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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在当时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仍是城邦集合体。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意大利地区掌握着地中海及其海上交通贸易，因而拥有最发达的航海业和工商业，繁荣的商业活动和商品经济使其成为当时欧洲最先进富裕的地区。
先进的生产力决定先进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意大利首先发展起来。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等地都是当时经济尤为发达的大城邦。
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作为其上层建筑的文化意识形态必然要求与经济水平相呼应，也即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充分掌握控制权和扩展其经济利益而寻求建立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资产阶级本身思想活跃，注重自由，关心科学技术发展，因而其首要任务是反对封建宗教统治及其神权思想，突破宗教经院哲学的束缚。那么返回古希腊罗马文化中追求自由理性的“人文”传统和世俗风格无疑是最便捷的途径，因而人文主义在意大利的复兴成为客观需要。
古希腊罗马文化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源泉，对古典学术的研究和倡导是最初发扬人文主义的主要途径。布克哈特认为，“自14世纪以来，在意大利生活中就占有如此强有利地位的希腊和罗马文化，是被当作文化的源泉和基础，生存的目的和理想，以及一部分也是公然反对以前倾向的一种反冲力……”
的确，意大利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在地域及语言文化传统上的直系亲缘关系为其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头羊提供了必要条件。意大利半岛南部在古希腊时期便是泛希腊化国家的一部分，至古罗马时期被统一吞并后，这一地区自然成为古希腊文化的直接继承者。而意大利北部则是古罗马城的发源地，并且自罗马共和国直至横跨亚、欧、非的庞大罗马帝国建立之后，意大利始终作为古罗马文明的政治、文化和统治中心。因此，意大利地区实际上是古罗马文明中心的后裔，拉丁语可以说是意大利各民族语言的母系语言。在基督教的宗教统治建立后，无论是拉丁语作为宗教礼仪的官方文化传统还是世俗生活中维吉尔、贺拉斯等拉丁语诗作的文化熏陶，都为意大利对古典文化的发掘与特殊青睐产生了重要作用。
文学、绘画、建筑等视觉艺术由于对其古典形式发掘和研究的便捷性，率先展现出了人文主义思潮的辉煌成果：但丁（Dante Alighieri）的《神曲》（Commedia, Divine Comedy），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的《十四行诗》，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谈》（The Decameron），乔托（Giotto di Bondone）、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绘画艺术，以及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的雕刻艺术，等等，意大利一时间人才济济，迅速引领了人文主义的新时尚。客观地说，人文主义在音乐领域的影响力并没有如其他领域般立刻轰轰烈烈地爆发，而是经历了相当长的量变积累。尽管14世纪初，法国音乐界即产生了“新艺术”与“古艺术”之争，兴起了违背传统教会音乐理论的具有新时代倾向的复调作曲技法，并在内容上主张世俗风格，对宗教和世俗的声乐作品创作都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并且这一世俗化的文化潮流几乎在同时期迅速感染了意大利的音乐创作趋势。“新艺术”所倡导的世俗化特征鲜明地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动机，在这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欧洲音乐领域的变革发展一直都在延续着这种影响。但14世纪的新元素还不足以使音乐发展彻底摆脱中世纪的特征，直至15世纪下半叶。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音乐（主要是声乐）
发展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催生了歌剧艺术和随之而来的美声声乐体系。虽然16世纪前音乐发展的中心曾一度转移至意大利之外，但此两项声乐艺术的巨大成果却转而又一次诞生在了人文主义的发源地意大利。历史的发展没有巧合，只有必然。新事物的诞生在时间上不会出现断层，在空间上也不可能孤立求存。当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成果最初波及整个西方，便不可避免地在各国社会文化交流中引发新的思想碰撞，而这些思想成果又返回进一步促成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新辉煌。歌剧艺术和美声声乐体系的诞生即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具体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