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大峪山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营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 、殿堂、方城 、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寿宫。他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陵院长度为289.2米，宽149米；宝城坟冢面积为51,687.2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1,170.8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92,858平方米。而定陵陵院长度为317.5米，宽150.3米；宝城坟冢面积为41,526.5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2,935.9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

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对于这个忠恳之谏，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三百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于1935年和解放初期修缮而成；而唯独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 、斗拱 、飞子、檐椽 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 ，全是由全白石所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

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宝城垛口，明楼地面，都是花斑石。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不远千里，运来应用。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灼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明朝诸陵，在永陵之前都没有外罗城而只设宝城。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察，对陵园建筑不太满意，便问工部尚书：“此陵完工否？”工部尚书领悟皇帝的用心，随机应变道：“尚有外罗城一道未建。”嘉靖走后，工部立即命人在宝城之外又补加一道外罗城。于是这道外罗城便为他的皇孙万历所效仿。定陵的外罗城和永陵一样，略呈椭圆形，城墙高厚而坚固。三百年后，从城墙的遗址仍然可以看到当初的雄姿风采。

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到1585年8月初，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万历皇帝：

大峪非吉壤。时行与已故尚书徐学谟亲昵，故赞其成。憾尚书陈经邦异议，故致其去。

三位少卿素与申时行不合，想借此机会，给申时行难堪，并替因反对申时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面对此情，老谋深算的申时行自然不会相让，立即向皇帝陈疏自己的观点，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作出另一种选择：“阁臣职在佐理，岂责以堪舆伎耶！夺三臣俸半年。传谕内阁：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诟。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此前，少卿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参奏张居正和冯保中受到万历皇帝的宠幸，并得到首辅张四维的青睐。正当他们青云直上之时，却遇到了以前的劲敌申时行。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时行，不但前程无望，后果也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冒险进谏，想不到制敌未成反遭敌击。对于这次的失败，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既然阵势已公然摆开，就必须杀个鱼死网破。他们在悄悄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到了。

8月27日，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如果说上次的疏奏过于直白，那么现在证据在握，正是扳倒申时行的绝好时机。于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会同钦天监张邦垣立即向皇帝陈奏实情“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以躲过石块。

万历阅奏，大为震惊，急令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8月29日，二人看毕回京，向万历陈奏：“宝城西北地下确有石头，陵址是否前移请皇上酌定。”

万历心急如火，这次他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借口去天寿山了，而是直接了当地传旨说：“朕闰九月初六日再阅寿宫。”

闰九月初八日，万历皇帝草率拜谒完长、永、昭三陵以后，即去大峪山阅视自己的寿宫。

此时定陵兴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房和西井两庑之外，其他砖石物料，在寿宫现场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万历在闪念间谕令更改陵址，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山陵选在大峪山，徐文璧和申时行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更改陵址，意味着他们严重失职，也进一步给李植等人提供把柄，后果可想而知。徐文璧、申时行不愧是政坛老手，在这紧急关头，立即串通礼、工二部尚书，一齐向万历陈请不必再更改陵址。但万历对此却不予理睬，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万历皇帝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亲自往返阅视两次，仍下不了决心。在这紧急关头，申时行拿出看家本领，再次向皇帝陈请不必再改陵址，并针对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顽石”的词句辩驳道：“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为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矣。”万历琢磨再三，终于同意了申时行的申请，并传谕旨：

“朕遍览诸山，惟宝山与大峪山相等。但宝山在二祖（明英宗裕陵、明宪宗茂陵）之间，朕不敢僭越，还用大裕山。传与所司，兴工事无辄改。”

徐文璧等人一听“无辄改”，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由于申时行力挽狂澜，才使他和他的官僚集团，再次站稳了脚跟。

李植等人见皇帝“无辄改”陵址之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冒死再向皇帝陈请，说“宫后凿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砌石上，实不吉利。”

而御史柯挺等人见大势已去，急忙见风使舵，由先前上疏宝山最吉，立即改为：“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这纷繁的角逐以及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态度，搞得万历心烦意乱十分恼火。即召申时行至行殿问道：

“兹事朕自主张，而纷纷者何？”

申时行趁机以解释为名，在反对派的背后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选于己，沽名钓誉，以示于后。”

万历一气之下，谕令李植调外地任职，柯挺夺俸三个月，张邦垣因对地下有石块大惊小怪，夺俸四个月。

为避免群臣再度纷争，万历传渝：

“今廷臣争言堪舆。彼秦始皇葬骊山，亦求吉地，未几遭祸。由此观之，选择何益？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言所惑。”

从1583年2月4日，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等人开始踏勘，到1585年闰九月初九，万历谕令陵址“无辄改”为止，历经两年半的时间才把陵址最后确定下来。 sC1TMoFfXi8RBOUvC2n5KEYv0J9eyd6s4oWPOomVsVVDI8h+BpmlkfTgl8HRts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