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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大峪山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营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永陵全景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 、殿堂、方城 、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寿宫。他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陵院长度为289.2米,宽149米;宝城坟冢面积为51,687.2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1,170.8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92,858平方米。而定陵陵院长度为317.5米,宽150.3米;宝城坟冢面积为41,526.5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2,935.9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

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对于这个忠恳之谏,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明祖陵神道(位于江苏省盱眙县境内,石像原沉于洪泽湖底300余年,上世纪60年代因旱灾湖底干涸被重新发现)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三百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于1935年和解放初期修缮而成;而唯独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 、斗拱 、飞子、檐椽 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 ,全是由全白石所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

永陵宝城垛口花斑石

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宝城垛口,明楼地面,都是花斑石。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不远千里,运来应用。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灼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明朝诸陵,在永陵之前都没有外罗城而只设宝城。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察,对陵园建筑不太满意,便问工部尚书:“此陵完工否?”工部尚书领悟皇帝的用心,随机应变道:“尚有外罗城一道未建。”嘉靖走后,工部立即命人在宝城之外又补加一道外罗城。于是这道外罗城便为他的皇孙万历所效仿。定陵的外罗城和永陵一样,略呈椭圆形,城墙高厚而坚固。三百年后,从城墙的遗址仍然可以看到当初的雄姿风采。

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到1585年8月初,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万历皇帝:

大峪非吉壤。时行与已故尚书徐学谟亲昵,故赞其成。憾尚书陈经邦异议,故致其去。

三位少卿素与申时行不合,想借此机会,给申时行难堪,并替因反对申时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面对此情,老谋深算的申时行自然不会相让,立即向皇帝陈疏自己的观点,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作出另一种选择:“阁臣职在佐理,岂责以堪舆伎耶!夺三臣俸半年。传谕内阁: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诟。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此前,少卿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参奏张居正和冯保中受到万历皇帝的宠幸,并得到首辅张四维的青睐。正当他们青云直上之时,却遇到了以前的劲敌申时行。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时行,不但前程无望,后果也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冒险进谏,想不到制敌未成反遭敌击。对于这次的失败,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既然阵势已公然摆开,就必须杀个鱼死网破。他们在悄悄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到了。

8月27日,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如果说上次的疏奏过于直白,那么现在证据在握,正是扳倒申时行的绝好时机。于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会同钦天监张邦垣立即向皇帝陈奏实情“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以躲过石块。

万历阅奏,大为震惊,急令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8月29日,二人看毕回京,向万历陈奏:“宝城西北地下确有石头,陵址是否前移请皇上酌定。”

万历心急如火,这次他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借口去天寿山了,而是直接了当地传旨说:“朕闰九月初六日再阅寿宫。”

闰九月初八日,万历皇帝草率拜谒完长、永、昭三陵以后,即去大峪山阅视自己的寿宫。

此时定陵兴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房和西井两庑之外,其他砖石物料,在寿宫现场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万历在闪念间谕令更改陵址,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山陵选在大峪山,徐文璧和申时行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更改陵址,意味着他们严重失职,也进一步给李植等人提供把柄,后果可想而知。徐文璧、申时行不愧是政坛老手,在这紧急关头,立即串通礼、工二部尚书,一齐向万历陈请不必再更改陵址。但万历对此却不予理睬,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万历皇帝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亲自往返阅视两次,仍下不了决心。在这紧急关头,申时行拿出看家本领,再次向皇帝陈请不必再改陵址,并针对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顽石”的词句辩驳道:“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为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矣。”万历琢磨再三,终于同意了申时行的申请,并传谕旨:

“朕遍览诸山,惟宝山与大峪山相等。但宝山在二祖(明英宗裕陵、明宪宗茂陵)之间,朕不敢僭越,还用大裕山。传与所司,兴工事无辄改。”

徐文璧等人一听“无辄改”,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由于申时行力挽狂澜,才使他和他的官僚集团,再次站稳了脚跟。

李植等人见皇帝“无辄改”陵址之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冒死再向皇帝陈请,说“宫后凿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砌石上,实不吉利。”

而御史柯挺等人见大势已去,急忙见风使舵,由先前上疏宝山最吉,立即改为:“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这纷繁的角逐以及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态度,搞得万历心烦意乱十分恼火。即召申时行至行殿问道:

“兹事朕自主张,而纷纷者何?”

申时行趁机以解释为名,在反对派的背后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选于己,沽名钓誉,以示于后。”

万历一气之下,谕令李植调外地任职,柯挺夺俸三个月,张邦垣因对地下有石块大惊小怪,夺俸四个月。

为避免群臣再度纷争,万历传渝:

“今廷臣争言堪舆。彼秦始皇葬骊山,亦求吉地,未几遭祸。由此观之,选择何益?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言所惑。”

从1583年2月4日,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等人开始踏勘,到1585年闰九月初九,万历谕令陵址“无辄改”为止,历经两年半的时间才把陵址最后确定下来。 cD58Y1dn0tMyhSj04SvYeMqY8rKvJ6gvCe9H3RxKvsECQk29lCCfGbGcDsTRd+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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