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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以“礼乐之邦”著称，音乐文化及教育渊源久远，并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承续、丰富和完善起来，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精神需求，并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精神载体。根据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结合相应社会文化背景，按照时间的脉络，我们可以将中国音乐教育的历程划分为古代音乐教育、近现代音乐教育和当代音乐教育三个阶段。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音乐教育作为这种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有着辉煌的成就和久远的历史传统。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从萌生、逐步定型、到不断完善和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根据现存文字资料中有关学校最早的记载，是五帝时期的“成均”之学，而“成均”之学又是以音乐教育为其主要教学内容的，故可以说“成均”之学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源头。夏商时期，标志着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开始。这个时期比较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保留了“成均”外，又有所谓“殷尚声”之说，并特设“瞽宗”这样新的音乐教育机构。不过，当时的礼乐内容偏重于祭祀、宗教、习礼方面的内容。
成均：1.古之大学。《周礼·春官·大司乐》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礼记·文王世子》载：“三而一有焉，乃进其等，以其序，谓之郊人，远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郑玄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学曰成均。”2.官设最高学府的泛称。南朝人颜延之《宋武帝谥议》：“国训成均之学，家沾抚辜之仁。”唐代杨炯《崇文馆宴集诗序》载：“齿於成均，所以明其长幼；通於博望，所以昭其宾客。”明代何景明《送林利正同知之潮阳》诗：“忆在成均共携手，泉山门下相知久。”清代昭槤《啸亭杂录·莫葆斋》载：“莫葆斋晋，浙江仁和人。少入成均，法时帆先生最为赏识，每考必列前茅。”
到了周代，虽说礼乐的应用范围没有超出上述领域，但却更注重伦理、礼制等政治思想方面的需求。西周时，其教育政策则是根据宗法制度的需要而制定的，提出以“明人伦”为教育目的，并以礼、乐、诗、书相辅，文艺的样式较前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的“乐”与歌、舞、诗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它们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当时的统治者也很重视礼、乐等的教育作用，音乐机构相当庞大，并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官。春官中有大司乐、乐师、大师等，乐官，乐工约1463人，归“大司乐”领导。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者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
可见音乐教育在我国周代的教育中是一个基本的内容。
大司乐是西周时期（前11世纪—前8世纪）的音乐机构，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大司乐具有管理音乐教育和组织礼乐活动的相关职能，教授王室、贵族的子弟礼仪乐律，成为大司乐的职责所在。此外，大司乐还从民间选拔一些优秀音乐人才传授他们音乐美学、演唱和舞蹈方面的技艺，学时为七年，学生人数可达1400余人。这其中音乐教师（乐工）所占比例就有600多人。可以说，大司乐是一所师资雄厚、设施完善的音乐教育机构。
我国古代用以造就人才的教育课目中有六艺之说，即礼、乐、射、御（驭）、书、数。在《周礼·地宫·司徒·保氏》中写道：“保氏掌谏王恶；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在《礼记·王制》中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然而，把乐列为教育的内容之一，并不是凭空制定的。这说明，一方面音乐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乐器种类还是乐的理论，种类内容和制度都是比较完善的，是取得较高成就的一种艺术形式；另一方面，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应用很普遍，从天子、大夫、士的各种礼仪、飨宴等活动，到庶民欢庆丰收、农事祈雨、婚丧祭祀等事宜均用乐，可见它的存在对人们是多么的重要。由此来看，把音乐列为教育的内容也是当然的。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学术文化逐渐走出了贵族的圈子，扩大到下级中间去，并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且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儒家的音乐教育。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教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的身教开创了我国古代教育实践的先河。
孔子作为思想家博学多才，这不仅表现在政治、教育、哲学、伦理学等知识领域，而且也反映在他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和才能上。他继承夏、商、西周以来的乐教思想，主张礼乐并重，认为人格完善的境界，只有通过“乐”才能达到，所以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教育思想。他对音乐的重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对音乐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能唱歌、鼓瑟、弹琴、吹笙和击磬。“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孔子既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礼记·檀弓上）“子击磬于卫”（《论语·宪问》）等，都记述了孔子的音乐实践活动。“子与人善歌，必使之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另外，《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一段描述孔子学琴的记载：“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进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问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问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又问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
上文中“曲”与“数”指的是技术问题；“志”则指形成一个乐章的精神；“人”却是呈现某一精神的人格主体。由此可见，孔子的音乐实践是由技术而深入于精神，进而把握到这种精神具有者的具体人格，同时可以看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活动的过程。因而，孔子是以他的音乐实践为前提，进一步阐发了他的音乐教育主张。他认为音乐具有强大的政治作用和教化功能，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强调音乐有改善社会风俗的作用。“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他自己办学弟子达三千人，在其教育中，音乐教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切都说明孔子看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作用。总之，孔子重视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最后达到由乐观政、知政以至治道的政治目的。
孔子（前551—前479年），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先天素质相近，个性具有差异是由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观点的教育家。他认为，人人都具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每个人也都应该接受教育。因而孔子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他兴办私学，广纳学生，打破了当时奴隶主贵族垄断学校教育的现实局面，将礼乐教育的受众范围扩大到了平民子弟，顺应了当时社会变化演进的趋势和走向。此外，孔子还主张“学而优则仕”，他认为学习时若有余力应去入仕从官。孔子的私学是以培养从政君子为目的的教育活动，而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又是君子的必备条件，所以孔子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认为道德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居于首要地位。在教育观念与方法上，孔子以“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观念准则以及“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要求从事教育的教师。他注重学生的童蒙、启蒙教育，他要求学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谦虚的学习态度，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要时常复习，以便“温故知新”和触类旁通。
在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是儒家思想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不但赞成孔子采用的教育科目，而且也认为音乐对于人的性情具有陶冶功能。孟子说：“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与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乐言是其和也”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不能无乐”
等主张都表明了他们对音乐教育的基本看法。总起来看，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注重个人的身心修养，其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则是根本。但不管怎样说，儒家的音乐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后世乃至今天的我国音乐教育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此外，在先秦诸子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有过“非乐”的言论，这些言论收录在墨子的《非乐》一书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也有过否定音乐的思想，主要存于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齐物论》中。他们的这些言论和思想，既不意味着否认音乐的存在，也不表明否认音乐艺术的魅力和音乐的教育作用。
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由于春秋时期孔子继承夏、商、周以来音乐教育的先进经验，并且在自己音乐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和发展，使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中国文化也由此而获得“乐感”文化的美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所致，在其以后的发展中，我国的音乐教育却逐渐衰退了。怎样来认识我国音乐教育衰退的这一历史现象，一直是人类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但不管怎样说，先秦的音乐教育主要强调其社会功能作用，这一点是能够得到认同的。因而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音乐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功能也在转变，所以音乐教育也会有所变化，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形成了中国大统一的秦王朝。统治阶级一方面要“存天理，灭人欲”来维持社会的高度稳定，另一方面统治者自身又要纵情声色，花天酒地。而以教化为目的，以雅乐为内容的乐教，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礼教逐渐取代乐教。作为统治阶级的礼，其根本目的是“灭人欲”，是“使之复欲而不乱”，这与音乐“生于人心者也”的本质从根本上形成对立。由此，音乐教育在秦代没有得到很大发展。
汉代的董仲舒尊孔重儒，在教育思想上也承袭了儒家的观点。他认为：“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
显然其“变民风、化民俗”是教育的结果。而做到这一点，必以仁、义、礼、乐为工具。董仲舒选用“六经”作为教材，并论述其长处。但他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天道可以主宰人事，人为人事与自然界的变异有密切关系。他的天人感应说应用在音乐上，使儒家的音乐思想带有神秘的色彩。“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
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音乐教育思想方面有所创见，他认为礼、乐可以调节人的性情，说：“性情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
但大规模的音乐教学活动则是在乐府中进行的。汉乐府的主要任务是演出、创作、搜集民歌和训练乐工等。因此，乐府是具有表演创作、教育、体察民情、保存史料等多功能综合性的官府附属机构，也是西汉最重要的音乐教育研究机构。以西汉乐府领导人、杰出的音乐家李延年为代表的千人之多的乐师、乐工，对促进古代中国的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976年，在秦始皇陵区出土了一件钮钟，上书错金铭文“乐府”。2000年，西安秦遗址又出土了“乐府承印”封泥一枚，进一步印证了乐府的初立时期是在秦朝。“乐府”是中国秦、汉至隋代的宫廷音乐机构、官署，后世亦指有关音乐文学的体裁。“乐府”一词，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乐府的职责是以收集编纂地方民间音乐、改编创作、表演音乐为主，其后乐府的含义逐渐扩大，魏晋隋唐时期可以配乐的诗歌和具有乐府遗风的作品亦可称为乐府。“乐府”本是音乐机构，用来训练乐工、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曾采集了大量民歌，后来“乐府”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
魏晋以后，虽然有一些学者谈到诗教、乐教的问题，其中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但无论就其理论深度，还是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都不如先秦诸子。但值得一提的是，音乐教育在宗教领域中找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并发挥着重要的教育职责。宗教音乐机构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就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音乐人才。他们在教学方法、教学原则及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都有许多可贵的见解，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这一时期与朝鲜、日本等邻国的音乐文化交流，对音乐教育的发展，亦起到了很大作用。
隋朝存在时间较短，从建立到灭亡只有37年的时间。然而，隋朝的建立实现了南北统一，结束了从东汉末年以来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此后，国家的统一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主要潮流，音乐文化的发展随之步入辉煌阶段。隋朝统治者创立了音乐教育机构“教坊”，并在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音乐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将音乐文化的发展建造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之上，这些开放性的文化政策，不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我国封建社会的音乐文化朝着东西文明交流的世界性规模发展的作用，其历史意义不能低估。隋代音乐的发展，为唐代音乐教育的兴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音乐教育的重点还在官府，主要有大乐署、教坊（内教坊）、梨园与小部音声等。大乐署是太常寺下属的音乐教育、表演机构，内设若干乐师执教，主要担任乐工、乐伎的训练和考试，并组织他们参加各种不同场合的演出。教坊是指管理教习音乐、领导教习人员的机构。教坊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既有歌舞、器乐，也有散乐等。梨园有内廷梨园和宫外梨园之分，都是培养、选拔音乐人才的教育机构。其中，内廷梨园是唐玄宗亲自执教的地方，主要传习“法曲”。小部音声是梨园法部特设的一个音乐“少幼班”，是在唐玄宗亲自倡导下设立的。“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于长生殿奏新曲。”
设立“少幼班”的目的，是为唐代音乐的稳步发展和统治者的需要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基础，并与其它音乐机构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音乐教育体系。
在唐代众多的音乐教育机构中，较为重要的应属受中央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太常寺管辖的“大乐署”和“鼓吹署”，这两个音乐教育机构同属政府管辖，雅乐和俗乐都在此二者的管理范围之内。“大乐署”主要掌管宫廷艺人训练和考核，该机构对于所属艺人的学习标准要求较高，考试也相对严格；“鼓吹署”则为卤簿、军乐的官署，主要职责是“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在唐代，一些音乐教育机构逐渐从所属的政府部门慢慢独立，这其中以“教坊”“梨园”最具代表。“教坊”是唐代的宫廷燕乐音乐机构，专门为宫廷燕乐培养音乐演奏人才，也是宫廷教习、管理音乐的重要场所。“梨园”则是负责教习、演奏法曲的音乐机构，其因所处地位与禁苑梨园相隔不远而得名，梨园所收弟子是从太常寺的乐工中选拔而出，多为男性演员，以演奏丝竹乐器为主。
宋元时期的音乐教育与唐代的音乐教育形式上大致相同，基本上沿袭了唐代音乐教育体制，无论是官学、私学，还是社会音乐教育方面都没有突破性的发展。这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政治制度及统治者对待音乐事业的态度有直接关系。唐代的教坊、大乐署、鼓吹署等音乐教育机构，都被宋代继承下来。其教育目的、教学制度、教学管理内容诸方面与唐代相比，规模差不多，但质量却不如唐代。但随科学技术的进步，音乐书籍的刊印，乐律学理论的完善提髙，乐器制造水平的提高，都为音乐教育事业向科学化方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学校音乐教育方面的经学大师、教育家胡瑗。他是当时音乐教育最积极的倡导者，在他从教的四十年中，始终对音乐教育十分重视。书院是宋代产生的一种新式教育组织，是以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私立性学校。
明清两代在文化教育制度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反映在音乐教育方面，音乐教育的地位受到排挤，音乐教学内容受到削弱。但在明初的少数地方学校课程设置中，乐教的内容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数，务求实才。”
但好景不长，到洪武中期，乐教的内容又被取消。自此以后，除蒙学还保留较少的“歌诗”内容外，其它学校中的教学内容则很少涉及乐教，学校音乐教育处于较萧条的地步。至此，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到了极其衰微的境地。
通过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展的粗略疏理，不难看出，上古时期的中国音乐教育极其光辉灿烂，其中许多闪光的音乐教育思想仍给今人以深刻的启迪。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说：“儒家真正的艺术精神，自战国末期已日归湮灭。”
音乐丧失其教育功能，也丧失了其在乐教中的重要地位，历代宫廷中的音乐教育，实际上也是为了统治阶段享乐以及其政治统治目的而专门设立的音乐教育。孔子以音乐教育为中心的乐教遗风，在后世虽然有所延续，但只是一种丧失掉生命力、僵化的传统乐教的形式，在乐教中，随诗的普遍流行而取代了人对音乐的要求。
对于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我们很难做出全面准确而概括的结论和评价。就其音乐教育的本质来说，无论在人类社会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是社会情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的历史形态，音乐在社会情感教育中的社会功能作用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是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音乐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古代以音乐为中心的各种礼仪庆典活动，不仅是一种礼仪，而且还是一种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而且还是一种社会规范或制度。但不同社会形式之后，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则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这一点在我们上面的叙述中已得以证明。而音乐教育的兴盛与衰亡，也正是由于音乐所具有的鼓动人心的感召力，与中国历史统治者的利益和矛盾而决定的。即使在历代的宫廷中有过大规模的音乐教育现象，然而这种音乐教育也仅局限于为统治阶级的享乐和统治服务，而很少认识其社会价值。这种音乐教育中已没有了乐教中完善人格的艺术精神，而仅局限于一般技艺的层次，是一种专门化的技艺传授，而不是人格修养的审美教育。但无论如何，由孔子推至高峰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在人类的音乐教育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它为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历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文明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惊醒了安于现状、闭关自守的统治者，同时也唤起了被奴役的人民。政治与经济的动荡、变化也给我国的思想教育带来了冲击。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知识逐渐影响到我国的科学技术、教育、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在教育方面，尤其是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课目等方面的变化很大，外国教会、传教士先后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我国的教育机构和设施也发生了变动，先是洋务运动中的“新教育”的措施，以后又有改良主义维新运动中新式学制的拟订等。我国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些知识分子相继创建了一些新型学校，陆续开设了理工科、医科、音乐等课程。他们还编辑出版了各种教育刊物和专著译著，这一切都为我国教育制度的重大变革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近现代的音乐教育，也在这种教育变革的大潮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从事音乐教育的仁人志士，他们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活动中，首先应提到的是王国维。他是我国近代较早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学者之一。他对音乐教育的作用是这样说的：“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已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已之利害而又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感也。”
从此可以看出，王国维不仅从音乐教育的功能上认识到它是整个教育内容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也抓住了音乐教育是使“人心之动”的“最纯粹之快乐”的根本特点及其与德育、智育、体育之关系。他的音乐教育思想虽对社会影响不大，但他确是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美育（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并把它列为教育方针的组成部分的学者。
蔡元培是美育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的地位。他的许多著述、演说和主持制定的教育政策中，对美育问题发表了不少的精辟见解。他说：“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
就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特别是他在担任中国教育会会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以他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向人们大声疾呼美育的重要性，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提出和参与了实施美育的种种设想和具体措施。如他支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音乐教育和研究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后改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聘请了当时许多有名的音乐教育导师，如萧友梅、王露、刘天华等，后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专业音乐教学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并发表了许多有关音乐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等。
我国近现代普通音乐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以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为主要标志的。在学堂乐歌的兴起发展中，产生了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最早的一些代表人物。他们在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理论、乐歌创作等方面，为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先驱。其中，梁启超的音乐教育思想和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等人的音乐教育实践，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戊戌变法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康有为一起主张变法维新。梁启超是一位热情宣传学堂乐歌的作家，专门介绍了曾志忞及其著作。他认为：“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社会之羞也”；见到曾志忞编著的《教育唱歌集》后，“不仅为之狂喜。”他把学堂乐歌看作是我国音乐教育的转机，说：“乐学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何忧歌之乏绝耶？”
他对乐歌在学校中的地位给予高度重视，他指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阕者。”
并对乐歌提出了艺术上的要求：“今欲为新歌，适教材用，大非易事。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适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
他髙度重视音乐的社会教育作用，把音乐教育看成是精神文明之工具，他认为：“声音之道感人深矣，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
他还主张向西乐学习，认为“改造音乐必须输进欧乐以为师资”等。此外，他在中西乐制、乐律诸方面也有许多精辟的意见。他有关音乐教育的主张，对后来我国近代学堂乐歌的建立与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学堂乐歌是指20世纪初期，随新式学堂之建立而兴起的一种歌唱文化。通常情况下学堂乐歌指的是在学堂开设的音乐课或为课上用于唱歌而编创的歌曲。学堂乐歌的兴起和发展，造就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音乐教育家，其中以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最具代表，他们为中国普通音乐教育的创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学堂乐歌的形成与发展，加快了西方音乐理论和技术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同时也培养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一批致力于学校音乐教育的专业人才，开辟了“新音乐”创作的先河。此外，学堂乐歌的兴起还使“集体歌唱”的形式为人熟知，为之后的群众歌咏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志忞（1879—1929），是我国近代学堂乐歌时期的启蒙音乐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在学习法律的同时，于1903年入日本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音乐。在日本留学期间编著出版了《教育唱歌集》，对学堂乐歌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开山之功。他发起组建了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的第一个新式音乐社团“亚雅音乐会”，译述出版《乐典教科书》。据目前所见资料，此书应是学堂乐歌初期出版的最早的一本较为完备的乐理教科书。他在梁启超创办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的论文《音乐教育论》，对当时学堂乐歌的词曲编写还做了较深入的分析，指出“今吾国之所谓学校歌曲，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他认为应大力提倡学校音乐，并提出发展音乐的四利器：其一，培养本国音乐教师；其二，雇用外国音乐教师；其三，编辑音乐教科书；其四，仿造洋琴。曾志忞的音乐教育思想、理论虽然缺乏应有的系统和完善，并带有历史局限性，但他作为我国最早去日本学习音乐的留学生之一，组织我国第一个新式音乐社团，出版最早的一批音乐理论著作等，不愧为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的一位先辈音乐教育家。
沈心工（1870—1947），是我国近代音乐的先驱者，学堂乐歌运动的杰出代表。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组织“音乐讲习会”、研究乐歌制作，创作出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乐歌之一《男儿第一志气高》。后回国在南洋附小创设“唱歌”课，成为我国近代音乐史和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一创举很快得到了社会文化界普遍强烈的响应。沈心工一生创作的学堂乐歌作品共180余首，先后收入他所编的《学校唱歌集》初集（1904）、二集（1906）、三集（1907）、《重编学校唱歌集》一至六集，《民国唱歌集》一至四集，以及《沈心工唱歌集》中。沈心工作为音乐教育家，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建立与发展的贡献，对当时和后来的音乐教育家的影响，尤为突出。
李叔同（1880—1942），是我国近现代学堂乐歌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启蒙音乐教育家。1905年东渡日本，入东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主修绘画并兼学钢琴和作曲理论。在日本留学期间，为向国人介绍、传授西欧音乐理论知识和开展我国的启蒙音乐教育，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份《音乐小杂志》，开了我国音乐期刊的先河。李叔同对音乐的教育功能有着精辟的见解，并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的乐歌，如《春游》《西湖》《春景》《送别》等，其中许多歌至今仍在我国中小学校中流行。1910年他从日本回国后，投身于我国的音乐教育中，先后在天津、上海、浙江、南京从事音乐教育，他将全部精力都献身于我国早期的启蒙音乐教育的事业。他在音乐教学思想和方法中，循循善诱、严肃认真，且又一丝不苟。在他的教导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后来又从事艺术教育的音乐家，如刘质平、丰子恺、吴梦非等人。李叔同作为我国近代启蒙音乐教育家，其功绩将永远载入音乐史册。
《音乐小杂志》是李叔同留日期间，以向国人介绍、教授西方音乐理论知识、开展我国音乐启蒙教育为创办宗旨的音乐刊物。第1期《音乐小杂志》于1906年正月十五日在东京印刷，正月二十日在上海发行，揭开了中国音乐期刊发行史上的第1页。第1期《音乐小杂志》的内容包括：与音乐相关的文章七篇、词章五阕以及歌曲三首。杂志内附插图、图画、音乐史知识、乐理常识、社说及几位日本音乐家的作品，可谓内涵丰富、满目琳琅。在第1期《音乐小杂志》的序言和文章中，还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李叔同的音乐思想。
图1-1 音乐小杂志
学堂乐歌的传播与发展，为我国造就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教育家，如吴梦非、李华萱、刘质平等，他们对我国早期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我国现代音乐教育史的新篇章，此后，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许多音乐教育家为中国现代普通音乐教育师范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建立与发展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下面分别从普通音乐教育、师范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三方面述之。
学堂乐歌运动后，20世纪20年代我国的中小学校中，普遍开设了音乐课。1923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拟定的《课程设置纲要》中规定，小学六年至初中三年均开设音乐课，将原来的“唱歌课”，改名为“音乐课”。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教育部又对普通学校中的音乐课及其课时进行了修订。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门设置了“中小学音乐教育编订委员会”，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均是当时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们在充分调査研究分析了当时的我国普通音乐教育现状与应用音乐教科书的前提下，修订出许多优秀的音乐教科书，如《小学音乐教材初集》（三册，1935年教育部编）、《中学音乐教材》（初集、二集、三集、1936年教育部编）及由黄自等人编纂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共六集，1935年教育部编）等。1935年，由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主办的我国第一本音乐教育刊物《音乐教育》刊行。此刊物与研讨音乐教育有关的音乐教育文论、创作歌曲等为主，为当时我国普通音乐教育理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由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办的《乐风》杂志出版刊行，另还有许多音乐期刊设置了音乐教育专栏等，都对当时的普通音乐教育的完善与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普通学校作为抗日救亡的阵地，学校以音乐为武器，向学生进行反侵略、反内战和爱国主义教育，当时普通学校中的音乐教育，起到了鼓舞学生斗志和激发学生爱国主义热情的重要作用。但抗日战争的爆发与后来的三年内战，给当时即将建立起来的相对完善的学校音乐教育，以重大的冲击。普通音乐教育如同其他的教育一样，也随时局的变化而出现停滞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代普通音乐教育发展中的一大遗憾。
师范音乐教育是指在普通师范学校中的音乐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为我国当时的中小学校提供音乐师资。众所周知，音乐师资是音乐教育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师范音乐教育培养师资，也就没有音乐教育的今天，因此，师范乐教育在当时受到人们重视是显而易见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的师范学校中率先将音乐课纳入教学的内容之中，并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目之一。如当时的湖南省立师范学校、河南师范学校、山东省立一师、二师、三师、四师、江浙师范学校等，都增设音乐课，并培养出一大批从事普通音乐教育的师资，这些师资客观上为我国普通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到20世纪30年代后，我国的师范音乐教育已初具规模，并在一条健康的道路上稳步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师范音乐教育的网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家李华萱先生，他在山东省立四师（今青州师范学校）从事师范音乐教育，编写出版了大量的唱歌集和乐理教科书，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师资，为早期的我国师范音乐教育做出了贡献。
此外，由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人共同创办的私立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北京成立的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上海国立音专师范科、西南音专、福建音专等，都为培养音乐师资做出了贡献。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开设的师范院校就更多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等这些学校（院）中的音乐条件，均在培养音乐师资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之，从本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之间，我国的师范音乐教育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师范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经验。
我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建立与发展，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得到发展，并在以后的时间内逐步完善的。在我国正式以音乐学院命名的专业音乐学院（校）成立以前，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是以社团的形式出现的。较重要的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21年改名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中华美育会”“中华音乐会”“大同乐会”等。这些社团建立的宗旨是：反对封建文化，倡导美育。社团的主要活动内容是：组织学习传授中西方音乐知识，包括中西乐器、乐理、和声、中外音乐史等的学习；组织各种演出活动；进行西方（日本）音乐理论的翻译及中国传统音乐的整理研究，组织进行音乐创作等。从这些社团的活动内容看，它们实际已具备音乐学校的功能，可以说是我国专业音乐学校（院）的初级形态，1923年至1925年间，分别成立了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科等。一些教会学校中也创办了音乐系，如当时的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尽管这些社团和学校中的系科音乐教育还不甚完善，但它标志着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始，同时，为我国后来专业音乐院校的建立从实践上提供了经验。
中华美育会，是由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爱国女学的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姜丹书、萧蜕、胡怀琛等人发起创办的，是一个以提倡美育为建会宗旨的新式音乐社团，1919年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内成立（小西门外黄家阙路）。其成员多为关心美育或直接从事艺术教学的教职员；其目的为组织联合当时全国艺术工作者和大、中、小学教师，为推进艺术教育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其贡献是以社会教育方式较大规模地培养音乐师资，以提高艺术教师的业务水平。1920年4月20日，中华美育会创建了我国第一本美育学术刊物《美育》杂志作为会刊，前后共有7期，探究了在中国实施美育的部分理论与实践问题，对推动中国的新美育发展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1927年，我国第一所专业音乐教育学府——上海国立音乐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萧友梅任教务长。后因种种原因所致，该校更名为“上海国立音专”。先后在音专任课的音乐教育家有：萧友梅、黄自、陈洪和一些外籍音乐家等。上海国立音专培养出一大批并且后来在我国现当代音乐教育中做出重要贡献的音乐教育家，如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丁善德等。
萧友梅（1884—1942），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一代宗师。1901年东渡日本自费留学，后考取广东省官费留学生，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攻读教育学，同时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1912年去德国留学，入莱比锡音乐学院攻读理论作曲，在那里受到许多著名音乐家的指导。1916年获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转入柏林大学选修哲学、教育学、音乐美学等。1920年3月底回国。1921年与赵元任等人组织了“乐友社”以推动我国音乐研究与改进。后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入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经他提议，将“北大音乐研究会”改名为“北大音乐传习所”，并开设甲、乙两种师范科，为北大学等校大学生选修。至此，北大音乐传习所成为我国第一所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为培养合格的音乐教师，萧友梅与杨仲子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20世纪20年代，我国的音乐教育处于开创期，教材缺乏，为了提供教材，他陆续创作了一些配钢琴伴奏的艺术歌曲，后收入《今乐初集》和《新歌初集》等。他在北京期间，北京所有高等学府的音乐系科均由他担任教务。1927年10月，在蔡元培的力争下，政府通过了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次年他被聘为国立音乐院教授兼教务长，1928年任院长，国立音乐院改名为国立音专后，又任校长。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全力推进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使国立音专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并且具有国际水平的高等音乐学府。萧友梅从早年赴日本、德国学习音乐20年，归国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与条件下，以其百折不挠的精神与坚强的毅力，先后在北京、上海开拓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创建了国立音乐院等，为祖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专业音乐人才，萧友梅不愧为是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宗师，他在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上的功绩和贡献，将永存史册。
为我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另一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是黄自（1904—1938）。他也是我国最早的、全面系统地传授专门作曲技术和理论的音乐教育家，在他的辛勤教导下，培育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才。黄自1916年小学毕业后，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那里开始接触西方音乐。1924年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在欧伯林大学学习心理学，后又改学音乐理论、作曲和钢琴。回国后任教于沪江大学。1930年辞去沪江大学之职，与萧友梅一起，集中精力在国立音专教授作曲技术，同时担任教务主任。他在上海国立音专任教的八九年中，几乎教授了该校的全部音乐理论课程，如《音乐欣赏》《音乐史》《和声学》《对位法》《配器法》等。他创作有合唱曲《旗正飘飘》《抗敌歌》等，起到了鼓舞人民抗敌爱国热情的作用。他撰著的《和声学》《音乐史》等，均是我国现代音乐史的重要音乐文献，他与人合编的《复兴中学音乐教科书》（共六册），也是我国当代基础音乐教育的重要史料，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1934年，黄自被聘为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和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委员，为当时普通音乐教育做出了贡献，同年10月他在上海中西电台担作任“教育音乐播音委员会”编辑部主任，对社会音乐教育也十分重视。综上所述，黄自是一位将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中去的音乐教育家，他对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及音乐教育实践经验，将鼓舞我们当代音乐教育工作者努力学习。
在我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的音乐家还有：陈洪、青主、赵梅伯、吴伯超、马思聪、王露、刘天华、赵元任、杨仲子、柯政和、周淑安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革命音乐工作者纷纷走向抗日战场，为了配合政治形势的需要，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倡议下，1937年在革命圣地延安组建了一所无产阶级领导的艺术学府——鲁迅艺术学院。翌年成立音乐系，先后由吕骥、冼星海任系主任。该系的教育方针是：“研究进步的音乐理论与技术；培养抗战音乐的干部；研究中国音乐遗产，接受并发挥之；推动抗战音乐的发展；组织、领导边区的一般音乐工作。”
开设了音乐概论、音乐史、作曲法、和声学、器乐、声乐表演等多门课程。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成立，为我国造就了大批革命音乐工作者，为我国人民解放事业和音乐事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后，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陆续建立了许多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和学府。较有代表性的有：国立福建音专、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私立西北音乐院等。
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是我国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我囯近现代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为促进普通音乐教育和师范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师资方面的力量，为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师范音乐教育和普通音乐教育的建立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普通、师范、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与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分不开，也与为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音乐教育家们的努力分不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在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较以前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从此揭开了新的历史一页。20世纪50年代初，学校音乐教育被列入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教育计划中去，并明确规定，在初一、二、三年级中均设音乐课，每周一学时。同时受苏联音乐教育的影响，我国普通音乐教育的内容由过去单一模式的唱歌课，逐步过渡到歌唱、欣赏、乐理三项并举的课型上来。这时音乐教育目的已趋于明确，即为建设社会主义造就一代思想好、业务好、心灵美的音乐人才服务。1956年后，在学校中，以“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正确指引下，教育部及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开始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中、小、幼学校音乐教材和大纲。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基本上走向正轨，其前景令人欣喜。但好景不长，“文革”时期，基本走向正轨的音乐教育受到了极大冲击。在“踢开学校闹革命”、反对“封资修文化”的口号下，我国音乐教育一度处于瘫痪的境地。音乐教育受到冷落，教育观念扭曲，教学内容出现了极端地政治化倾向。这一时期的音乐教育如同其他文化教育一样，被视为“封资修文化”，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至使中国将要发展起来的音乐教育又陷入到人为的低谷之中。
1976年，党中央拨乱反正，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音乐教育逐渐走出低谷，迎来了美育的春天。1979年，教育部召开了9省、市中小学音乐、美术教材会议，并讨论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问题。这次会议认为，不可忽视音乐、美术的教育作用，在中小学课程中，应该给音乐、美术以应有的地位。1986年，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明确要求：“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许多著名的音乐家、教育家纷纷撰文向全社会呼吁重视音乐教育，这些呼吁引起了教育界和社会的重视，们普遍认为“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据不完全统计，到1987年，全国已有近60所高等师范院（校）设立了音乐专业，许多音乐院校（艺术学院）也开始增设了音乐师范专业，一些中等师范学校也相继开设了音乐专业班，这一切都为我国音乐教育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重大的师资力量。依据《全国学校音乐教育统计资料》，现全国约有小学80万所，初级中学约9万所，由此可见，加强加快培养音乐师资是我国当代音乐教育的当务之急。
值得说明的是，1989年国家教委正式颁布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8—2000）。“规划”从我国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学校管理、教学、师资、设备及科学研究等六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设想。可以设想，“规划”的颁布，对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完善我国学校教育体制，加强学校的宏观管理，推动我国艺术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对中国音乐教育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中国音乐教育改革。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音乐教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各级各层教育行政部门建立的专门的管理音乐教育的相关机构，出台的系列指导音乐教学工作的法规和文件，以及愈加完善的音乐教材和音乐设施、器材的配备，标志着我国的音乐教育正朝着理性方向开始向纵深发展。
总之，我国当代音乐教育较之近现代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无论是从音乐教育普及方面看，还是从专业、师范音乐教育的实际状况以及我国国民音乐素质的整体提高方面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我国当代音乐教育与发达的西方音乐教育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毕竟较之我们过去的音乐教育是发展了、是进步了。可以说，我国当代的音乐教育方兴未艾，从近十年来我国许多选手获世界性的声乐、作曲、器乐大奖来看，我国当代的音乐教育是有希望的，我们也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赶上或超过西方的音乐教育，成为当之无愧的“礼乐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