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历史新发现纠正了肖邦传记中原有的错误

肖邦于1831年10月5日抵达巴黎。普遍认为，他到巴黎后不久，就结识了很多朋友，并得以于1832年2月26日举行了第一场成功的音乐会，一举成名，随之确立了他在巴黎音乐界首屈一指的钢琴家的地位。这种说法在肖邦所有的传记中都沿用了。例如，笔者手头的两本波兰出版的相当权威的肖邦传记，就都持这种观点；即使是波兰玛佐维亚省文化和艺术中心新近为纪念肖邦诞辰200周年，专门编著的电子书的第二册《肖邦：旅居国外的年代》也不例外。然而，这是个并不准确的说法，只是一直没有人予以纠正。

不久前，波兰历史学家彼得·维特终于纠正了这个错误。

事情是这样的：巴黎的历史古建筑摩纳哥宫从1936年起成了波兰驻法大使馆馆址。几年前，大使馆决定为这座古建筑撰写历史，任务落在了波兰旅居法国的历史学家维特的肩上。维特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在旧杂志里偶然看到了一则消息，说到了肖邦的一次音乐会，这是肖邦传记作家们从未提及的。这引起了维特先生的好奇。于是，他便在各种档案中搜寻起相关的信息来。他收集的资料和研究的问题，在时间跨度上包括肖邦自1831年10月5日抵达巴黎，直到音乐会获得成功为止的15个月。维特将有关资料和肖邦的有关书信进行了对比考证。他发现自己所涉及的一场音乐会不仅是原来肖邦传记中所没有的，而且，各种传记中在记录时间和地点上都有错误。他认为，如果肖邦的传记缺少了这一段，那传记就是“极其不完整的，瘸腿的，因而也是虚假的”。因此，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写成了一本专著，题为《论肖邦：获得声誉前的荆棘之路》。

在此之前，传记作家们都把肖邦声望和成功的突然获得与1832年2月26日在普莱耶尔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联系在一起。当时进那个厅的票价比歌剧院的还贵，肖邦在那里征服了巴黎最精粹的听众。但问题是：第一，那时普莱耶尔音乐厅还不存在，这个演奏厅是作曲家逝世13年后才建成的。当时肖邦举行音乐会的地方只能是沙龙，是普莱耶尔家族住宅中相对不大的客厅。另外，据当时在场的钢琴家泰奥多尔·维克提供的证明说，肖邦是在一架很硬、很难弹的钢琴上弹奏的，结果，奇妙的肖邦音乐就未能产生任何影响。第二，那场音乐会不是在2月26日，而是在25日举行的。这一天的差别很重要，因为25日这一天全巴黎都在跳舞，有三场大型舞会。一些人（保皇派）在诺阿耶夫妇家出席上流社会的一个大型婚礼舞会；另一拨人（路易·菲力普制度的支持者和高官们）在警察署长吉斯盖（Gisquet）处；其余的人则在德·拉姆福德太太家，这位太太是两位大学者的遗孀：法国人拉瓦锡和美国人拉姆福德。而普莱耶尔家族的沙龙则被那些参加了大型舞会者的家人和作曲家肖邦的几个音乐家朋友塞满了。第三，那场音乐会的目的是推销普莱耶尔钢琴。第四，肖邦当时的收入勉强够音乐会本身的开支。最后，在这场音乐会后，肖邦还同此前一样贫穷，不为人知。那年余下的日子他还是一人在普瓦索尼埃大道租下的没有炉子取暖的5层顶楼上孤单地度过。综上，彼得·维特认为，那场音乐会根本说不上成功。正因为不成功，所以，3月13日肖邦才写信给巴黎音乐学院音乐会协会，向他们申请借用音乐厅再次举办音乐会，但很遗憾遭到了拒绝。

普莱耶尔家的沙龙音乐会之后不久，瘟疫（霍乱）使巴黎变成了一座空城。音乐演奏厅和剧院都关了门。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相继逃离了这个危险之地。加上法国爆发了内战，社会动乱，这让肖邦感到，此时的法国并不是他准备开始炫技钢琴家生涯的合适地点，尤其是在时间上不合适。从《肖邦通信集》中可以读到，其他几位青年钢琴家，如巴约、赫尔茨、布拉海特卡等要举行音乐会也很困难。他们早已预告了的音乐会都被取消了。因此，在失望情绪来袭时，肖邦曾萌生过离开巴黎去美国定居的念头。所幸，两个偶然的因素——无钱支付旅费和健康遇到的麻烦把他留在了巴黎。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832年底，当一切希望似乎都已失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转机。12月30日，一场成功的音乐会得以在当时奥地利大使馆馆址、一座古建筑摩纳哥宫举行。于是肖邦这颗钢琴明星骤然在巴黎升起。当时摩纳哥宫是巴黎保皇派举办沙龙的主要场所。肖邦能与奥地利大使馆发生关系，多亏了奥地利大使阿波尼夫人——“天使般的特雷莎”，她来自意大利的维罗纳，热爱音乐，是位训练有素和才气横溢的女歌唱家。依靠她的影响力，奥地利大使馆才成为巴黎很有影响的音乐沙龙场所。对年轻的肖邦来说，在大使馆演出，如有什么可比，那其地位就等同于今天在科文特花园歌剧院、卡内基大厅或者蒙特·卡洛歌剧院举行一场独奏音乐会。那一天，这个年轻的、名不见经传的波兰人获得了这份荣誉！他参加了这里举行的隆重的新年音乐会。想想今天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对奥地利人的意义，就可知其分量了。而且，共同参加演出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歌剧作曲家乔阿西诺·罗西尼，他执棒指挥著名歌唱家和意大利剧院合唱队：名声无可比拟的低音歌唱家唐布里尼、男高音中的头牌人物鲁比尼以及令人赞不绝口的次女高音格里西。音乐会的成功马上就显示出来了：一星期后，肖邦写信告诉朋友说，“我已坐在公爵和大使们之间了，一天挣100法郎”。这里指的是金法郎。他一天上5节钢琴课，20法郎一小时，这就保证了他一天的收入相当于今天的5000欧元。

这对肖邦太重要了！肖邦20岁时，就在德累斯顿和维也纳大受欢迎，在华沙和慕尼黑则被称作天才。现在，他需要的就是巴黎音乐界的“封圣”。得到了它，自然就能通行无阻了。

还要指出的是，把肖邦推荐给阿波尼夫人的是这个家庭的亲密朋友、大使的同胞——匈牙利人李斯特。另有一个人则是沃代蒙公爵夫人，她是阿波尼夫妇的好友。肖邦的父亲，洛林人尼古拉·肖邦就出生在沃代蒙公国境内，正好在公爵夫人的国度里。肖邦得以名声大震，还因为沙龙预言家德·吉拉尔丹女士的宣传，她在自己著名的随笔中写道：“肖邦在这里演奏音乐，面对着欧洲最冷静、最见多识广和最挑剔的世界主义的观众，和卡尔克布雷纳及李斯特一起弹奏钢琴：前者被认为是当时最伟大的钢琴家、‘钢琴之王’；后者年仅20岁，但已名声在外，从孩提时起就令巴黎惊异。人们认为，能和这两位平起平坐，就意味着加入了当代杰出钢琴家的行列。肖邦的音乐令人惊讶，让人赞叹。当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之后，他的音乐依旧鸣响在战场的寂静之中时，这音乐就显得更加优美了。在热兵器轰响之后，在死于霍乱的人们的墓地中，它给人带来温馨和抚慰。”据此，这位波兰历史学家认为，1832年12月30日在摩纳哥宫举行的音乐会才是肖邦在巴黎取得胜利的音乐会；而此前所说的2月26日的音乐会与其说是正式的，不如说是普莱耶尔钢琴的推销会，且在日期、地点的记录上均有差错，从效果上看不能算是成功的音乐会。

梁全炳

作者按：2010年7月的一天，一位名叫玛丽亚·维特的波兰女士从巴黎给我打来电话，称她丈夫彼得·维特出了一本有关肖邦生平的新书，内容新颖，突破了传统。我表示愿闻其详，随即交换了电子信箱。不久我得到了作者撰写的一篇有关新书的简介和他人所写的两篇书评。当时该书的波兰文版尚未出版，只有法文版。后来波文版出版耽搁了，我一直未能见到波文版（据说最后是出版了，但印数不多）。于是，我根据简介和书评写成了这篇题为《历史新发现纠正了肖邦传记中原有的错误》的文章，发表在《钢琴艺术》2013年第12期上。我之所以写此文，是因为我比较倾向于彼得·维特的观点。

此后，我通过波兰负责对外文化交流的密茨凯维奇学院东方部主任马丁博士，就该书表达的观点向波兰权威肖邦学家伊·波尼亚托夫斯卡教授请教，得到的回答是：“这还只是一种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

鉴于此，在本文集里，凡涉及此问题的文章，如《肖邦素描》等，均维持了传统观点，未作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