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初南塘可不是后来变成的那个样子:充满艳丽的恐怖,拥有一个我们无法知晓却在我们一点儿也没有防备的情形下猛然显现一角的世界。那时候的南塘不过是一口普通的池塘而已,长有三十丈,宽有二十丈,一池碧水荡漾在平展展的田野当中,你不走近根本无法发现她。她像一位坐在新房里的新嫁娘,质朴、安静、清洁。她的岸坡还又直又陡,铁锹打磨出的形状与光亮完好保持了一年,等到第二年才消失殆尽。她隆起的岸堤当年没有长草,那些从地下挖出来的生土瓣子没有变成熟土,散发出与周围暗褐色的土壤截然不同的黄白色,像一群新坟簇拥着她。那些土单纯瘠薄,点缀着大小不等的砂礓和残碎的白色贝壳,看上去像天花病人的麻脸,连田野里随意挥洒的杂绿都不愿覆盖它……从南塘诞生的那个春天开始,这种和每一口新挖池塘并无二致的平凡景象持续了四年。四年里,人们没有发现这口池塘特殊的秉性,他们在这口池塘里淘粮食、洗澡,也利用这口池塘灌溉庄稼。但没有人想起养鱼,因为这儿是豫东平原,他们世世代代都是以耕种为业,土地才是他们相依为命的朋友,而水——对水他们又不屑一顾又害怕。水不能给他们冲来粮食,却能在某一年的涝季将他们眼看就要到手的粮食冲走。但某一年水懒得光顾本地时,他们眼看就要到手的粮食照样会灰飞烟灭。涝和旱是他们灾难记忆的主体,他们对水的说法一言难尽。
人们对南塘刮目相看始于第四年头上的那个春天,一个喜欢打鱼但不喜欢吃鱼的村人——这种人被人们视为“二流子”——在南塘里撂了一网,他没有希望他的渔网能抓到什么东西,仅仅是因为无聊,他要在田野里胡乱溜溜,要找点事情做。他因为被视为二流子,所以可以偷懒,可以不去参加一些没有任何用途的集体劳动——比如把土用箩筐从一个地方抬到另一个地方,再从另一个地方抬回原来的地方,好为分发工分找到正当的理由。偷懒是所有二流子的通病,但并不是所有的二流子都喜欢逮鱼。人们送给这位扫见水双眼就闪闪发光的二流子一个得体的外号:水拖车(即水蜘蛛,一种只在水面上奔跑的长腿蜘蛛)。水拖车想着这塘清水已经在原野里澄了三四年,不会不生出几尾拃把长的鲫鱼片子。鲫鱼片子那玩意儿据说是蚂蚱的子儿生的,只要有水就有它的影子。水拖车盘算着南塘里鲫鱼的大小和体色,是黑鳞还是铜鳞,喜好藏身哪个塘角,他撂几网能够和鲫鱼们谋面……这些活蹦乱跳的鲫鱼促使他躲开人众,在一个上午掂着他的破渔网径自去了南塘。他没有任何奢望,就是想试试手气,即使没有鲫鱼片子,他也不会多失望。打鱼空手而归是平常,满载而归是反常。水拖车享受的是过程而非结果,他的心态无比优良。他到了南塘,绕着塘堰逡巡,并不急于撒网。等到他的侦察初步有了结果,他才慢腾腾踱下塘坡,在西北角掂散撒网,磨转身子,使出全身的力气朝塘心里哗啦撂了一网。他甚至都没有急于收网,停了许久才抖了抖网纲绳,缓缓地交替双手开始一把一把拉网上岸。他漫不经心地蹲在水边,泰然地眯缝着眼,用手倾听着他那张补了又补的破撒网走过水底的匆匆脚步声——突然他蹲着的身子绷了起来,他的眼睛一下子变成了牛眼,瞪得溜圆。他绷紧的半弯的身子像拉满弦的弓。他忠诚的网纲绳激动得发抖,告诉他网住了大鱼。“这不可能,”他嘴里咕咕哝哝,“这不可能!”但网纲绳拉着沉重的网兜不慌不忙走了上来,接近岸边的时候网兜里发生了地震,接着水面绽放出愤怒而绚烂的白花。他网住了大鱼!那是条红鲤鱼,头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头颅那么大,眼睛死死盯着人,就像两片会说话的大拇指甲。它满身通红,分叉的尾巴像溅射的鲜血。水拖车没把这条红鲤鱼带回家,甚至没碰它一下。他拉它上岸,离水半尺就不再动作。他浑身哆嗦着,一点一点掂散网片,要是不可惜他的网,他一定爬起来跑开。但他只有这一张破网,而这张网几乎等于他半条性命,比老婆儿子都金贵,是他打发漫长难挨时光的伙伴。“天啊,”他咕哝着,“我的天啊!”那条鱼太大了,身子差不多有一个大人那么长,他觉得一庹都庹不尽。它完全可以挣脱他的破网溜走,但上岸后它扑腾得并不怎么厉害,仅仅是听凭他给它解开纠缠的网片,有时动作一下看上去也是为了配合他不住发抖的双手,像一个被晚辈侍奉的老人。这是口新塘,水拖车心脏咚咚咚咚狂响着掰着指头算账:四年,才四年啊!天啊,哪里能有这么大的鱼,还是红鲤鱼!足足有四十斤。不可能!这不可能!!水拖车眼里有水,对鱼的估重绝不会上下差三两,那么就是说,这条鱼每年要长十斤,才能有如此的个头。这是一池瘠薄的新水,缺少养出大鱼的养分,一般野地里的池塘四年龄的鲤鱼能长成三五斤已经足天,而这条鱼却是四十斤。水拖车心脏呼通呼通跳个不停,震得他的头发蒙手发抖,他颤抖着双手趔着身子小心翼翼解散网片,让大鲤鱼顺势一跃刺溜蹿入水中。
“你一定是在做梦!”第二天水拖车比比画画,在饭场里把这条头天钻进他网里的红鲤鱼讲给村人们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他平素胡言乱语惯了,傻瓜才把他的话当回事儿呢!水拖车急得抓耳挠腮,别人越不相信他越是躁动不宁,最后他一不做二不休,突然亮出了口袋里久藏不露的确凿证据:那是一片鱼鳞,有巴掌那么大,呈半透明状,下半部分红得滴血。“爱信不信。”水拖车像是在与人争辩,其实没有一个人想与他争辩。那片鱼鳞像是一面铜锣,比他两个手掌展开并一起还要大出许多,在树荫筛下的阳光斜照里一闪一闪耀亮。“网线挂着了它的鳞,”谈到他的渔网挂落了鱼鳞,水拖车有点心虚,话语染上了恐怖的黑颜色,“但我不是故意的。我的手那么轻那么轻,它一扑棱尾巴就钻进了水里。”大鱼钻进水里后,又在池塘的中央哗啦大叫一声跃上半空,水拖车看见了它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示威,但并没有真生气。可是他挂落了它的鳞!
南塘的大家闺秀风范让人钦慕,她不会因为小东小西说不上口的琐事和水拖车计较——至于十一年后落在他儿子身上的那场长长的影子可以覆盖渗透一个人整个一生的灾难,也不是生发于这片鱼鳞。但对于不恭敬的人,南塘的手腕也让人不寒而栗。水拖车向人炫示他那片鱼鳞,有点胆战心惊。他起初发狠沤烂肚里也不说出这件事情,不对任何人说,甚至包括媳妇,还有他一没事儿就对着说悄悄话的那张破渔网——尽管它什么都清楚,清楚事情的始末。水拖车想让这件事情成为一桩秘密。但他从来没有过什么秘密,他那副躯体已经不适合当作贮藏秘密的仓库,秘密在他身体里,有点像老虎关进了笼子。那条红色的大鱼整整大睁着眼睛折腾了他一夜,他觉得如果它再不跃出他的身体,他非憋闷死不可。早饭时分他没有端碗,而是就那么空着俩手走进了饭场,而那片红色的大鱼鳞,几乎撑破了他粗布褂子上的口袋。他站在饭场里东瞅西瞧,嘴唇不知道怎么样一动,那条他打算一生都不放出去的大红鱼,刺溜一下就蹿了出来。细细算算,那桩红鱼的秘密在他的身体里待了再等三两个小时就够一天——二十四小时了,对水拖车来说,这可是比一百年还要漫长一百倍的打破纪录的时间。
除了刮风下雨,嘘水村的人无论春夏秋冬,吃饭都要凑饭场,一群人或蹲或站,边聊边吃,仿佛不就点话语,那些红薯面窝头棒子粥什么的粗糙饭食就难以滑溜地润下肚去。饭场通常位于村口或街角,是几户人家的中心,大人孩娃能抬腿就到,能有几棵树当然更好,这样蹲在地上脊梁有个依靠,言语上浮食物下沉都更顺畅。当时村子里还不像后来那样贫富有别,家家户户境况差不太多,都是粗茶淡饭,每只碗里的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苞谷碴啊豆面条啊咸稀饭啊之流,筷子上穿着的是窝头或红薯干面面饼。鲜有人家端出炒菜,能有辣椒泥或生蒜瓣就馍下饭已是美味佳肴,连腌制的酱豆、醋蒜什么的都鲜见。当然饭场也有许多讲究,有男人的饭场、女人的饭场,对脾味人的饭场……甚至不对脾味的性情各异的人偏偏凑成一个饭场,在饭场里他们边吃边打口仗。水拖车走进的这处饭场就在他家的西北角,出门仄歪仄歪脸就能看见。水拖车捧着那片鱼鳞,就像捧着一件易碎的传世珍宝,让大伙儿大饱眼福,他为自己赢得了人们的关注而沾沾自喜,他想让每个人看清鱼鳞。就在水拖车炫示他的鱼鳞时,有个站在人堆外头的人斜乜一眼却说了这么一句话:“鱼!鱼!!——斗你两场你就不鱼鱼的啦!”这个声音不高,却充满杀机,像大年初一燃放的大擂子炮仗火药味十足。凑过来伸着头看鱼鳞的每个人都听见了这句话,于是都各回各位,一下子阒寂无声,每个人看上去像是专注于吞咽,甚至也不再关心那片玄秘的红鱼鳞。水拖车傻傻地呆站着,瞪着不大的眼睛,像是在倾听众人升起的鳞次栉比的咀嚼声,一时不知是走还是留好。
铳出此话的人此时正在啃筷子上叉着的两个黑暗的窝头,那种窝头是小苏打粉发动得膨胀了起来的红薯干面窝头,刚刚蒸好出锅时泛着一明一明的光芒,咬一口会粘在牙齿上好半天才能卸上舌头。这种窝头需趁热吃,否则半个小时后它就苍老变硬,像铁蛋一样结实,拿它对着狗的脑袋砸砸不死也能砸晕厥。但此人的牙齿和舌头像是与这种窝头有前世的默契,窝头一进嘴三撅拱两不撅拱,撅拱得脖子里巨大的喉结一上一下幅度很大地滚动着高声响应,接着他的两颊就又塌陷了下去恢复原形——他很瘦,颧骨高高地横空出世,像是长错了位置的两只牛角。他的头上覆盖着一顶陈旧得已经找不见绿色的绿军帽,当他在晌午顶额上渗汗抹下帽子时,你会发现那只帽兜里衬边的褐色塑料帽箍已经破碎,马上就要成为一些说不上名字的滴滴溜溜的粉末。他用双手小心翼翼地端着帽子,他怕指甲一不小心会划破帽顶——帽顶的布被顶磨得比葱皮子还要菲薄,他的头发有时会从那里支离八叉钻出来几根。如果对着连吹三口气,那帽顶一准就不再是帽顶,而是一处鬃毛飞扬的大窟窿(他这顶当作身份标记的帽子不久之后就从他的头上消失了,但这顶帽子确实太有特色了,是他当作珍宝的正宗军帽,说起他而不提他这顶泛黄泛白的军帽是一种重大欠缺)。他又瘦又高,微微有点驼背。他一只裤管绾上了膝盖,另一只没绾,但也遮不住那比拳头还要大些的脚踝。他一手端着一大粗瓷海碗的红薯干茶(村里人对水煮红薯干的称呼),一手挑着筷子上扎着的两三个窝头。他把窝头在嘴里不知道怎么样弄没影儿后,马上呼噜噜喝一口茶,并且没有借助筷子帮忙就衔住了一片煮得不太烂的红薯干,下嘴唇灵巧地一托,那片红薯干就又没了影儿。他的嘴就像传说中的窝藏蛇精的洞穴,吸力能让半里开外的东西泵离地面,不长翅膀也能剌剌地飞掠而入。
此人的名字叫“老鹰”。村里人叫他的大名叫不顺口(也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大名,甚至不大知道“老鹰”是他的小名还是外号),只是大人孩娃老鹰老鹰地叫(当然,小孩只敢背地里叫)。从老鹰对军帽的端庄态度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复员军人。不错,他是当年村子里仅有的一个复员军人,据说还到朝鲜去猫过壕沟搂过长枪的扳机。老鹰刚才提到要斗水拖车两场,他这话可没假,他精于斗人,一说斗谁就能让谁腿肚子发软。早在“土改”斗地主的时期,他就扛过红缨枪,而且还使红缨枪的枪头子见过血。那是在斗争会上,那些血是一个老实巴交又富得肥油乱流的地主膀子上的血。“老鹰的心可真辣呀,”几十年后,一个看着老鹰长大的老者咧着没牙的瘪嘴眯缝着没了睫毛的眼睛这样向年轻人描述,“他拿着枪头子直往××身上杵,硬杵,就这样——”他瘦骨嶙峋的衰老身子艰难地摆出架势,瘪嘴“嘿嘿”着,牙床在错动,做着木杈叉草的动作,“血流得哗哗叫,××直声嗷号,吓得妇女小孩都哭了,都不敢睁眼看!”但你从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寿星的架势里可以看出,一旦他得了势,他的心也不比老鹰甜多少。老者是站在田野里的土路上,一手扶着拐棍,指着不远处的一处坟丘说的这番话。此时老鹰作古住进那处坟丘已有十年之久。
要是老鹰不得寸进尺,不去对着鱼鳞“呸呸”两口,又跺了两脚,也许南塘会以某种比较委婉的方式提他个醒,让他见点颜色,知道她的厉害,也就罢了。可饭场里的老鹰并没就此罢休,他不但说了冒犯神明的话,还三口并作两口把筷子上的窝头捣弄得没了影儿,然后他走向了水拖车。水拖车还在那儿发着呓怔,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那么一直捧着个鱼鳞,呆愣愣地枯站着。吞咽的人们看出了不对劲儿,但都不说话,只是各就各位,蹲倚着一棵一棵的树干继续嘴里的活计。水拖车吧嗒吧嗒嘴,想说什么,但也说不出什么。他虚幻的眼睛盯视着老鹰,不知道老鹰要对他干什么,也弄不清他撒了村里池塘的鱼是不是犯了法,犯了罪,而现在放出了被认为子虚乌有的大红鱼又是散布迷信,罪上加罪,看来要被众人指捣着额头鼻子好好地斗一场了。他茫然无措。他有点后悔没有藏好他的秘密了。大伙儿仍在专注地吃饭,看上去漠不关心饭场当央正在发生的事情,其实呢谁的心也没在嘴上,你从那不时掀起来一角不时掀起来一角的眼帘可以窥出真相。有一场热闹可看了,大伙儿巴不得赶紧出个三长两短来打碎死一般的寂静。
老鹰不由分说,腾出一只手猛地夺过来鱼鳞,正着看看,反着又看看,“球破鱼鳞!”老鹰说,“宣传迷信!”老鹰又说,“——你是不是又想上上绳啦?!”老鹰抬起头,眍䁖在眶洞里的眼光向水拖车攒射。“不,不不……”水拖车摇晃着双手,做着投降的架势,“我不,我不想,不……”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一个劲地“不不”,双脚不自主地往后退,接着就像当时的电影里所有的坏人形象那样,贼头贼脑溜走了,没去再管他担心的那片红鱼鳞。
老鹰朝着水拖车的背影使劲“呸”了一口,然后用力一摔,他本来想让鱼鳞“啪”地磕响一声,来作为这场小小风波的终结,也给他砌个下场的台阶。可是鱼鳞没有因为他的愿望而变得沉重一些,它离开他的手,反而一飘,又飞高了一截,然后转悠了两圈,竟又翩翩地踅落在了老鹰的面前,看上去像是在故意捣蛋。老鹰觉得鱼鳞是在找他的难堪,在村子里他向来想咋就咋,还没有谁敢这样跟他公然作对。“呸——呸——”他对着地上的鱼鳞吐了两口,还不解气,又咣咣跺了两脚,连他端着的煮红薯干都从碗里气跳了出来。鱼鳞上正照了一束阳光,红艳艳像一只狡黠的红眼睛,嘲弄地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似乎在说:等着瞧吧,等着瞧吧!
说这话的时候是农历四月初,麦子已开始打泡,麦田里的葱绿一下子苍老了,变得发灰,像是一个还没出阁的姑娘不意间怀了孕,黯然迷失昨日的红颜。洋槐花正在肆无忌惮绽放,香气在村庄里、田野里四处徘徊,吸引得黄鹂投进绿叶的怀抱里跳来蹶去。百灵鸟不分白天黑夜地放开歌喉,大唱恋歌。很快布谷鸟也从南方飞来,“麦秸垛垛,麦秸垛垛……”它们在天空中孤独地呼唤着,它们的谶语使麦梢发黄,直到在它们得意扬扬的笑声里,整个田野变成光芒四射的黄金。各种各样的农活接踵而至:栽红薯、钻麦稞、点播玉米、造打麦场、收割油菜……底下麦收就开始了。麦收,是一年中最重的一大宗活计,村子里小到四五岁的孩子,大到八十岁的老太婆,全都行动了起来。大田里二色的庄稼极少,除了麦子还是麦子,他们要趁着好晴天,尽快把黄澄澄的麦子从田野搜罗到茓子里粮囤里,否则天一变脸——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因为接下来就是雨季(梅雨季节),天一连阴,没有十天半月就别想让它展露笑容——他们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的收成,不烂到地里,收到手里的也将是一堆虫屎般的黑暗霉粒。在短短的二十天不到的时间里,人们累死又累活,身上蜕了一层皮又蜕一层皮。水拖车从南塘里挂来的那片鱼鳞,无论怎么说也挂不住人们的心,它和它引起的那场小小的风波,就像村庄里下蛋的母鸡的一阵啼鸣,咯哒过了也就咯哒过了,不会留下一点儿痕迹。那片鱼鳞的红光再一次刺痛人们的神经,是在两个月之后,在南塘通往大路的那条小径上。
那条小径一点儿也不起眼,只是到了每年的收获季节,它才会一下子变宽,明晃晃的,被架子车车轮和人的脚印碾踏得瓷瓷丁丁光光溜溜,后来还会调皮地生出一薄层细面粉一般的绒土,试图永远留下那些杂乱的脚印和轮胎印。小径毕竟是小径,它梦想的火焰会被一场小雨很轻易地浇灭,而且收获季节一过,庄稼田又开始膨胀身体,挤压得它恢复了以往的又窄又细的原形,仅供冬春季节去麦秸垛掏麦秸的人往来。小径之所以能在庄稼季节一度风光,是因为紧靠南塘是生产队里的打麦场。这个打麦场很大,几乎等于大半个足球场,队里好几百亩地的庄稼,最后都会被架子车一车一车运送到这里。打麦场里的麦秸垛,又高又长,在一年里的大多数时间雄伟地矗立在那儿,就像一段长城(这垛麦草是队里牲口们一整年的粮食,它们昼夜不分地细嚼慢咽,一筐一筐有条不紊地吃掉这座草长城)。秋收季节,打麦场里会堆满云山雪海的棉花,隆起大庄稼秸秆的峻岭。但在最初几年,因为那些塘堰上堆积的新坟般的砂礓土,即使不是收获季节,小径也不像后来麦秸垛迁徙走后那么落寞。人们纷纷去南塘拉土,那些挖塘挖出的砂礓土被用来垫宅基、垫院子、和泥打墙……那些年小径被车轮和脚板抚摸得油光水滑的,像一个被溺爱着的孩子,你一踏上去就能听见它心满意足的欢歌笑语。那是小径最美好的值得永远回忆的惬意岁月,人来车往,一路风光。
在有些方面,老天爷对待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比如老鹰这样的大队干部,要是天上下雨,他家的房顶照样会湿,而且院子里也会有烂泥。要是雨再下大一些,他家的墙基也照样会泡在水里。所以在有一天上午,老鹰也和村里其他人一样,让一辆咕咕咚咚怨声载道的架子车牵紧他的手跟在他屁股后头,去了南塘。老鹰在塘北堰噌噌几锹装满一车土,马不停蹄拉着就走。虽然老鹰很瘦,初见他会满眼尽是骨头,但他是精瘦,骨头缝里有嗖嗖乱叫的力气,再满腾的一车土,对他来说也不应该成问题。但他拉着土离开了塘堰,走在小径上,越拉越沉,起初他觉得是陷在软泥里,那些泥渍实了车轮,后来他觉得有二十个人在跟他对着拽。他吭吭哧哧,满身都被汗溻透,可抬头一看,连那溜新麦秸垛都还没走到。他从没这么累过。他脱掉湿透的粗布衬衫,往脑门上脸上胡乱一抹拉,喘了几口气,然后驾起车把儿再拉。这一次更沉,几乎是寸步难行。这是咋回事啊?他想,我是不是中暑啦?他直起腰身,无可奈何地扭头看了看黄黄白白的堆尖一车土。他得歇歇,去塘堰上树荫里歇歇,凉快凉快,等到力气再泉满身子。尽管他没有感到乏力,但他还是觉得歇息一阵儿对蕴积力气有用。但他放下车把时,车上的一多半土哗啦一声,从车尾秃噜到了地上。老鹰有点烦:“去你娘的,你都秃噜完我也得先歇歇!”他向塘堰走去。南塘边绕圈种了许多白杨树,树根扎得深,扎得长,能够到生土下头的熟土,所以白杨树长得很茂盛,才栽上四年,已经有孩子们用的小木碗那么粗,叶片长得厚厚实实的,有大人的手掌那么大,在阳光下一亮一亮,像是悬持着一树的波浪。树荫浓暗得发黑,甚至少有跳动的筛落的光斑。天晴得很好,从早晨开始,就没看见哪怕一丝云彩,阳光明亮得有点发青,直直挺挺一捆一捆的,全洒在玉米田里。玉米已经蹿到腰窝深,叶片又宽又长,像一柄柄刀子,乱舞乱戳。但这天并不热,因为小风很多,一群一群拥簇过来,又拥簇过去,仿佛结队赶集上店的姑娘媳妇们。老鹰在树荫里坐了一会儿,他真有点困了,乏了,但想睡觉又睡不着。他操心的事情还多着呢,他得赶紧把土送回家,再说他也不能躺在塘堰上就睡,睡着了谁把他的架子车拉走了怎么办?——其实谁又敢拉他的车子,一看是老鹰,连偷儿都会趔着走的。老鹰是歇在南塘的西南角,面朝着南塘坐的。他觉得急急慌慌的没有拣好地方,屁股下头有几个砂礓,硌得他疼痛。他两手扶着地,想站起来挪个位置——这时,他觉得背后有人在走近他,尽管他既没有听见脚步声也没有看见阳光拖过来的人的影子,但他还是觉得有人在走近,而且离他不远,顶多也就是两三步那么远,那人站住了。老鹰觉得他是找他反映什么事情,总是有人反映村里的事情,老鹰也喜好管这些闲事。老鹰忍着屁股的痛苦,掂起了扶在地上的两只手——他不能让人看见他有气无力的样子,他是大队的民兵营长,连坐那儿站起身都要扶着地,以后这个营长还怎么当?他“吭”了一声。这是他在村人们面前的习惯性动作,每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他都是先这么“吭”两声,算是清嗓子,也是发言预备。但那人停住不动了,好久好久没动,以致老鹰终于忍不住扭过头去——老鹰的眼睛马上变圆,像被竹篾撑开着!他脸上的血色也唰地跑光,只剩下脑壳里的滚雷声,而且这些滚雷声不是声音,而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蓝得发明的黑光。接着老鹰做了个奇怪的动作:抱着头不像样子地前滚翻了一两次,差点没有滚落进池塘里。在即将落水的一刹那,他像被底下的塘坡猛推了一掌,一蹶跳起来,大喘着粗气,嘴里发出“哟哟”的类似呻吟或者求饶的含混不清的声响。他蹿上塘堰,没再回头望一眼,当然也没再顾及他的架子车。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向村里冲去,但不是从小径上,而是从哗啦啦大笑的玉米棵里。直到冲出了玉米地,跑到村子边缘,老鹰才发出嗷嗷的狂叫,但这种狂叫声音很低,假模假式哼哼唧唧的,走到他跟前的人才能听得见。他圆张着嘴,脸比白菜叶子更白,像是在比画,但仍然算是跑步,直到到了村口才一弯腰瘫在地上。他就那么软塌塌堆在平时当饭场的村口,仰着头张着大嘴喘气,像一摊烂泥。他的身子底下有黑蛐蟮般的水渍爬出来,冲起一阵阵臊气——人们这才发现,他的裤裆全湿了,他尿了裤子。而且他瘫倒的地方正好是他不可一世对待鱼鳞的地方。
老鹰起初看见的是一双手,指缝间结满了冰碴。那些闪闪发光的冰碴在融化,顺着白纸一样苍白皱缩的手指吧嗒吧嗒滴水。水珠走过空中,发出一串串绿莹莹的光芒。那双手正伸向老鹰,无声地凝滞在半空,听任阳光舔去那上头的薄冰。冰?老鹰打了个寒噤,他的目光立即缘着向他伸展的手臂攀缘而上,接着他就看见了那个人:孤立无助地站在那儿,悬伸着双手,身上斑驳着湿湿的黄泥,褴褛的黑粗布棉袄上到处在滴水,像一支淋漓的泪蜡烛。老鹰最后看见的是那人脖子上的断茬:沾满了赤赤紫紫的血污和泥土,红鲜鲜裸露着,有一处地方还撅出了白生生的骨头。但那家伙没有头,没有头!——它是一个无头鬼!它想向老鹰讨要什么。它想要什么?
直到此时,人们记忆的昏冥的天空才又被四年前那个熹微的黎明映亮。他们瞅个空就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添枝加叶地揪出挖掘南塘的纷乱往事。那一段时间正是个农活的旮旯,该收的收了,该种的种了,就是参加个为了拿工分的集体劳动,也是应应卯磨洋工,大伙儿或拄着铁锨,或用一两根指头碰扶着架子车车把儿,让车架子在轮杠上玩跷跷板;或干脆在树荫里坐下来,一聚一堆。反正也没人管。老鹰已经不出来监工。他吓出了毛病,天天抱着个药罐子喝汤药。有人说他已经瘦成了一把干柴火,一刮风就能刮倒。但很少有人见到老鹰,他闷在屋里天天闭门不出。他嘴头子上整天挂着破除迷信,可到头来迷信先找他算账。据说他已经开始信迷信,说他还烧了香,向××××神求医问药。尽管接下来老鹰在嘘水村还要颐指气使好些年,但这次惊吓还是惊散了他身体里的元气,栽下了病根,他以后迈过了年过半百的门槛,但同时也迈过了阴阳两界的界限。他死的那一年刚刚五十岁多一点儿,患的是癌症。当年癌症还是个稀罕病,三里五里难得瞅见一个,老鹰罹患癌症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当然很容易就把这怪病和南塘挂上了钩。
人们神秘兮兮小声数说的是南塘诞生的情景。南塘的开挖,不是为了灌溉,当然更不是为了养鱼,而是为了向一个重要会议献礼。这个会议的芳名叫“三级干部会议”(三级:县、公社、大队)。每年的正月初十到元宵节这短短四五天里,县城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空前热闹,漫流着红旗、红纸和喧嚣的声浪(人声,和比人声大几百倍的高音喇叭声),那就是这个会议正旧病复发,年年如此。当时的公社领导脑子被大年夜的鞭炮声炸得洞开,突然想起要在嘘水村村南的这片旷野里开挖一口池塘,向十天后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献礼。(听说这个消息时老鹰激动得一夜无眠,在此后的挖塘工地上,他可以以东道主的身份出现,陪陪上级领导,协调各类事务,发号施令,真是风光无限啊!)这个决定传达下来已经是正月初二,初三一大早,大半个公社的人头发上辞旧迎新的爆竹纸屑还没抖净,就开拔到了这片野地里。他们搬来了一匹匹红布,但不是送给爱美的姑娘们,而是送给一根根光棍,让它们变成红旗,站在刺骨的寒风中嘿嘿嘿嘿傻笑。粗树枝摽着玉米秸作墙壁、麦草胡乱一苫作屋顶的窝棚搭起来了,徘徊在这片野地里的寒风们大开眼界,第一回看见蒸馒头的竹笼露天里一屉屉摞得老高,头顶飘拂着乳白的发丝。还有厕所:刨几个土坑,周围扎上玉米秸的篱笆……那些正在为春天就要来临而暗暗窃喜的麦苗被无数把铁锹剿了老窝,土地发出疼痛的呻吟,一层层被掀开:黄土、黑土、砂礓土……接着就像一道抽搐的伤口一样出血了。见水了。水,大地的血液,从泉眼——被切断的脉管里汩汩涌出。见水的那天是第四天,也就是正月初七,离三级干部会议召开才有短短的三四天。而挖塘见水,工程进展还不到一半,底下的活儿更难做,也更复杂,不但是砂礓土不好挖,运土不好运,而是车水,要把那些大地身上旺盛冒出来的汁液戽净,才能下得去铁锹铲土。当时还没有柴油机,有四架水车在轧轧作响。那种水车是生铁铸造,两旁伸出长长的曲柄,每侧的曲柄可以插花对站四个人,也就是说,有八个人在昼夜不停地换班搅动一架大蝗虫一般的黑暗水车。光搅水车的人就有六七十个。想想吧,场面能壮观到何种程度!“就像一锹铲碎了一个蚂蚁窝,急急慌慌的蚂蚁跟黑水一样横流一凹臼。”这是嘘水村的人们对当时景象的恰切描摹。工地在嘘水村的地界,但嘘水村不但没有便宜可占,而且出勤出工最多,全村的老老少少也算是赤膊上阵,按老鹰的动员令说,是“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向全县人民展示嘘水村大干快上的新风貌”。
公社领导们骑着自行车,一天能来工地上好几趟。他们的脸沉得能拧出水来,动不动就脾气大发,嫌工程进展得太慢太慢,照这个挖法,别说初十,过了十五也不一定有一口池塘光光鲜鲜躺在这一片土地上,好让几十里开外的一个会议大吃一惊(说不定哪个头儿脑子一热还要率领一干会众过来参观呢)。而过了十五,已真正像一句歇后语说的那样:十五贴门神——(过年)晚半月啦!在初冬料峭的寒风里,领导们习惯指指画画的手开始抹脑门,他们的脑门急出了细汗。接着领导们开始绾裤脚,并且踢掉了鞋袜,以身作则,和每个公社社员一样走进了冰凌碴子哗啦啦乱叫的薄水里。在豫东平原,“春节”仅仅是一个虚拟的节日,因为大多数年头,过了春节比不过春节更寒冷,正月里才是真正的冬天,而春天温暖的气息要等到半个月后才丝丝缕缕渗进仍能结出霜雪的空气里。水是很冷,但冷有冷的好处,冰凌碴子划破皮肤的时候不再有疼痛的感觉。他们的心里都燃着一团火,都觉着正在干的是一项伟大得不得了的事业,一个个就像被初恋点燃了的小伙子。小小的一处窝凹里,麇集了几百上千人,有四条斜斜的坡道向上头运土,独轮车、架子车(当时刚刚时兴)……一刻不停地在吱吱呀呀呻吟,为了加快进度,人们甚至用上了箩筐和扁担。没有谁再走出初具雏形的池塘里吃饭,人们拄着铁锹或者扁担,三口并作两口处理掉炊事员送来的饭食;也没人再把觉当成觉去睡。工地上彻夜灯火通明,困了就轮番去窝棚里歇一会儿,多少年之后,那些被南塘的初冰冻出关节炎并遗留终身的人,还在啧啧地忆想那一刻的睡眠是多么香甜,几乎是头一挨着什么东西马上就蹿入了梦乡,连个预备的过程都不给你留,甚至有人干着活儿手脚机械地动作着已经睡着嘴里说起了梦话。工程进展得极其顺利,当那个会议在县城如期召开的时候,南塘,这个初出深闺的女子,已经翠碧地躺卧在旷野里,被几十里外的三级干部会议的会众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议论纷纷。让公社领导们略感遗憾的是,县上的头头脑脑们没有大手一挥领人前来参观,而仅仅是让挖塘事件变作某一位重要人物发出的略显神经质的浑厚声音在主席台上空浑浊的空气中震荡片刻,赢来一片无奈、盲目而零乱的掌声之后就被彻底忘掉。
发现那个没有头的人是在初九那天黎明,一个胜利在望的日子,他横躺在池塘西南角的一条坡道旁边,黑塌塌一堆。一个睡眼惺忪的人踢了他一脚,“起来!”他喝道,“偷懒也不找个地方,这儿能做梦吗?!”他当然不知道他脚下的这个人已经永远进入了梦乡,无论他怎样踢打再也不会站起来,他的脚感到了没有抵抗的软塌塌的重浊,促使他弯下身来,接着他就直着嗓门大呼大叫:“不好!死人啦!死人啦!……”
那个人是死了,确定无疑死了,因为人们拨拉了好一阵,也没有看见他的头,不知道他的身子哪端是上哪端是下。后来人们才呓怔过来:他的头早没了,被不知多少辆架子车或独轮车的车轮碾掉了。他或许困得厉害,想在车路一旁打个盹,不知怎么样身子一歪就倒在了地上,齁齁而睡,没在意脖颈横在了车辙沟里,于是一辆辆接踵而来的架子车的车轮不客气地从他的脖子上经过。也或许他是低血糖休克,一下子晕厥,因为工地上伙食并不充足,不可能人人都能吃饱。他可能剧烈挣扎过,但半睡半醒干活的人们谁也不会注意。天是这么黑,几盏昏黄的桅灯不可能驱走浓重的黑暗;声音是这么稠密,各种各样姿势的人体又是这么摩肩蹭背举目皆是……反正是这个在车辙沟里挣扎的人被忽略了,也许他还没来得及发出痛苦的哀号,又一辆车子走过了他的脖颈。他的脖颈不是钢铁,而是骨头和血肉,所以天亮之后,人们不得不去用铁锹在水里捕捞,在土堆里拨拉,竭力想替他找到失去的头颅,还他一个完全的身首。他的颈项被一趟又一趟车辆的车轮一点一点轧碎,直至分离开来,然后滚落进了塘底。也许有人的锹刃探进了这颗在昨天还会思考的头颅,但他肯定以为是一块大砂礓,就“嘿哧”一声用力一蹬,又一磕,头颅就裂成两瓣。裂成两瓣的头颅又被另一把锹锨再度切开……直至大大小小的碎块被某些把铁锹铲着扔进某些辆车子的堆土中。
那人是哪个村的?——没人能记得清。人们记得的是那人的媳妇,才三十多岁,看上去却像年近六十的老太婆,一脸的皱纹,怀里抱着一个手里扯着一个身后还跟着一个孩子。他们四口子围着那具没有头的尸体呼天号地,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当时的公社领导们都在场,领导们碰了下头,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给这个家庭予以赔偿。他们给了那个妇女二十块钱、五十斤小麦、两斤小磨香油(当时这些都不是小数目),让她揉着哭肿的眼睛嘴角藏不住笑意地离开了。这些财物使她很顺利地在一个月后又成了别的男人的媳妇,而且一年之后就给那三个孩子添了个同母异父的小弟弟。
但是那个没有头的孤鬼,却在许多年许多年的漫长时光里,踟蹰在南塘,伸着一双无助的手臂,寻找讨要他的头颅。这个无头鬼第二次撞开人们的记忆,是在它第一次出现之后的来年初春——事后人们才猛醒,那天应该是它的忌日,不,是它诞生的日子。那天是正月初九,排在老鹰第二的是一个小伙子。这时人们已经知道南塘的诡异,不光是水拖车撒网挂掉的鱼鳞,和老鹰遭遇的无头鬼,还有就是接踵而至的一桩桩蹊跷事儿。老鹰遇鬼的当年夏天连续六十天没落一滴雨水,田野干旱得冒烟,地裂缝能插进人的一只脚;而平常年份,这里欠缺雨水滋润,马上就“三天一小旱,五天一大旱”。为了使那些蔫蔫巴巴眼看就要变成柴火的秋庄稼拥有第二次生命,好在几十天后奉献出它们生命的果实,人们机关算尽。所有的铁桶,所有的盆盆罐罐,所有能够盛水的容器都从村庄里陆续走出。南塘又开始热闹起来,虽然比不上当初,但叮叮当当的混乱声响足可以使她忆想当初;而且她又听到了新的声响:一台12马力的立式柴油机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站在了塘堰上,那台被油漆成灰绿色的新生事物闪闪发光的大轮子通过一圈唰唰甩动的传送带,让一条沟沟壑壑的不知什么玩意儿制成的黢黑管道哗哗啦啦喷吐出白色的水柱,好久之后南塘才发现那处漂亮的喷泉汲的是她体内的汁液,但为时已晚——一塘水被它险些喝光,只剩了小半塘。
侍候机器的人坐在杨树荫凉里抠脚丫子平息痒痒的骚乱(因为时不时要赤脚下田、踩着阴雨滋生的满地烂泥走路,脚心和脚趾旮旯就被泥水里的肥壮之气催生层出不穷的红疱,痒得让人想立马掌刀剜掉。“沤脚”的痒痒伴随着夏天里遍地的植物茂盛生长),他听到了什么响动,抬起头来——他的眼马上直了,接着直了的眼闪射出点点绿光。他一骨碌爬起来,顺手抄起身旁一只白蜡条编的盛草的箩头。他几乎是一蹿就跳到了水边,他身后的塘坡里哩哩啦啦撒满了箩头里薅的青草。到了水边他打了个趔趄,差点没滑进塘里去。他的脚边立即开满了嘹亮的水花,但那些绚丽的白水花不是他站不稳的双脚打击的反响,而是鱼——大大小小的鱼几乎叠摞一塘,有鲜红的鲤鱼、黑黢黢的黑鱼、黄胡须的鲇鱼、雪白的鲢鱼、青脊背的鲫鱼、怒目圆睁的草混子……它们惊慌失措地蹿过来转过去,互相询问着发生了什么事儿。水少得太突然,超越了它们的经验,也超越了它们的想象。鱼头稠密到了这种程度:那个人箩头一歪往里头一捞,往上提的时候,他趔着身子竟有点提不动。他两只手提着大半箩头五彩缤纷的鱼,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些鱼合适。而这个时候,机器被憋得冒出了乌烟,发出难听的便秘般的怪吼——鱼堵实了水泵伸进水里那端的滤过笼,美丽的喷泉一下子干涸了。接着机器呼吸骤停,鱼搅水的纷乱声音开始喷溅进人们的耳朵。那些挑桶的人、手拿盆盆罐罐的人已经嗅到消息,他们发疯般向南塘里狂奔。鱼,几乎是天上掉下来的鱼让他们眼花缭乱,忘乎所以,他们冲进变浅的塘水里,确切地说,是挤进鱼堆里,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捕捉那些束手就擒的鱼。有的人什么也没拿,就那么站在水里,抓一条扔向岸,抓一条再扔上岸,让上头接应的人兴奋得手舞足蹈。人们的身子摇摆不定,因为有些大鱼在残存的水里做垂死挣扎,劲儿很足,撞不断腿骨,但一甩尾巴足可以甩得腿肚子瘀血。他们顾不得去想这些鱼来得蹊跷,一个刚刚挖成四年的野塘,为什么突然几乎是凭空长出了这繁盛的鱼类?甚至他们没再想无头鬼,没想水拖车述说的那条大红鱼——那条大红鱼一直到最后也没有露面,但肯定不是因为人们没想起它或不相信它的存在它才赌气不出来,它可能有更为隐秘深奥的洞穴。围剿过后,南塘里平静了下来,岸坡上剥落的鱼鳞在烈日下鬼眼般闪烁,不深的水浑成了泥汤子。但有一处水仍然清澈得发黑,像一只张望的独眼。一个逮鱼的小伙子不慎失足跌落其中,尽管他会泅水,但因为没有防备,一下子陷落,还是连喝了两口水,两只脚始终没有够到底儿。这处黑窟窿引起了几个年轻人的兴趣,他们找来了村子里最长的长竿——那是一根白蜡条,菜园里浇水的桔槔上从井里拔桶用的。他们几个人一起,蹚着漫到裆部的浑水小心翼翼地走近那处黑暗水域。他们胆战心惊地把长竿插进去,再插进去……一直到竿头没了影儿,仍没有捣到底,让那个坠水的小伙子倒吸好几口凉气。那是一处说不出有多深的洞穴,据说与东海龙宫相通。人们面面相觑,但怎么也想不起来挖塘时曾有过这么个深不见底的神秘窟窿。
不管怎么说,村里人连着过了好几天鱼瘾。那几天人们的水缸里开天辟地热闹了起来,而那些十多斤重脾气火爆的大黑鱼,一点儿都不老实,总嫌水缸窝憋,随时都要愤怒地跳将出来。人们不得不拎来高粱秸莛纳制的锅盖,盖严缸口,然后还不放心,再结结实实地压上几块半截砖头。
就是这个时候,猫群第一次光临村子。
最先发现猫群的是妇女们,当时她们一大群人坐在刚刚散去吃饭人群的饭场里,一边嘁嘁喳喳拉呱乘凉一边吱吱地纳鞋底,突然头顶上窝在树叶丛里的蝉一只跟着一只全唱了起来,声音比阴凉外炽白的阳光还稠密。这时有人说:“哟,多大一只猫呀!”是的,是一只大黑猫,身子差不多有半张桌子那么长,一道一道横披的花纹像是刚耙过的田地。它正在捡吃地上丢弃的鱼骨头,吃得津津有味,有时还歪起头,嘴唇咧着一狠一狠地嚼骨头,暴露出红红的牙龈和尖利的獠牙。它自顾自吃着,根本不管几步远外围聚的妇女们,既不管她们对它议论纷纷的低语声,也不管驱开了树荫的劈头盖脸的阳光。她们都瞪大眼睛看它贪婪地嚼骨头。她们断定它是只郎猫(即公猫,这是她们最关心的话题,因为看上去它太魁梧、太凶狠了),是只表现会很不错的郎猫。正当妇女们攒聚在大黑猫身上的目光和阳光比赛时,一大群苍蝇又像乌云一般嗡一声腾空炸散——一只麻利的黄狸猫跳到了黑猫身边。和大黑猫比起来,这只黄澄澄的猫倒是秀气多了,连身上的花纹都有些含而不露,就像某些腼腆的似笑非笑因而风情万种的小姐。这是只母猫。但很明显它不惮嫉妒,因为它微微屈着腿半蹲半站在地上,一点儿也没有进攻妇女们的意思,而是对付那些招惹黑苍蝇的满地鱼刺。它们一边吃,一边从牙缝里滋出“咪呜咪呜”的声响。这种“咪呜”声凶狠、可怕,声调里透着要撕吃人的欲求,离得那么近,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有个在妈妈怀里正吃奶的孩子给吓得哭了起来。
男人们此刻正在另外的树荫下斗嘴抬杠,他们争来争去的焦点问题是干旱。天这么热,阳光这么毒烈,往太阳地里泼一盆水,吱啦就没了影……他们抗旱还有什么用?天叫吃多少就吃多少,不如躺在树荫里睡大觉,留四两力气等雨!这种听天由命的人占多数,只有少数几个先进分子——他们大多有个一职半衔,都是入了组织的人——脸红脖子粗地要“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你们去乐吧!——我得睡一会儿,我的眼皮撑不开了。”有个吊儿郎当的小伙子说着,身子一歪就躺在了地上,但他立即跳了起来,因为有个东西替他撑开了眼皮。那是只大白猫,他降落的头撞着了它的屁股,它回头恶狠狠“咪呜”一声,差点没跳上去朝他脸上抓一把。
那天夜里人们开始睡不着觉,咪呜咪呜的猫叫声此起彼伏,像是村里稠密的树木和树木间蕴蓄的黑暗,全都变成了咪呜咪呜的凄楚声响。天本来就够热的啦,够烦的啦,这成堆成堆的猫叫声更让人坐卧不宁。人们一边在黑暗里倾听猫叫,一边面面相觑:“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他们并不傻,当然首先想起了南塘,想起了从他们身体穿行而过的那些鱼。他们突然觉出了那些鱼并没有走,魂灵留在了他们的身体里,留在了他们家里的水缸里,而且说不定满地皆是。刚发现村子里来了这么多猫时,他们还兴冲冲的,他们想这下子可有老鼠们的好戏看了,看它们以后还围着他们那瘦削不堪的粮囤转不转圈!但这会儿他们脑子里连老鼠的影子也瞅不见,他们满脑子盛满了南塘的鱼,和寻找鱼的那些咪呜咪呜乱唤的猫。他们开始有点心虚,有点害怕。
但有些人却大不以为然——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多数是那几个坚持抗旱的、口口声声要与天斗与地斗的人。他们大多又是村里的头头脑脑,是老鹰的左膀右臂。如今老鹰出师未捷身先病,他们理所当然得挑起村里的大梁,除邪辟谣。他们当中当然不乏想取老鹰而代之的野心家。“你见了鱼不是嘴里也流水吗?——还可怜是猫!”他们振振有词又不屑一顾地向那些一脸恐慌的人灌输大道理,想浇灭他们身体里已经燃起的恐惧的火焰。掏良心说,这些人说的话不无根据。他们没有明说,但潜台词谁都明白。当时村子里每年分的粮食极少,一口人麦季能分到二三十斤麦子,加上不足百斤的杂粮已经算是丰收年景。这些粮食无论怎么经营也填不饱那松弛的肚皮,人们只能求助于野菜、树叶、庄稼叶……总之一切能下得去口的东西都能帮上肚皮的忙。别说肉啦鱼啦,村子里油星都很难见着,谁家的炝锅铲子一响,孩子们隔几条巷子都能嗅出来,知道谁家又用油炒菜了。那些孩子会远远跑过来,聚在一堆,一边快乐地抽动鼻子,一边唱起揶揄的童谣:“屁股蹲锅里啦,屁股蹲锅里啦,谁家的屁股蹲锅里啦哟……”连孩子们都这样,遑论是猫!——这几天村子里又这么大动腥荤,鱼的气味冲天而起,多少里之外都能闻到,那些鼻子比针尖子还尖的猫,说不定一辈子都不认识鱼,只知道这鱼腥好闻得不得了而不晓得到底鱼长不长翅膀钻不钻地窟窿。狗改不了吃屎,它们能不跋山涉水来村子里开开眼界?难道你听见几声咪呜咪呜的猫叫真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像看见了出着太阳天上掉龙?!
那些人还掰着指头,掐算可能来村子的猫的数量:假如一个村来四只,不多吧?假如鱼腥能借着小南风荡飘二十里地,不远吧?——那就是,二四得八,怎么说也有千把只吧……可问题是别的村子并没有跑丢猫。最初两天,一听说村子里“过猫”,周围村子的人顶着烈日,都来看稀罕,比看大戏还热闹。喜欢生活中弹点别调的孩子们也开始给家长上建议,死缠硬磨,要去接他们的姥姥姥爷、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来家里住几天,“谁谁谁谁家姑老太太都来了呢!”遭到拒绝的孩子嘴噘得能挂油壶,泪珠在眼眶里比赛着滴溜溜打转,嫌天气太热有点怕麻烦的大人们于是不满意地挥挥手:“好好!去吧去吧……”于是天天在村子里东游西逛度暑假的孩子们欢天喜地,咕咕咚咚能把架子车拉飞起来,三三两两地射出村子。
可外村来了那么多人,都是来饱眼福的,没有一个是来找猫的;问谁谁摇头,“还真没听说过谁家跑丢猫了!”——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回答。而猫的数量仍然在增加,好像它们压根儿不是从外头跑来的,而是从村里那些晒开的地裂缝里钻出来的。可鱼骨头鱼鳞鱼内脏什么的尽管曾被丢得遍地开花,但它们毕竟不是野草,不能一层消失了又接着一层从地上生发出来,于是那些吃馋了嘴头如今肚子空荡荡的猫开始捣乱。它们撵鸡、撵鸭、吓唬孩子……简直是无恶不作。村子里几乎所有的鸡都歇了窝,不再嬎蛋,因为它们夜里宿在树枝上都不得安生,还没合上眼睛做梦,一只比黄鼠狼体魄更伟壮的猫已经把树枝摇晃得哗啦啦乱响。那些水坑里悠闲的鸭子,也不得不时时提高警惕——说不定有只在岸上觊觎的猫欲火烧心,实在忍不住就会扑通一声跳进坑里,泅水冲向嘎嘎狂号的它们。老鼠们已经深居简出,轻易不再露面,可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并没因此安生,因为几只打架的猫照样抢吃筐子里的蒸馍。这些猫竟丧心病狂到了这种程度:谁要是端个饭碗走进饭场,它们会毫不客气地跳上他的肩头,眼睛盯着碗,喉咙里滚动着欲望的辚辚车轮声……这一切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它们为了转移饥饿带来的痛楚(据推测是这样,因为平时猫对性生活环境要求很苛刻,即使一只蚂蚁在旁边,它们也不会轻易瞎搞),随处都要叫春。一只母猫发出像小娃娃在哭那样的召唤,好几只郎猫就一拥而上,那只蹿上母猫脊背的郎猫幸福得哇呜尖叫一声后拱着下身闭上眼睛默不作声,而母猫一边哀号得愈加凄厉一边一动不动沉醉在郎猫的压迫中。要命的是哪儿人多,哪儿有女人,它们越在哪儿干这种让人想看又不敢看最后还是看了的勾当……整整有八九天的时间里,村子里树上、屋脊上,甚至近村的庄稼地里……大大小小各种花色的猫简直是成疙瘩联蛋子,比那天南塘里捕鱼时更热闹。它们的叫声不分白天黑夜地此起彼伏,村子整个成了个大养猫场。
是该让这些不速之客撤离村子了,尤其是它们当众干那有伤风化的事,让人忍无可忍,会带坏女人和孩子们。有人从外村亲戚家借来了打兔子的土火枪,有人包来了老鼠药,还有人找来了专门捕捉黄鼠狼的机关……好事者们已经商量好,要是这些猫再不走,它们就永远别想走掉了。
搁平时,要是黑夜里发现一只猫站在牛头上玩跷跷板,一定会呼啦围一群人,挤得水泄不通地看热闹,在专注的沉寂后还会不时爆发出精彩的起哄。村子里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贫乏了,能使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胳膊脱臼的马戏一年最多在村街上表演一次,而公社的电影放映机,无论村人们怎样呼吁、请求,两年能在村里的哪张幸运的桌子上扎着屙屎的架势蹲上个把儿小时,已算是烧了高香——可是那天晚上,一只猫久久地站在一头哞哞哀号的牛头上,村口大路上围坐着那么多男人,却没有人愿意多看一眼。大伙儿在晴天干地的夜晚都是睡在大路两旁的,躺下之前他们都要三三两两坐一阵儿,低声叨叨闲话算作催眠小曲。是那头拴在桩子上乘凉的牛骤然爆发的哞叫招引去了谁的手电筒光柱(生产队的牲口院就在路西旁,吃饱了草料的牛或卧或站占据了一片空地),在红不瞎瞎的锥形光域里,两只牛眼红彤彤的,像两只小灯笼;而在那两只灯笼上头,还有两点绿莹莹的鬼火在烁动,接着大伙儿就看见了那只狸猫,正优哉游哉地在牛头上喝闪,就像一只站在抖动的树枝上的鸟儿。无论牛怎么样扭动摇摆硕大的头颅,狸猫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的意思,它不停地变换着姿势调节身体的平衡,“胜似闲庭信步”,即使手电筒照住了它,它也没有马上跳开的打算。它一定是交配交累了,思想晾晾风,而要有惊无险地刺激刺激“晾风”,再没有比牛头更惬意的地方了。
手电筒没有马上揿灭。他们都想看看这些跳梁小丑最后玩弄的伎俩,甚至连从席子上站起身的饲养员,也没有走上前去照护他的牛。他们料定这只猫天亮就不会这么高兴了,它不被土火枪喷射的霰弹打个稀巴烂,也逃不脱毒药或捕兽夹的迫害。他们商量了好几夜,各种各样的杀害工具整装待命,都有点等不及了。他们已经说好第二天天亮实施他们的杀戮行动。
——真是抱歉!直到此刻,已在村子里出出进进了好些个来回,差一点都对村里的一些人一些事情有了眉目,但除了名字外,我们对这个村子还谈不上了解,不知道它的身世、它的家族,还有兄弟姐妹们。忙里偷闲,现在,我们说说村子的大致光景。
这个村老老少少有九百多口人,分为南、北两个生产队。虽是一个村,牵牵连连有各种各样的门第亲系,南队和北队却几乎是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跟两个村庄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讲的南塘在南队的地亩里,故事自然也就是南队的故事。
这村子的名字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嘘水!而嘘水村西侧,不到半里远的地方,坐落着另一个两百多人的小村,这小村的名字更让人摸不着头脑:拍梁。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嘘水村没有一户人家姓“嘘”,拍梁村也没有一户人家姓“拍”(不知道《百家姓》里有没有这两个字),连谐音相近也没有。后来的年月里两个村人口增加一倍以上,慢慢地暄虚浮肿,最后融合成了一个大村,在1∶500000的县级地图上,比苍蝇屙下的屎迹大些的黑点旁边趴伏着四个汉字:嘘水拍梁,四个字挨得太近,分不出是两个村。而像这样的黑点在那张地图上密密麻麻,比天上的星星少不了多少。
奇奇怪怪的事情远不止此。嘘水拍梁是一个大队,这个大队的名字却不从老大称呼,而是被叫作“拍梁大队”,之所以叫“拍梁大队”而不叫“嘘水大队”,可能的原因是大队支书是拍梁村的。前头提到的老鹰,是大队的民兵营长——也是南队乃至嘘水村唯一的大队干部,比南队队长更当家——再后来大队改称“行政村”,民兵营长被叫作治安主任。但换汤不换药,人还是原来的那堆人,事情还是原来的那摊儿事。另外,拍梁大队属下还有个叫白衣店的小村,缩在拍梁村正南一里开外的地方,这个村小到了这种程度:所有活物加在一起,也不一定凑够嘘水村人口的半数。所以,白衣店就像一块结得不大的长蒂红薯,远远地趔开母蔸,总试图让人忘掉它。
大队既然叫“拍梁”,大队部当然也就安在拍梁村:在拍梁村的东南角,横着三四排土墙红顶的瓦房,三四排红瓦房又被一圈豁豁牙牙的矮土墙松松垮垮抱在怀里——这就是大队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边十八般武艺样样不少。有学校、卫生所、宣传队,有手摇电话、麦克风、高音喇叭,还有支书、会计、秘书、通讯员之类的衙门里不可或缺仅只是名衔常换的玩物儿……隔不长短,三个村的人们就要被土院里一柄长竿高高举起的一只高音喇叭叫唤到学校的操场上聚一回,名曰“群众大会”,大会之后还要有一些敲锣打鼓喊口号发羊角风的游行。这些大会游行什么的瞎折腾对三刀砍不出一道白印的大人来说并不新鲜,权当闲着没事儿凑凑热闹,可对于那些天天上学却没有学可上(也没有课本)的小学生,每一次却都是盛大节日。
一条南北大路纵贯嘘水村。你要是在夏夜里走进村子,一定会大吃一惊——村口里外的一路两旁彻夜扯满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鼾声,就像是密布的天罗地网。几乎村里的所有男丁,晚饭后嘴一抹拉就都聚结在了这条路进村的路口上。南队在村南,北队在村北。天气一热,没谁愿意捂在严严实实的屋子里出汗。他们或拎张苇席,或扛只麻绳襻织的软床子,往路旁一躺,有一句没一句地拉上一会儿呱儿,不知不觉田野里走来的凉滋滋的风就把他们身体里的鼾声一根一根扯了出来。
但猫在牛头上跳舞的这个夜晚,大路两旁没有一个人早早走进梦乡。他们三三两两聚一堆逗着头叽叽咕,光看见烟头火像红色的花朵闪烁在微风和微风送行的落叶中——路旁白杨树上的绿叶耐不住焦渴,枯黄着面孔从树枝上走下地来。旱情仍在加剧,打井水的桶绳每天都要接上一截,清晨草尖上的露珠越瘦越小,连天上的星星也少了许多,稀不楞登的一个个都被热得昏头昏脑迷迷瞪瞪的像从没睡醒过。玉米叶子干萎了半截,刚刚水仁的棒子软嗒嗒弯下了身子。听着远远近近此起彼伏比哭还难听的猫叫声,坐在燠热仍未散尽的黑暗中的男人们一个个都阴沉着脸,肚子里窝着一团无名怒火。对于猫围着他们蹿上跳下的挑衅他们已无动于衷——因为知道动也是枉然,这些猫比闪电更灵巧,你抓不住它,碰不着它,连疾飞的砖头坷垃什么的也休想撵上它。它们好像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四条腿的动物,而是生长有无数翅膀的精灵。男人们冷冷地看了一会儿牛角间炫示浮荡的那两点绿火,听任那只牛悲壮的哞鸣耸起在嘈杂的群猫的楚歌里。他们心里说,等着瞧吧!等着瞧吧!!
但最终却没有一只张牙舞爪的猫死于男人们精心策划的大屠杀中,村里的老人——他们的母亲父亲、奶奶爷爷们一挥手间就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他们最怕这些人干涉,但这些人还是不失时机地站出来干涉了他们。老人们扫了信影儿,是在那天半夜时分深一脚浅一脚摸到那条路上的——“起来!起来!”他们挨个儿推醒了他们的儿子孙子们,儿子孙子们揉着惺忪的睡眼,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明白即使等到天亮,他们嗜血的眼睛也不一定能看见一只只绚烂绽放的狡猾的猫了。他们垂头丧气地仄歪在路边的那些破席上、松垮垮的软床子上,一声不吭地接纳站在路中心双脚被干燥的醭土湮没的老人们的训诫。实际上这些训诫他们穿开裆裤时就不稀罕了,他们的耳朵早被这些夹满灰尘味的废话磨出了茧子。
老人们讲到哪一年哪一月(驴年马月!),村子里“过”蚂蚱——实际是蝗灾,但他们却称为“过”——蚂蚱过来,就像乌云,庄稼棵子上趴得都瞅不见绿色,“沟坎里涡旋了一堆一堆的蚂蚱,一撮就是一箩头!”蚂蚱过后,庄稼变成了秃茬茬,树上连叶梗都啃光了,除了天还暖和外,其他跟冬天没啥两样。村子里还过过蜻蜓,过过“雪老鸹”——一种半不大的黑鸟,落得树枝都驮不动,累得咔咔嚓嚓直叫唤,走在路上它们扇动的翅膀直碰你的脸。水天——他们把多雨的涝年叫作水天——还过过蛤蟆,清一色的癞蛤蟆,咯咯哇叫着,铺满地面排成一队一队地朝东南开去。还过过鱼,说都是啥鱼都是啥鱼,从漫水的田野里一续子一续子像逃荒一样游向远方……但无论过啥,你听说村里人谁动一指头啦?!——那是神虫!那是上天派来的!——谁动烂谁的指头!
——我看谁再敢去打猫的主意!
——猫抓你的脸,你用手捂着!猫舔你的嘴,你背背头得啦!
村里最老的老人就是这么说的。
最老的老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推倒了村子里的上层建筑,那些整天嚷着要“破四旧立四新”的干部第二天一大早就张罗着去某个秘密村落里购买被上级严令查禁的榆皮线香,接下去村子里很快就处处香烟袅袅了。祈愿的虔诚声音比猫们的歌唱低多了,但已经整天不绝于耳。
三天之后村子里的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烧香磕头祈愿神明的第二天,村里的树梢就唰唰甩出几道曲折遒劲的蓝色闪电,接着响雷就轰然而至。暴雨是在落黑时分倾倒下来的,比捣掉筲底更淋漓,连那些房顶的麦草被乱猫踩成翻毛鸡因而屋漏如注的人家,也照样欢欣鼓舞。他们心里说:下吧,下吧,一刻不停下它半月才好呢!
可第二天下午彩虹就架在了东天上,虽然只下了一夜半天,但降雨量并不小,地势稍稍低洼的田野已经荡起了浑浊的波浪。南塘细瘦的涟漪也陡然长大,差一点就咬住了半坡里羸弱的荻苇刚刚吐出的褐色芦穗。绾起裤脚聚在村口要去田野里看看庄稼的人们猛然发现:他们的耳根清净了下来——那嘈杂了将近半月的猫叫声没有了!他们不相信地东瞅西瞧,最终也没在一片片被雨水冲刷得平展展的泥地上发现哪怕是一朵梅花形的蹄印。——猫们的确是走了。过完了。
那些老人开始昂着头挺着胸脯在村街上走来走去,一撮撮弯曲的山羊胡能撅到天上去,为他们当了一次未卜先知的诸葛孔明而不可一世。他们在饭场里动不动就大声嚷嚷,随时想向谁发一顿脾气——他们已经有了发脾气的资本,他们的花白胡须即使比麻嘎子(尽管和诗意的名字“喜鹊”是同一种鸟,但在北方,它扮演的角色比报凶的乌鸦更糟糕,它嘎嘎的干燥叫声不但预报祸事还招引祸事,而且它还是男性生殖器官棒棒糖部分的别称)的屁股撅得更高也没人再敢说什么。他们几乎逢人就说:“看,我没说错吧?要是死一只猫试试——可有好戏瞧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访问的猫群离开的第三天,有人就在村口的那眼水井里捞出了一只死猫——也是唯一一只在村子里与死亡晤面的猫!它的身体已经泡胀,白歪歪的,像发得暄虚的刚出笼的蒸馍。它的胡须翘在嘴两侧,硬硬挺挺如几根细铁丝,比预料它不死的那撮撮稀稀落落的山羊胡子可是威武得多。它的死亡时间至少在三天以上,因为皮毛已经糟透了,用树枝一拨拉就红癣癣剥落一大块。而且——而且人们发现它的脑袋已经碎裂,就是说,这只猫是被人打死的,出手相当狠,否则脑壳是不会烂得如此一塌糊涂。
这眼水井为此停业了两天,之后男人们戽干井水,把井底的淤泥也清理得一干二净,可新泉出的水还是有一股臭味。这眼井古老得人们都说不清它的岁数,它一度使嘘水村的豆腐坊和油坊闻名遐迩,因为它能使一套豆腐多磨出三斤,二十五斤芝麻多晃半斤油——而且豆腐也嫩,香油也香。有一多半南队的人都吃这眼井的井水,每天天不亮,井台上挑担桶襻就叮叮当当唱成了一台戏。而现在井水坏了,永远地坏了(此后几年里,一走过这眼水井人们都得捂着鼻子,那股臭味似乎在随着岁月的延宕而变浓,而出村进村的路又不能不走,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后只得把井填平),那处碎砖铺就的井台于是萧条了下来——这眼井被人们彻底遗弃了。就是从这时候,压杆井,那种呱嗒呱嗒一叫就能从地底下唤出清泉的铁制汲水工具,开始深入每一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