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小时候经常生病，也总缺课，但我前半生的身体时好时坏，并不是长期生病。我最健康的时候是在青春期后期和成年早期。我上了大学，在研究生院呆了两年，和我的一个研究生同学结婚了。我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儿。二女儿是我们收养的孩子。

现在两个女儿都长大成人，离开了家，在我想写《教养的迷思》的时候已经生活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我无法为写书四处奔波，采访不同的人群，收集富有人情味的新闻素材。我只能凑合着用手头上的东西。所以，在征求两个女儿的同意后，我以她俩为例，说明两个姊妹在同一个家庭长大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只有确证的细节，”普-巴（Pooh-Bah） 在《日本天皇》（ The Mikado ）中解释道，“才能给原本枯燥无味的叙述平添艺术的逼真性。”

作为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粉丝，我应该更清楚地知道：这个确凿的细节给普-巴带来了很多麻烦。但我并没有小题大做地渲染我的一个孩子是领养来的；书中只随意提到过一次：

我不认为父母的育儿方式一贯不变，除非碰巧他们的孩子一贯不变。我的两个孩子非常不同——其中一个是领养来的，但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亲生姊妹间——我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育儿方式。 ¹

然而，媒体却一拥而上。对我不同寻常的家庭组成很感兴趣：一个亲生女儿，一个养女。

我在书中谈到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而碰巧我家中有一个完美的例子，这没有逃过他们的注意。许多记者妄下定论，认为我对传统的儿童发展理论的否定以及我提出的新理论，都是基于我作为母亲的个人经历。 ²

毫无疑问，一些理论 是 建立在理论家的个人经验之上，但我的理论不是。事实上，要是为了解释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几乎没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总是能找到办法用现有的理论去解释。不管是19世纪的艾丽斯·詹姆斯，还是20世纪的约翰·奇弗，在解释他们的抑郁症时都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詹姆斯将其归咎于遗传；奇弗则指责童年的家庭环境，说他母亲忽视了他。 ³

在我做母亲的那些年——我的孩子还小、和我一起住的时候——我完全走传统派理论：20世纪后半叶，人们在文化上习惯接受的理论。当时我为大学编写儿童发展方面的教科书，我写的教科书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⁴ 我所做的一切无非是鹦鹉学舌，复述公认的权威理论。这并不虚伪：当时我深信不疑！

在我女儿们长大成材后，我就不再相信这些权威了。我思想的剧变不是因为母亲角色的改变，而是源于为了写另一本教材， ⁵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广泛阅读心理学各个领域的著作。在阅读时我发现，现在有些理论存在错误：不对的结果层出不穷。这些令人窘迫的错误不是轶事或者案例研究——而是基于大量儿童样本的数据错误。只有广泛收集各个研究主题的数据才能看到泰山，否则只能是一叶障目。

我尝试通过《教养的迷思》来解释研究人员令人费解的发现。我收集了大量证据，表明父母对孩子没有直接的影响，孩子们的社会化是受同龄人的影响。但社会化是让孩子们更加相似，在行为上与同龄人和同性别人更相似的过程。如果孩子们社会化了，为什么会继续在人格上展现不同？尽管群体社会化可以解释相似之处，但是我尝试对差异（“群体内部对差异化”）的解释却模糊不清、孱弱无力。

不单单只有我的尝试失败了。演化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人们相似的方式）、行为遗传学家（主要关注基因的作用）和发展心理学家（主要侧重于环境的影响）都没能充分地解释人格的差异。我们知道基因无法解释所有的差异，但没有人回答过这样的问题：环境如何让人们在某些方面更加相似，而在另一些方面却不那么相似。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会有不同的人格。

这是一条重要线索。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人格上未能解释的——非遗传的——差异基本与普通兄弟姐妹之间未能解释的差异一样大。而普通的兄弟姐妹间未能解释的差异基本与同性别、同年龄、从街上或大学教室随机抽取的两个人之间未能解释的差异一样大。

这是一条重要却是令人费解的线索。如果这是一部神秘小说，而且重要的线索与指纹有关，那么我就不必解释指纹是什么或者如何获得此类证据。但是理解我所说的线索需要对行为遗传学的方法和发现有一定的了解。在多萝西·塞耶斯的神秘故事《五条红鲱鱼》中，重要的线索与火车相关，读者需要十分熟悉上世纪30年代轰隆轰隆穿过苏格兰乡村的火车时刻表和火车的运营程序。 ⁶ 我向你保证，学习一些行为遗传学的知识很简单而且很实用。

但在解决个体性之谜前，我要先处理我的五条红鲱鱼。在本章中，我将仔细研究前两条红鲱鱼：人格差异主要是由于环境差异，还是“本性”（基因）和“培养”（父母提供的那部分环境）。

对个体差异的研究一开始就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例如，大约在一个世纪前设计出的智商测试是为了研究智力的差异。如果每个孩子在智商测试中都给出同样的答案，那么这道问题就不起作用了。智商测试或人格测试的重点在于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回答问题。进行智商测试或人格测试的研究人员研究的是人类的差异。观察孩子们操场上的活动研究孩子的攻击性，或是在实验室中的人为环境中研究孩子的情绪表达力，或者让孩子填写问卷来研究青少年使用非法药物的情况，这些情境中研究员们探索的仍是差异性。

用数字表示结果，结果可能差异很大，也可能落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差异的程度取决于测量的内容和测量方式，以及受试人群。篮球运动员的智商差异可能会比物理学家大，但物理学家的身高差异更大。没有必要含糊不清：变化程度可以量化。通常有两种统计方法——你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就是标准差和方差。第一个其实就是第二个的平方根。 ⁷ 普通人群智商分数的标准差是15，方差是225。在物理学家测试组中这个数字会更小。本章会经常出现“方差”这个词，你只要知道这是一种精确表示某一群人某方面差异大小的方式就行。

请允许我再说一个统计术语，这个术语十分常用：相关性（correlation）。相关性表示的是两个测量组之间的关系——统计联系。孩子攻击性与受父母教训的频率呈正相关，也就是说经常挨打的孩子往往比一般儿童更具攻击性，而那些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被打过屁股的孩子比一般孩子的攻击性更弱。（如果总是被打屁股的孩子比一般孩子的攻击性 更 弱的话，那么相关性就呈负相关。）理论上，正相关性可以从0（意味着两组测量不相关）到1.00，但是在心理研究中——正相关性很少会超过0.50，而且通常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发展心理学家如果发现攻击性的结果变量与挨打频率之类的环境变量间的相关性高达0.30，估计要开香槟庆祝了。

发展心理学家的目标是解释受试者之间的差异。他们想要发现为什么有些人更具攻击性，更聪明，更倾向于表露自己的情绪，或者比起他们的朋友更不愿意使用非法药物。用技术术语来说，他们想要从测量的结果变量中“说明差异”。因此，使用了相关性来说明问题。但麻烦在于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如果发现父母打孩子的频率与孩子的攻击性相关，并不意味着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原因可能恰恰相反：有攻击性的孩子总是让父母忍无可忍，只能动手教训。或者相关性可能是由于第三个因素——即遗传对人格的影响——造成的。如果攻击性在一定程度上是遗传而来的，那么有攻击性的父母（他们动不动就会体罚孩子）容易生出有攻击性的孩子。也许三个原因同时起了作用。因为没有办法厘清原委，所以只能从相关性上来解释。

行为遗传学家的目标与发展心理学家的目标完全相同：他们想解释受试者之间的差异。他们想解释测量出的结果变量的差值。因此，他们像发展心理学家一样使用相关性来解释。但是，他们的方法论存在重大差异。行为遗传学家使用的方法与发展心理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不同，这些方法允许行为遗传学家去估计结果的差值有多少可归因于基因对人格的影响。

行为遗传学家的研究发现排除了我的第一条红鲱鱼：人格差异并非完全或几乎由于环境差异所致。个体之间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基因的不同。虽然这不是什么新闻，但它出现的时间不太合适：研究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初陆续出现在心理学期刊上。当时很多人不愿承认基因对人格有影响；所以第一条红鲱鱼多年来一直在扑腾。仍然还有很多环境主义者，但是——我虽然不能说他们都擦亮了眼睛，看清楚了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主张越来越温和，控诉也变得不那么激烈了。

行为遗传学家的第二个发现的确称得上 是 新闻：环境不会像我们本来以为的那样去发展。“本性”的表现一如预期，但“培养”却有些糟糕。人格的差异不能归咎于遗传基因，但也不能归咎于环境：每个人（包括我）都认为环境对儿童发展最为重要：环境指的是他或她成长的家庭。

用数据说话，行为遗传学家的研究表明，受试者人格差异的30％至50％可以归因于“遗传性”——基因的影响。 ⁸ 在所有研究中，人格特征的遗传平均值为45％。所以我们估计家庭环境影响了剩余的大部分差异，但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家庭环境只占方差的很小一部分，而且通常一点关系都没有。 ⁹

行为遗传学的发现可以总结如下。基因差异会导致人们的人格不同，但人们也因基因以外的原因而不同。两个在不同家庭中养育的孩子所经历的环境差异似乎对人格没有影响。在婴儿期分开，成长在两个不同的家庭，并不会让同卵双胞胎的人格更加不像。同样的父母和家庭也不会让收养的孩子或是继子更加相似。

尽管这些结果令发现它们的研究人员疑惑不解，但我发现它们与其他意想不到的研究结果是吻合的，这些研究结果已经在儿童研究中出其不意地陆续发表。多年来寻找“独生子女”独特性的努力已宣告失败；虽然独生子女的家庭生活与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的明显不同，但社会行为或心理调适却没有因此产生差异。 ¹⁰ 研究人员也没有发现五岁前在护理中心长大的孩子和有父母陪伴在家中长大的孩子有什么不同。 ¹¹ 体外受精孕育的婴儿，尽管之后父母的爱可能很强烈，但他们与那些常见方式孕育（不知什么时候发生的体内受精）的孩子别无二致。 ¹²

总之，无论研究方法为了获取家族基因差异而控制了上述变量，或者研究方法并没有受到家族基因差异的影响，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人格都毫无影响。

两条红鲱鱼立马消失了。行为遗传学家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人格差异并非主要由于环境的差异：基因也很重要。证据还表明，人格差异不是基因与家庭环境结合的产物——换句话说，不是因为“本性”和“培养”。无独有偶，行为遗传学的证据不是孤立无援的。发展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的发现都支持这一观点。所有的证据都罗列在了《教养的迷思》一书中。我关于人格差异的结论基本上是消极的：我说明了 不可能 的答案是什么。人格差异不是因为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不同。

《教养的迷思》的消极部分，而不是我的群体社会化理论——甚嚣尘上。 父母是否重要 ？成了当时典型的标题。媒体咨询了全国各地心理学系的教授，大部分教授都不同意我的观点。发展心理学家的反对尤其激烈。据《新闻周刊》（ Newsweek ）报道：“全国很多儿童发展领域的权威学者都指责哈里斯逻辑荒谬，错误地理解了行为遗传学，有意忽略与她的论文相悖的研究。” ¹³ 其实，我花了很多篇幅来分解那些研究并说明它们到底错在哪儿了。至于误解行为遗传学，行为遗传学家并不这么认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误解了行为遗传学的指责被我太过依赖、信任行为遗传学的指责所代替。然而，我的结论并不完全基于行为遗传学证据。我在那本书中讨论的大部分研究（以及我将在本书中介绍的大部分研究）都来自心理学的其他领域。尽管如此，还是很有必要了解行为遗传的证据，因为它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关于 环境 的线索。

为了了解环境对人格差异的影响，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基因造成的差异。在弄清楚环境的作用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基因的影响。那些不考虑基因作用的人很可能会对环境如何影响人格作出错误的结论。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学家就是前车之鉴。弗洛伊德发现那些过分注意、情绪紧张的病人往往会有过分注意、情绪紧张的母亲，故而认为他们的困苦跟从学上厕所就开始接受的家庭生活方式有关。

有人把行为遗传学家比作纳粹，谴责他们是种族主义者。他们被指责成——而且指责声仍未消退 ¹⁴ ——遗传的“决定论者”，尽管似乎人们对环境决定论者都不怎么担忧。我无意卷入“本性对培养”的辩论之争，具体请参见史蒂芬·平克的《白板》。但是，行为遗传学的持续不断、误导性的批评真的让我很是光火：那该死的长方形。例如，斯坦福大学生物与人口研究领域的教授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在2000年的《高等教育纪事报》（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中写道：

人们的攻击性、利他性或个人魅力是源于DNA还是后天培养，我们无法区分。大多数情况下，想在因果关系中分清是由于本性还是培养，就像试图将长方形面积中的长度和宽度分开，乍一看似乎也挺容易，但是，当你仔细思考后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 ¹⁵

埃利希想解释的是，要弄清遗传和环境对人格的影响程度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都很重要！

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对某个人来说，想要确定他或她人格中的多少是来源于遗传，又有多少是受环境的影响，简直是无稽之谈。但是没有任何行为遗传学家说过这样的话。这不是什么行为遗传学的范畴。这是关于人类的差异，人类的不同。不是单一个体内的差异，而是某一族群或是某一群体内部的个体间的差异。

对于一个长方形来说，认为某一维度比另一维度对面积的贡献更大毫无意义。但是，对于一组长方形的差异——例如下文第一张图——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这些长方形在长度上变化很大，但宽度上大致相同，因此大部分图形面积的变化取决于长度。相反，例如下文第二张图中的长方形在宽度上差别很大，但在长度上差不多，所以大部分图形面积的变化是由于宽度。

假设你有一堆面积不同的长方形，你想知道面积的差异——比如这一组长方形面积的差异——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宽度，多大程度上源于长度，但是你不能直接测量任何一个维度，你会怎么做呢？对，你会试着保持一个维度不变，观察改变另一个维度时面积会有什么变化。这就是行为遗传学方法的原理。

这些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受试者（儿童或成人）是成对测试的，通常是成对的双胞胎或兄弟姐妹。选择基因相似性不同的组合，研究人员可以研究基因的影响程度。选择环境相似性不同的测试组，可以研究环境的影响程度。因此，为了获得不同基因维度，研究人员可能会将同卵双胞胎与异卵双胞胎比较，或将普通兄弟姐妹与再婚家庭兄弟姐妹进行比较。（基因相似性的定义是共同遗传共有基因的比例，对于同卵双胞胎，这个比例是1.00，异卵双胞胎和普通兄弟姐妹为0.50，收养而来的兄弟姐妹为0。）为了改变环境维度，研究人员把生长在同样家庭的测试对与具有相同基因相似性但生长在不同家庭的测试对进行比较。

正如所料，基因相似性使得同卵双胞胎的人格比异卵双胞胎的更相似，而普通兄弟姐妹的人格比收养的兄弟姐妹的更相似。研究人员预期环境相似性会同样产生相应的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一起长大的双胞胎在人格上并不比在不同家庭中长大的双胞胎更相似，而成长在同一家庭的养子养女之间毫无相似之处。

诚然，环境指标不如基因指标调试得那样准确。研究只考虑了环境相似性的两个层面：一对双胞胎在同一家庭中长大，或者不在同一家庭中长大。然而，不能充分假设在同一家庭中长大的两个人拥有相同的环境，或者两个分开成长的孩子有完全不同的环境。这种方法评估的是环境的任何方面产生的影响，这里的环境指的是对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相同的、但对分开养育的兄弟姐妹可能不同的环境。这包括发展心理学家多年以来一直讨论的大部分问题：家里是由一位还是两位家长做主，父母（如果父母双方没有分开）是否相处得好，他们是大学毕业还是高中缀学，他们的育儿理念是专制还是放养。母亲可能每天都待在家里或奔波工作，就像约翰·奇弗的母亲那样；可能精神康健，又或像艾丽斯·詹姆斯那样郁结于中。他们的家庭可能在城市，可能在农村，可能拥挤，可能宽敞，也许井井有条，又也许鸡飞狗跳，也许收藏了艺术品，抑或满地散落的都是旧汽车零件。所有这些东西对于一起长大的两个兄弟姐妹——特别是双胞胎而言——都是一模一样的，但两个分开长大的孩子却有所不同。

而这还不是全部。分开长大的测试对可能不同的地方还包括家庭外环境的区别。一起成长的测试对不仅在同一家庭中成长，还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上同一所学校。如果他们还是双胞胎的话，可能拥有相同的朋友。

实际上，相同家庭／不同家庭的对比忽略了一点。它捕捉了发展心理学家五十年来一直在研究的大多数环境变量，并将它们放在一起。这样做有好有坏。一方面，因为即使不同家庭的每个细小差异只有很微弱的影响，当它们叠加在一起时也会有明显的指征。另一方面，它无法区分出这些影响。特别是，它不能将家庭生活的影响与家庭以外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区分开来。一切都堆集在了一起。

然而，这种混杂在一起的环境对共享其中的兄弟姐妹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显著的影响。行为遗传学研究中最常见的结果，尤其是较新较大的研究结果是，“共享”环境——两个兄弟姐妹共同生长的环境——的估计效应并没有比0值大多少。同一家庭长大不会让双胞胎、普通兄弟姐妹或是收养来的孩子的人格更加相似。 ¹⁶

一些发展心理学家事后诸葛般地否认了他们曾预测家庭环境会让兄弟姐妹更加相似。 ¹⁷ 但是，这种预测并非空穴来风，它与基于传统方法的研究如出一辙。请参阅一篇由三位发展心理学家共同撰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该领域的典型代表：关于儿童情绪表达的研究。文章回顾的研究表明，自由表达情绪的父母往往会有自由表达情绪的孩子，而那些情绪压抑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也不擅表达情绪，作者称其为“原生家庭的情感社会化”。 ¹⁸

让我重新说明这些结果。善于表达的父母其孩子的表达能力会高于平均水平，不擅表达的父母其孩子的表达能力会低于平均水平，这是有统计数据支持的。也就是说，两个在不同家庭成长的孩子，如果他们两家的父母表达能力差不多的话，那么大体上这两个孩子——比起父母表达能力有差异的两个孩子而言——会有更相似的表达能力。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由同一父母抚养的两个孩子在表达方面应该比由不同父母抚养的两个孩子更 相似 。

因此，在同一家庭中养育的两个孩子在行为方面应该比在不同家庭中养育的两个孩子更加相似——这样的预测在逻辑和数学上都更符合传统方法的研究结果。现有的发展理论，例如关于儿童受父母影响社会化后善于表达情感或者压抑情感的理论，使得研究人员推测（如果他们的确考虑到这点的话）由同一父母抚养的孩子们 将会 更加相似。

发展心理学家发现，儿童的行为与父母的行为相关，并将相关性归因于家庭环境的影响。虽然他们意识到遗传可能和某些相关性有关，但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遗传可能可以解释所有 这一切 。但事实正是如此。一旦基因相似性的效应在评估后被剔除，家庭环境的相关性就会下降到0。家庭环境的假设效应就此消失。

在其他领域，新的研究方法有时会产生与主流理论相冲突的结果。例如，在医学上，流行病学家阿尔万·范斯坦（Alvan Feinstein）曾说：“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疾病的原因、机制和治疗的似是而非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或者存在很大的缺陷，后来都被其他概念推翻、取而代之。” ¹⁹ 但是似是而非的概念不会没有垂死挣扎就成了孤魂野鬼。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人们不喜欢承认——即使是对自己坦白——他们错了。尽管如此，医生们最终放弃了对于放血净化疗法的信心，这让我对心理学又怀有希望。

在科学中，旧观念与新观念的斗争往往关注在研究方法。再次引用范斯坦的话：

当把研究结论与读者或科学界的观点做比较时，理性深入分析的方面都可能会消失。如果结果证实了我们心中的观点，那么常人就会更加认为自己假设的观点一定正确。研究方法不需要仔细研究，因为没有必要这样做。答案正确后，方法也肯定是正确的。相反，如果结果与我们认为的相反，那么不管研究方法看上去多好，肯定是错的。 ²⁰

如果行为遗传学家的研究获得了预期的结果——共享基因使得人们在人格上更加相似，并且在同一个家庭中成长也会使人更加相似——那么，没有人会抱怨他们的方法有问题。可是如果研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许多学术界的人士就会认为一定是研究方法出了问题。在对O. J.辛普森（O. J. Simpson） 的审判中，陪审团驳回了DNA取证，而坚持认为辛普森是无辜的。

但行为遗传学的优势在于它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它是一套方法，旨在同时从两个或多个方向着力回答某个问题。根据参与研究的受试对类型的不同，使用不同的公式来计算基因和环境的影响。这些公式在数学计算上不需要产生相同的结果——我们事先没有理由假定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的环境影响需要与一同长大的收养来的兄弟姐妹的环境影响一致——但是结果的确如此。不同的研究，对基因效应的估值也有所不同，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但是，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共享家庭的环境影响估值总不会离0太远。 ²¹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行为遗传学家已经用各种方式检测了各种人群行为和心理特征：标准人格测试；父母、老师、配偶或同辈的判断；研究人员的观察。也曾采用了客观测量——受试者是否离异或者是否有违法行为——的方法。这些结果展现了明显的一致性。有时也会出现异常结果——有人发现家庭环境对某些事情的影响重大——但是异常的结果，比如手套的大小不适合O. J.，在每个领域都时有发生。人们必须关注证据的整体情况，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发现。从不同的研究中——采用不同的受试者，用不同的方式测量不同的方面——获得的行为遗传结果相互佐证，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中很少发生。

一般批评长方形概念的人都对行为遗传学一无所知。略知一二的人更可能会对馅饼的概念作出评判。有些人认为，行为或人格差异可以像切馅饼一样，在基因和环境领域作出切分， ²² 这种想法不太靠谱。行为遗传学家的做法可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他们的做法非常传统：与心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一样，他们在数据中寻找相关性，并用相关性来解释测量结果的一些变化。

如果传统发展心理学家发现他们感兴趣的结果变量与他们测量的环境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的话，他们就会认定此项研究取得成功。如果他们发现儿童的攻击性与挨打的频率之间存在0.30的相关性，这就意味着研究人员在技术意义上已经“解释”了攻击性差异的一些原因（尽管如我所说，相关性其无法证明挨打会 引起 攻击性）。0.30的相关性即为9％的方差，相关性平方后得到其所对应的方差的比例。

行为遗传学家使用相关性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原理别无二致。他们研究一对在基因或环境相似性上有区别的受试者，然后用这个差异来解释结果中的差异。如果基因更接近的受试者有更相似的攻击性，那么这就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攻击性差异的原因。如果环境更相似的受试者有更相似的攻击性，那么环境也解释了其他一部分差异的原因。研究人员用基因相似性和环境相似性进行研究，却不使用环境变量——比如孩子挨打的频率——来解释差异。

然而，行为遗传学家切馅饼的概念其实与发展心理学家长期以来做的事情没有区别：他们把可以用数据相关性解释的差异从馅饼中切除。而主要区别在于，行为遗传学家更加大刀阔斧，这自然引起了一些反感。发展心理学家只能吃切下的一丁点馅饼；对他们来说，9％已经是一场盛宴。但行为遗传学家不客气地给自己切了一大块——45％的差异可归因于基因相似性。 ²³ 如果家庭环境相同的影响也可以从数据中检测出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检测不出），他们还会给自己再来一份。

但他们不能拥有整个馅饼。行为遗传学家已经根据数据结果按比例切去馅饼后，仍留下了一半以上的馅饼。他们在发表的报告中还想把剩下的这部分馅饼归因于一个神秘的始作俑者——他们给它取名“非共享环境”。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坦然地承认无知，不去染指盘中剩余的馅饼，可能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公关问题。

行为遗传学家把剩余55％的行为或人格差异归因于非共享环境的作用，其实是因为他们未能解释这部分差异，他们不知道如何解释这部分差异。因为不是遗传因素，所以他们默认为环境影响。它其实应该有一个更准确的名字，我把它叫做“未能解释的差异”。未能解释的差异是排除所有相关性之后剩下的差异，即排除受试姊妹相似性后剩下的差异。它包括“测量误差”：测量结果变量中的不精确性。但是大体上它可以显示参与研究的受试者之间的人格差异——真正的差异。不仅仅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而是所有受试者之间的差异。所有的差异无法由受试者基因不同或成长家庭不同来解释。

我不想让你觉得未能解释的差异是一个数学性的抽象问题。恰好相反，它用肉眼就可以看清。典型代表就是两个共同成长的同卵双胞胎：两个基因相同、在同一家庭中长大但是不同的孩子。甚至像拉蕾和拉丹，以及著名“暹罗双胞胎”昌（Chang）和恩（Eng）那样共度一生的连体双胞胎也有不同的人格。 ²⁴

对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的反驳，我还想说：双胞胎的研究是无效的，因为它们犯了批评家称之为“同等环境假设”（equal-environments assumption）的致命错误。行为遗传学家没有假设在同一家庭共同长大的双胞胎有相同的环境，那么它应该叫做“同等相似环境假设”（equally-similar-environments assumption）。它假设了一起长大的异卵双胞胎和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有相似的家庭环境。批评家认为，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因为相比异卵双胞胎，父母会用更加相似的方式对待同卵双胞胎。 ²⁵ 如果同卵双胞胎的确比异卵双胞胎的成长环境更加相似，那么更相似的环境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卵双生比异卵双生具有更相似的人格。这意味着之前对人格遗传性的估值可能太高：环境对人格的效应可能被误认为是基因效应。

行为遗传学家的确做了同等相似环境假设。这有历史原因：他们的方法首先用于解释儿童为什么在智力上与父母相似。研究人员研究有多少相似性来自父母提供了优渥或贫瘠的知识环境，有多少是源于基因。这就是“本性和培养”之争的根源，争论如此激烈的原因是：它在政治层面上涉及了智力遗传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有些人非常希望智力的遗传性为0。 ²⁶ 此后，他们越陷越深，一直争论这个数值是接近0.60还是接近0.30。

当研究变量是智力时，假设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具有相同的环境是合情合理的。通常情况下，家长不会单单为其中一个孩子提供知识丰富的环境，尤其是如果孩子年龄相同的话。人们认为在智力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家庭因素——家长的教育和对待学习进步的态度，他们的谈吐，家里有没有词典和电脑，有没有带孩子去博物馆或棒球场游玩——对于同一家庭长大的两个姊妹而言，可能别无二致，无论她们是不是同卵双胞胎。

但是，当涉及人格问题时，同等相似环境假设就不太可行了。毫无疑问，相比异卵双胞胎，父母会更加一视同仁地对待同卵双胞胎；相比再婚家庭或是收养来的兄弟姐妹，父母会用更加相似的方式对待普通的兄弟姐妹。家长对待孩子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是对孩子行为的反应；亲子关系是双方互动的对话。这就是我在本章开头说到《教养的迷思》中想表达的内容，我在书中提到我的一个孩子是领养来的。如果两个孩子的行为不同，我们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

行为遗传学研究表明，两个具有相似基因的儿童在行为上更可能相似，他们更有可能受到父母同样的对待。 ²⁷ 因此，如果你相信父母对待儿童的方式对他们的人格有长期影响，并且相信受到父母相同的对待会让孩子更加相似，那么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将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进行比较研究，遗传性会得到过高的估值。

幸运的是，行为遗传学家不必依赖单一方法来计算遗传性；正如我所说的，他们通常使用两种或更多种方法来计算结果。由于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评论家们不得不针对每一种方法作出不同的批评。好吧，为了便于继续讨论，我姑且认为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正确的：在双胞胎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可能高估了遗传性。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为什么要在乎这个？

答案是，我并不在乎。我没有试图解释为什么同卵双胞胎如此相似——我想解释的是为什么他们如此不同。对于我来说，遗传性占方差的30％还是60％都不重要：我对不是由于基因导致的人格差异即未能解释的差异感兴趣。如果同卵双胞胎得到同样的对待，他们怎么会不相似？共同基因加上父母理论上相似的对待方式，怎么会产生这么大比例未能解释的差异？

无论行为遗传学家是否高估了遗传性，他们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之前人们认为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无论是否为双胞胎，都有相同的环境，行为遗传学家用证据排除了争论中的所有环境因素。兄弟姐妹所有的共同点都被证明没有影响：而环境因素只能解释人格差异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在同一家庭中成长的两个兄弟姐妹所处的任何环境，包括父母如何对待他们，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处于动态之中的还有一种情况，即某些家庭环境可能对于两个兄弟姐妹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反应可能不同。例如，如果父母总是争吵，一个孩子可能会避开吵闹，变得内向，而另一个孩子会与人亲密，学会识人眉眼，不同的反应将导致我们所说的未能解释的差异——我试图解释的人格差异。

行为遗传学家并没有忽视兄弟姐妹之间可能的差异来源。我也不打算把它们扫地出门。我会在下一章以及之后的章节中讲到。

违反同等相似环境假设意味着同卵双胞胎实际上比异卵双胞胎拥有更相似的家庭环境。由于同卵双胞胎在遗传上完全相同，他们对环境事件（如父母的争吵）作出的反应可能更加相似。然而，他们之间未能解释的差异，和其他类型兄弟姐妹有的一样多，和一对不相干的陌生人之间未能解释的差异一样多。这是我之前提到的重要线索。这使得这条线索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会觉得同卵双胞胎的差异不是应该较小才对？

这不是幻觉；与其他类型的兄弟姐妹相比，同卵双胞胎在人格上更加相似，尽管不是百分之百的相似。他们人格测试得分的相关性在0.45或0.50左右，不论他们是共同成长还是分开抚养的。 ²⁸ 对于异卵双胞胎和普通兄弟姐妹来说，相关性相对较低，而对于成年领养来的兄弟姐妹来说，即使他们小时候一起长大，人格测试得分的相关性大约为0。领养的兄弟姐妹完全不同。 ²⁹ 遗传性——基因的影响——几乎解释了生物逻辑相关之间的所有相似之处。（同卵双胞胎受到更多的环境相似性的影响——而这部分影响包括在了遗传性估值中。）

令人困惑的是，他们期望归因于遗传性的变异量等于相关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如此。因为相关性只代表了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性，而基因不仅会影响相似性还会引起差异。非同卵双胞胎兄弟姊妹之间的某些差异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基因。例如，异卵双胞胎有时眼睛的颜色不同。这种差异完全是由于他们遗传了不同眼睛颜色的基因。在一定基数下，异卵双胞胎眼睛颜色的相关性可能仅为0.75，但是基因可以解释的差异性仍然是1.00。无论是同卵双胞胎还是异卵双胞胎，眼睛的颜色完全取决于基因（这就是1.00的遗传性的含义），只是控制眼睛颜色的基因可能不同。

人格不完全是基因的作用，只有大约一半的人格差异来自遗传。但影响人格的基因不尽相同，异卵双胞胎和普通的兄弟姐妹的基因可能有所不同。只有同卵双胞胎的遗传估值约等于相关性。基因不会在同卵双胞胎之间产生差异，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基因。

现在我将解释，为什么对于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和收养来的兄弟姐妹来说，人格遗传性的估值同样约为0.45。对于同卵双胞胎来说，遗传性解释了他们所有的相似之处，但不能解释他们的差异。对于异卵双胞胎而言，遗传性解释了他们的一些相似之处和一些差异。对于养兄弟姐妹来说，基因无法解释他们任何的相似之处（也没必要用基因去解释相似性），但可以解释一半的差异。 ³⁰ 结果是，不能由基因解释的差异量大致相同，在每种情况下都是0.55。在最近的一项主要研究中，五种不同类型的兄弟姐妹：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普通兄弟姐妹，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和再婚家庭的兄弟姐妹，都用相同的方法进行彻底的测试评估，各组得到的结果基本相同。在所有受试对中，未能解释的差异比例没有明显不同。 ³¹

这种违反直觉的发现意义重大。这意味着所有引起共同成长的同卵双胞胎形成人格差异的原因，也都会导致普通的兄弟姐妹和再婚家庭的兄弟姐妹产生不同，并且程度相同。

所以我寻找的始作俑者不是遗传性，也不是父母为你和兄弟姐妹提供的环境。它不关心你的基因来自哪里，对你小时候住哪儿也毫无兴趣。我寻找的始作俑者，它以让普通兄弟姐妹产生差异的相同方式和程度使得同卵双胞胎显现人格差异。它使同一家庭中长大的两个人产生非遗传性差异，而这个差异与随机从人群中抽取的两人之间的差异一样大。 ³²

将作案方式符合以上描述的对象确定为嫌疑人具有偶然性。我甚至不会把它算作我的红鲱鱼，因为如果偶然性，即随机性，需要负责的话，那么我的未解之谜就无法解开。这就像那些令人厌烦的故事，最后发现受害者自然死亡，或是伪造死亡，和情妇在巴哈马群岛上逍遥快活。

人格差异是否可以归因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随机事件？一个神经元朝左而不是朝右，于是你冲动而非谨慎？四年级时，一个校园恶霸把你放倒，于是你变得害羞而非外向。 ³³

如果这是真的——如果未能解释的差异都是由于种种随机扰动，那么我何必找寻答案。在心理学中，如果没找到好的方法研究随机事件，那是因为你不能把不同受试群体的数据结合起来，去寻找整体趋势。如果每个受试者的表现都被解释成他／她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那么就不存在任何整体趋势了。某人的冲动，无论原因是什么，都和另一个人冲动的原因不同。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找到支持无解结论的证据并不难。鉴于我们目前对所有人类特征形成中生物过程的理解，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或是看上去像随机的情况。人类基因组不足以具体到每一轮指纹、每一个大脑中的突触。一定程度上，施工细节必须在施工现场制定，这使得结果有更多的变数，生物学家称之“发展噪音”（developmental noise）。比如，同卵双胞胎的身体并不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在身高和体重以及外观上可能略有不同（有时不仅是略有不同），同卵双胞胎的家人和朋友一般都可以很容易区分出他们。核磁共振扫描显示他们大脑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异。 ³⁴

我在前一章说过，同卵双胞胎中，如果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另一个同样患病的几率只有48％。类似情况同样适用于他们身体机能的病变。如果一个双胞胎患有1型糖尿病（儿童期发病），另一个患有该疾病的可能性只有40％。儿童耳部感染的遗传可能性是0.73，剩余的差异目前无从解释。医生也只能说这是随机的。同样的家庭环境不会让孩子们的耳部感染可能性更趋一致，就像不会让他们更具攻击性或者更加认真负责。 ³⁵

在出生之前和出生之后发生的未料之事会让同卵双胞胎之间存在生物学差异。比如神经元朝左还是朝右。其中一个胎儿在子宫中占据的位置更好。一个双胞胎从楼梯上跌落或感染病毒。接触到有可能引发精神分裂症和1型糖尿病的病原体。 ³⁶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双胞胎并不是因为她的生活压力更大，而是因为她碰巧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病毒。

我在前几页说过，由于违反了同等相似环境假设，人格特质的遗传性可能有些被高估。有可能一些归因于基因的差异应该归因于共享环境。但是现在看来，一些不归属于基因的差异也完全不是环境引起的：它是生物性的。其中一些甚至可能是遗传性的。医学研究人员最近提供了同卵双胞胎出生时一个伴有唇裂和腭裂，但另一个面部正常的病例。事实证明，出生缺陷是基因突变造成的，发生在双胞胎其中一个人身上，而另一个可能不会。 ³⁷ 突变一定发生在受精卵一分为二形成两个独立的胚胎之后。

影响同卵双胞胎结果的生物干扰因素也会影响非双生子。病毒或突变，向左而非向右的神经元，可以轻易地发生在单独出生的婴儿身上。因此，这些随机生物事件——发展噪音——可以解释一些人格中未能解释的差异。

但是，有序的基因效应加上发展噪音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一切，因为那意味着所有的人格变化都是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环境对人格没有持久的影响——年轻人不能根据经历改正他们的行为。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合理的。本书将要讨论的大部分证据都与儿童根据自己的经历改变行为方式有关。

那非生物性的随机因素呢？环境随机性呢？比如孪生姊妹的其中一个在四年级被霸凌，但另一个没有。一个睡在上铺，一个睡在下铺。又比如双胞胎中的一个某天请了病假，然后这导致所有的差异。 ³⁸

我不得不承认，这种随机性无法排除；毫无疑问，它解释了部分未能解释的差异。随机事件在人们的生活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随机事件有时会产生戏剧性的长久影响。这是现实生活中和小说中熟悉的主题。查尔斯·狄更斯《远大前程》（ Great Expectations ）中的皮普描述了第一次造访郝薇香小姐家带给他的影响：

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它又和任何生命中的一天一样。想象一下，如果把某天从你的生命中抹除，你的人生的道路会有什么不同。请停下你的阅读，思忖片刻：那些束缚你的铁链条，金链条，用荆棘或是鲜花编织的长长的链条，如果没有在一个难忘的日子里形成的第一环，之后就不会环环相扣束缚着你。 ³⁹

改变了我的生活航道，使我成为心理学书刊和文章作者的随机事件并不是那么令人难忘。我朋友需要给狗狗找一个家，我帮她在当地报纸的分类广告栏中写了一则启事。几个月后，她需要帮助重写一篇被心理学期刊拒绝的文章——我的朋友是罗格斯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她想到了我。“你对文字很有一套。”她告诉我。她这么认为，是缘于我帮她写的那则启事，那则关于狗的分类广告。这是我有过的最短的写作工作，它让我在写作的道路上走到了今天。

再细想想，就算没有这档事，也许我还是能成为一名作家。无论如何，编写分类广告只是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我可能有所转变的契机——用荆棘或鲜花编织的长长的链条中一个或许不是随机的环节。如果在我童年关键的四年里没有被小伙伴们孤立，我可能不会成为一名作家。 ⁴⁰ 那些游离在社交之外的年岁把我变成了一个内向的人；要知道我曾是个闹腾活泼的孩子。如果父母当时决定在其他地方买房子，也许我的同学不会排斥我。四年后，当我们搬到了别处时，我不再受到排挤。但那时，这个链环已经锻造成型了。我的人格有了变化。

人格可以改变；大量学科的证据表明，即使在成年后，境况的改变也会一定程度上引起人格的改变。 ⁴¹ 但是在儿童时期，人格更具可塑性，更加灵活。孩子适应力更强。他们会适应社会，适应文化——他们变得社会化。他们也会适应个人境况，比如我就适应了变成一个社交弃儿。

演化为我们这个物种提供了一个庞大、错综复杂的大脑和一个漫长的成长期：这是教育的先决条件。自然选择倾向于保留有利于物种繁衍成功的特质。代价过高的特质——可以通过经验修改的特质代价太高——如果修改是随机的，则不太可能被保留，因为随机修改对个体的存活和繁衍会产生随机影响。但如果人格的形成纯属偶然，是经过意外事件的层层冲击而成，这从演化的角度讲不通。自然选择会保留任何比只能产生偶然结果的随机性更好的方式。

这个结论并不是我证明的：这是一个源于达尔文推理的假说。我假设演化使得人格具有可塑性，能够让孩子们从经历中获益，从而学习如何行事，长大成人。我假设适应性可以让孩子们获得一些优势，或者改正缺点，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和繁衍。这个假设必须有证据支持，而我会尽可能地证明。

我已经给随机性安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了：我承认一些未能解释的人格差异是由于生物噪音和环境噪音的影响。现在长了胳膊和腿的随机性像跟着胡克船长 的鳄鱼一样跟着我：它想要 所有 未能解释的差异。但我不会轻易让步。随机性是科学家在穷途末路时的解释或借口，就好比耸耸肩，承认失败。

让我们继续前进，相信这个谜题会有真正的答案，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s+lo4hZ+640GR8/0IXqZ2pCXm3fWX9YuVgv0H3It+4S6Y3mZGsXkcmKMSITald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