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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吗？你唯一的财产
在于这些人的愚蠢。
卡萨诺瓦对打牌老千克罗夫说
从七年战争
，到法国大革命，整整二十五年，欧洲上空云雾弥漫，风平浪静，几个伟大的王朝，哈布斯堡、波旁、霍亨佐伦
相互征战，打得疲惫不堪。市民们舒舒服服安安静静地喷吐烟圈，士兵们在辫子上扑粉，擦拭变得毫无用处的枪支，备受蹂躏的各国终于可以喘息一下。但是君王们不打仗，百无聊赖。德意志、意大利境内的袖珍王国和其他一些小国的国君，待在他们小人国的首府里无聊得要命，很想找些乐子开心开心。这些可怜的家伙，这些渺小而又伟大的、似乎伟大的选帝侯们、公爵们住在他们刚刚竣工的，还又冷又湿的罗可可宫殿里，尽管有各式各样的游乐花园、喷泉、橙子花林，尽管有畜兽场、长廊、野生动物园和宝库，还是活得极端无聊。因为百无聊赖，他们甚至变成了艺术保护人和文艺爱好者，他们和伏尔泰、和狄德罗
通信，收藏中国瓷器、中世纪的银币、巴洛克的绘画，延请法国的剧团、意大利的歌手和舞者，只有魏玛公爵，出手不凡，把几个名叫席勒、歌德和赫尔德尔的德国人请到他的府里。在其他地方，只是把逐猎野猪、水上哑剧换成了戏剧消遣而已，因为一旦全世界都已疲倦，娱乐世界的戏剧、时尚和舞蹈便博得了特别的重视，君王们便以金钱和外交行动互争高低，争相追逐最有趣的消遣解闷的人：最佳舞者，音乐家，阉人歌手，哲学家，淘金者，阉鸡饲养员和管风琴演奏家。格鲁克
和亨德尔
，梅塔斯塔西奥和哈瑟
，相互之间换来换去，就像犹太神秘教徒和交际花，烟火制造者和逐猎野猪者，台词撰写者和芭蕾舞教练一样。所幸现在君王们拥有了宫廷典礼官和典礼，剧院和歌剧院，舞台和芭蕾，现在只还缺少一样东西来消除小城生活的无聊，让这永远一成不变的六十张同样的贵族脸庞造成的无法挽救的单调乏味能真正具有社交活动的外表：那就是高贵的客人，有趣的宾客——就像在小城生活这极端无聊的发酵面团里加上几粒葡萄干，在这只有三十条街的首府污浊沉闷的空气里吹进一缕宏伟世界的熏风。
戴着几百张面具和伪装的冒险家们刚在一个宫廷里听到这个风声，嗖的一下，他们就窜到这里来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从哪个旮旯儿哪个隐蔽的所在冒了出来。但是一夜之间他们已在这里，乘坐一辆旅行马车和英国马车而来，一到这里，出手阔绰，立即租下最上层旅馆的最高级客房。他们身着某个印度斯坦或者蒙古军队稀奇古怪的军装，采用富丽堂皇的名号，实际上却和他们的鞋扣一样，尽是冒牌宝石。他们说着各种语言，声称认识所有的君王和大人物，据说曾在各个部队里服役，上过所有的大学。他们口袋里塞满了各种项目，他们张口就作出大胆的许诺，他们计划发行彩票，征收额外税金，建立国与国之间的联盟，创办各种工厂，他们提供女人、勋章和歌剧演员；尽管他们兜里连十个金币也没有，却悄悄告诉每个人，他们深谙点铁成金的秘密。他们用占星算命抓住迷信之徒，用各种项目拴住轻信之人，用假牌蒙骗赌徒，用上流社会的高贵气派，镇住浑然不觉之辈，——所有这一切都严严实实地包裹在不透明的奇特和神秘的祥光之中，让人难以认清，因而显得特别有趣。他们像鬼火似的突然亮起，进入险境，在各国宫廷懒散腐烂的沼泽空气之中摇曳不定，在鬼气阴森的弥天大谎之中匆匆而来，匆匆消逝。
君侯们在宫廷里接见他们，觉得他们很是有趣，并不重视他们，很少问及他们贵族身份的真伪，也很少关心女人们是不是戴着结婚戒指，他们带来的女孩是不是处女。因为谁若让人开心，把无聊，这一切君王疾病中最令人憎恶的顽疾减轻一些，哪怕只是一个小时，那么在这不讲道德的、被唯物主义的哲学弄得非常松动的气氛里也是受人欢迎，不会引出多少疑问。只要他们能使人开心，不是盗窃得太狠，君侯们还是会容忍他们，就像容忍婊子一样。有时候，这帮艺术家或者骗子手（譬如莫扎特）屁股上遭贵人们踢上一脚，有时候他们从舞厅一滑就滑进监狱，或者甚至像那位皇家剧院经理阿弗利西阿
那样，一直滑到苦役船上去。最最狡猾奸诈之徒骗来骗去居然站住脚跟，变成收税官，君侯宠姬的情人，或者充当一个宫廷婊子的讨人喜欢的丈夫，甚至变成真正的贵族和男爵。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采取的上策，乃是绝不等到事情穿帮，因为他们的全部魔力在于他们新来乍到，隐姓埋名；倘若打牌搞鬼搞得过于邪乎，掏别人的腰包掏得太狠，在一个宫廷里安顿下来时间太长，很可能会突然跑来一个人，掀起他们的大氅，揭发他们的偷窃行为或者露出他们当罪犯时受过鞭刑的伤疤。只有经常变换空气，才能使他们免上绞架，因此这批碰运气的家伙，也乘坐马车在欧洲不断奔忙，是一批从事他们阴暗手艺的公务旅行者，从一个宫廷窜到另一个宫廷的吉普赛人，因此整个十八世纪，就是一个旋转木马，载着同样的一拨骗子手从马德里到圣·彼得堡，从阿姆斯特丹到普莱斯堡，从巴黎到那不勒斯，转来转去；起先大家看见卡萨诺瓦在每张赌台上、在每个小国的宫廷里碰到同样的一批无赖弟兄，碰到塔尔维斯
、阿弗利西阿、施维林
和圣·日耳曼
还称之为偶然事件，但是这种毫不间断的到处漫游，对于这些炼金术士，与其说是娱乐，不如说是逃难——只有时间待得短暂，他们才感到安全，只有互相帮衬，才能彼此掩护，因为他们大家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氏族，一个没有砌墙抹子和标志的共济会
，一个冒险家的修会。这些人不论在哪儿相遇，骗子遇到骗子，都是互相补台，一个把另一个推进上流社会，承认了他的同伙，也证明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他们交换女人、外套、姓名，只有一样没法交换：他们的职业。他们大家寄生在各个宫廷里，充当演员、舞者、乐师、冒险家、婊子和炼金术士，和耶稣会的修士和犹太人一起，成为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国际主义者，介乎一个定居恋栈、眼光短浅、心胸狭窄的显赫贵族和一个还不自由、颇为迟钝的市民阶级之间，随着这批人开启了一种新时代，一个崭新的掠夺的艺术；他们不再掠夺手无寸铁之人，也不抢劫大路上的马车，而是诈骗虚荣心重之徒，骗取漫不经心之辈的钱财。这种新型的抢劫行为全都干得风风光光，派头十足，举止高雅；不是用老式的杀人放火的方法，图财害命，而是用打牌赢钱，用汇票抢劫。他们不再有粗大的拳头，醉酒的面孔，下级军官粗暴的举止，而是双手清秀，戴着戒指，扑粉的假发懒散地盖着前额。他们用长柄眼镜四下观望，转身灵活，犹如舞者，说话优美，活像演员在咏诵宣叙调，行动捉摸不定犹如哲人；他们大胆地掩饰自己躁动不宁的目光，在赌台上巧妙发牌，大肆舞弊，用机智聪明的对话，给女人抹上爱情的迷魂膏，向她们献上假冒的珠宝。
不容否认：他们大家都有几分聪明，懂得一点心理学，这使他们讨人喜欢，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甚至达到天才的境界。十八世纪下半叶可是他们的英雄年代，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的经典时期；就像先前在路易十五时期，光辉灿烂的七女神把法国诗人集结起来，后来在德国，那美妙无比的魏玛时光，在少数几位永续长存的人物身上，把独创性的天才形式汇总起来，那么当时崇高精深的骗子手和永垂不朽的冒险家汇成的宏伟的昴星团，也在欧罗巴世界的上空大放异彩。不久之后，这批骗子手不再满足于去掏君王们的口袋，他们粗暴而出色地抓住时代的现实，转动世界历史硕大无朋的轮盘赌的转盘。约翰·劳
，一个到处流浪的爱尔兰人，用他的纸币把法兰西的财政搞得一塌糊涂；德翁
，一个男女同体的双性人，性别和名声都值得怀疑，领导着国际政治；一个脑袋滚圆的小个子男爵诺依霍夫
变成货真价实的科西嘉国王，当然最终还是在关押欠债人的塔楼里了此残生；卡里奥斯特罗
，一个来自西西里岛的小伙子，一辈子没有学好念书写字，把臭名昭著的项链，给法兰西王国编了一根绞索，把王国勒死；特伦克
，这个老家伙，是这帮人当中最可悲的一个，因为他身为冒险家却并没有丧失高尚品德，最后拿脑袋去顶撞断头机，头戴红帽子，扮演了自由英雄的角色；圣·日耳曼，这个没有年龄的魔术师，看见法兰西国王谦卑地跪在他脚下，直到今天还以他未被发现的出生的秘密戏弄着学术界的热忱。他们大家手里都握着比最有权势的人更大的权力，他们使学者们目眩神迷，勾引诱骗妇女，大肆掠夺富人，既无职位亦无责任，却秘密地牵动政治木偶的线索。他们当中最后一个，并不是最坏的一个，我们的基阿柯莫·卡萨诺瓦，这个行会的历史编纂学家，描述了他们大家，他叙说自己的故事，把这些并未被遗忘和难以遗忘的人，以最令人愉快的方式统统包括在七星之内。——他们每一个都比所有的诗人更享有盛名，都比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家、那些注定了即将沦亡的世界短暂的主人更有影响。因为欧洲的这些狂妄放肆、神秘表演的伟大天才，他们的英雄时代总共只有三四十年，然后这个英雄时代就被它那超群出众的典型，完美无缺的天才，那位真正具有妖魔气息的冒险家拿破仑所彻底破坏。事情总是这样，有才气的人只是游戏人生，而天才则总是认真对待，超乎寻常，他不满足于只在插曲中扮演一个角色，而是霸气十足地要求把整个世界舞台由他独自占有。当那个科西嘉的穷小子波拿巴自称为拿破仑的时候，并不再像卡萨诺瓦-珊加尔、巴尔萨莫-卡里奥斯特罗那样，把市民阶级的身份心虚胆怯地隐藏在贵族的面具后面，而是要求精神上的优越感，专横粗暴地超越时代，强烈要求夺取胜利，作为他的权利，而不是狡诈巧妙地骗取胜利。拿破仑是所有这些有才干的人当中的天才，随着他，冒险家就从君王们的前厅冲进金銮宝殿；随着他，这不合法的人登上权力巅峰，也使这种攀登随之终结，他把欧罗巴的皇冠戴到冒险家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