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陵园

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走进这座陵园，所得到的第一感觉依然是它的辉煌与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叹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诧，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兴建定陵的建筑物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由于陵墓规模宏大，工艺要求十分精细，所以对建筑物料的选验就显得格外严格。

定陵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这里地处黄河下游，又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路，土质优良丰厚，交通便利，是制砖和运输最为理想的地方。自黄土高原流失下来的粘土，经过千里浪淘淤积到临清以后，已经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比。制砖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将泥土挖出，经过冬季冷冻，春天化开晾晒，然后过滤，长期浆泡、摔打、制坯等多种工序，最后才烧制成砖。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24公斤，抗压系数大，质量极好。为便于检验，每块砖上都打有窑户、作头匠人、年月等标记，查验不合格者，一看标记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此砖色灰稍白，故称“白城砖”。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四月，此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但已开始谕令临清各窑，每年为皇家烧造白城砖120万块。

除临清外，河北省武清县也曾烧制白城砖。武清县烧制白城砖始于万历二年（1574年）九月，宛大县民王勇上奏说：“今有武清地方，土脉坚胶不异临清。去京仅一百三十余里，较临清近两千余里，一改兴作，不但粮船、民船不苦烦劳，抑且为国节省，生财实效。”经工部校议，令武清每年烧造30万块。自定陵动工后，两地的烧造数量又有大幅度增加。

除白城砖以外，还有供殿堂铺地用的铺地方砖。它只产在江南苏州，其烧造工艺，比之白城砖更为复杂。泥土必须久经浆泡、筛箩，犹如河中淘金，故有“金砖”之称，其质地之细腻，砖面之光滑，为世之少有。可惜因工艺失传，今天再也无法烧制了。

砖料的运输，多采用囚犯专职从事。这种运输，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连绵的出征漠北，俘虏了大量的瓦刺军人，他们被带到关内之后，大多做搬运之类的苦力，城砖的运输便是一项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来往于大运河中的粮船、商船也义务为工地带运。在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内，无论是专职为皇家运粮的漕船，还是商贾民人的私船，只要通过苏州和临清，都要为皇家带运一定数量的砖料，到达京东通州以后，再由车户走旱路运往天寿山。1584年12月，工部郎中何起鸣，陈请在夏季水涨季节，将砖料直接运往小汤山以南或沙河朝宗桥以东。由此以来，船队运输就将京杭大运河的北端一直伸延到了沙河巩华城下。

定陵的兴建，给京杭大运河中的船工商贾带来沉重的负担，从而引起这些人的怨恨与不满，纷纷要求停止无偿运输城砖。1587年，也就是定陵动工三年之后，工部陈奏万历皇帝，请求船只减免载砖事宜。万历没有允可，只是作了一些补充规定：

“至于带砖一节，寿宫用砖方急，理应照旧，待落成之日，每船量减四十块，以二百块著为定例。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各有白银，其免税带砖及减派船价。”

事实上，定陵完工后，这种载砖方式还没有取消，并一直为后来的大清帝国所沿用。

定陵之所以构成如此辉煌的整体，与它所采用的巨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天然巨石的存在，才使定陵陵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磅礴非凡的艺术造型。它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不禁使人回归自然的画廊之中，既漂浮于尘世之外，又仿佛进入生命本体的境地。

定陵所用巨石，大部分来自房山县大石窟，主要有青石、白石、汉白玉等数种，在几十万块大石中，最重的可达上百吨。如此大的巨石，给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石源来自大石窝，只能采取旱路运输。定陵修建时，巨石全由旱冰船进行人工拽运。其方法是每隔一里之遥，在地下凿一深井，冬天到来时，将水打出，泼在路面冻成冰被，巨石沿冰路滑行，到达天寿山。当时从大石窝往京师运送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一块巨石，就需要民夫二万人，用时二十八天，耗银十一万两。如果运往天寿山，其人力、时间、耗资还需再加一倍。嘉靖十六年（1537年），工部尚书毛伯温，针对旱冰船拽运耗财、费时、费力，又受季节和气温限制的弱点，特地令工匠试制出八轮马车。此车不仅可以用骡马代替人力，节省财力和时间，而且相当安全可靠。到万历年间，工部郎中贺盛瑞又在八轮大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出十六轮大车，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但尽管如此，就其开采运输之艰难，仍为世之罕见。

由于定陵屡遭焚烧，大殿荡然无存，今天的观光者已无法从中领略木料的珍贵与风采。但从长陵祾恩殿现存的60根楠木柱中，仍可想象定陵初建之时，所用木料该是何等气度。

定陵大殿多采用金丝楠木，主要产地在湖广、云贵和四川诸省。此木料质地坚硬，耐腐蚀且有香味，是明代皇家建造宫殿的主要用料。皇宫大殿的主要木料，大多来自这里。楠木的贵重除这些特点外，主要还在于它的稀少和成长的缓慢。在朝廷大量采伐之初，这种树木零星地散见于原始森林，随着采伐量的逐渐增加，能够利用的楠木大都只剩在“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了。定陵所用木料大都在此种地段开采，这些地方不仅难于攀登，而且有毒蛇猛兽、瘴气蚊虫，砍伐极为困难。

万历年间的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和御史况上进，就曾对四川人民的采木之苦，有过这样一段详细的陈奏：

“采运之夫，历险而渡泸（水），触瘴死者积尸遍野。”“木夫就道，子妇啼哭，畏死贪生如赴汤火。”“风岚烟瘴地区，木夫一触，辄僵沟壑，尸流水塞，积骨成山。其偷生而回者，又皆黄胆臃肿之夫。”“一县计木夫之死，约近千人，合省不下十万。”

陵园所需用的楠材大木，共计万余根，最粗的直径可达1.4米以上。要采伐一根大木，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当木夫将楠木砍倒之后，便沿着行进路线先行修路，然后由人工将巨木拖到江河之滨，待水涨季节，将木掀于江河，让其漂流而下。在这漩涡急流、惊涛骇浪之中，又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丧生。明嘉靖二十年（1546年）五月，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就曾对大木的运输情况作过如此陈奏：

“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自湖广、四川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几转历，而后可达水次，又溯江万里而后达京师。水陆运转岁月难计。”

从严嵩的陈奏中，足见采伐之难，运输之险，民夫之不易。正如当时民谣谓：伐木者“入山一千，出山五百”。

和砖石木料相比，琉璃品的制作和运输最为省力和方便。定陵所需用的琉璃制品，比其他陵墓的数量都多。出于建筑艺术的需要，城墙与殿宇除常用的琉璃瓦、脊兽等以外，陵门、享殿 等重要建筑，全部用带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等图案的琉璃砖进行装饰，不仅辉煌壮观，而且比其他陵园又增添了一份瑰丽和华美。

这些琉璃制品主要产在京师。先把陶料粉碎，经过筛箩、和泥、制坯、烘干、上釉，最后以高温烧制而成。现在北京的琉璃厂，早在元代就是窑址，明永乐十八年以前，又在此处设厂，专为皇家烧造琉璃制品，因此这个厂址名称一直流传至今。

定陵虽然按照永陵的规制建造，但它却在总体上超过了永陵。除整个陵园显得比永陵更为壮观深邃外，花斑石的用量及装饰都大大超过永陵。定陵从外城的第一道陵门，至后边宝城城墙垛口，它的神道、墙基、殿台，很多为花斑纹石铺砌，而永陵只在后宝城外沿的垛口处铺砌了少量的花斑纹石。从永陵与定陵两个祾恩殿残存的柱础分析比较，定陵使用的楠木大柱比永陵使用的还要粗大。而就梁椽之坚固，砌石之重厚，做工之精细，装饰之精美，不仅永陵无法比拟，就是在整个明代的陵墓中也无与之匹敌者。

明定陵建成后的地上建筑，除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体建筑，均在大峪山与蟒山两山主峰之间的中轴连线上。这一独特的建筑风格及艺术，令后人赞叹不已，倾慕不尽，实为我国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定陵神路起于七孔桥总神路以北一百米处，然后蜿蜒伸向西北，跨过三孔桥、穿越金水桥，直抵定陵陵园前的无字碑，全长三公里，路宽七米，中间铺青石板，两侧砌条石为边。可惜今天神路、三孔桥均废，惟桥迹尚存，供人凭吊。

无字碑是置于金水桥后，第一道陵门前的巨形石碑，螭首龟趺，通碑无字。明十三陵诸陵前都有碑亭及螭首龟趺碑，但除神道上成祖的“神功圣德碑”外，其余各碑均不着一字。

无字碑的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团，即使明、清遗老也难以破解。《范文忠公文集》 中有四句诗，道出了对此碑之谜的心境：

片石峰头古并垂，

无端玉简使人疑。

何书不被山林怒，

深窅谁知无字碑。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曾数谒十三陵，在他所著的《昌平山水记》中，也未释破碑上无字的谜团。

访问十三陵区的老者，传说嗣皇帝谒陵时，曾问过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何无字？”大臣回答：“皇考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

这种说法显示了大臣的聪明才智，却未能道破真正的“天机”。倒是在清朝人南丰梁份所著的《帝陵图说》中，对无字碑之谜作了初步解释。

安徽凤阳县西南明皇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篆刻“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本来，洪武二年二月，朱元璋命立皇陵碑，由翰林院学士危素撰文，但文成后，朱元璋却感到“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故在洪武十一年四月为皇陵新建祭殿之时，亲自动手撰写碑文。朱元璋幼年务农为业，家境十分贫寒，不幸后来又遇上天灾人祸，父母兄长连续遭难丧命。据《太祖洪武实录》载：“岁甲申，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痢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地主刘继德不仅不给他埋葬三个死人的墓地，而且对他百般申斥，欲要驱之出村。幸亏刘继德之兄刘继祖相助，才匆匆将三人埋葬。朱元璋回想开国之艰辛、前辈之劳苦、岁月之苍凉，不禁悲愤交集，激情奔涌，他奋笔疾书，一气完成了长达1105言的碑文：

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其辞曰：

昔我父皇，隅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顾我，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破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道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为，心惊若狂……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托昌……

碑文情真意切，气魄非凡。现代著名文学家、定陵发掘指导者郑振铎在讲到此文时曾说：“《皇陵碑文》确是篇皇皇大著，其气魄直足翻倒了一切夸诞的碑文。它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韵语，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有浩浩荡荡的气势。”

既然有祖训在先，为何后来的皇帝不撰写碑文？据史料载，原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没有碑亭和碑，到嘉靖时才逐一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之文，但正迷恋酒色、沉浸修道成仙的嘉靖皇帝，却无心思和才华撰写。自此，十三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事实上，自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多好嬉戏，懒于动笔费神，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感到江河日下，帝国飘摇，其“功德”已经不能直言了。

定陵无字碑初建时置于亭内，亭呈方形，每边长11米。清初被八旗军所毁，但石碑仍然是完好无损。乾隆时重加修葺，但未恢复原亭，仅建矮墙环以四周，四墙正中各置一门以便出入。今天，只有矮墙存在，围绕着一块巨大的石碑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目睹世间沧桑。

定陵陵园是由一组建筑群组成，位于大峪山前，座西北略偏东南。

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有朱门三道。外罗城墙门，即为定陵的第一道门。重檐黄瓦，雄伟壮阔。墙上镶琢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等图像，登高观之，山明水净，花艳叶翠，龙飞凤舞，马跃麟腾，构成了一幅天然的风情画廊。

第二道门，即为祾恩门。祾恩门实则是一座大殿，共由五间组成，清初毁于八旗军之手，乾隆时重修，在原来的基座上缩为三间。民国时期遭到大火焚烧，大殿荡然无存。祾恩门两山接于宫墙，左右各置腋门，至今保存完好。宫墙以西与第二道门之间，构成陵园的第一个院落。

进入祾恩门之后，为陵园的第二个院落。院落正中为祾恩殿，即为祭祀陵寝的宫殿，这是陵园前部的中心建筑。祾恩殿原为七间，亦毁于清初。乾隆时期虽加重修，但在原来基座上，缩小为五间，现仅存殿座及石栏板。

定陵祾恩殿与永陵祾恩殿大小相同，座前亦有月台，月台两侧各有石阶一道，台前有石阶三道。阶中丹陛雕龙云纹，刀法凌厉，形象逼真，堪称石刻艺术之精品。

祾恩殿之后为棂星门，其状如牌楼，故有“牌楼门”之称。门两侧高耸长方形汉白玉柱各一根，柱顶雕石兽，两柱之间为门楼，楼上覆盖黄瓦。每当红日初照，棂星门灿烂辉煌，如空中楼阁，引人遐思。

明楼与宝城看似分离，实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明楼建于宝城前的方城之上，方城两侧与宝城城墙相接。方城正中，即为明楼，明楼全部为砖石结构。楼上额枋正中，榜书涂金“定陵”二字。楼四周为平台，内竖石碑一座，碑额刻篆书“大明”，碑身则用楷书雕刻“神宗显皇帝之陵”七字。皇帝死后，有“庙号”、“谥号”，为嗣皇帝所尊封，“神宗”即庙号，“显”即谥号。碑座上窄下宽，四周雕云龙纹饰。整座明楼在追求艺术效果的同时，也含有宗教色彩。

最显赫的宝城，则是陵园的坟冢部分。由城墙围成圆圈形，城墙外侧置垛口，内置矮墙，顶部铺砖为道。如此建造除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外，还有在墙上屯兵，对付外敌入侵的考虑。每隔一定距离，于城墙外侧设石螭首伸于墙外。每逢雨季，城墙上的雨水便可通过螭首之口流出，以保城墙的干燥。城墙外侧底部，再置散水道，将水排入下水沟中，宝城之内用黄土填实，其中心点用黄土加白灰夯实隆起，形成坚固的“宝顶”。宝城之内，满植苍松翠柏，在保持古代礼仪的同时，亦有皇帝及朱家江山万年长存之意。

除主体建筑外，尚有服务于陵寝的附属建筑。定陵金水桥以南，为神宫监，是提督太监的衙署。监东为神马房，豢养马匹供陵园使用。金水桥北与神宫监隔神路相对者为祠祭署，专为料理祭祀事宜。祠祭所西南，为宰牲亭，为上供宰杀猪羊所用。外罗城以内两侧，各建朝房数十间，为祭陵官员休息之舍。用于生产供品的果园，置于昌平县西门外御路以南；榛厂则设在密云县深山；负责陵园守卫的卫署，设在昌平城内。

就整座陵园而言，那壮阔深邃的整体构图，金碧辉煌的殿宇，规则方正的城墙，秀丽无比的雕梁画栋，别具神韵的艺术轴线，无论是它的宏伟还是精微，都闪烁着华夏人类的聪明和才智，形成中华建筑艺术之精髓和东方文化之魂魄。这是祖国文明创造史上的幸运与骄傲。

也正是由于定陵的修建，给华夏民族带来了痛苦和灾难，并成为天下大乱、家破国亡的导火索。这一点，早在1586年定陵兴建不足三年时，就可从首辅申时行、工科给事中孙世祯等人的陈述中窥其端倪。他们说：数年以来，或见征、带征并督于一年，或本色、折色 并征于一时。因而造成平民生息休养之无术。而所受的鞭笞菙楚之苦，却日有所闻。平民之生计，真可谓艰难至极。国费有经，民力有限，人之负担历任百斤者，不能胜任一石。近年以来，赋税渐有所增。如户部草料之加增，工部烧造之加增，金花银内供之加增。反复加增，造成财拙民穷。平民百姓对于正常赋税不能完纳，而额外之加增又怎难负担？近来问刑及盘查官吏，多滥受词讼，罗织罪名。有一词而破数家人者，有一事而累数十人者。甚至立毙杖下，瘐死狱中，无辜之民倍受其害。又说今岁以来水灾异常，到处有流离死亡之徒。山西、陕西、河南，赤地千里，大江南北庐舍漂流。民穷生乱，势所必然。今陕西有四夷流劫之乱，山西有矿徒聚拢之乱，河南有饿民抢麦之乱，直隶有树旗剽掠之乱。有谓“做贼死，不做贼亦死”而号召聚众起来造反者……

此种情形，万历不但不会令工程停止，反而谕令文武百官捐助工银：“寿官工程浩大，未有次第，闻嘉靖年间，朝殿等工，抚按官各进有助工赃罚银两，是否可行，令工部议。”

工部接旨后，一向驯服的臣僚面对全国百姓饥寒交迫的惨状，不得不抗旨不遵：

“查议助工之旨言，各处民穷，诛求已遍，今一旦以助工之诏传之四方，抚按诸臣不得不责之有司，有司未必皆贤，万一奉行未善，借言明旨，公肆科罚，株连波及，逮系急追，累累道路，窃恐大工未必济而且重遗万姓闲也。”

万历皇帝见此法不通，接着又实行“开纳事例”，不惜以卖官筹金。凡是肯按标准出钱的人，不论出身、资历、才学如何，都可买到相应职位的官衔。而这些官衔大都被乡绅、土豪、无赖买去，待这些人买到官衔之后，便疯狂地欺压百姓、掠夺国家财富，其结果，造成明末吏治严重不纯，干扰了国家的正常运转。

经过万历皇帝的四处搜刮和群臣的东拼西凑，定陵总算于1590年6月全部建成。整个工程总耗银为八百万两，相当于两年国库的全部收入。

至于万历皇帝本人，在定陵兴建过程中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生发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宫廷史料中已无从查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在1588年9月24日，定陵地下宫殿建成，万历皇帝率群臣在玄宫中设宴饮酒时，给予有功之臣的奖赏：

“朕心嘉悦，诸臣协力效劳，宜加特典：首辅（申）时行岁加禄米五十石，赏银币，荫一子尚宝司司丞；次辅（王）锡爵赏银币，荫一子入监读书；定国公徐文璧加禄米三十石，给予应得诰命。侯李言恭以下各升一级；石星加太子少保；曾同亨升尚书；提督大工如旧，荫一子入监读书；李辅、王一鹗、沈鲤、杨俊民、于慎行、徐显卿、萧大亨俱加级赏赍有差；穆来浦、洪声远升五品京堂；常居敬、何起鸣、王友贤、赵焕、朱赓、王弘海、魏时亮、王敬民、田大年、李载阳分别加赍。内原任尚书何起鸣遇缺推用，荫一子入监读书。”

当万历在寿宫中大摆酒宴，为忠实于他的臣僚加官进爵之时，他不会想到也无法想到，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明帝国的历史也将重写。 FS7r03A2w7trrTmGgPbKmNc/SrVCP7HSaelQqBiWSd93YLOzyUARILWqT1Ej9c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