸存于世者，以其为先秦古籍，用古文书写，与当时通用的隶书不同，所以司马迁也把它称为《春秋古文》（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太史公跋语）。武帝时，其同父异母兄鲁共王刘余扩建宫室，坏孔子后裔宅，得壁中所藏古文经传，其中就有《春秋古文》。这件事，《汉书·艺文志》“《书》部”说发生在“武帝末”，不确。考鲁共王景帝前元三年（前154）由淮阳王徙王鲁，二十八年薨，是卒于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当武帝即位之第十四年（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推算）。而武帝在位共五十四年，因此孔壁书事件与其“末”年相差甚远。据王充《论衡·案书》，可断定孔壁书出于武帝年间而非景帝年间，则约其岁，似当改“末”为“初”较妥。《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文中介绍过孔壁藏书：“《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盅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除以上三种，《汉书·艺文志》所记尚有《论语》《孝经》等；师古注云，孔腾畏秦法峻急而藏，或言孔鲋所藏。）我们不管其他书，只看“《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这八个字。刘歆行文如此，似壁中书标名《春秋》，且题有“左氏丘明所修”字样。但他说“藏于秘府（皇家书库）”固是事实，“伏而未发”则未必。因为司马迁自元封二年（前109）任太史令，至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前后近二十年的《史记》写作中（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投降匈奴事。”），特别在撰写《秦本纪》以上、“孔子”以上《世家》、“仲尼弟子”以上《列传》和《十二诸侯年表》时，必定会大量参考“《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这一史料宝库。这就是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的序中明白揭出“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一结论的真实背景。
司马迁在《史记》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左传》这一名称，因为这本对孔子所修经书《春秋》作了一番“具论其语”的著作，其本名也叫《春秋》，只是标示“左氏丘明所修”，以与同名的儒家经书《春秋》相区别而已。司马迁又称它为《春秋古文》，或《左氏春秋》，可见太史公心中对它的定位，始终是一部“春秋”，一部历史著作。这和当时的大环境也有关。西汉前期，以“微言大义”解释《春秋经》的《公羊传》先得列于学官，景帝时就以胡母生和董仲舒为《公羊传》博士。因为《公羊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之说，结末强调“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乎《春秋》”，其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又利于巩固封建秩序，投统治者之好。故而至武帝更喜爱之，诏太子受《公羊传》，由是《公羊》学大兴。《穀梁传》直到宣帝时因上有所偏好而也被立于学官。《公》《穀》先均以口说传授，至西汉前期方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著之竹帛，因此被归于今文经学。只有《左氏》，虽以大量史实解释《春秋》经文，且文辞赡丽远胜《公》《穀》，却几乎终前汉之世，一直被今文经学派以“说史事多，释经义少”为借口，不承认它是传《春秋》之书，拒之于官学门外。直到西汉末年平帝之世，才在刘歆的力争下，昙花一现地立了一回《左氏春秋》博士。新莽、东汉光武帝年间也曾短暂立而或即亡、或旋废。直至明帝以后，才形成《春秋》三传并立的格局。所谓“三传”，即《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简称《穀梁传》）。“传”（zhuàn），专指解释经义的文字。被称为《左传》，就是被承认为解经之作，随后自身也就成为了儒家的经典之一。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左传》皆列在其中。成为“经”，就获得了科举取士必读书的资格。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左传》与《左氏春秋》不只是书名之异，而且更是经书和普通历史著作“身价”之大不同。当然，我们今天依从习惯所称的《左传》，早就已经没有了经学家赋予它的含义了。
《左传》之在魏晋后日益见重于世，固然与其“经”的身份不无关系，但主要是它自身的价值，包括详备完整的史实与丰美流利的文辞，使它饱受赞誉和好评。同列为经的《公羊传》和《穀梁传》，则渐遭冷遇，“儒者多不厝怀”（《北史·儒林传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隋书·经籍志》）。关于《左传》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下文再提。
两汉时见过秦火以前幸存下来的孔壁藏书《左氏春秋》简牍的人，如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等，均众口一词地称其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或“鲁太史左丘明”。还有些西汉时曾接触过《左氏春秋》民间藏本的人，如《汉书·儒林传》提到张苍、贾谊、张敞、刘公子等人“皆修《春秋左氏传》（当作《左氏春秋》）”；还提到“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左氏春秋》）博士”；“清河张禹……数为（萧）望之言《左氏》”；“尹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等等。这些人都修习、传授《左氏春秋》，他们当然见不到藏在秘府“伏而未发”的版本，接触的只是民间藏本。但值得注意的是，翟方进、尹咸曾与刘歆一起研讨过《左氏春秋》，双方并无任何扞格窒碍，可见孔壁藏书的《左氏春秋》和民间藏本的《左氏春秋》是完全一致的。因而这些人在《左氏春秋》作者问题上与司马迁、刘歆、班固是只有共识，没有异议的。
事实上《左氏春秋》出于左丘明，左丘明为鲁太史之说，最早都是孔门后人传出来的。西汉宣帝时任《公羊传》博士的严彭祖（原姓庄，《汉书》避东汉明帝讳改为严）在《严氏春秋》里引了《孔子家语·观周》篇里的一段话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孔子家语》《汉书·艺文志》虽有著录，但不记撰人，仅云二十七卷。似班固未见其书，仅据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以录之者。其书盖已亡于两汉之间之战火中。三国魏王肃得以作伪《孔子家语》者，也可证真书之久佚了。而今《严氏春秋》亦已早亡，所引片言，赖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疏杜预《春秋序》转引自沈氏而得以保存。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说：“严彭祖要早于司马迁。”按“彭祖为宣帝博士”，见于《汉书·儒林传》，杨先生偶疏于检核。但严氏所引《孔子家语》当早于司马迁。而司马迁撰《孔子世家》，撰《十二诸侯年表·序》，于《观周》篇皆无所取，是不以孔门后人之说皆为是；班固从之。《论语·公冶长》曾提到左丘明：“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论语训解》）曰：“左丘明，鲁太史。”司马迁用《论语》原文之意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兼参孔安国说而叙左丘明之行事。而班固则径取孔安国语，称左丘明为“鲁太史”。
后之学者，对《左传》研读愈精，遂于《左传》之作者是否为左丘明多有歧疑。《左传》号称写鲁十二公自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二百五十五年间史事，但末又附“悼之四年”（前464）一节，而以晋三家灭知伯结尾，事在前453年。“悼”者，鲁悼公宁，在位三十七年，卒而谥，在前431年。文中且称赵无恤为襄子。无恤卒，谥襄，在前425年。若左丘明与孔子年在伯仲之间，至此已一百二三十岁，超出常人情理范围之外。更有多位学者指出，《左传》好通过占卜、占筮、占梦、占星或借智者独到的观察分析故神其词，而作种种预言；若对《左传》中超出纪年范围的长期预言加以解析，可以从其应验与否中测知作者亲历亲见过哪一桩历史事件，或未及闻见哪一桩历史事件。从而以《左传》自身提供的事例着手，来推断其记事的下限。如杨伯峻据庄公二十二年传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有“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等语。推断《左传》作者必已见田敬仲之五世孙田桓子“事齐庄公，甚有宠”，六世孙田釐子“为相，专齐政”，七世孙田成子“杀简公”“立平公”，“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八世孙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且以有齐国”的种种事实，但未及见十世孙太公和代齐姜而为侯（以上引文皆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否则占辞还当添上“十世之后，为侯代姜”之句了（《春秋左传注·前言》）。多数学者研究的结果，《左传》的成书不能早于公元前4世纪，照这个结论来计算，此书必非左丘明所能最后定稿的。于是，《左传》的作者问题，便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起来。综古今之说而述之，不出两大类十五种较主要之说，今举其有代表性者于后：
第一大类：《左传》作者为左丘明。
一、传统的说法仍以司马迁为代表：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鲁隐公），下至哀（鲁哀公）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
二、与司马迁大同而小异的是班固，他不提孔子为修《春秋》而西观周室，只说“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孔子得“与左丘明观其史记（鲁国自己拥有的列国史料）”，作《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汉书·艺文志》）。
三、班固之父班彪认为“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鲁定公）、哀（鲁哀公）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后汉书·班彪传》）。
以上三说，对《左传》结尾“悼之四年”一节皆避而不谈，也不涉及预言是否应验之类的问题，是对《左传》作者与成书最原始而朴素的认识与描述，但难以解答后代的诘难。
四、刘歆在随父刘向校理皇家书库时，“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刘向《别录》叙《左氏春秋》传授源流：“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杜预〈春秋序〉疏》引）父子二人均肯定左丘明为《左传》作者，存在问题与上三说同。
五、唐人刘知几说：“（左）丘明之《传》，……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史通·外篇·申左》）刘氏此说，对《左传》作者及成书时史料来源，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对左丘明的有生之年，能否完成《左传》所叙史事的下限，则未加讨论。
六、清姚鼐承认左丘明曾作《左传》，但同时认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盖后人屡有附益”，“余考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左传补注序》）。此说能缓解左丘明之年龄与《左传》叙事下限的矛盾。但姚氏自己也承认，哪些是“丘明说经之旧”，哪些是“后所益者”，他也说不清楚。
第二大类：《左传》非左丘明所作。
一、唐人啖助认为《左传》之作者乃“左氏”，“左氏”并非左丘明。“《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者，盖如史佚、迟任者。”他认为《左传》“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他还认为“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新唐书·儒学传·啖助传》）。清人刘逢禄完全同意啖助的说法，还补充说：“‘左氏’为战国时人，故其书终‘三家分晋’，而续经（指《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以下和十五年以迄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为止的经文）乃刘歆妄作。”（《左氏春秋考证》）这些说法皆无确证，其可靠性实比左丘明作《左传》更差。
二、宋人朱熹在答学生问时多次发表对《左传》的看法：“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史较详。……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朱子语类》卷八十三，叶贺孙录）“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同上）“《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同上，黄
录）“子升问：‘（《左传》）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是如何？’（曰：）‘看此等处，便见得是六卿分晋、田氏纂齐以后之书。’又问：‘此还是当时特故撰出此等语言否？’（曰：）‘有此理。其间做得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狐鸣之事。’”（同上，卷一百二十二）
三、吕大圭说：“左氏者，意其世为史官，与圣人同时者丘明也。其后为《春秋》作传者，丘明之子孙或其门弟子也。”（《春秋五论·论五》）
四、康有为推崇《公羊传》，贬低《左传》，借口“西汉以前未有左丘明纂《春秋》（指《左传》）之说”（《康南海先生讲学记》），无端诬称《左传》乃刘歆窜易《国语》所伪造（见《新学伪经考》）。其说过于轻率武断，未可比附阎若璩、惠栋之辨证伪《古文尚书》。
五、钱穆提出“《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余考诸《韩非》书：‘吴起，卫左氏中人也。’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也？”“《说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此亦吴起传《春秋》之证。”（《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章太炎也有同样看法：“《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丘明）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春秋左传读》）
六、徐中舒认为：“左丘明的年辈约与孔子同时，他是当时最有修养的瞽史。”“《左传》就是出于瞽史左丘明的传诵；《左传》写定于六国称王以前。”（《〈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下引同）因此左丘明不可能是定稿之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郑其先亡”的预言，昭公四年又有“郑先卫亡”的预言，“郑亡于公元前375年，郑亡是验词，因此《左传》成书就不能早于此年。”“《左传》作者……只看见魏国的强大，却没有看见魏国的削弱”，而魏之削弱是从“与赵盟漳水上，归赵邯郸”开始的，“赵魏盟漳水上在公元前351年，因此《左传》成书也不能晚于此年”。“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当是晚年时事。相传子夏老寿，晚年丧明。假定当时子夏年七十，即公元前437年，下距《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为七十二年，因此，《左传》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的弟子。”
七、杨伯峻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前386）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左传》作者……是儒家别派。《韩非子·显学》篇说：‘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孔丘不讲‘怪、力、乱、神’，《左传》作者至少没有排斥‘怪、力、乱、神’，所以我认为是儒家别派。”（《春秋左传注·前言》）
八、杨宽认为，《左传》“大概是战国初期魏国一些学者，根据春秋时代各国史官记载，加以整理编辑而成”（《战国史》）。
上面列举了对《左传》的作者与成书两大类十五种十七家不同的看法，可以概括未提及的其余各家之见了。其中值得重视的，除司马迁、班固两家外，还有刘知几、姚鼐、徐中舒等人的看法。
要鉴别这些看法的可靠性和评估其价值之大小，还有必要明确一个问题和弄清一个问题。
要明确的是，从《左传》本身叙述事件的立场、角度和口吻来看，《左传》的作者必定是一个鲁国人，或者说，是一个鲁国的史官。因为他从头到尾的记事，把外内、人我都分得很清楚。可证者有六点：一、凡叙及鲁国与别国间有事时，都用“我”代表鲁国。从最早的《经》前之《传》“（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开始，到末期的《左传·哀公十一年》“齐为鄎故，国书、高无邳帅师伐我”，皆是。中间例多不尽举。其他国家只有在其大夫对话中才用“我”字代表其国。如《左传·哀公十一年》伍子胥谏吴王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二“我”皆指代吴国。二、凡王室大夫或他国君臣到鲁国，皆称“来”。如：《左传·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卫侯来会葬”；“十二月，祭伯来”。《左传·桓公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来”与“我”并用。哀公二十四年《传》：“晋侯将伐齐，使来乞师。”《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来聘。”其余例多不尽举。三、《左传》记鲁之诸君皆称“公”，不与其他诸侯国君如“齐侯”“宋公”“郑伯”之称皆冠以国名者同。例多不举。（其他国君也有径称“公”的，一是宋依爵称公，如《左传·哀公十四年》：“宋桓魋之宠害于公，公使夫人骤请享焉，而将讨之。”二“公”皆指宋景公。二是《左传》作者为简省行文，偶亦于叙别国之事文中用“公”指代该国国君，但仅为偶例，并非通例。如《左传·闵公元年》：“仲孙（齐仲孙湫）归，……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二“公”皆指齐桓公。《左传·僖公四年》：“大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大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五“公”字皆指晋献公。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前一例是径采自齐之国史、后一例是径采自晋之国史，因用其原文而造成的。如《国语·晋语二》的记载与后一例在文字上就基本相同。）四、记录鲁师有军事行动时，均不冠以“鲁”。如《左传·僖公十七年》：“师灭项。”即谓鲁师灭项。也可称“我师”，如《左传·庄公九年》：“秋，师及齐师战于干时，我师败绩。”上句只说“师”，下句用“我师”。五、《左传》记春秋始纪年以前的历史事件时，不采用周王纪年及事件发生国纪年，而采用鲁纪年。如《左传·桓公二年》记述晋曲沃之乱，就用了鲁惠公（隐公、桓公之父）的纪年：“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纳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杀孝侯……”六、记他国诸侯死皆称“卒”，鲁侯死独称“薨”。如《左传·僖公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左传·桓公十八年》：“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他国诸侯称薨，仅见于他国人之口中。如《左传·庄公四年》（楚武王夫人）邓曼曰：“王禄尽矣。……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下文即云：“王遂行，卒于
木之下。”根据以上六点，可以确定《左传》的作者是鲁人，可能是“鲁君子”，也可能是“鲁太史”。有了这一点认识，前面的各种说法，便可经过筛滤淘汰掉一些。
要弄清的一个问题是：左丘明即令是《左传》的第一著作权人，但从今本《左传》的叙事下限看，他的确不可能是《左传》的最后定稿人。就像《史记》有人续修少部分文字一样，今本《左传》也完全可能存在后人续补的小部分内容。所以姚鼐的见解并非偏执己见，还是实事求是的。现在须要弄清的是，哪些内容是原本所无而为后人补充进去的呢？一、“悼之四年”一节，字数虽不多，年限却要拖后四十三年。而这四十三年，正是左丘明虽享高寿也无法达到的。若定下“悼之四年”乃后人为据《左传·哀公二十七年》陈成子怒责“知伯其能久乎”之语而补以足成其意之文，就能减少论定《左传》作者的很多麻烦，则何乐而不证成之呢！二、据《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十月，汲郡发生了一起盗掘古墓案，被盗发的是战国魏襄王墓，“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次年（太康元年，280），刚刚撰毕《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镇南大将军杜预，听说汲郡出土竹书之事，虽已晚了一年，他还是兴致勃勃赶到洛阳秘府，亲眼目睹了秦火以后弥足珍贵的先秦古籍。他是研究《左传》的专家，特别关注与《春秋左传》有关的《纪年》和《师春》两部书。他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中说：“（《纪年》）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穀梁》”，而《师春》则“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传，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师春似是抄集人名也”。又次年（太康二年，281），时任著作郎的束晳被委派参与对竹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的任务，他也说：“《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晋书·束晳传》）当时那批竹简，由于保存不善，早已化为尘泥，无论《纪年》还是《师春》，也皆已亡佚。后代的人，都受杜预所言影响，深认《师春》一篇乃抄集《左传》卜筮诸事。但今人也有对此事进行逆向思维者，如聂石樵提出：“史传记载是《师春》抄自《左传》。我们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理解，即《左传》抄自《师春》，果然如此，则魏国提供《左传》编写之资料可能更多。”（《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先秦卷》）此说若能成立，其意义就远不止于探讨魏国有哪些史料进入了《左传》，而在于困扰了《左传》研究者千余年的《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了。既然那些卜筮与预言并非《左传》原本所有，而只是后人从魏国记春秋卜筮之专书《师春》中按编年逐段插入《左传》者，那么，那些卜筮与预言是否应验，与左丘明活多少岁就没有关系了。与孔子年辈相近的鲁国太史左丘明，能比死于七十三岁的孔子多活十一年，应该不算难以置信的奇迹。这样，《左传》的著作权问题基本可以算解决了。只要把如何续补、定稿、最后成书的过程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就可以了。
东汉桓谭著《新论》二十九篇，其文见引于北宋时编成的《太平御览》，南宋初郑樵《通志·艺文略四·儒术》尚有《桓子新论》十七卷之目，但元初修《宋史》，《艺文志》中已不加著录，可断此书亡佚于元灭南宋之际。其论《春秋》与《左传》关系的比喻，却屡被后世征引，令人难以忘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晚于桓谭（约前20—56）一至二辈的王充（27—约97），对桓谭的务实精神极为推崇，称“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论衡·对作》）；“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桓谭之字）莫上也。……《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同上《案书》）王充认为，《春秋》三《传》，“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且一再说：“《左氏》得实，明矣。”称其为“世儒之实书”（同上）。王充所谓的“得实”，就是《左传》以实录的方式，记载、保存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整个春秋时期从王室衰微到公室卑弱政权逐步下移的过程，和列国间的强弱兼并、霸权更迭，井田制的渐趋瓦解，宗法制的遭到破坏，分封制的对立面谷禄制、县郡制的出现，礼制、官制、刑制、税制、赋制、兵制、学制、婚制等的时代特征与变化，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情况，华夏族与戎、狄、蛮、夷的斗争和融合，以及思想文化领域先进与落后、革新与保守的矛盾和对立，总之，整个春秋时期的历史风貌；还为我们保存了大量上古、夏、商、先周、西周的片断史迹和稀有信息，有的虽只是一两句话，却有巨大的史证价值。包括王充明显不以为然而持批评态度的一小部分“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同前引）的内容，如可能是后人从《师春》中采摘羼入的卜筮预言之类，也具有对当时社会风尚习俗某些侧面的认识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左传》确实是一个史料的宝库。
《史通·外篇·申左》为我们举了一个《春秋》经若是无《左传》，圣人闭门而思，十年不能知的例子。《春秋·昭公元年》云：“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公羊传》和《穀梁传》都只照述经文，无一字之解释。只有《左传》说了事情的经过：“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遂杀其二子幕及平夏。”如果没有《左传》，只读《公》《穀》，谁能知道楚子麇是怎么死的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春秋左传》提要也说：“（《经》文）‘郑伯克段于鄢’……苟无《传》文，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殚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沉思之，亦不能知（段）为武姜子、庄公弟也。”
《史通·内篇·载言》说：“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逮《左传》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同书《六家》评《左传》云：“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后两句袭用《文心雕龙·史传》成文而小改一二字。）同书《叙事》极言《左传》用语之“隐晦”（相当于今所言之“含蓄”）：“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同书《外篇·申左》强调《左传》在采用当时国史时能着意在语言上加工润色，使历史散文增加文学色彩：“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乎。……如二《传》者（指《公》《穀》），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综上所引，刘知几可谓知《左传》者了。在他眼中，《左传》于我国历史散文体裁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开创性的功绩，它在“《尚书》记言，《春秋》记事”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体裁，是一部具有较高文学成就、语言简练含蓄、记事记言并重、史料比较详备的实录性编年史。
与《史通》遥相呼应，清刘熙载《艺概》对《左传》的叙事艺术也推崇备至。以下评述节录自卷一《文概》：
一、《春秋》文见于此，起义于彼。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
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氏》释经有此五体，其实《左氏》叙事，亦处处皆本此意。
三、《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四、文得元气便厚，《左氏》虽说衰世事，却尚有许多元气在。
五、萧颖士《与韦述书》云……“于《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认，当知孤质非文，浮艳亦非文也。
六、《左传》善用密，《国策》善用疏。《国策》之章法笔法奇矣，若论字句之精严，则左公允推独步。
七、左氏与史迁同一多爱，故于《六经》之旨均不无出入。若论不动声色，则左于马加一等矣。
《左传》对后世散文、特别是历史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刘勰所谓“辞宗丘明”（《文心雕龙·史传》）。一般认为，《史记》和《汉书》从文章的角度看，是《左传》以后的佼佼者。然而“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同上）范文澜注：“迁、固皆良史，而后世尚诋诃之；……韩愈不敢撰史，盖深有见于其难也。”《史通·内篇·模拟》：“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同书《叙事》：“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左传》之文，最为简洁凝炼。小者如《齐桓公侵蔡伐楚》一文中写蔡姬乘舟荡桓公，只是一则花絮性小插曲，而为齐桓公利用来做成了逼迫楚国签下召陵之盟的大文章：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
全段十句，而有七句仅以二字为句，每一句一层意思跳跃。只用三十一字，即刻画了两个人物喜、惧、怒、悲的情绪转变，情节递进，且为下文设下线索，确实是笔力非凡。大者如《晋楚城濮之战》，涉及周王室及晋、楚、齐、秦、卫、曹、宋、陈、蔡、郑十国，双方兵众不计，登场有名有姓之人物即有二十五人，其中晋文公之谨慎，楚成王之沉稳，子玉之骄躁，子犯之忠勇，先轸之智谋，狐毛、郤溱、胥臣之诈巧，皆有生动描写。场面宏大，过程错综，而文章开阖自如，张弛有度，收尾结于一战而霸，而犹有余波起伏，非大手笔不能为。清人冯李骅《左绣·读〈左〉巵言》说得好：“左氏叙事、述言、论断，色色精绝，固不待言，乃其妙尤在无字句处，凡声情意态，缓者缓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毕肖，笔有化工。若只向字句临摹，便都不见得。”
据有人统计，《左传》全书共写了四千余个人物，这个数字可能有些水分。因为春秋时人物称谓，氏、名、字、谥、爵、邑、排行错用，一人多称极为常见。“如赵衰，一名子余，一名赵成子，一名成季，一名孟子余，一名原大夫”（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因而刘勰说《左传》“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是很恰当的批评。但纵使写的不到四千人，其中言语、个性有些特点的人物，恐也有数百人。有些人物，为编年体所限，却前后反复出现，若缀而连之，便成迁、固之传。作为编年体春秋史，《左传》以其翔实生动的叙事写人，实际上已为后世的纪传体和记事本末体的建立，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参照。
最后，节录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关于《左传》的几点看法为本书的《导读》作结：
平心而论，历史间杂神话，良为古代任何民族之所不能免，《左传》在许多中外古史中，比较的已算简洁。所记之事，经作者剪裁润色，带几分文学的色彩者，固所在而有，然大部分盖本诸当时史官之实录。
《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诘曲聱牙之病，颇易习诵。
可谓在刘知几、刘熙载之后，又一对《左传》切中肯綮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