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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魏晋名士”。王氏入晋后的第三代便多以名士著称：王戎属“竹林名士”，王衍、王澄属“中朝名士”，王敦、王导是“渡江名士”。这些名士兄弟的轶事逸闻，成为后人口头的常谈、诗文的典故。通过这些风流轶事，我们可以窥见他们的内心和时代风气。
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七绝《和袭美春夕酒醒》说：“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全诗的立意与境界且置不论，“醉倒黄公旧酒垆”一句则典出王戎。据《世说新语·伤逝》篇记载，王戎晚年做尚书令时，有一天路过黄公垆——那曾经是一家著名的酒肆，忆起当年自己经常与名士嵇康、阮籍等人在此饮酒酣醉，而现在早已天人永隔，不觉废然长叹，感慨系之。
那时他却还年轻，风华正茂，正是魏晋易代之际的险恶之秋。嵇康、阮籍等人不满司马氏的独揽朝政和杀戮行为，不满他们欲行篡夺却又标榜名教，便以老庄的“自然”之旨与之对抗，主张人应当顺任自己的天然情性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不受礼教的压抑约束，自称“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还经常聚集在河内山阳（在今河南修武县）嵇康别业的竹林中，饮酒谈玄，弹琴啸歌，任诞逍遥，号称“竹林七贤”，内有嵇康、阮籍、刘伶、向秀、山涛、阮咸、王戎，其中王戎年纪最小。
王戎自幼聪慧过人，两目炯炯有神。他比著名诗人、玄学家阮籍虽小了十四五岁，却颇受阮籍的赏识，结成忘年之交。阮籍蔑视礼法，不拘小节，常常领王戎到一家小酒店饮酒。女店主颇有几分姿色，阮籍喝醉后便在她身边酣睡。男主人了解他的为人，也不猜疑。王戎的思想和行为颇受他的影响。比如阮籍的母亲去世，阮籍虽然心中极其悲痛，却不露声色，依然下棋、饮酒、吃肉，到末了才口吐鲜血数升。后来王戎的母亲去世时，王戎的行为几乎与阮籍一模一样，被人称为“死孝”。他们都是至孝的人，却用这种矫情的方式表达对世俗礼法的漠视。
王戎与嵇康也过从甚密。嵇康是曹氏的姻亲，与司马氏抱着更加不合作的态度，但处于那样恶劣恐怖的环境中，他只能用沉默表示对抗。王戎与他相交多年，而不见其喜怒之色，也没听到他褒贬臧否人物。
但王戎与嵇、阮的思想、性格都有所不同。他没有嵇康的峻烈，阮籍的深沉；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玄学家，没有像嵇、阮那样留下许多影响深远的诗篇与理论著作。他依违于政治斗争的缝隙中，见风使舵，精于算计。司马炎篡位时，嵇康已经被杀，阮籍病死，其余五人都由魏入晋，做了新朝的官员，而王戎后来最为显达。
这时“醉倒黄公旧酒垆”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当年旧友风流云散，王戎自己也到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古稀之年，经历了许多动乱忧患，更觉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想到自己未能挣脱名缰利锁，那一声叹息中也未尝没有几分愧悔之意。
王衍比王戎年小二十二岁，司马氏篡位之时他才刚刚十岁，魏晋易代的事情只是幼年的记忆。他的父亲王乂早年曾在司马昭手下任职，入晋后为平北将军。
王衍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极为标致，风采出众。小时候去拜访名士兼达官山涛，山涛赞叹说：“何物老妪，生宁馨儿！”意思是说哪个不起眼的老太婆，竟生下如此标致的孩子！“宁馨儿”一词，后来便成为对美好事物的赞语。王戎曾称美这位小堂弟神姿高彻，如琼林玉树，超越风尘之表。王敦则叹赏这位族兄立于众人之中，犹如珠玉闪耀在瓦砾之间。由此，我们不难想见他无与伦比的风采。
王衍另一个特点是聪明浮慧，极善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起初好谈战国纵横之术，慷慨激昂，似乎有苏秦张仪的长策和鲁仲连的胸襟。恰值当时边境多事，有人便推荐他出任辽东太守。他退缩了，坚辞不就，从此再也不论及世事，改谈缥缈不着边际的老庄玄虚之学。这种逃避责任的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凭着他的聪明与门第，风姿与口才，很快便博取了巨大的名声，极为士林推崇，成为当时趋之若鹜的清谈领袖。他在高谈阔论时常常手持麈尾，这是一种有助谈兴的小玩艺，后来绝而不存，有人说其状犹如扇子，也有人认为像驱蝇的拂子。其柄用白玉为饰，与他那白皙的手同一颜色，难以分辨。他辩才无碍，发觉不当便随时改正，人称“口中雌黄”。他倜傥风流，渐至高位，引起朝野人士的倾慕与效法，清谈玄学之风比正始时期更为风靡，玉柄麈尾成为清谈名士的标志。
其实王衍并没有多少深刻的思想，也没留下什么理论著述。他吹枯嘘生滔滔高论的玄妙哲理，不过是从前人那里稗贩来的罢了。玄学兴起于曹魏正始年间，以老庄思想为主，而杂以儒学，探讨的是宇宙的本体问题，代表人物为何晏、王弼。他们崇尚老庄，著书立说，发挥道家的“贵无”学说，认为“无”是宇宙间一切的本原，天地万有都是由“无”派生出来的。由此他们论证了名教（有）出于自然（无），并引申出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和人生态度。王衍是何、王的信徒，他所谈论的玄理便由此而来。不过在王衍的时代，名士们往往以此为口实，崇尚虚无的生活态度，完全蔑弃礼法的规范与约束，行为放荡，做官极不负责，所谓“处官无官官之意，处事无事事之心”。这种风气引起一些务实之士的不满，特别是王戎的女婿裴
尤为嫉恨，写了一篇《崇有论》进行攻讦，为儒家的礼制辩护，认为“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
[1]
。于是王衍与裴
，“贵无”派与“崇有”派之间便展开了一场论辩，不相上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贵无”论终究比“崇有”论更有市场。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王戎、王衍的思想并不那么简单。他们没有留下理论著述，我们只能由几件轶事略加窥视。
《晋书》卷四十九《阮瞻传》上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
这是后来王戎、王衍做了高官以后的事情。阮瞻是阮籍的从孙，也是一位清谈名士。“圣人”指孔子，“名教”即礼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老庄则以“自然”即行为的自由无羁与之分庭抗礼。“将无同”是当时的口语，即“大致相同”之意。阮瞻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大旨相同并行不悖的。王戎很赏识此语，就凭着这三个字将他聘为自己的掾属，故当时艳称为“三语掾”。
《世说新语·文学篇》也记载了这个故事，不过发问的是太尉王衍，回答的是阮瞻的从兄弟阮修。到底哪种记载正确，已无法确定了。但既然古人已把事情记混，足见王戎、王衍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
故事虽然简单，答语更仅寥寥三字，却涉及到中国思想史特别是魏晋思想史上的大问题，也难怪王戎、王衍如此看重。早在先秦时期，礼法与自然便是几个主要学派争论的核心问题，既涉及到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也涉及到做人应世的态度。在那动荡不宁的时世，儒、法、道家各自开出拯时救弊的药方。儒家重礼，法家重法，道家重自然，都想平治天下，收拾人心。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礼教获得完全的胜利。汉末动乱以来，这个矛盾又突出起来。到曹魏正始年间，司马氏标榜名教以树立威望，暗中做篡位的准备。亲近曹氏的何晏、王弼宣称名教出于自然，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有暗中对抗司马氏的用心。所以何晏最终被杀，王弼以早卒幸免，不过他们也并未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将二者对立起来的是嵇康、阮籍。不管他们内心的想法到底如何，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便使二者处于水火不容之地，阮籍在实际生活中更做出许多有悖名教的狂怪举止，被当时和后世的礼法之士骂为名教的罪人，甚至比为桀、纣一类恶棍。王戎虽与嵇、阮同为竹林七贤，王衍虽号称放达名士，但从他们赞同“将无同”三字来看，可知他们的思想已与嵇、阮不同，与何、王也有差异。他们认为自然与名教是可以调和的，也没有本、末的分别。这是进入晋代以后普遍的社会思潮，以便协调儒、道的矛盾，协调名士放达与司马氏政权的矛盾。当时有位与王衍齐名的乐广也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名教中自有乐地。”“乐地”就是生活的放任与快乐，这是在不违背名教的前提下也可以求得的。
不过在当时以至于整个两晋南朝，士人思想和言行的主流毕竟更倾向于“自然”，而不同程度地漠视礼法。
《世说新语·伤逝篇》还有一则含义深长的小故事：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晋书·王衍传》的记载与此不同，说这是王衍与山简的对答。山简是山涛的儿子。王戎的儿子王绥，字万子，死时已经十九岁，称之为“孩抱中物”似乎不合情理，所以《晋书》记为王衍的幼子较为可靠些。不过我们仍可以看作是他们共同的思想。
这故事也涉及到魏晋玄学所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圣人”是否有情。先是何晏提出圣人没有喜怒哀乐等感情，王弼起来驳斥，认为圣人与众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怨等“五情”；与众人不同处在于他虽有情而又不为情所累。正因为他与众人“五情”同，所以能够感受万物，理解众人的喜怒哀乐；正因为他不为情所累，所以能够超脱万物，超越众人。显然，王弼的观点更为通达，更为合乎情理，也就更容易为名士们接受。
这里所说的“圣人”，指禀有至高德性能够通于“大道”的人，其实也就是理想人格。讨论圣人是否有情，其实也就是讨论一般人是否应当有情，应当如何评价情。认为人应无情，其说出于老庄。《庄子·德充符篇》有段话讲得比较明确集中，原文不易读，我们直接把陈鼓应的译文抄在下面：
惠子对庄子说：“人是没有情的吗？”庄子说：“是的。”
惠子说：“人若没有情，怎么能称为人？”
庄子说：“道给了人容貌，天给了人形体，怎么能不称为人？”
惠子说：“既然称为人，怎么没有情？”
庄子说：“这不是我所说的‘情’。我所说的情，乃是说人不以好恶损害自己的本性，经常顺任自然而不用人为去增益。”
所以先秦道家以有情为有累，无情为无累。有情是指背离人的原初素朴心理的物欲追逐，以及由这物欲满足与否而引发的喜怒哀乐，等等；无情则是指安时处顺，一任自然的逍遥境界和自由天地，是“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庄子语）的无心无为状态。王弼等人从老庄的理论出发，却又做了一个修正，认为人既应顺任自然，而情正是一种自然本性，但众人易为情所累，理想人格则不累于情。王戎虽然也讲“圣人忘情”，但那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理想境界，“最下不及情”则失去人之为人的起码条件，二者都为突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即一个正常的人（实指名士）是应有血肉之情的。
圣人有情无情的争论与现实生活中自然与名教、情与礼的冲突密切相关。在魏晋名士看来，任情就是顺任自然，用名教、礼法节制情、约束情则有悖于自然。所以“有情”论在肯定和提升情的价值之时，也高扬了人的个性。但如果不能保持在一种精神自由的境界内而向庸俗方面发挥，那么这种理论恰好给纵情放诞的行为提供了依据。
王戎、王衍思想虽颇相通，性格却大有差异。简单地说，王戎贪婪而不鄙怯，王衍鄙怯而不贪婪。
王戎是个守财奴。《晋书》本传及《世说新语·俭啬篇》都记载了他贪得无厌的轶事，略举数端如下：
晋初实行占田制，规定了官员按等级、农民按人口占有土地的数额。这项制度不久就遭到破坏，达官贵人巧取豪夺，广占田地，远远超出了规定的限度。王戎便是如此。他的园田、水力碾米机遍布天下，他不顾自己的身份，经常到各处巡视，催交田租，腰间挂着一条汗巾。他家有万贯，却仍不满足，整日盘算，令人想起巴尔扎克笔下那个可笑可悯的守财奴老葛朗台的形象。他省吃俭用，吝啬无比，甚至达到苛薄无情的程度。王戎的女婿就是前述那位写过《崇有论》的名士裴
，家境较为清贫，曾向他借贷了不少钱，长久还不起。女儿一回娘家，他便做出难看的脸色，直到还债后才露出笑模样。有个侄儿结婚，他仅仅送了一件单衣，说是礼品，事后却又赶紧索回。他家中种的李子又大又甜，卖的价钱好，他害怕别人得到种子，事先一个个把李核取出。他的贪婪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却并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晋书》本传上说他“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仿佛财富比生命更珍贵，仿佛这些财产死后可以带走一样。也许正因为他性格的这种复杂性，从东晋时起，便有人为他的贪婪辩解，说这是他生当乱世的韬晦之计，用以表明他除钱财之外别无野心。这也未免曲意“为贤者讳”。从上面的事例看，王戎的贪婪显然出于天性。
在这方面王衍与他恰巧相反，王衍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我们现在常戏称钱为“阿堵物”，典故就出自于他。他的妻子郭氏贪得无厌，他非常反感，故口不言钱。郭氏想试探他一下，趁他睡熟之机，让人把钱绕在床的四周，他睡醒后见状喊道：“把阿堵物拿开！”终于没说出一个“钱”字，只是蔑称为“这些玩意儿”（阿堵物），仿佛怕弄脏了他的嘴。他一生只高谈那虚无缥缈的玄理，从不言利。看来他的行为也并非矫情。但他在政治斗争上却鄙怯畏缩，不择手段地苟且偷生，没有节操。
“中朝名士”在表现方式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清谈派，他们喜欢挥动麈尾，坐而论道，吹枯嘘生，空谈玄虚，但在行为上却并不很放纵，王衍便是这一派的代表。另一种是放诞派，他们不大讨论理论问题，主要是在行为上实践他们认为的老庄精神，做出种种放诞任达、纵情悖礼、耸动视听的举止，并认为放达才是得大道之本。他们崇奉庄子更过于崇奉老子。王澄则是这一派的代表。一般说来，前一派主要承袭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的精神，后一派则主要承袭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的作风，特别是阮籍的影响尤大，所以东晋时人们反思和责难他们的荒诞行径时，往往把罪责追究到阮籍头上。
当然两派的区分仅是表面的，实际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后者的放诞行为正是前者的虚无理论的具体实践。所以王衍、王澄等人同样为后人所责难。
王澄是王衍的弟弟，由于哥哥的鼓吹延誉，他也很快成为名士。王衍当时名声很高，凡是经过他品评题拂的都立即声名大振，犹如小鲤鱼跳过龙门一样，故人们称他为“一世龙门”。这样，在他周围便聚拢着一批崇拜者，其中不乏放纵不拘之徒，如谢鲲、胡毋辅之等，号称“八达”。他们仿效竹林名士的行为，凑在一起纵酒酣畅，有时一饮连续几天几夜，甚至赤身裸体。王澄也经常混迹其间，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王澄在哥哥的举荐下出任荆州刺史。出发那天，倾朝官员都到郊外送行。王澄忽见树上有个喜鹊窝，灵机一动，当众脱下衣服，爬上去将窝中的小鸟取下，神情平淡，旁若无人。到任之后，仍然日夜纵酒。当时正是天下多事之秋，荆州是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他对军政大事全不关心。虽然部下苦苦劝谏，也毫不为意，这样难免吃败仗。
王澄等人的这种任诞行为，后人称为“元康之放”。元康之放与竹林之放的相似只是表面的。竹林名士阮籍等人本有济世之志，但生当天下多故之时，不得不故作佯狂玩世，在醉乡中远灾避祸，也在醉乡中安顿不平的心灵。所以阮籍内心其实是十分苦闷的，他所留下的八十多首《咏怀诗》便以含蓄隐晦的手法倾诉了极为深长的忧思，是他的“苦闷的象征”。王澄等元康名士不过是浮浅的模仿，并无嵇阮那样深刻的思想和深沉的忧心，故被后人讥为东施效颦，无病呻吟。
西晋中期以后，王氏家族不再是征辟不就、隐居在清冷的孝友村的孝友人家了。孝友兄弟的第三代已经长大，不少已经出仕，再加上王戎、王衍、王澄等人，逐渐成为一个十分兴盛的头号世族。有一次一位名士去拜访时为太尉的王衍，正遇上王戎、王敦、王导等人都在那里，他出来后不胜艳羡，对人说：“在王家我看到满堂琳琅珠玉。”其实除他见到的那些人外，当时不在场的还有王含、王舒、王廙、王彬，以及王羲之的父亲王旷等，在西晋的政治舞台上都各有一番表演。但在整个王氏家族的历史上声名和权势最大的，无疑要数王敦、王导了。
王敦是王览的嫡孙，父亲王基官至治书侍御史。他眉目疏朗，从小有“奇人”之称，长于清谈，与名士谢鲲、庾
、阮修并称王衍的“四友”，却不为王戎所喜欢，说他将来会给王氏闯祸，还有一位名士则说他是“蜂目豺声”，将来不是吃人，便是为人所吃。这些记载不管是否属实，他的性格确实比较强毅、刚狠、自信，还多少带一点无赖气。他曾到名士石崇家做客。石崇位高财广，极端豪奢，连厕所都富丽堂皇，香气扑鼻，十几名丫鬟在一旁侍候，并备有新衣服让客人随时更换。一般客人当着女子多羞于脱衣，他却毫不在乎，从从容容换上新衣而出，把穿过的旧衣服丢在厕中，连丫鬟们都说他将来必能作贼。
王导是王敦的堂弟，父亲王裁只做到抚军长史，官职不显，生活不很富裕，所以自小养成较为俭省的习惯。不过他也不乏王氏子弟的风流习气，热衷麈尾清谈，还写过一首《麈尾铭》流传至今。他的个性与王敦不同。
有一次，二人到石崇家做客。石崇命美人劝酒，倘客人不饮，便将美人杀死。王导不善饮酒，但为了劝酒女子的生命，总是勉强喝下。王敦则固执不饮，冷眼观察。石崇果然连杀三个美人。到第四个，他仍拒绝，王导不忍，在一旁责备他，他说：“他杀自家人，与我何干！”这个故事记在《世说新语》中，未必可信。但王导比较平和善良，王敦则刚狠强硬，却也是事实。
王敦、王导虽与王戎、王衍平辈，年龄却小得多。如果从名士系列来说，他们要比王戎低两代，比王衍低一代，属“渡江名士”一辈。他们虽也清谈，但比王衍、王澄讲究实际。这固然与个性有关，更是时世使然。
晋室南渡以后他们才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西晋他们还只是配角，演主角的是王戎、王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