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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82年冬天到1583年春天的几个月，万历皇帝的情绪陷入了紊乱。继张居正之后出任首辅的张四维，洞察主人心理后，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得到了一条计策，他建议万历修建寿宫，以消除张居正事件引起的不快。万历皇帝欣然同意。
事实上，早在1580年3月，不满18岁的万历皇帝第一次到天寿山谒陵时，就开始考虑建造自己的陵寝了，只是当时担心张居正等人劝阻谏争，所以此次谒陵并未公开提出预建自己寿宫的想法。张四维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此时不允，更待何时？于是，在张居正病故仅七个月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布谕旨：“朕于闰二月躬谒天寿山，行春季礼并择寿宫。”
许多年之后，人们才真正明白，对于刚刚步入21岁青春年华的万历皇帝来说，这一看似奇特的抉择，当然并非是他认为自己死期临近。有研究者认为张居正的去世，使他越来越感到群臣阁僚们并没有把皇帝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机构来看待。万历虽然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如果仔细地回忆万历的人生，就不会遗漏这件事以及万历在这件事情中所表示的思想脉胳及人生感悟。那是1583年春，恰值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要亲自主持殿试。这次策文的题目出人意料地竟多达五百字。他询问那些参加会试的举人，为什么越想励精图治，后果越是大臣更加腐化和法令更加松弛？
答案显然是无法靠几个参试的举人能准确地找到的。此时的万历皇帝陷入了更加沉重的精神重压中，他唯一的希望和寄托，就是接受这精神上的活埋。
这次预筑寿宫出乎万历意料的是，不但没有遭到廷臣的劝谏和阻止，反而得到了极力迎合：“我皇上欲因春礼预择寿宫，宏度卓识，其与三祖（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同符。臣等不胜钦仰。”
对廷臣如此迎合的态度，这是万历皇帝所始料不及的。事实上，直到他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廷臣在他所干的其他事上，横加干涉、屡屡进谏，而对此事却如此宽容和谅解？也许，群臣们认为，此时的皇帝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后代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正值青春年少，但是已为人君而且御宇十年，具有足够的资格当此殊荣了。
十三陵石牌坊
根据张四维的建议，此项工程参照明世宗在嘉靖十五年选择山陵的惯例，先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
及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前去天寿山先行选择“吉壤”二、三处，以便于皇上在谒陵过程中钦定。
《出警图》明·佚名绘。祭陵人员从十三陵石牌坊、大红门旁进入天寿山陵区。
1583年2月4日，礼部首次派遣祠祭署
员外郎陈述岭、工部派出都水司
主事闫邦、钦天监监副张邦垣、阴阳术士连世昌等人，赴天寿山先行勘踏选择。
陈述岭一行来到陵区以后，开始了紧张而认真的勘察，足迹遍及陵区大小山丘、平原河流，经过一番冥思苦索地选择之后，于2月14日返回北京。第二天礼部向皇帝呈奏了他们的选择方案和图示，礼部题：“据祠祭员外郎陈述岭会同工部督水司主事闫邦等先诣天寿山，四顾相视，择得永陵东边一地名谭峪岭，昭陵北边一地名祥子岭，东井南边一地名勒草洼，俱为吉壤。”
万历皇帝览阅之后，急命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张四维、司礼太监张宏及通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同去校勘。
徐文璧一行来到陵区，按图示登上谭峪岭，俯首观望，整个陵区尽在眼底。虽是二月早春，草木尚未发芽吐青，但置身山中，却分明感到一股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每到太阳初升的早晨和日落的黄昏，山下的青松翠柏之中便升腾起茫茫白雾，春风荡过，白雾飘缈起伏，在殷红的霞光中闪烁着彩绸般的光泽。青松、霞光、白雾恍如人间仙境，的确是兴建寿宫的好地方。
徐文璧一行看过谭峪岭，又先后来到祥子岭和勒草洼勘察。这里虽然和谭峪岭不同，却也有独特的风格和不容忽视的地理特点。就总体而言，和谭峪岭难分上下。
二月底，徐文璧、张四维等人回京，向皇帝呈奏：“三处地址确为吉壤。”
《出警图》明·佚名绘。万历皇帝戎服乘马赴天寿山拜谒陵寝
三处俱吉，自然不能俱用，只能从中选择一处，作为寿宫之地；而这个选择，只能由皇帝自己钦定。于是，万历假借恭谒山陵行春祭礼为名，决定在闰二月十二日进行第二次“谒陵”。
圣旨一下，朝廷内外一片忙碌。礼、工、兵各部，按照自己的职责，仔细地做着准备。到闰二月九日，突然狂风大作，黄尘蔽日，群臣无不惊慌失措。内阁首辅张四维认为天时不利，前行无益，并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谨出入”条，谏止皇帝放弃这次“谒陵”。万历选择“吉壤”心切，不顾张四维的阻谏，毅然传旨：“已将成，不敢中止”，决定继续前行。
闰二月十二日，狂风渐小，红日初露。万历皇帝由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护驾，“率妃发京”。御驾前后，由镇远侯顾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光，统率佩刀五府军卫官三十名，大汉将军三百名，其他武装军校四千余人，浩浩荡荡，向天寿山行进。
御驾尚未出动，京城便开始戒严，每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即参加戒严事宜。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声势浩荡显赫的队伍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室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里，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歇息住宿。在几十里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不能稍有差错。
万历发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巩华城赴天寿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备用“飞云辇”，不知何故突然起火。侍卫们赶上前扑救，总算保住“飞云辇”，未酿成大灾。这次事故，群臣再度大惊失色，议论纷纷。张四维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即劝万历停止前行，但未得同意。
十四日，队伍到达陵区。万历此行的目的是很明显，主要是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既然以谒陵为名，那么谒祭在所难免，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此，在出发之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十四、十五两日，万历在拜谒完长、献、景、裕、茂、泰、康、永诸陵之后，还要亲祭长、永、昭三陵后边的主山，后经张四维谏阻，才勉强作罢，只命驸马等人去代行祭礼，以示诚意。
十六日，万历率队依次到祥子岭、谭峪岭、勒草洼三处详细察阅后，对三处地址皆不满意。十八日，万历回宫，并立即谕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见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万历：“臣等既已寡昧，请允许张邦垣多带些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对于这个奏本，万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声色，当即给予允可，并谕令：“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万历的这一谕旨，不但未给礼、工二部带来方便，反而加深了选择“吉壤”的难度，以至最后矛盾重重，并生出许多阿谀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