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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是西晋王朝一场历时持久的同室操戈。
司马炎以异姓王的地位篡取了曹魏政权，上台后汲取教训，大封自己的亲族本家为同姓王，作为朝廷的藩篱与屏障。他满以为这些同姓王既是同根所生，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液，就一定会和衷共济，长治久安。但人世间事情往往违于初衷。权力是一件令人心摇目眩之物，同姓本家甚至于手足骨肉之间一条轻柔的亲情纽带，远远抵挡不住权力的强大诱惑。
太熙元年（290年），司马炎死，惠帝司马衷即位。也许是祖上心智用尽用绝，所以到了他这里，便有些不明事理。据说有一次新雨之后，他听到蛤蟆在田地里呱呱喧噪，竟问：“这些蛤蟆是为官而叫呢，还是为私而叫？”哭笑不得的臣下只得回答：“在官田为官，在私田为私。”这样一位痴憨皇帝，怎能控制得了同姓王那急遽膨胀的权力欲？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控制不了。皇后贾南风是一个残忍、阴狠的女人，她与同姓王相勾结，诛重臣，害太后，杀太子，其他同姓王又起兵把她杀死，并由此演成天昏地暗的自相厮杀，酿成“八王之乱”。
互相残杀的八个同姓王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音义）、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他们的势力你消我长，鱼贯入京，轮番作庄，最后收拾残局的是东海王司马越。
“八王之乱”始于公元291年，一直持续到公元306年。这场漫长的厮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不用说是生灵涂炭，名士被杀，国家元气大伤。第二个后果是北方“胡人”乘隙而起，相继称王称帝，问鼎中原，开启了“五胡乱华”之局。第三个后果是引发出称之为“元康之放”的社会思潮与风气。
元康是晋惠帝的年号，相当于公元291至299年，此时正当八王之乱方兴未艾之际。士人们受到时局的刺激，接续了曹魏正始以后的风气，或清谈玄虚以自远，或任诞放达以自免。《晋书·应詹传》载东晋时应詹上书说：
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
鄙薄儒学，崇尚道家，遗落礼教，任性放纵，西晋初期那点儿儒学复兴的光景，都在“八王之乱”中扫荡殆尽了。更有甚者，士人们还做出各种各样惊世骇俗有悖情理之举。如《晋书·五行志》说：
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
这种胡作非为、乱七八糟的事，不能违逆，不能批评，否则伤情面，被嘲笑。这就是所谓元康之放。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西晋灭亡，到东晋仍然余风未息。
谢鲲就是在这种风气中度过他的青少年时代，并且是这种风气中出众的一员。
元康之放既有现实的政治背景，又有历史的思想渊源。它没有接续西晋之初的儒学传统，却接续了此前曹魏正始年间的玄学传统。
元康之放体现出名教与自然、礼与情的冲突，可以追溯到“正始之音”，特别是竹林名士嵇康、阮籍等人。
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当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争权方烈的政局险恶之秋，玄学兴盛起来。这个“玄”字，出于《老子》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所以玄学是以道家思想为灵魂的，但又不尽同于先秦道家思想，故现在有人称之为“新道家”。玄学是一个复杂的哲学史问题，它的成因有政治背景，也有学术嬗变，这里姑不细论。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有王弼、何晏，他们主要谈论辨析“有无”“本末”等玄妙问题，后世称之为“正始之音”，王、何则被称为“正始名士”。
与王、何同时而略晚，有嵇康、阮籍等七人，常于竹林之间饮酒啸傲，挥麈玄谈，号称“竹林名士”。他们把“有无”“本末”等玄妙问题，具体化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主张超越名教，放任自然。名教即儒家倡导的礼法，曾经长久束缚桎梏着人们的个性与情感；自然就是人天生禀有的本性和欲望，嵇康曾经说过，儒家的六经旨在抑制人的欲望，而人性却要求放纵自己的欲望；抑制欲望即不合于人的本性，放纵欲望则合于自然之理。这样他们就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这里显然有个性解放的呼声，也许还有故用“自然”对抗司马氏标榜名教以篡权的用心，但后世倘不谙此旨，脱离此意，便不免走向偏激。
在现实生活中，竹林名士们常常做出任情悖礼的惊世骇俗之举。如阮籍很敬重他的嫂子，有一天嫂子要回娘家探亲，他便前去话别。这在当时是不合于叔嫂之礼的，受到时人的讥笑攻讦，他却并不理会这些世俗之见，说：“礼，难道是为我辈而设的吗？”他本是一个至孝的人，当他的老母病逝时，他正与人下围棋，听到噩耗，自然心如刀割，而表面却不动声色，执意要把一局下完，然后才饮酒二斗，号啕大哭，吐血数升。殡葬那天，他仍行之若素，饮酒食肉，直到最后诀别才哭声如雷，又吐血数升。他的这些怪僻之举，当然不合于居丧之礼，故为礼法之士不容，把他比作桀、纣，扬言要将他放逐到荒寒不毛之地，以免污染华夏风气。竹林名士的行径大抵类此，其中刘伶更裸体纵酒，并著《酒德颂》以自辩。这一切便是所谓放达，被礼法之士斥为纵情悖礼，其实在这种放浪形骸的怪诞行为背后，未始不隐藏着一颗身处乱世而被扭曲的痛苦灵魂。
元康之放与正始之音、竹林之诞有一脉相承的关联。元康以来，清谈玄学之风复炽，放纵恣肆之行更盛。当时人们谈到元康之放时，总要归罪于阮籍，称之为始作俑者。也有人认为嵇康、阮籍等人生当乱世，他们的放达有难言之隐，元康诸人则是东施效颦的无病呻吟。其实也非尽然。元康士人生当八王之乱，目睹堂堂皇室骨肉之亲互相戕杀，何尝不痛感朝廷上倡导的“礼”之虚伪？在八王你争我夺的刀光剑影之中，无所适从的文人名士纷纷成为刀下之鬼，他们又何尝不心怀恐惧，佯狂玩世以求自免呢？
即以谢鲲而言，在他20岁出头时，长沙王司马乂曾一度入朝执政，听说谢鲲想逃出京城投奔他人，便派人把他抓去鞭打。谢鲲知道辩解无益，便索性自行解开衣裳，露出脊背，任凭发落。大概司马乂觉得他不像心怀鬼胎的人，便收回成命，下令释放，谢鲲又默默穿好衣服。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脸上也毫无喜愠之色。那时他正是一个敏感自尊的青年，纵使鞭痕没留在皮肉之上，又怎能不留在心灵之中？
东晋时有人作《名士传》，以王弼、何晏为正始名士，嵇康、阮籍为竹林名士，谢鲲等人为中朝名士，就是这条名士链，冲击了悠久的儒学传统，形成文化思想上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