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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读者或许要问：王氏家族的权势能持续如此之久，其秘密何在？
人们大概首先会想到九品中正制度。是的，确实与此有关。两晋南朝沿用了曹魏时期九品官人法，由各地的“中正”之官将当地的士人分为九等，举荐给政府量等任用。最初它不失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有效方法，但积久生弊，各地的中正逐渐落在世家大族手中，他们互相题拂标榜、举荐任用，当时戏称“互市”。被推选的不外是他们的兄弟子侄，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成为延续世家大族政治权势的组织保证。王氏自然也不例外，其子弟担任中正之官的数量，在各家族中也占首位。但从原则上讲，九品中正制只造成世家大族与庶族寒人之间的不平等，在世家大族内部机会却是均等的，他们同样享有“最惠待遇”。那么，王氏何以又比其他世族尤为兴盛不衰呢？
这也许会想到王氏的人丁兴旺，子孙众多。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因素。王氏确实子孙绳绳，瓜瓞绵绵，以至于有不少名字相重者。子孙众多，不但可以互相呼应，也可以互为盛衰，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东方不亮西方亮”，一人出事，还有他人；一支断绝，还有别支。这无疑有利于整个家族权位的延续。但是如果仅用这种自然的、生理的原因来解释王氏之盛，并没有多大意义，也没有抓住事情的关键。
关键还在于王氏传统的家风与应世态度：与时推迁。
这一点显然得力于王祥的基因。从主流说，王氏子弟的政治态度大多是进取的，机变的，他们决不忠于某个败落的王朝，而十分珍视自家的门户。他们尤其看重改朝换代之际，不放松这种权力更替和再分配的关键时刻。王祥之于西晋，已如前述；王导、王敦之于东晋，也是如此。南朝朝代的更换，传递玺绂、起草禅诏的，大都是王氏子弟。这样他们就从前朝贵官一变而为新朝佐命，攫取到更大的权位，为子孙奠立下高屋建瓴之势。利益既得之后，便致力于稳固地位，其方法是节制权力欲的过分膨胀，谦抑止足，进入南朝之后尤其小心翼翼，以免与皇权发生龃龉或引起君王的疑忌。这时他们常常教子弟“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力戒轻躁。另外，他们虽然追求权势，却决不觊觎皇位——王敦之反是个例外，并且有复杂的原因。这样就避免了像有些家族那种一蹶不振的灭族之祸。
行为上的与时推迁来自思想、意识上的不断调整适应。王氏家族的历史不仅是一部两晋南朝的权力更迭史，也是一部魏晋六朝的思想流变史。我在《华丽家族》中认为谢氏家族始终较倾向于老庄玄学，在生活和应世态度上表现为风流潇洒、超尘出俗，这虽可避灾远祸，却不足以振兴家声。王氏则不然，他们随时调节自己的思想，以适应外界的挑战。王氏子弟虽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但其重要人物都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步调一致，有的还成为其代表人物。王祥在魏晋之际以儒学发迹；王衍是西晋的清谈领袖，以至于有“清谈误国”之称，其弟王澄是任诞派的代表；东晋王导玄礼双修，兼好佛释，宋时太保王弘大致也是如此；王俭在南齐为一代儒宗，不过他的根柢仍是玄礼双修；此后的王氏子弟，国子生出身的也远比谢氏多。上述这些人物，都是王氏那把象征性的“宝刀”的重要传人，也是本书的重要支点。
当然，一母九子，子子各别，何况王氏经过那么多世代，有那么多子弟，以上所说也仅就主流而言。在王氏家族，各支的门风不尽相同，如王胡之一支多倾向于庄老，王彪之一支多倾向于礼学，它们始终是儒、玄、佛兼融。王氏的末世子弟王褒曾告诫他的儿子：
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与王祥的临终以儒学诫子显然大异其趣。王氏家族在思想方面的这些主流与支流，演变与推迁，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