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工兵的战争

西西里战役后期，我一直和战斗工兵在一起，他们从属于两个不同的师，都忙得天昏地暗。战斗期间我多次听到从将军到二等兵人皆谓之：“这绝对是一场工兵的战争”，此言不假。追击节节败退的敌人的每一步都取决于工兵开路、扫雷和架桥的速度。

西西里岛东北部层峦叠嶂、悬崖峭壁，是绝佳的撤退地形，而德军也予以充分利用。他们几乎每过完一座桥就将其炸掉，仅在美军战区，他们就摧毁了将近160座桥。他们在海滩、每座桥附近的支路埋设地雷，甚至在适宜我军安营扎寨的果园和树丛中也埋了地雷。

凡此种种并没有严重拖住我们，但确实给了德军相当长的逃跑时间。绕开普通的爆破桥梁不难，我们也清除了地雷，用推土机在数小时内挖出一条土路。但对方不时会寻得一处天险，我军无论去哪儿都得花上24小时才能通过。在阅读这群工兵的作业时，诸位需得明白，他们24小时工程量在普通的建筑施工队那里要花上好几天。探雷器和推土机是工兵的两大神器，一名中士曾说：“这成了一场推土机之战”。

在西西里，我军没有推土机就和没有吉普车一样寸步难行。比起在突尼斯，敌人在西西里的桥梁爆破作业更为彻底。过去在突尼斯时他们只是炸掉一截，可在西西里，他们将整座桥炸得精光，不留一个桥墩，他们用高达1000磅的炸药对付一座桥。有一座七孔长桥，他们炸掉了全部七个桥跨。这毫无意义，纯粹是浪费资源，我们的工兵对此愤慨难平，因为打掉一两个桥跨和整桥全部摧毁，拖延我们的时间是一样的。

西西里岛上的桥是石拱桥或贴砖的碎石结构拱桥，个个造型优美，历史悠久。将它们化为一堆瓦砾好比砍掉枝繁叶茂的大树或者污损教堂。这些桥战后都得重建，而且比起真正必须修复的结构，如数复原上百个桥跨花费更大。不过我猜想，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以为反正亲爱的山姆大叔会自掏腰包，照单全收，所以炸得那么起劲。

比起炸桥，德国人常常通过炸毁峭壁上的山路给我们制造更大的麻烦。遇到这种情况，往往绝无可能绕道而行，因此在应急桥梁架设好之前，我军只能暂停交通。

我们不时也会遇到没被炸掉的桥，这通常是因为河床平缓或者绕道简单，不值得浪费炸药。偶尔走过一座完整的桥总给人古怪乃至不祥之感。我们甚至得到过一座完好的桥，德国人本不打算留给我们，他们做好了一切爆破准备工作，留了一个殿后的士兵在最后时刻引爆，但他未能完成任务，我军先遣巡逻队及时发现并击毙了他。

德国人在西西里挥霍的地雷也超过了在突尼斯。第45师的工兵发现一片雷区，6英亩范围内埋了800枚地雷。地雷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相当惨重，尤其是军官的损失。为了查勘破坏情况，他们侦察在先，在地雷探测器有所发现前不慎闯入了雷区。

敌人实施的破坏和布雷有两处令人拍案叫绝。其一是他们打掉了一段50码长的海岸公路，此路建在崖壁上，下面就是大海，绝无可能绕过。另一处位于埃特纳火山北麓，德军在一条穿过熔岩层的公路沿线也埋了地雷。熔岩里的金属物质把地雷探测器干扰得一塌糊涂，我们被迫耗费大量时间找地雷。

西西里岛夏季是出了名的干旱缺水，所以登陆部队至少携带有五天的水量。以第45师来说，该师共带了155000加仑水，装在水箱和单兵的5加仑水壶里。该师还动用了三艘船，每艘有一个10000加仑蓄水箱。运输载具上共有125000加仑，全部装在5加仑水壶里，换言之，这一个师就从非洲带了25000壶水。另外几个师的数量也一样。

实际上，我们找水比预计轻松得多，因此原本无须带那么多水，但当时谁知道呢？拿破仑曾说，军队打仗靠胃，但我觉得“军队打仗靠水”也未尝不可，没有水就完蛋了。（作为一个老段子手，我也想不通没有水究竟怎么淹死？ ）

整个西西里战役期间，第45师每天用掉约50000加仑水，即人均2加仑。做个对比，在拉斯维加斯州和新墨西哥州，一座人口1.2万的城镇平均用水量是每天一百万加仑，接近人均100加仑。两组数据看似悬殊，但部队用水量仍然超出了最低需求，一支军队保证每人每天1加仑水时就能生存和战斗。

为全军供水是工兵的责任。工兵军官在撤退的敌军后方查探汲水点，他们始终保证每个师随时有三个汲水点，即每个团有一个，时常还会多提供两三个汲水点。找到汲水点后，工兵们推来便携式净水设备，该设备的部件为电动水泵、滤沙器、氯化器以及可拆卸的3000加仑帆布水箱各一个，这水箱立在地上大约齐肩高。净化处理过的水被水泵抽入水箱。接下来一整天，各团的车辆从几英里外的地方列队赶来，给各自的储水罐、水箱和散热器加满水。

沿途数英里的公路上竖有若干“汲水点”字样加一个箭头的指示牌。

我军在西西里的水源主要是地下水、山泉、溪流、弹坑积水和灌溉渠。第45师的工兵发现过一个弹坑，里面有一截破了的水管干管，渗进坑里的水供人们用了好几天。他们还发现岛上几处干河床下面存在暗流，钻几尺深便能抽出完全满足需要的水。

另有一次，他们将抽水机放进一条细小的灌溉渠，它仅4英寸深1尺宽。原本以为还不够喂一头骡子，结果，里面的水源源不断被抽了上来。

西西里的市政供水系统材料五花八门，新到直径20英尺的现代化铸铁管，旧到古罗马时代沿用至今的陶土渡槽。但工兵践行了不采用当地供水的要求。我们因此交了很多朋友。西西里人说，德国人采水不会这么客气。事实上，我们还反其道行之，为数以千计的西西里人供水，他们原有的供水系统毁于轰炸。

找到水源时水质差异不要紧，因为过滤器会去除水中沉淀物，然后，净化剂在水通过抽水机时被注入其中。注入的氯呈粉末状，装在1加仑的罐子里，通常按1∶100万的比例稀释。第45师的工兵携带有够用6个月的氯粉。除了氯，注入水里的还有明矾和碳酸钠粉。过一会儿，水里就闻不出异味了。

第45师还带上了六套完整的净水零部件和一套海水蒸馏制淡装备，但从没用过后者。

一个步兵行军和打仗时通常带两壶水，而不是一壶。不过在炎炎夏日，一人带六壶水也屡见不鲜，这些水壶系在皮带一头，看上去像一串葡萄，其中一半是缴获的意军水壶，它们外面套着保冷用的灰色毛毡。

此外，容我多嘴一句，如果有谁实在喜欢一探究竟，大概会发现那些水壶里有一两个装的不是清澈洁净的饮用水，而是一种怪异的红色液体，俗称“意式葡萄酒”，当然了，这种液体是用来涂抹被蚤子叮咬的皮肤的。

在西西里前线，我随配属第45师的第120工兵营生活了一段日子，该营源自那支在巴丹 损失过半的新墨西哥州部队，大部分成员生于我居住的新墨西哥州。人生一大快事便是再次回到一群轻言慢语、博学随和的沙漠老乡中间，和他们一起聊拉斯克鲁塞斯、索科罗和圣罗莎诸地，然后发现有人在方山的住址近得从我家尖篱栅一眼都能望见。

第120营官兵由西班牙后裔、印第安人、土生土长的新墨西哥州人以及少量东部人构成。营长刘易斯·弗朗茨中校曾是拉斯维加斯（新墨西哥州）光电公司主管，参军三年，此间从没回家过。第45师花了将近两年半的时间训练，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近乎疯狂得以为派驻海外遥不可及。

关于自觉性，我在前线见过的最奇怪的例子是来自拉斯克鲁塞斯的沃尔多·洛上尉。去年圣诞节前夕他曾有机会回家休假，但他没有休，只因参军两年却还在美利坚合众国混，这令他觉得无颜见家乡父老，后来他终于走出国门，自觉有脸面了——当然，回家就此变得遥遥无期。

副营长是杰里·海因斯少校，曾任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校队教练多年。海因斯少校期待着今年9月中旬左右他家能出个足球运动员，他说希望届时能回家看这孩子大学毕业。

我的两个阿尔伯克基老乡是詹姆斯·贝泽梅克少校（家住第4大街北段2002号）和理查德·斯特朗少校（家住哈佛街113号）。贝泽梅克的父亲是县财政官员。

斯特朗上尉在我们相识时只是个连长，不过很快就晋升为营参谋。他和两个中士经历过全营最惊险的一次死里逃生，当时三人的吉普车陷入一个大壕沟里，他们弃车离去仅仅两秒过后，车子就被一枚88mm炮直接炸为碎片。这两名中士是马丁·昆塔纳和约翰·W.特鲁希略（来自索科罗市），昆塔纳在阿尔伯克基时是圣塔菲铁路公司的机械师。

几天后，本·比卢普斯上尉（来自阿拉莫戈多）重蹈覆辙，他那辆只开了一天的崭新水陆两用运输车中弹并化为灰烬，那天上午我如果不是因为生病去了医院，本来要和他同行的。

果然聪明人才知道踩在哪个时间点生病。

这个营因地雷和炮火造成的损失有点大，弗朗茨中校估计他们一半的作业是顶着炮火——至少也是间歇性炮火进行的。有一次作业，他手下工兵就在步兵前方8.5英里。

中校本人是个典型的西南地区人，身材魁梧、性格温吞，耐力令所有人惊讶，毕竟他不是毛头小子了。关键时期他会一直忙到凌晨4点，然后寻个时机，在地上睡两三个小时，到7点再次投入工作。

战斗过程中，军官们和所有人一样，一屁股坐在坚硬的岩石地面；但转入预备队后，他们会在树下寻一块平地，整理铺盖卷，放上毯子和蚊帐。事实上，营里几个军官洋洋得意地睡在奢侈的白丝绸被单上。他们曾发现一个烂降落伞，然后以几瓶罐头做酬劳，让一个当地妇女剪下伞布，缝制成被单。

营里很多人会西班牙语，我不时听见一些军官用西班牙语交谈，我估计他们只是在练习。我相信，这些新墨西哥州官兵最想念的莫过于从小吃到大的西班牙菜。家乡父老偶尔寄来罐装的辣椒和胡椒，他们收到后便会办一场小型筵席。来自拉斯维加斯和圣达菲的彼得·欧文上尉有一小瓶奇科，此乃新墨西哥州特产玉米干，他打算留到圣诞节大餐。

地图很少被人们挂在嘴边，但它对于前线军官而言是和钢盔一样常用的装备。一名作战军官若没了地图就束手无策了。

每个师里制作地图的任务属于工兵。一个师只要前进到地图所示区域的边缘一带，地图军官就得埋首于他那个移动式仓库，取出上千张新地图。绘图程序之浩大会令人瞠目结舌。第45师登陆时带了83吨西西里岛的地图！我忘了问这些地图总共多少份，但数目肯定接近50万。

第45师的地图比我军目前使用的所有地图都要精确得多，原因如下：过去的地图主要依照一份意大利老地图绘制而成。后来，在登陆行动前几个月里，我军侦察机飞临西西里上空进行航拍，这些照片随即被送到大洋彼岸的华盛顿，一旦航拍照片中有新发现，便会更新到地图上。

这套地图更新程序持续到最后一刻。第45师在登陆行动发起前夕才从美国启航，他们出发前最后一周里，华盛顿的地图部门将那83吨新鲜出炉的地图印刷出来，装进防水箱，再搬上船。

第120工兵营还钻研古迹，去解决一项工作问题。他们在一座炸毁的桥梁附近侦察支路时偶然发现一条古罗马时代的碎石路，路有几百年历史了，废弃多年，覆满了沙草。他们清理了旧公路，其中1.5里长的一段供部队通行，否则修路绕过那条古道需要400人工作12小时，而清理公路由150人花4个小时便完成了。

西西里战役中，工兵们对于当地人的财产始终慎之又慎，为避免损坏果树林、建筑物或葡萄园，他们额外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有时他们新修一条路绕过果园，而不是径直穿过。这样的体恤帮助我们广结人缘。

我遇到过一名推土机司机，他以炉火纯青的技术操作那台庞大、笨重的机器，就像魔术师当众表演纸牌魔术一样。他叫约瑟夫·孔帕尼奥内，家住马萨诸塞州牛顿市中央大街14号，祖籍意大利，大约7年前，也就是他16岁时移民美国，到我们认识时完全是个美国人了。他有个兄弟在意大利陆军服役，在埃及被英军俘虏。他母亲和妹妹住在那不勒斯附近，他希望能在战争结束前去看望她们。我问乔，和自己的同胞作战是否感觉荒唐，他回答说：“不会。我想既然总有一战，同他们作战和同其他任何人作战是一回事。”

一旦开始工作，孔帕尼奥内就成了一个猫一样的司机。一天下午，我坐在一旁观察了两个小时，他一点点地挖走一块悬在被炸坏的道路上方的岩石边坡，再把石块填进一个大坑里，直到道路恢复通行能力为止。他游刃有余地摆布着一个庞然大物，令聚在坑边的官兵啧啧赞叹、议论纷纷。

乔出过有惊无险的事故。他正在一座被炸毁的桥梁附近铲土，推土刀碰到一枚地雷，他被爆炸的冲击波掀倒，一时吓呆了，所幸人安然无恙。那台无人驾驶的推土机继续前进，开上一个50英尺高的悬崖，坠落时在半空中翻了个筋斗，最后侧翻在地，发动机仍在运转。

沿海一带的部队偶尔有机会在地中海里洗个澡（根据一项附带的统计，工兵在战役期间总共清理了70英里长的海滩，排除了地雷，官兵们这才得以下水游泳）。我在山上看到过几百个士兵赤条条地在西西里人的马槽里洗澡，或者用自己的钢盔舀水洗。美国军人对于洁身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而洁身却被下里巴人（包括了阿拉伯人、西西里人以及我）中的哲学家视作无聊之举。

苦战数周后，第45师转为预备队，部署在西西里岛北海岸一带。我便换到第3师，该师正磨刀霍霍，朝着墨西拿海峡追击敌人。

恰在我来到第3师的首日，遇到了西西里战役中最棘手也最精彩的一次工兵作业。诸位或许还记得报纸登的地图上有个“卡拉瓦角”，那是伸进海里的大岩石一角，形成一段延伸到内陆的高耸的山脊，大岩石底部被打通，海岸公路从中穿过，隧道两侧的道路像架子一样伸在陡峭的岩壁上。工兵们估计德国人会对隧道口实施爆破，进而将其堵死。然而他们猜错了，对方有个更绝的点子，他们在隧道口外约50英尺处选了个位置，在外悬的道路上炸出一个约150英尺长的坑，炸得又深又彻底，一块石头掉下去会一直滚落，最终弹跳后坠入下面几百英尺的大海。

这下，我们完全进退维谷。大岩石直插大海，是绕不过去的，翻山也不行，那非得花上几周时间；这个坑也无法填平，因为装填料会滑落入海。

工兵唯一能做的是在坑上架桥，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但他们居然完成了，而且仅用了不到24小时。

第一批工兵出发去勘查隧道，我与之同行。吉普车停在一座被炸掉的桥梁前，我们必须下车，徒步爬完最后4英里的山路。一个追赶德军的步兵营陪着我们。

走到现场，我们发现隧道下面埋有地雷，不过对方开挖坚硬的岩层时处处留有痕迹，所以工兵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出很多地雷，取下雷管。然后我们径直走到了坑洞那边，军官们开始进行测算。

他们测算的时候，一队步兵匍匐着穿过深坑，单人通行，每个人必须抓住石缝，手脚并用地勉强爬过去。随后另一队步兵带着所有能背的武器和给养，攀上那段石梁，朝着撤退的敌人追击而去。接下来的24小时内，这两队人马会在我们前方20英里处并与敌人接触，可见，架桥连通此坑，为前方的战友提供补给和火力支援生死攸关。

我们到达时大约下午2点，此后两个小时内，小站台一样的坑洞口公路满地狼藉，好似火灾过后的街道。地上撒满了缠绕在一起的通风软管，三台大空压机并排而立，引擎以空压机的方式不慌不忙、断断续续关了开，开了关，手提钻发出撕心裂肺的啸叫。

推土机在清理坑洞边缘被石块堵塞的公路，拖挂着长拖厢的大货车运来铁轨和大型木料。人们牵起钢索，吊起一桶桶道钉以及各式各样的撬棍和长柄铁锤。

为了给工兵们让路，第3师上千辆车停在后面约10英里的地方。坑里只能容一个排的人员作业，一个连全上也是白搭，因为空间只有这么大。

到了晚饭时间，卡车运来热饭热菜，第3师的工兵中午靠K口粮果腹，但无论有多困难，后勤部门还是为他们提供了热的早餐和晚餐。对于像这些小伙子那样工作的士兵而言，热饭菜是军事需要。傍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一半的人都光着上半身。

地中海的夜晚弥漫着热气，暮色中月亮升起，为我们增加了片刻照明，初升的月光朦胧又短暂，被高空的流云掠过，在地面留下斑驳的暗影。后来微弱的月光褪去，长夜只剩茫茫黑暗，笼罩在阴森的深渊之上，但现场作业从不停歇和放慢。

在这期间，第3师其他人并非坐着干等而已。步兵继续徒步通过，追赶德军。一些补给和枪火靠船运到路障周围，甚至有一些工兵也搭船先走一步——他们发现前方几英里路上还有别的弹坑。这些弹坑较小，可以用推土机填平。问题在于推土机无法通过人们正在努力架桥的那个大坑。所以工兵征用了两艘西西里人的渔船，其体形约是划艇的两倍。他们将两船绑在一起，钉入板材固定，再将推土机开上这艘赶制出来的驳船。最后，一辆水陆两栖吉普车牵着船头，以每小时1英里的速度吱吱嘎嘎地绕过了卡拉瓦角。

我们在高处看着他们缓慢跋涉，第3师第10工兵团团长伦纳德·宾厄姆中校咧嘴笑道：“工兵自建的海军开走了。”

入夜后，真正的海军用武装登陆艇给前线运送补给和军火。他们在午夜引发了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风波。当时工兵已经凿开一处岩壁并装好了炸药，准备炸掉悬在卡拉瓦角坑洞上方的那段岩壁。

一切准备妥当后，所有人撤离爆炸现场，退入隧道内。爆炸的一刻地动山摇，我们也被震得颤抖不已，怀疑隧道就要塌了。巨响划破寂静的夜空，令人震撼。

偏偏就在这时，一小队海军船艇在黑暗中驶过海岸线，他们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吓了一跳，显然以为岸上火力袭来。而这边厢，正当工兵们纷纷返回弹坑，准备继续工作时，漆黑的海面传来嘹亮的海军命令，清晰得像一道执行令：“准备回击。”

嚯，诸位真该看看士兵们一哄而散的样子！他们猛地卧倒在地，然后跌跌撞撞奔回隧道里，好像遭遇德军斯图卡轰炸机一样。我们不清楚当时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知道，海军未曾开火。

大约10：30，第3师师长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少将过来查看进展，这一刻他的关注重心全在那个坑及架桥工作上。他自然什么忙也帮不上，但不甘心离开，便站在一旁，同军官们交谈，过了一会儿，他靠边离开了几步，坐在地上点燃了一支烟。

不久之后，一个士兵路过，看到火光，靠过来说：“嘿，借个火好吗？”将军照做了，这名士兵永远不知道他刚才在指使一个将军。

和大型战役中的许多人一样，特拉斯科特将军也有一种小憩几分钟就恢复精力的本事。所以他没有选择回指挥所上床歇息，而是就地靠着几块岩石，舒展身体打盹。这时一个工兵拖着软管路过，管子缠绕住将军的脚，疲惫的工兵有些恼怒，对地上这个无名人士恶语相向：“你如果现在不干活，就别他妈的挡道。”

将军一语不发，站起身向后挪了个地方。

工兵们忙个不停，所有连级军官通宵值守现场，只为困难出现能当机立断。但我太困了，再也熬不下去，便搭顺风车回到连部军营。天亮前，我听见叫嚷声，那是在唤一个得到休息的排起床。他们闹哄哄地吃完早餐，跳上卡车，迎着晨光离去。片刻过后，三辆卡车满载着疲惫不堪的士兵驶进军营，这群士兵狼吞虎咽扒拉了几口，便一头倒在地上的毯子上。整个晚上，对那段致命路障的狂攻一刻也没拖延。

天亮后不久，我重返那处坑洞。乍一看，不见多么突飞猛进的进展。但一个工兵的眼神显示地基全部完成。他们在坑坑洼洼的斜坡下面凿开并炸出两个洞，用以固定沉重的桥墩，阻止它们在承重时下滑。他们炸掉较远的坡面实施了爆破并进行平整，形成一截长度约占坑洞三分之一的路。每一处坑洞尽头都被凿出一截小平台，里面插入木材，桥台便初步成形。铁钩嵌入岩石深处，将钢索稳稳钩住。隧道入口摆着一些两平方尺粗的大木头，而其他长条木材被拴在一起，使长度足够跨过洞口。

上午10点左右，巨大的桥墩滑下边坡，一群死死抵在陡坡下面的人们将它们抓住，把底端放进炸开的洞里。接下来，上面的人拉扯系在另一端的绳子，将桥墩安装就位。沉重的梁被人们小心翼翼地以类似方式慢慢从坡上拖下来，一直建到其顶部枕在桥墩上。

一个半裸的士兵无异于在走钢丝，只见他缓缓走上木材，用风镐在两段木材之间钻开一个长孔，锤进一根钢条，从而连接起两段木材。其他人在制作更多的斜撑，他们用大锤击打大道钉，将构件钉在一起。然后，工兵们在坑洞两端挂上钢缆，令其缠住直立的桥墩，再用安装在卡车上的绞车拉紧。

这时上演了当年华工劳作的场景，士兵们赤膊上阵、汗流浃背——二十个人一组，扛着长长一段拼接成的木材，扛到坑口，滑过深坑，再将它们安放在刚才竖起来的木头桥跨上。桥跨中间被压弯了，不过下方尚有缆索承担大部分应力。这么垒了十来个大木材后，桥梁已初步成形。粗大的纵梁被安装上去，铺上并钉入沉重的桥板。人们用石头筑起引道，这桥就基本建好了。

大约上午11点，吉普车排队等在隧道另一头，车上搭载着侦察排、机枪手和一箱箱弹药，他们拥有优先过桥权。特拉斯科特少将也回到现场，他坐在一块原木上，一边同工兵军官交谈，一边耐心等待。昨天傍晚，工兵告诉我，次日中午他们就能让吉普车开过去。当时听来不太可能，但说话的人心里有数。不过，对于第一辆吉普车真的在正午时分小心翼翼地驶过这座桥，准得分秒不差，连工兵也不得不承认纯属巧合。

坐在第一辆过桥的吉普车里的，正是特拉斯科特将军及其司机，这桥若有个闪失，他们将坠入下方200英尺的大海。工兵们原本极力要求先派一辆吉普车进行测试，但是一看到桥修好了，将军便上车，驶了过去。过桥的经过波澜不惊，但过桥本身却是震撼人心的，显示出一个大将对手下工兵的绝对信任。我听见士兵们感动地议论了一个小时。

继将军的车之后，又有几辆吉普迂回驶过摇摇晃晃的桥，工兵则在桥下的观测点观察和计算每次承重的挠度。桥梁在吉普车缓缓行驶时吱嘎作响，发生弯曲，但总归承受住了，这是最重要的。在最要紧的先头部队过桥后，交通再次封闭。工兵奉命再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巩固桥体，扩大通行能力。对此，在桥跨中间再建一个承重桥墩即可。

这也是一件累活儿，但下午4点整，一辆34吨重的卡车率先成功过桥，之后载重越来越大，夜幕降临前一辆巨型推土机从桥上开过，从此所有交通工具都畅行无阻了。

疲惫的工兵们开始收拾工具，装进卡车。36小时未合眼的军官们回到他们的橄榄园里洗漱。他们建了一座好笑的速成桥，也是一座值得骄傲的桥，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座通往胜利的桥。而他们建成只花了半天一夜。将军为此非常高兴。

我不知道是什么鞭策着一些士兵，让他们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年代总能突破自我，超越所有预期；也不知道是什么遏制着另一些士兵做事能省则省的惰性。你能发现任何一群士兵中都存在这两类人。战斗工兵的任务往往是突如其来的，任务下达时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而战斗工兵中熟手快手的比例高于其他兵种。我从没见过比我身边这群工兵更勤奋的人。在卡拉瓦角的公路弹坑现场，两个人牢牢吸引住我的目光。他们疯魔似的拼命干活。他们都是下士，不会因格外吃苦耐劳而飞黄腾达，充其量在将来得到小小的擢升。然而我疑心他们志不在此。他们这种人必是天性使然——是出于工作的豪情，出于神秘的激情，这种激情激励着一些人始终倾其所有、全力以赴。

这两名下士是戈登·厄特克（来自威斯康星州梅里尔市）和阿尔文·托利弗（来自科罗拉多州阿拉莫萨市），均为空压机操作手兼凿岩手。厄特克忙了整宿，到早餐时间可以换班了，可他不肯离开，不眠不休地继续工作了整整一个白天。最后，越来越重的车辆过桥时，他还在桥下检查垂度和应力。

托利弗只一门心思埋头苦干，甚至顾不上擦一擦汗，他裸露的肌肤仿佛涂着一层橄榄油。一整天，我从没见他停下来过。他似乎无须任何指示就知道该做什么，而且独立完成。他使劲将剧烈颤振的钻头钻进岩石里；他松开风管，又重新缠紧；他换了钻头，调节手中的空压机，将环钩打进岩石里，又砍下一大块木板，装在自己刚敲出来的岩架上。那股工作劲头仿佛战争成败全维系在他一人身上。

我不禁为这些人感到骄傲，他们奉献大，索取小。

负责卡拉瓦角架桥工作的第10工兵团团长伦纳德·宾厄姆中校是陆军正规军军官，自然以军为家，不过妻子住在圣保罗市费尔芒特大道1480号，所以他管那儿叫家乡。正规军官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通常是严厉刻板的，然而我遇到的并非如此。我发现他们和芸芸众生并无二致，而且我越深入前线，对他们的印象越好。拿宾厄姆中校来说，他属于那种德高望重、深受下属爱戴的军官，他的下属们曾将我叫到一边，让我多为他美言几句。他和大家一起通宵达旦地工作，从不发火，连嗓门也不曾提高过半拍。

连长是爱德温·斯威夫特中尉，来自科罗拉多州罗基福德，参军前是一名地球物理学家。战争爆发前夕他刚随标准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待了两年。在西西里，他没有发现石油，但是填平了德国人炸出的坑，其深度比开采石油有过之而无不及。

罗伯特·斯普林梅耶来自犹他州普罗沃，是职业工程师，也是一名新晋爸爸。他得知自己为人父后，不知从哪儿买来一件香烟，可是散了一半，竟然再也找不到可送之人。所以辛苦了一天后，他回到营地，刮了胡子，用头盔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靠着一棵树坐下，点燃一支别人送的大雪茄，为自己庆祝。

吉尔摩·雷德中尉来自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汉密尔顿北路846号，父亲经营“纯真卷筒和薯条公司”，年轻的雷德是个艺术家，也是铁路迷，钻研铁路的热情不亚于集邮爱好者。他曾经以一列货运列车和一座中西部小站为主题画了一幅画，收到派驻海外的通知时，这幅画刚发表在一本铁路杂志的彩页上，他感觉一朝达成生平夙愿。

陆军任何连的骨干都是军士长。第10工兵团有个高人，首先介绍他的大名：阿德拉德·莱韦斯克。他声明要叫他“莱韦克”，但大家都唤作“波普”。他时年42岁，但看上去更年轻。我认识上千名陆军官兵，就数他最接近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军人形象：一个强悍、能干、身经百战的军士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莱韦斯克还是个少年，去了法国作战，然后随军驻德国到1921年。他不属于正规军。两次大战期间，他有20年在闯荡大千世界：养家糊口，增长见识，丰富阅历。他曾是西海岸公司一名钢铁工人，事实上也是你们会聊到的任何人。他四个儿子都在陆军服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个女儿在海军。

军士长称老家是加州马里斯维尔。他是个粗犷英俊的汉子，黑胡须，衣冠永远整洁，哪怕脏了也不例外。他有着无穷的旺盛精力，说话中气十足、连续不断，咒骂时一气呵成，能对包括军官在内的所有人颐指气使。

起初，我被他惊得瞠目结舌，后来逐渐领悟此人心性。他不自作聪明，也不是毛头小子，只不过天生就是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天生就是领导者，也是那种才华横溢、求真务实、无所不能之人，而且通常做得比后来人更好。这还不算，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而且正在以滚雪球的速度学习意大利语。他的一名指挥官曾告诉我：“他话痨、夸海口，偏偏次次说到做到。我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他。”

我问过士兵们对他的印象，这群人被他斥责得最狠。一个士兵说：“见鬼，我不知道这个连要是没有他该怎么办。没错，他唠叨个没完，但我们一个字也不会放心上。听听，他又在唧唧歪歪了，他今早起床时一定心情不好。”

其实军士长没那么暴戾。他说话有理有据、语法完美。他能上议政治，下谈推土机，而且对发生的每件小事都留了心眼。有一天，他在山路上拦下我乘坐的吉普车，问了司机一些问题。他刚走回自己车里，又折返回来，命令司令：“拿上那几张地图，去叫一辆推土车过来。带上5加仑汽油，把你的备胎换上去。该死的，你怎么不照看好你的车？”

“备胎？”司机不解。

“对，你这该死的，”军士长吼道：“轮胎瘪了。”

他刚才只不过同我们说话时靠在轮胎边，用手轻轻按了一下便发现了故障。他做什么事都有这样的能耐。

卡拉瓦角架桥工作进行到最后半小时，我看到精彩的一幕，不亚于曾经在纽约花8.8元买票入场看戏。当时桥马上要架好了，24小时的拼命工作进入高潮。完工后，只有一个人可以完成支撑和平衡的收尾工作。那个人就坐在横梁一端，高悬于深渊之上，手握锤头，双腿缠住横梁，仿佛身骑烈马。

梁上那只松鼠当然正是莱韦斯克军士长。他头戴钢盔，肩背工具包。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他在干什么，这身装备他从未脱过。他灰头土脸，汗流满面，表情严肃。一手包办所有检测部件。弹坑对面斜坡上密密麻麻地站着两群官兵，围观这个工匠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大展身手。

众人目不转睛的神情分明是对他技艺的赞扬。我从没见到过比他们更专注的观众，上到将军，下到二等兵，所有军衔无一例外。

“给老子松点，松点，该死的，”军士长对坡上操作绞车的人嚷嚷道：“行了——保持住。丢个长柄锤过来。该死的道钉哪儿去了？他妈的，你们谁有道钉？”

“团长，现在从边坡看过来怎么样了？平了？那好，松开。看着那个风管，把它全部取下来。嘿，下面那个，就是你，自己当心点，该死的。”

莱韦斯克军士长抡起手中的长柄锤，把最后一颗长钉深深地敲进去，又打量了一番自己的作品，确定没有纰漏。

他舒了口气，攀上狭窄的横梁，一步步走回安全位置。那一刻，你几乎能感觉大幕徐徐落下。我知道，人群中每个人都抑制着欢呼雀跃的冲动。

有人想再创作一部《光荣何价》吗？我知道战后该由谁担当男主角。谁？当然是莱韦斯克军士长，该死的，不然你以为是谁？ NtcmRDMqQ+njLsNgdv8gX8pbSRqKOhvSUla6dWC9mT3WQYJ4eQhwO3CtyAdt9o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