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虽然次序不定：

——一只手的手腕内侧，闪闪发光；

——笑呵呵地把滚烫的平底锅抛进了水槽里，湿漉漉的水槽上顿时蒸汽升腾；

——一团团精子环绕水池出水孔，然后从高楼的下水道一泻而下；

——一条河莫名地逆流而上，奔涌跃腾，在六束追逐的手电筒光线照射下波光粼粼；

——另一条河，宽阔而灰暗，一阵狂风搅乱了水面，掩盖了河的流向；

——一扇上了锁的门后，冰冷已久的浴水。

这最后一幕我没有真正见过，但是，你最后所记得的，并不总是与你曾经目睹的完全一样。

我们生活在时间中——时间掌控并塑造我们——但我感觉自己从未很好地理解时间。当然，我并不是指那些关于时光弯曲和折回的种种理论，或者可能存在于他处的平行世界。不，我说的是一般的日常时间，钟表用嘀嗒、嘀嗒之声来告诉我们正在悠悠逝去的时间。还有什么比秒针更貌似真实的吗？然而，只需寥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就能体会到时间的韧性。某些情感会促其加速，而另一些情感又会让它放缓脚步；偶尔，它好像不知去向——直到最后时刻，它真的猝然失踪，一去不复返。

我对学生时代兴味索然，毫无怀念之意。然而，学校是那一切开始的地方，所以我得简要地重提那几件演化成趣闻的事情，回溯某些模糊的记忆，时间已将它们扭曲变形，使我笃信不疑。假如我对实际发生的事件不再能确信，我至少可以对那些事实所留下的印象有十足的把握。那是我最大的能耐了。

我们这个小团体本来有三个人，他加入后就变成了四个。我们三个本是个铁三角，他的加入让我们始料不及。拉帮结派是很早以前的事儿啦，我们都已经开始想象着逃离学校，走向人生舞台。他名叫艾德里安·芬恩，一个高挑而羞涩的男孩，起先总低着头朝下看，什么都放在自己心里。刚开始那一两天，我们几乎都没注意到他：我们学校从来不搞欢迎仪式，更不必说其反面了——新生惩戒仪式。我们只是意识到他在那儿，然后就等着。

相比我们，老师们对他兴趣更浓。他们得慢慢发掘他的才智，锻造他的纪律意识，评估他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看看他是不是一块“可获奖学金的料子”。在那个秋季学期的第三个早晨，我们有一堂老亨特的历史课。乔·亨特身着三件套西装，显得既和蔼可亲，又诙谐讥诮。他的管控之道在于让课堂保持足够无聊，但又不过度无聊。

“好了，你们应该还记得，我要你们预习一下亨利八世统治时代的历史。”我、科林和亚历克斯面面相觑，希望这问题不要像个钓钩一样甩落在我们某个人的头上。“谁愿意描述一下那个时代？”其实，他自己已从我们躲闪的目光中获取了答案。“好吧，要不就马歇尔吧。你会如何描述亨利八世统治时代的历史呢？”

如释重负的感觉压倒了我们的好奇心，因为马歇尔这个人一问三不知，连自己的无知都不知道如何掩饰。他思忖了一下这个问题中可能隐含的复杂之处，终于给出了一个答复。

“那时候动荡不安，老师。”

全班哄堂大笑，连老亨特都差点儿笑出来。

“你能不能更详细地阐述一下呢？”

马歇尔缓缓点头，表示同意。他又思考了一会儿，终于觉得不能再犹豫了。“老师，当时非常动荡不安。”

“好吧，芬恩，你来回答。这段历史你熟悉吗？”

这位新来的男生坐在前面一排，在我的左边。对马歇尔弱智的回答，他没什么明显的反应。

“恐怕谈不上熟悉吧，老师。但是，要形容任何历史事件——譬如说，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唯一真正可说的一句话就是：‘事情发生了。’”

“真的吗？这么说来，我就得失业了，是不是？”一阵谄笑过后，老亨特原谅了我们的假日懒散症，娓娓地给我们讲了亨利八世这个一夫多妻的君王刽子手。

在随后的课间休息时，我去找了芬恩。“我是托尼·韦伯斯特。”他谨慎地看着我。“你给亨特的回答很精彩啊。”他似乎不知道我在指什么。“就是那句‘事情发生了’。”

“哈，是的。他没接茬儿，我很失望。”

其实他本不应该那么说的。

我还记得另一个细节：我们三个人，作为同盟的象征，经常把手表表面戴在手腕内侧。这当然是一番做作，但也许另有深意。它让时间感觉像是一件很个人，甚至是很私密的东西。我们希望艾德里安注意到这一举动，并跟着效仿；但他没有这样做。

那天迟些时候——又或许是另一天——我们有两节菲尔·狄克逊的英语课。他是个年轻教师，刚从剑桥大学毕业，喜欢使用当代文本，会出其不意地甩出一个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出生，求偶，死亡’——这就是艾略特所说的人生。有什么评论吗？”有一次，他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位主角比作《斯巴达克斯》中的柯克·道格拉斯。我记得我们在讨论泰德·休斯的诗歌时，他拿腔拿调地把头一歪，喃喃自语道：“当然，我们都很想知道他没动物可写了会怎么样。”有时他称我们为“绅士”。自然，我们对他十分倾倒。

那个下午，他发给我们一首没有标题、没有时间、没有署名的诗歌，给我们十分钟来研读，然后要我们点评。

“芬恩，从你开始可以吗？简单地说，你觉得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

艾德里安从书桌上抬起头。“爱神和死神，先生。”

“嗯，还有呢？”

“性与死。”芬恩继续道，好像并不仅仅是后排的傻瓜们才不懂希腊文似的，“或者，不妨说，爱与死。无论如何，性爱原则会与死亡原则起冲突。以及冲突的结果。先生。”

此时此刻，我一副肃然起敬的神情，狄克逊都觉得有点不正常了。

“韦伯斯特，给我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我倒觉得这只是一首描写仓鸮的诗。”

我们三个与这位新朋友之间有诸多不同点，这便是其中之一：除了偶尔严肃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在开玩笑。而他除了偶尔开玩笑，基本上都很严肃。我们颇花了点时间才搞清楚这点。

艾德里安终于逐渐融入了我们的小团队，但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在寻找归属感。也许他确实没有。而且，他也没有为了迎合我们而改变自己的观点。晨祷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他加入应答圣歌，而我和亚历克斯只是对个口型，科林则像个伪狂热分子一样，喜欢大吼大叫，极尽讥讽之能事。我们三个觉得，学校体育运动是一个秘密法西斯者的计谋，无非是想压制我们的性冲动；艾德里安却加入了击剑俱乐部，还参加跳高。我们五音不全，缺乏音乐细胞，而他是带着单簧管来学校的。当科林埋怨家人，我嘲讽政治体制，亚历克斯从哲学上反对感知到的现实的本质之时，艾德里安却不动声色，守口如瓶——起码，原先是如此。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其实我们也是——只不过我们纯粹地相信自己的事情，而不相信我们被决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持有的净化怀疑论。

学校在伦敦中部，我们每天从不同的行政区各自赶来，从一个管制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那时候，事情简单多了：没现在这么多钱，没电子设备，极少时尚暴虐，也没女朋友。那时候，我们尽心尽责、心无旁骛地尽着人伦孝道的本分。学习，考试，拿着那一本本资格证书当作敲门砖找份工作，然后踏上一条比我们父母更加富足的人生之路。父母们会心满意足，但在心中却暗暗地与他们自己从前的生活相比较，觉得那时候的生活更简单，因而更美好。当然，这种话从来都不会说出口：英国中产阶级彬彬有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总是含而不露。

“妈的混蛋，这些老家伙。”某个星期一，科林在午餐时抱怨道，“你小时候觉得他们蛮好的，等你长大了才发觉他们不过是……”

“亨利八世，科？”艾德里安接嘴道。我们逐渐开始习惯他的冷嘲热讽，也知道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调转枪口对准我们。在开玩笑或者要我们严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称我为“安东尼”，亚历克斯会变成“亚历山大”，而无法被加长的科林则被简化成“科”。

“如果我爸有半打老婆，我也无所谓。”

“而且还超级有钱。”

“而且霍尔拜因曾为他画像。”

“而且他还可以要教皇滚开。”

“他们为什么是‘妈的混蛋’？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亚历克斯问科林。

“我本来想一起去游乐场，但是他们说打算在那个周末做园艺。”

这就对了：妈的混蛋。只有对艾德里安来说不是这样。他一直听我们在骂骂咧咧，却几乎没有参与进来。但是我们觉得他才是最有理由抱怨的人。他的母亲多年以前就离家出走，撇下他爸爸独自抚养艾德里安和他妹妹。那时，人们还远未开始使用“单亲家庭”这一词语，只说“破碎的家庭”。在我们认识的人中，艾德里安是唯一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按理说，这本应给他足够的理由愤世嫉俗，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他说，他爱母亲，敬重父亲。我们三个私下分析了他的情况，得出了一个结论：建立一个幸福家庭的关键，就是根本不需要拥有完整的家庭——或者至少一家人不要住在一起。分析完毕后，我们更加羡慕艾德里安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想象自己被囚禁在某种候宰栏之中，期盼着能被放出来，步入自己的生活。而那一时刻到来时，我们的生活——以及时间本身——都会加快前进的步伐。我们如何知道人生已然开始，益处已然获得，损毁已然造成？此外，我们解脱后只会步入一个更大的候宰栏，其界限起初根本无法辨别。

与此同时，我们既嗜读又好色，既笃信精英管理又崇尚无政府主义。在我们看来，一切政治体系和社会体制都是腐朽的，可是，除了追求混沌的享乐，我们一概拒绝考虑别的选项。然而，艾德里安敦促我们笃信原则应指导行动，将纸上谈兵的想法运用于人生。此前，亚历克斯已被视为我们中的哲学家。他读过我们另外两人都没读过的东西，比如，他也许会冷不丁地宣告：“无言之所，唯余沉默。” 我和科林会静静思考一会，然后咧嘴一笑，继续谈笑风生。但是艾德里安的到来把亚历克斯拉下了马——或者，更确切地说，给了我们选择另一个哲学家的机会。如果说亚历克斯读过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艾德里安则读过加缪和尼采。我读过乔治·奥威尔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科林读过波德莱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上不过是我们几个一个个小小的速写罢了。

没错，我们当然自命不凡——人不轻狂枉少年。我们使用“ 世界观 ”“ 狂飙突进运动 ” 这类术语，喜欢说“从哲学上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并且相互安慰说，想象力的第一要务乃是逾矩犯规。我们的父母看事物的角度却不一样。在他们心目中，孩子是突然暴露在毒流中的无辜婴孩。因而，科林的母亲总称我为他的“黑色天使”；父亲发现我在读《共产党宣言》时，就责备亚历克斯；亚历克斯的父母撞见他拿着一本冷硬派美国犯罪小说时，他们就归咎于科林。如此云云。说到性事，也是一样。我们的父母们深恐我们互相毒害，变成他们最害怕的那号人：无可救药的手淫狂，楚楚动人的同性恋，处处留情的浪荡子。为了我们，他们怕少年间的亲密友谊，怕火车上陌生人的巧取豪夺，怕坏女孩的诱惑勾引。他们如此忧心忡忡，远远超出我们的实际经历。

一天下午，老乔·亨特仿佛想回应艾德里安早先的挑战，叫我们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各抒己见：具体而言，作为始作俑者，杀害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刺客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那时候，我们大多是绝对主义者，只喜欢对与错，褒与贬，有罪与无辜——或者，就马歇尔而言，动荡不安与非常动荡不安。我们喜欢有输赢结局的游戏，不喜欢平局。因此，对某些人而言，那位塞尔维亚枪手——我早就忘了他的名字——负有百分之百的个人责任：剔除了他，这场战争就绝不会发生。其他人更倾向于百分之百的历史潮流责任论，即认为敌对国的冲突无可避免：“整个欧洲就像个一触即发的火药库”，此类论断，不一而足。更有无法无天者，比如像科林，他坚信一切都由偶然所致，整个世界都存在于一种永恒的混沌状态，只有某种原始的讲故事本能——毫无疑问，此本能本身乃是一种宗教遗风——以回溯的方式将意义加诸那些本该或本不该发生的事情。

对于科林这种试图否定一切的论断，亨特只是轻轻地点点头，仿佛病态的怀疑是青春期一种自然而然的副产品，长大了也就渐渐好了。老师和家长老是说他们也曾年轻过，所以他们的话颇具权威，这样的念叨很烦人。他们坚持说，这不过是阶段性的罢了，你总会长大成熟的；生活会教会你什么叫现实，什么叫务实。但是那时候我们拒绝承认他们曾经有一丁点儿像我们，而且我们坚信自己能够把握人生——还有真理、道德和艺术——跟这些已经妥协的年长者比起来，我们看得更清。

“芬恩，你怎么这么沉默？是你起的头。你堪称是我们的‘塞尔维亚枪手’。”为了让大家领会这个隐喻，亨特顿了一顿，“可以说说你有何高见吗？”

“我不知道，先生。”

“还能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吗？”

“呃，某种意义上说，我无法知道我到底什么不知道。从哲学上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也稍稍停顿了一下，让我们再次纳闷他是在隐隐嘲讽呢，还是在故作严肃。“说实在的，这整个追究责任的行为难道不就是一种逃避吗？我们责备某个人，目的就是为其余人开脱罪责。或者呢，我们归咎于历史进程，为一个个个体免责。抑或将一切归咎于一片混沌，结果也是一样。在我看来，似乎有——或者曾经有——一条个体责任链，所有责任不可或缺，但此链并非无限之长，不然谁都可以轻率归咎于他人。当然，我想要追究责任，这或许只是反映了我本人的心境，并非对事件的合理分析。先生，这不就是历史的核心问题之一吗？这是个主观阐释与客观阐释的问题，即我们必须了解历史学家的历史才能理解此刻摆放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版本。”

全场默然。不，他不是在说笑，一点玩笑的意思也没有。

老亨特看了看表，微微一笑。“芬恩，我五年后就退休了。如果你愿接手，我非常乐意引荐你。”他也不是在开玩笑。

一次晨间集合时，校长庄重宣告了一条沉痛的消息：理科六年级的罗布森在上周末离开了这个世界，校长平常只在宣布开除学生或体育竞赛惨败时才会用如此庄重的口吻。在一片喃喃低语中，他说罗布森的离世好似一朵盛开的花儿溘然凋零，他的离去是我们整个学校的一大损失，我们都会象征性地参加他的葬礼。事实上，我们真正想知道的事情他一件也没说：罗布森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如果是谋杀的话，凶手是谁。

“爱神和死神。”第一节课上课前，艾德里安评论道，“死神又一次得胜。”

“罗布森不是爱神或死神会眷顾的那种人。”亚历克斯告诉他。我和科林点头表示赞同。以我们和他同窗数年的了解来看，他是一个沉稳而缺乏想象力的男孩，对艺术毫无兴致；他缓步前行，从没冒犯任何人。可是现在他以早逝而留名于世，却冒犯了我们。确然是一朵青春之花：而我们所知的罗布森是一棵平凡无奇的蔬菜。

我们没有听人提及疾病、自行车事故、煤气爆炸一类的字眼。几天后，数学六年级的布朗传出了官方无法提供也不愿提供的流言：罗布森弄大了他女朋友的肚子后，在阁楼上吊自杀，尸体两天后才被找到。

“我压根儿也不会想到他竟然知道怎么上吊自杀。”

“他是理科六年级的啊。”

“可是你得打一个很特别的滑结吧。”

“那是电影里和依法处决时才有的情景。其实用普通的结就可以了。只是窒息的时间要长一些而已。”

“你觉得他女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们考虑了几个能想到的可能：循规蹈矩的处女（现在不再是了），放荡的售货员，有经验的妇女，性病缠身的妓女。我们乐此不疲地议论着，直到艾德里安转移了我们的兴致。

“加缪说，自杀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哲学问题。”

“除了伦理，政治，审美，现实性还有其他一切。”亚历克斯的反驳甚是尖锐。

“唯一的、 真正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其他一切问题均依赖于此。”

对罗布森自杀事件做了详尽分析之后，我们断定，他的自杀只有在算术的意义上才具有哲学意蕴：他即将在世界总人口数上再增添一位，所以才觉得保持地球人口总数恒常不变是他的道德义务。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我们认为罗布森都让我们倍感失望，也辜负了严肃思考。他的行为无关哲学，简直是自我放纵，且不具艺术美感：换言之，是极端错误的。至于他的遗言——根据传闻（依然来自布朗），为“妈妈，对不起”——我们感觉它错失了一次强有力的教育机会。

也许，如果不是因为一件至关重要且无法更改的事实，我们也不会对罗布森如此严苛。事实就是：罗布森和我们年龄相仿，在我们看来，他其貌不扬，毫无出众之处，可他不仅与一位姑娘发展了一段地下恋情，而且还生生地把她上了。操他个混蛋！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所有人连追求女生的 失败 经历都没有？起码这种经历会给我们带来耻辱，而耻辱可以增添我们的智慧，给我们吹嘘的资本（“其实呀，当时她的原话是‘穿着帅气帆布鞋的脓包傻瓜’。”）。从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得知，爱情总是与痛苦密不可分，只要有一个暗藏的甚或可想而知的前景，即爱情也许已悠然来临，那么我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去体验痛苦。

这就是我们的另一大恐惧：人生不会和文学一样。看看我们的父母吧——他们难道是文学的产物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旁观者和看客，是社会背景的一部分，烘托那些真正重要的大事件。比如说呢？文学的旨趣所在：爱，性，道德，友谊，幸福，痛苦，背叛，通奸，善与恶，英雄与恶棍，有罪与无辜，野心，权势，正义，革命，战争，父与子，母与女，个人与社会，成败，谋杀，自尽，死亡，上帝。还有仓鸮。当然也有其他文学种类——理论性的，自我指涉的，多愁善感自传型的——但这些不过只是干涩的意淫。真正的文学关涉人的心理、情感和社会现实，通过主人公的行为和反思得以展现；小说描写的是人物性格在时间长河中的发展历程。反正这是菲尔·狄克逊告诉我们的。除了罗布森以外，仅有一个人的生活像小说一样跌宕起伏，这个人就是艾德里安。

“你妈为什么离开你爸？”

“我不知道。”

“你妈外面有人吗？”

“你爸被戴了绿帽子？”

“你爸有没有情妇？”

“我不知道。他们说我长大了就会明白的。”

“大人们老是这么承诺。那为什么不能 现在 就解释呢？我往往这样反问。”其实我从来没说过这话。而且，据我所知，我家没有任何秘密，这让我感觉无比羞愧和失望。

“可能你妈在外面有小白脸呢？”

“我怎么知道？我们从来不在她那儿见面。一般都是她来伦敦。” cWawXuOm3ElT4xbwHSH2zu9iHprPFNLq7p5cIYpqBH/wtvaT6VyD70xwEGVTlov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