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贵妃确有倾城倾国、羞花闭月之貌。这一点在她由淑嫔晋升为德妃的册文中可以看到:“柔嘉玉质、婉嫕兰仪。九御升华,恪守衾裯之度;双环授龙,弥遵图史之规。宜陟祟班,用漳异渥。”
多少年后,有研究者认为:郑氏一生,她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可能如此地历久不衰。
自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尤其在他晋封了王氏为恭妃并成为父亲之后,慈圣太后不再干预他的生活。经过了养儿育女的人生之关,同大多数青年男子一样,万历皇帝这时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没有时间和兴趣再跟小宦们胡闹,严酷的政治现实迫使他励精图治,挽帝国于危难,扶大厦之将倾。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宝训抄出副本供自己参考,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学、杂剧、话本等供自己阅读,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了解。而当他读罢极富传奇色彩的小说和富有悲剧意味的杂剧之后,又不免在心中涌起淡淡的哀愁,自己因贵为天子,有时却不比一个黎民百姓更为幸福和自由。他在崇拜那些英雄豪杰的同时更渴望张生与崔莺莺那样的爱情,希祈得到一个自由的乐园。
明宣宗行乐图。由此图可知万历皇帝的宫廷娱乐生活亦不过投壶等单调的技艺。
一天夜里,万历住在郑妃宫中,无意间哼了一段《西厢记》的唱词: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我为甚么懒上车儿内,来时甚急,去后何迟?”
万历刚一唱完,身边的郑妃立即唱出了下段:
“四周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这里要首先提及的一点是,许多史料曾流传郑妃生于京郊大兴县一个贫寒之家,当宫庭选妃的消息传来时,全县一片哗然,许多少女们为躲避册选竟连夜出嫁。她父亲郑承宪也匆匆把她许给某孝廉为妾,并火速举行成婚之礼。但在迎娶之时,父女相对,悲恸不已,谁知哭声被过路的太监听到,太监们见郑氏生得十分俊俏,立即禀报主事官,郑氏终于被带进宫墙入选,并以如花似玉之身侍奉万历。但从她的聪明才智和对《西厢记》的了如指掌来看,大概郑氏并非出自一个贫寒之家。作为一个贫寒之家的女儿,要准确无误地背诵出《西厢记》的唱词,几乎不太可能。
郑妃唱完,脸颊绯红,两眼含满泪水,果有崔莺莺和张生十里长亭诀别之态。万历皇帝大为震惊,想不到在自己身边竟有这样通达诗文、多情善感的女才子。他激动得上前抓住郑妃的玉手:“爱妃怎晓得这唱词?”
“这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谁不晓得?我在家时就读过这些情爱之词。”
年轻的万历由惊转喜。多少个岁月的求索挣扎,今日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音。自此以后,他经常来郑妃宫中,向这位女人倾诉自己的惆怅和政治抱负。郑妃凭着机智和聪敏,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走进了万历的生活中的。既然机会已经到来,就应紧紧抓住,发挥最大的能动性,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万历皇帝虽然贵为天子,权倾四海,但实质上既柔且弱,精神空虚孤独,没有人给予同情和理解。即使他的亲生母亲,也常常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能冲动又会伤感思怀的“人”。
基于这种了解,此时的郑妃已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郑妃是那样的天真烂熳、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备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皇都积胜图(局部),明·佚名绘,高32厘米,宽2182.6厘米,描绘了明代中期北京城以及郊外情景。此为瓮城至大明门一段画面:瓮城内外,棋盘街上,商贾云集,货品齐全,人来人往,气氛热烈。图后有万历三十七年翁正春长跋一则。
有的《明史》研究者曾认为:多少年后,首辅申时行辞职家居,回忆起在他担任首辅的八年中,曾经看到万历皇帝有过精神焕发、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与行为。尤其是在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后,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之前的几个月,皇帝对首辅申时行提出的治国要求,总是全力以赴地大加支持,并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在形式化的帝国制度中,表面的支持即是实质的参与,它足以策励群臣百姓勤俭笃实,挽帝国于危难。皇帝的这番作为与他和郑贵妃邂逅相爱有无关联,申时行没有提及,但有一点可清楚地看出,在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出生后,随着“国本之争”的开始,就再也见不到皇帝的这种作为了。
无论是从申时行的回忆还是明代资料中,都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例。
1584年入冬以后,京都出现干旱,尤其是到了春夏之交的季节,干旱越发严重,以致河流干涸、麦禾枯焦。在各个地方官员向天求雨而无结果之后,皇帝决定亲自到天坛向“天父”求援,以向普天之下表示他关心民众苦难的诚意。
天坛圜丘坛
按照先朝的规定,万历三天前便开始斋戒,并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给上天写一封十分虔诚的求援信,署上“臣朱翊钧”,先一日送到南郊坛庙。
5月16日,旭日东升,光华万里。万历皇帝穿戴整齐,由皇极门开始步行,百官则在大明门列队以待。
京城百姓多年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庄严而朴素的仪式。皇帝一个人健步走在前边,后边跟随的是首辅申时行和六部大臣等,而文武官员各两千人则列成单行两两相对,浩浩荡荡,和皇帝一起向天坛进发。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身着蓝色布装,只是领部和下缘以黑布镶边,平日的金银玉带此时全被牛角带所代替。
以前“肃静”、“回避”的严规由于皇帝的圣谕而被取消,人们聚集到街旁,为一睹天颜而感到幸运。相貌端正、脸圆须短、身材略胖的年轻天子,以如此虔诚的姿态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走着,使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
而此时,最激动的恐怕要数皇帝本人。张居正不让他练书法他感到不快,母亲不让他出游嬉玩他感到委屈,而宦官冯保的监督与挟持令他愤怒。今天,他才真正从张居正死后的怅惘和茫然中解脱出来,爱他所爱,恨他所恨,去干一个皇帝应该干的事业了……他感到惬意、骄傲与自豪,同时生发出一种“临泰山而小天下”的博大之情。从前的胡闹与冲动和如此伟大的壮举比起来显得多么可笑和幼稚,昔日的调怅与悲凉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天地如此广阔,世界如此博大,面对这广天阔地,作为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应该干一番辉煌而壮烈的事业!可惜这念头只在这十里之遥的路上产生过,以后他再也不愿创造这种机会去鼓舞自己、激励臣民了。
天坛的圜丘是万历的祖父世宗皇帝1530年修建的。万历在这座与天地沟通的建筑物的同心圆最下二层石阶上跪下来,点燃香火,朝天叩头四次。文武百官则列队站在西墙之外,随着赞礼官在昭亨门的传赞,百官也依然跪拜如仪。
这一天,万历皇帝的情绪异常高涨。当仪式结束,宦官们把御轿抬到他面前时,他却坚持同百官步行回宫。而这时恰好烈日当空,光焰似火,致使那些第一次受此劳苦的大臣们感到困苦不堪。到大明门后,队伍刚解散,就有一位兵部主事迫不及待地从袖子里抽出折扇,使劲挥动。虽然此时礼仪已经终止,但如此的不能忍耐仍属失仪,值班御史报告上去,其结果是这位倒霉的主事被罚俸半年。
申时行侍奉皇帝到皇极门,然后叩头退下。临行时他向万历致以慰问,万历答称:“先生劳苦。”这时候首辅固然既饥且渴,极度疲惫,但相形之下皇爷则更为劳累,他还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祭拜,尔后还要参见慈圣太后。
万历步行祈雨,是迷信的驱使,还是出于维系人心?恐怕连皇帝本人也难以解释清楚。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当一个人处于困境之时,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哪怕它极为渺茫,他也要把它当作精神上的支柱与寄托。皇帝躬亲求雨,不论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虔诚的态度和奋进精神,最低限度地表示了他对一切尚未绝望。希望源于失望之中。他的挣扎、他的自责,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训示,都可以安慰人心。既然我们的封建王朝一向认为精神力量超过客观实际,那么,这次求雨即是作为皇帝克尽厥职的最高表现。
在万历祈雨不到一个月的6月25日,一场甘霖突降人间。最初是雨中带雹,旋即转为骤雨,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方才停歇。万历当仁不让地接受了百官朝贺。他由衷地感到骄傲与自豪。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即使他再想做出这样激动人心的事,也身不由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