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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阵子，我们到了西西里岛中央，记者营地位于一位意大利男爵的乡下宅邸后院的桃树林里。这位男爵显然在战斗打响前就溜之大吉，众所周知皇亲国戚向来如此。言归正传，他给自己修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粉红色石砌大宅，方圆数英里起伏有致的田园美景尽收眼底。这地方有常见于皇室的孔雀在闲庭信步，却没有浴室。餐厅天花板有手绘装饰画，楼梯间宽敞无比，可这家皇亲国戚还在使用瓷洗脸盆和古老的夜壶。这座破旧的洛可可式宅邸完美诠释了H.R.尼克博克笔下的“欧洲落魄贵族”。
这位男爵过着相对比较奢侈的生活时，他的佣人却住在棚屋甚至后山的窑洞里，个个看上去跟吉卜赛人似的。
在我们之前，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也曾占用过此地。我们到来时，城堡内部一片狼藉，每个房间都堆着齐膝高的破烂。我还没见过这么乱的烂摊子。敌人在落跑前先洗劫得一干二净。佣人道出一个可耻的消息：大部分洗劫和破坏不是德国兵，而是意大利士兵干的。他们搜刮了每个柜子，每个抽屉，将昂贵的餐具丢在瓷砖地板上。古董花瓶碎了一地，一堆堆女装丢得乱七八糟，壁画被扯了下来，医药箱被乱丢在墙边，梳妆台支离破碎，酒瓶倒在地上，淌出的液体变干后将垃圾堆化为黏糊糊的一团。
这是真正的禽兽之举。我们踮起脚尖，小心翼翼走在其中，总疑心内有诡雷，但最后确定了它并不存在。几个同伴翻找了垃圾堆，想看看是否有值得留作纪念的物品幸免于难。而据我观察，美国人在洗劫现场捞不到好处，他们可拿走的通常只是被德国人、意大利人破坏后的残存物或者当地居民自愿给的东西。我唯一捞到的只有在男爵夫人的缝纫室地板上捡来的几段蕾丝花边。
接下来我们确认了餐厅是这栋建筑里最不乱的地方，便用扫草坪的扫帚、铲子和水将其打扫干净。餐厅就这样成了记者室。通信兵用一台便携式发电机牵起电线照明，这样我们晚上也能工作了。
有一天，其他记者都不在，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写作，一个走错路的士兵惊讶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房子里转悠了一会儿，然后盯着我看。
“这是什么地方？”他问。
我告诉他，这里以前是一个意大利男爵的家，他接下来提了一个典型的出自美国人之口的问题，我忍俊不禁，同时也为这些小兵们堪忧的语文水平和胸无点墨而汗颜。
“好吧，那些个男爵又是什么？是不是类似于英国的贵族？”
为了避免展开一场技术性讨论，也纯粹抱着实用的目的，我告诉他，两者差不多。他明显满意地离去了。
在城堡后面的果树林露营唯一的美中不足之处，就是我们四周牲畜遍地。每天天亮前一小时左右，我们必被一阵惊人的奏鸣吵醒，那是阴阳怪气、鬼哭狼嚎声汇聚而成的，有几内亚母鸡的咯咯声、鸭子的嘎嘎声、小牛的哞哞声，有婴儿的啼哭声和男人的吼声，有孔雀和火鸡叽里咕噜的声音，更有甚者，在这个戏剧性时刻，还有一头驴恰到好处地加入到刺耳又吓人的声音中，引吭高歌一曲，余音绕梁，听得我们从长吁短叹转为哭笑不得。
男爵的佣人是一帮外表寒酸的伙计，不过人还算厚道。他们的子女成天在营房边晃荡，非常安静而温顺，他们投来的饥渴目光让我们忍不住递去几罐食品。我们试过教他们说声grazie（意大利语“谢谢”），但以失败告终。
有一天，我们几个记者正在洗衣服，一个当地妇人走过来，拿走衣物，兀自一人洗了起来。
等她洗完，我们问：“多少钱？”
她说：“不要钱。”我们又说，好吧，那我们给点吃的。她说她没想过任何食物，是免费为我们干活。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塞了些食物给她。
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工兵告诉过我，他们工作的地方会有西西里人走过来，一把夺走铲子，然后开始掘地，他们拒收任何报酬。其他方面姑且不论，西西里人看上去并不懒。有个士兵谈及此事时总结道：“同阿拉伯人生活了9个月后，看到有人自发干活对我来说几乎是种奢侈。”
我意外遇到了鲍勃·霍普
和他的剧团。事实上我们有好几天在一起拍摄一座遭到轰炸的西西里城市，相处十分融洽，以至于我就像是剧团一员。
派美国演艺界人士去海外部队慰问演出，从而丰富军旅生活，这项政策遭到一些非议。我不时听见有些军官说：“我们毕竟是来这边打仗的，不是来消遣的。莫非他们不知道这是战争吗？”但根据我的经验，这种言论的坚定支持者通常离前线十万八千里。我完全支持让官兵们通过这些电影明星与美国保持一点联系，而且我能证明，小伙子们都很喜欢，也很感激这些演出活动。
鲍勃·霍普是去过非洲的最好的明星，他对于同军人打交道很有一手。无论在伤兵满营的医院，还是面对上万沙场武夫组成的粗野观众，他同样游刃有余。霍普来到医院，极有可能走到一个浑身缠满绷带的可怜伤员面前，握住对方的手，他不会说老掉牙的慰问之词，而是类似这样说：“你看我今晚上的演出了吗？还是说，你不舒服吗？”
在他的定期演出中，霍普会细心地向观众解释剧团成员的服役状况，这样士兵们便不会当他们逃避兵役。他说他的歌手杰克·佩珀被归为5-X类，即“体重超标，不宜战斗”，霍普本人是4-Z类：“胆小”，而吉他手托尼·罗马诺属于SSFF类，意为“单身爸爸”，台下自然回以一阵哄笑。
包括第四名成员，可爱的弗朗西丝·兰福德在内，霍普的剧团确实明白了战争的面目。他们每到一个城镇停留，那里必有一次夜间轰炸，好像德国人故意冲他们来似的。我先后在两座城镇同他们一起经历过空袭，可以证明那真是恐怖的遭遇。
由于演出更贴近前线、更深入到最广大的观众之中，这个剧团在西西里岛上的演艺人员中脱颖而出。有一天下午，他们面向1.9万名官兵进行户外表演。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他们所到之处无不是大受欢迎，这主要因为他们的演出规律又自然，显然也要归因于（或者叫取决于）弗朗西丝。
请像呈堂证供一样相信：无论鲍勃·霍普讲了什么西西里岛上死里逃生的故事，都是真事。
尽管如今看来有些奇怪，轻视工兵确实一度蔚然成风，不过这是过去的事了。陆军工兵部队的训练和组织达到极高的水平，官兵们士气高昂、志得意满。在西西里，就连步兵也敬他们三分——实际上，一支部队由工兵打头阵的现象屡见不鲜。
每个步兵师有一个工兵营，它是该师不可或缺的单位，与该师齐心协力、生死与共。一个工兵营下辖四个连，每个连总共约800人。这四个连有时候随不同的团在不同地方独立作业；而另一些时候，到了山区，全师以20英里乃至更长的队伍单列行进时，四个工兵连保持交互跃进，其中一个连处于24小时预备状态，从而得到急需的三天左右休息时间。
师的工兵部队后方是军的工兵部队，后者归第二军统领，能够奉军部命令转移到任何地方。军级工兵部队跟进师级工兵，巩固和完善后者建造的必要的临时工事。
来自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本·比卢普斯上尉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任务是为本师两千多辆车开路，让它们尽可能快速前进。我们只管这个师。假设我们在一个被炸毁的桥梁上临时建起一个单孔桥，这座桥在师里最后一辆卡车通过后的下一秒垮塌，理论上我们就算完美地完成任务，因为我们的师过桥了，且我们用所需的最短时间完成，一分钟也没浪费。军级工兵的任务才是建造一座更坚固耐用的桥，供往后几天乃至几周的补给运输队通行。
在一个师、一个军下面，工作性质相似的单位之间常常存在忌妒和蔑视。但工兵却是一个互敬互重的团体，大家彼此尊敬，为对方骄傲。军级工兵十分热心，亦步亦趋地紧随师级工兵，有好几次，因为后者忙于处理特别困难的爆破任务，分身乏术，他们干脆冲到前面，亲自把新的爆破任务解决了。
最初，工兵营军官全部出自民间工程师，但随着急剧扩军，专业对口的人越来越稀缺，一些年轻的工兵军官只是从军校分配来的，专业技能匮乏甚至没有。而士兵群体里，每个连只有少数几人有过那么一点建筑施工经验，其他人就显得滥竽充数，有当过小职员的、屠夫的、牛仔的。那少数几个有经验的士兵就挑起大梁，在军队里不可或缺。
实际上，工兵连必须人人身兼数职，比如某天当个探雷兵，第二天成了石匠，次日又变成木匠，一天后就是单纯的苦力。可是和国内的普通劳动者不同，他们有一半的时间在冒着炮火干活。
编制表上的工兵职责是多种多样的，可具体到西西里一役，许多官方职责不复存在，工兵主要任务集中在最要紧的四项：为部队绕行修路架桥，清扫雷场，为全师寻找和净化水源，为全师提供地图。后两项听上去平淡无奇，但是真的十分重要，相信我。
颁发英勇奖章是一件相当乏味、郑重的活动，我对报道此类仪式从不上心。不过有天晚上，我听说三个老朋友即将一起被授勋，于是便去找他们吃饭，观看仪式。
这三个朋友是：哈利·戈斯利中校（家住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尼尔大道3008号），约翰·赫尔利少校（家住加州旧金山罗卡韦大道66号），米切尔·马巴迪少校（来自马萨诸塞州阿索尼特市）。戈斯利是一个部队指挥官，赫尔利和马巴迪都是宪兵司令（赫尔利少校后来在意大利阵亡）。
他们的营地就位于前线后方，山坡上一棵山毛榉大树下。我大约5：30到了那儿，发现我的朋友们拉了个折叠椅，坐在帐篷外的大树下，正举着双筒望远镜遥望前方的战斗。
任何军人都会同意战争有一大突出特征：最惨烈的厮杀中途不时会冒出格格不入的平静。那天晚上便是这种情况。我军正苦攻特罗伊纳，这个镇子像大尖礁一样矗立在前方几英里的山顶。当天下午最高统帅部要求空军和炮兵全体出动，对该镇进行一次轰击。火力支援效果惊人，大批飞机呼啸着投下致命的炸弹，它们刚离开，我军炮兵立即倾泻出毁灭性的火力网，其猛烈程度是过去攻打单个据点从未有过的，甚至超过了我军在突尼斯的任何一次炮击。
特罗伊纳上演了彻底的毁天灭地。从我们的望远镜看去，这座老城似乎在分崩离析。滚滚尘土和黑烟直冲云霄，一直延伸到整个地平线并将其笼罩。最大的炸弹伴着巨响爆炸时，我们感觉冲击波反冲回来。呈巨大半圆形排列的火炮轰隆隆咆哮着，仿佛巨兽出笼来毁灭人间。
在望远镜的视野尽头，数百德国兵灰飞烟灭，山脉的地平线那边，世界似乎走向终结。然而这边树荫下，我们依然舒服地坐在椅子上，啜着冷饮，悠闲地静待这天工作的结束。我们坐在这里冷眼旁观，好像观看比赛的观众一样，只是感觉不太真实。过了一会儿，我们走进设在树下一个大帐篷里的军官食堂，吃起了缴获来的德国牛排，味道真不错。
晚餐过后，即将授勋的六名士兵和三名军官列队站在帐篷外面。他们九人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我很清楚这点，因为他们立功时我就在附近。
那是我生日前一晚，德国轰炸机投下的照明弹和炸弹让人整夜不得安宁。有一阵，我似乎再也活不到43岁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个发电机偏偏在这时起火了。下一波飞临的德国轰炸机自然瞄准了地面的火光。
那三个军官和六个宪兵冲向火堆，奋力灭火。即使德国飞机朝他们俯冲而下，他们也毫不退缩。一颗颗炸弹在他们周围爆炸，弹片横飞，他们依然留在现场。我当时睡在约400米外的营房里，最后一波炸弹差点将我从床上掀翻在地——所以诸位不难想象他们九人的处境。他们因此都被授予银星勋章。
他们排成一排，戈斯利中校站在末尾。将军走出帐篷，戈斯利中校叫了一声“立正”。他们在将军宣读嘉奖令时站立如松。现场观众除了我之外，就只有负责拍照的两名通信兵摄影师。
除去三名军官，另外六名获此殊荣者是：爱德华·高夫中士（纽约布鲁克林区东72街2252号），查尔斯·米切尔中士（纽约布鲁克林区第3大道3246号），霍默·摩尔中士（佐治亚州尼科尔斯镇），厄尔·西克里斯特中士（宾夕法尼亚州温莎市），巴尼·斯温特一等兵（得克萨斯州道格拉斯维尔），哈罗德·特里普一等兵（明尼苏达州沃辛顿市）。
我相信这几个人领勋章时比挣得勋章时更痛苦，他们个个那么紧张、畏缩，让人觉得既好笑又可怜。戈斯利中校像遭雷劈一样，目光僵硬地注视前方，左手虽自然下垂，但我注意到他的右手紧紧握拳，五指发青。这些人像走型的石雕一样。将军靠近时，每个人的喉结都抖动了两三次，喉咙收缩，我差点以为他们快要窒息了。
将军向他们一一道贺后离去，队伍遂解脱般地散开了。这件事就场面而言颇为无趣，但对个人而言也许是他们军事生涯里一个小小的巅峰，永远鲜活地铭刻在他们记忆中。常听士兵们说：“我不要任何勋章，只想再次看到自由女神像。”饶是如此，也没听说有谁在自己被授勋那天晚上忘了出席，只不过他们战战兢兢、一本正经得要命。
我和朋友们回到他们住的一间帐篷，坐下来叙旧，感慨着故友重聚是何等快哉。一个军官珍藏有一瓶香槟，看来到了开一次的时候了，于是他拿出酒来，我们瓜分了它，一半的人喝得兴高采烈、一滴不剩。可惜香槟向来吊不起我的胃口，我真想赶紧来杯Bevo
——但是社交场合，身不由己。
后来我们走出帐篷，坐在树下，此时凉风习习，不知谁递给我一件夹克，上面有中校的叶形标识。我想自己足以以冒充军官的罪名被逮捕，可我现在有个过硬的靠山，宪兵的头儿就坐在我旁边呢，于是我大摇大摆地亮出身上的校官标识，暗自希望哪个陌生人路过能向我敬礼。
东道主戈斯利中校自称是个职业的预备役军官，因为他进入现役已有十年。我们的交情可以追溯到刚到奥兰
那几天，后来他因工作调动而离开，还错失了突尼斯战役。但今年夏天他又调回本职工作，炸弹落下时他一直争分夺秒地扑火。
他家里有妻子和一个15岁的女儿，女儿一直给他写信，还在信里问他是否见到过我，多可爱的丫头。他还养了一条达尔马西亚狗，取名“上校”，它自愿——或者说是被自愿地加入了本土军的战犬队，在弗吉尼亚州某地服役。这样，戈斯利中校家出了两个军旅之星：一人一狗。
眼看天色渐暗，我们移到帐篷里抽烟。话题又回到往日的时光：11月的奥兰，1月里寒气逼人的特贝萨，撤离斯贝特拉时的伤感，加夫萨的猎猎寒风，还有开春后巴杰的美景，费里韦尔
胜仗后最后的畅快。
我们还谈到了大家逐渐变得何等心力交瘁，都不像一个因为勇敢而获得勋章的英雄。我们谈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谈沿途见闻，谈了整台战争机器是如何在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磨炼中变得更成熟、更平稳、更强大，同时也变脏、变旧。
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我们所有海外人士都遇到了成千上万、形形色色的官兵。有刚到非洲便一见如故的，甚至还有返回英国之后结为朋友的。我们这些人仿佛结为一个兄弟会或小家庭，被同一条纽带维系在一起，重逢时都倍感亲切与舒坦。我们谈了别离的故人，例如劳埃德·弗雷登德尔中校和爱德·阿德金斯少校，两人如今都调回了孟菲斯。爱德曾在突尼斯任司令部主任，是一个座谈会小圈子里的焦点人物，就像如今西西里岛上戈斯利中校的角色一样。
爱德·阿德金斯人缘极佳，他的名字时常被我们挂在嘴边。他疯狂地想回美国，我们知道，他回国后一定很快乐。我们也笑着预言他读到我们这边的消息时做何反应——我们仍在砥砺前行，仍在隔三岔五地转移，仍不时听见德国夜间轰炸机的轰鸣，在同尘土、黑暗以及疲倦奋战，仍能偶尔在黑灯瞎火的帐篷里吃完晚餐，然后围坐在一起聊天——当他了解到这一切，想象着我们的生活，他又会无比思念前线，没准还会落泪吧。
人们告诉我，所有军人经受了血火洗礼后回到美国都大抵如此，他们会开始向往过去的苦日子，会以一种匪夷所思、不合逻辑的渴望，渴望回到一度憎恨的地方。我坚信此言不假，可同时我也知道很多军人想要亲自验证这个说法。
除了偶尔令人瞩目的激战高潮和重大伤亡之外，我相信任何战役还有一个突出特征，那便是无人能幸免的可怕的疲劳症。官兵们会变得心力交瘁，患上一种混合了倦怠和郁郁寡欢的疲劳症。简单地说，这个人横竖对一切都厌烦透顶。
步兵会步入精疲力竭的阶段，国内民众对此是难以理解的。以第1师为例，上前线28天以来，士兵们日夜兼程，一直在行军和战斗。
这种状况持续多日过后，士兵们度过了已知的人体疲倦期，此后进入一种喘息后的恍惚状态，他们之所以还能撑住，主要是因为看到战友在撑，也因为他们实在做不了其他任何事了。
你们是否曾经长时间地玩命工作，以至于不记得上一次吃饭的时间，认不出站在面前的朋友？我是从没有过，但第1师里有，该师在特罗伊纳小镇一带苦战良久，其间有一天，一个连的传令兵艰难地来到某上尉面前，激动地说，“报告，有重要消息。我刚才找到布兰克上尉了。”
上尉说：“可我就是布兰克上尉，你不认识我了吗？”
传令兵依旧喃喃道：“我刚才找到布兰克上尉了。”说完匆匆离去。人们不得不追过去将他抓住。
士兵们打到这种地步，还在咬牙坚持。至于陆军里其他岗位，比如补给部队、卡车司机、医疗兵、工兵，他们同样会变得精疲力竭，只是不至于超越人体极限。他们和我们战地记者所背负的是千头万绪、无休无止的工作，这些工作在不知不觉间蚕食我们的健康，渐渐将我们吞噬。
这里有无穷无尽、令人窒息的烟尘，有令人睡得腰酸腿疼的坚硬地铺，有闹肚子疼的食物，有高温、蚊蝇、污浊的双脚、永不消停的引擎轰鸣声，还有频繁的转移、舟车劳顿，以及夜以继日、日复一日的赶路行军。这一切最终交织出一张晦暗萎靡的情感帷幕——昨日复今日，特罗伊纳即兰达佐
，至于我们何时止步……上帝啊，我太累了。
我注意到这种情绪也侵袭了很多战地记者。诚然，我们不像步兵那样持续战斗；我们遇上的炮火通常稍纵即逝，而且我们的生活条件确实好于普通士兵。可我们却在奇怪地损耗生命，我们过着原始的生活，同时还必须埋头于写作。
这样或许有说风凉话之嫌，但无论诸位作何感受，写作确为殚精竭虑、痛苦万分之事。大部分记者其实工作起来像奴隶一样，新闻协会成员尤其如此。绝大多数时候他们从黎明忙到午夜乃至凌晨2点。我很肯定，他们一星期的工作量是国内同行的两倍。我们不停地奔波，隔三岔五地换营地，户外吃、户外睡，在任何有条件的地方写作，从来无法按时吃饭、睡觉、歇息、清洗，也无法做任何正常时段该做的事。
这么工作、生活了一年多以后，我们都变得浑浑噩噩，身心蒙尘，日渐麻木，最后在封闭还是敞开心扉之间徘徊。我们几乎瞎子一样看着英勇的壮举、生命的消亡、战场的消耗和新的地区，好似雾里看花，事实上恨不得什么也没看到。
老前辈们突然首次吐露回国的念头，他们想改变，想振作，他们感觉自己待得太久、陷得太深，已是当局者迷。
我写下这些话，不是为了将记者塑造成英雄，只有少数记者当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只希望诸位知道，记者们同样也会厌战，也会累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