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你是愿意爱得多痛得多，还是爱得少痛得少？这，我觉得，归根结底，是唯一真正的问题。

也许你会说——说得很在理——那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我们没的选嘛。如果有的选，那才是个问题。可我们没的选，于是问题就不存在了。爱多爱少，谁控制得了？要是能控制，那就不是爱。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反正不是爱。

多数人都只有一个故事可讲。我并不是说一辈子就只有一件事：人的一生有数不清的事情，这些事情衍生出数不清的故事。但只有一个故事至关重要，只有一个故事最终值得讲述。这便是我的故事。

不过这就有了第一个麻烦。假如这是你唯一的故事，那么你一定已经反反复复讲过它，即使你大部分时间都在讲给自己听。那么问题就来了——一遍遍地讲述，是离事实更近了，还是更远了？我吃不准。有个方法也许能知道，就是看看随着时间的流逝，故事里的自己在反复讲述中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的话，也许就说明你更加实事求是了。另一方面，也存在危险，即陷入反英雄情结的回忆：把自己说得比实际不如，这不失为一种自我表扬。因此，下面我就不得不小心点了。呃，这么些年来，我学会了小心翼翼。现在有多小心，以前就有多粗心。是该说我粗心还是无忧无虑？一个词可以有两个对立的含义吗？

时间、地点、社会环境？我拿不准这些因素在爱情故事里有多么重要。或许在从前，在经典作品中，爱情与责任、爱情与宗教、爱情与家庭、爱情与国家之间都有冲突。但此故事非彼故事。除非你固执己见。时间：半个多世纪前。地点：伦敦以南十五英里左右。环境：市郊股票经纪人居住区，他们都这么称呼——这么多年在那儿我连一个股票经纪人都没遇到过。独栋房子，有半木头结构的，有瓦顶的。随处可见女贞、月桂和山毛榉的树篱。路上除了排水口，还没画上不许停车的黄线和业主车位的白线。那个年代，你开车去伦敦还不愁停在哪儿。我们那片是郊外的郊外，被亲切地唤作“小村庄”，再往前几十年兴许真的就是乡下。如今这里多了座火车站，周一到周五都有西装革履的人上伦敦去，有的周六也多去半天。还有个“绿线”巴士车站，有斑马线还有贝利沙信号灯；建了个邮局；一个名字起得很老套的圣米歇尔教堂；一个酒吧，一家杂货店、药店、理发店；一个能修修车的加油站。早晨，听着送奶车的电机发出的嘟嘟声——在“速达”和“联合乳业”间任选其一。到了晚上和周末（虽然从来也不会在周日早上），割草机们就边吃油，边突突地响个不停。

村庄的草地上，板球打得叫声大，水平差。村里也有个高尔夫球场和一个网球俱乐部。地里多沙，适宜栽种，所幸伦敦黏土够不着这郊外。最近新开张了家熟食店，卖欧洲货。有人觉得伤风败俗——烟熏奶酪；用细绳挂成串的滚圆香肠，看着像驴鞭。不过村里新晋妻子们在烹饪上开始勇于革新，丈夫们也大致是认同的。现有的两家电视台，BBC比ITV更受青睐，酒也基本上到周末才喝。药店会卖抗疣软膏和免洗干发喷雾，都装在按压瓶里，不卖避孕器具。杂货店出售助眠的本地《广告客户报》，没有女郎杂志，连穿衣服的那种都没有。要性爱产品，你得大老远北上去伦敦买。绝大多数时候，上面说的这些对我都无所谓。

好，我的房产经纪人角色差不多到这儿了（真的有一个在十英里外）。对了，还有件事：别问我天气。我记不大清一生中的天气是怎样的。不错，我能想起燥热的阳光点燃我的欲火，骤雪让我愉快，还有潮湿阴冷的日子引发的那些早期症状，预言着将来的一场双髋关节置换手术。然而，我生命里的大事，都不是发生在哪种天气中，更不因为哪种天气而发生。所以，要是不介意的话，气象什么的我就略去不说了。当然，你可以尽管推断，我在草坪上打网球的时候，天既没有在下雨也没有下雪。

✽✽✽

网球俱乐部——谁能想到故事会从那里开始呢？从小到大，我都把那儿仅仅当作年轻保守分子的一个户外活动场所。我有网球拍，有时打打，网球和板球水平差不多。打板球我能时不时连着投出几轮有效旋转球，也会做守门员，沉着接球，偶尔也会鲁莽一下。我很擅长运动，但也并非天赋异禀。

大一结束那会儿，我白耗在家三个月，十分无聊还没负罪感。现在的同龄人很难想象那时通信之艰难。我的绝大多数好友散居各处，想打电话也打不了——虽然没明说但显然是父母不让。收信，然后回信。一切都慢腾腾的，而且孤寂。

我妈呢，也许希望我能遇着一位善解人意的金发姑娘克里斯汀，或者活泼开朗的黑鬈发女孩儿弗吉尼亚——不管遇着谁，总应该是位可靠的、不太张扬的、有点保守的人儿——说我可以加入网球俱乐部，还说会费由她包了。对这一提议，我心中暗暗发笑：我这辈子有件事情是绝不会做的，那就是娶一位打网球的太太，生2.4个孩子，生活在郊区，看着子女挨个儿在同一家俱乐部找到伴侣，循环往复，像照进了层层相嵌的镜子里，无止境的女贞、月桂，不翻新的乡间生活。至于最后我接受了我妈的提议，只是单纯出于嘲弄而已。

于是我去了那儿，然后被邀请参与“测试”。测的不光是网球技术，还有言谈举止、为人处世，都以最正统的英式标准暗中考核——如果测不出岔子，以后就不会出岔子，这就是准则。我妈早早洗好了我的白衬衣，短裤上的褶子既醒目又对称。我提醒自己，在场上别爆粗，别打嗝，别放屁。测试赛我打得手腕翻飞，积极主动，而且几乎都是自创招式。我照着他们希望的方式打，虽然我最喜欢的打法是瞎打一通，也从不把球直接打到对手身上。发球、上网、截击、再截、吊小球、挑高球，同时赶紧赞赏对手——“好球！”并好好关照搭档——“我的！”打了好球要谦虚，赢了一局不喜形于色，输了整盘则要摇头叹息。我装得不错，很快被纳为夏季会员，参加一年一度的“雨果和卡罗琳杯”网球比赛。

雨果们常说我拉高了俱乐部的平均智商，也降低了平均年龄。有一位硬叫我“聪明木屐” 或“教授阁下”，巧妙地暗示我在苏塞克斯大学上了一年学。卡罗琳们非常友善，但很警觉，她们知道与雨果们相比自己的劣势何在。置身这群人中，我天然的好胜心流失殆尽。我努力打好每个球，可赢球也提不起劲。我甚至一度当过卧底。如果球出界了一点儿，我反倒朝对手跷大拇指，大喊：“好球！”同样，对方发球出线了一点儿，不管是底线还是边线，我都缓缓点头，承认是记好球，然后吃力地奔过去接下一个发来的球。“够意思，保罗那家伙。”有一次我无意间听到两个雨果间的对话。输球之后相互握手时，我还会有意表扬下对手的发挥。“你那记后场弹地高球——整得我好惨哟。”我以率真的口吻说。我在那儿就待几个月，并不想他们知道我是谁。

✽✽✽

成为临时会员大约三个星期后，“幸运傻子杯”混双锦标赛开始了。配对由抽签决定。后来，我才想起来：抽签不就是看命数吗？结果我和苏珊·麦克劳德夫人成了一对儿。她显然不是卡罗琳俱乐部的。我想她四十来岁了吧，头发扎在后面，露出耳朵，不过当时我没注意到这些。白色网球裙，镶着绿边，胸衣前面扣着一排绿色的纽扣。同我一般高，也就是五英尺九，如果我说谎给自己加了一英寸的话。

“你想打哪边？”她问。

“哪边？”

“打一区还是二区？”

“不好意思，我都可以的。”

“那你先打一区吧。”

第一场比赛是单盘淘汰制，对阵的是个胖雨果和一个矮胖的卡罗琳。我四处飞奔，觉得多接球是职责所在。刚开始在网前的时候，我还会略向后侧，余光注意她怎么接球，看球会不会回过去，是怎么回过去的。但每次都打过去了，稳稳当当地落地后击球，我就不再侧视，放松自己，感到非常非常想赢。最后6∶2，我们赢了。

坐下喝大麦柠檬水的时候，我说：

“谢谢你帮我擦屁股。”

因为好多次我上网想截击，结果不仅漏了球，还干扰了麦克劳德夫人。

“应该说，‘打得真好，伙计’。”她的眼睛灰中透蓝，始终微笑着，“下场发球再贴边些，可以拉开角度。”

我点点头，虚心接受了她的意见，自尊心却没有任何受挫，但换成一个雨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还有别的要注意吗？”

“双打比赛里最薄弱的总是中场。”

“谢谢，麦克劳德夫人。”

“苏珊。”

“多好啊，你不是个卡罗琳。”我自顾自说道。

她竟扑哧笑了，好像明白我什么意思似的。可她是怎么知道的？

“你丈夫打球吗？”

“我丈夫？ E. P. 先生啊？”她笑着说，“不打。他打高尔夫。打一个定在那儿的球，简直不算运动。你不觉得吗？”

这话里的话太多了，我一时消化不了，索性就点了点头，轻轻哼了一声。

第二场比赛打得比较艰难，那对组合时常停下来交头接耳，悄悄拟定战术，跟筹备婚礼的架势差不多。有一阵子，当麦克劳德夫人发球时，我使了个小伎俩，几乎站在中线上，腰猫到比球网还低，想以此干扰接球。得逞了几次，在30∶15时，一听到发球声，我起身过快，球直接打中我的后脑勺。像俗套的镜头一样，我顺势一跪，滚到球网底部。卡罗琳和雨果赶紧过来表示关切，而我背后传来一阵狂笑，和一句少女般的“这球算不算触网重发呢？”。对手自然是不认的，不过我们7∶5险胜，挺进四分之一决赛。

“下场比赛难度升级了，”她提醒我，“郡级水平。我们挡他们路了，但买路钱还是要收的。”

之后什么也没捞着。我们惨败，尽管我东奔西窜。想守中间，球去了两边，护住两翼，球又打在中央。赢得前两场球，算我们正常发挥了。

我们坐在长椅上，把球拍装进袋子里。我的是登路普的Maxply系列，她的是格雷。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我说。

“没有谁让人失望。”

“我觉得我打得不好可能是我战术上太嫩了。”

对，说得是有点浮夸，但我很惊讶她竟然咯咯地笑了起来。

“傻小子，”她说，“以后就叫你凯西吧。”

我笑了，觉得当个傻子挺好。

分头去冲澡的时候，我问她：“要搭车吗？我开车来的。”

她微微转过头看着我。“呃，你要是没开车来我怎么搭车。想搭也搭不了啊。”她说话的方式挺特别的，让人丝毫不觉得冒犯，“你不怕坏了名声？”

“名声？”我答道，“我有什么名声好坏的。”

“噢，天哪。那我们得给你弄个名声才行。每个年轻小伙都得有点名声。”

写到这儿，已经能心照不宣，当时的我却浑然不觉。而且“啥事也没发生”。我开车送麦克劳德夫人到了达克斯街，她下车，然后我回家，给爸妈简要说了下那天下午的情形。“幸运傻子杯”混双。抓阄抓到的搭档。

“四分之一决赛，保罗。”我妈说，“早知道我就去看了。”

我想，那极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不愿碰到的情形，将来也不愿。

也许你会意得快了些吧。这我不怪你。我们往往把一段新关系纳入先前已有的范畴中，看到的是一般或共性的东西，而当局者的所见所感，都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我们旁观者说：“显而易见嘛。”他们当局者则说：“真没想到啊！”关于我和苏珊的种种，无论当时还是多年后的现在，我都觉得常常找不到言辞来形容我们的关系，至少找不到合适的言辞。不过，也许这是所有爱侣都抱有的幻觉吧——不落窠臼，妙不可言。

当然，我妈呢，从来不为措辞而纠结。

接着说我送麦克劳德夫人回家，啥事都没发生。然后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一而再，再而三。不过要看怎么理解“啥事都没发生”。没触碰，没接吻，没许诺，更无密谋或规划。然而，就在我们坐进车里的时候，就在她打趣完然后下车之前，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但我必须说，这份默契还没有让我们出格去干什么事情。只是一份默契罢了，让我的个性和她的个性更加充分地得以体现而已。

但凡有所图谋，我们就会做出不一样的举动。要么私下会面，要么刻意掩饰，可哪样我们俩都没做。所以那天晚饭正无聊透顶的时候，我妈突然套我话，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

“我们家开始跑出租车了，对吧？”

我一脸茫然地望着她。家里一直是我妈管我。我爸性情比较温和，不爱评头论足。他喜欢让事情顺其自然，不掺和，不蹚浑水。我妈就直来直去，不藏不掖。在我十九岁尚且黑白分明的眼里，他俩的婚姻，乃是天字第一号庸俗。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如果做个评判，天字第一号庸俗的说法本身就很庸俗。

我不愿流于庸俗，起码在这小小的年纪是不愿的，于是我死盯着我妈，剑拔弩张。

“麦克劳德夫人会变胖的，你载着她到处跑。”我妈没好气地趁势发挥。

“她这么经常打网球，胖不起来的。”我随口答道。

“麦克劳德夫人，”她接着说，“她叫什么名字？”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我撒了个谎。

“你碰见过麦克劳德一家吗，安迪？”

“高尔夫俱乐部有个麦克劳德，”我爸说，“矮矮胖胖的。打球时像恨透那个球似的。”

“也许我们该请他们来喝杯雪利酒。”

我想着那场面皱起眉头，我爸就说：“还没那个必要吧，不是吗？”

“不管怎么说，”我妈不依不饶，缠着这话题继续说，“我想她有辆自行车吧。”

“你怎么突然这么了解她。”我回应道。

“别跟我抬杠，保罗。”她脸色严厉起来。

“别管这小子，贝慈。”我爸小声说。

“不该是我不管他吧。”

“请问我可以下桌了吗，妈咪？”我像个八岁小孩儿般哀求。但愿他们还当我是个小孩儿……

“也许我们应该请他们喝雪利酒。”搞不清我爸是在装傻，还是突发奇想地在讽刺。

“ 你也别跟我抬杠。”我妈厉声说道，“保罗这一点可不是随的我。”

第二天下午，我去打网球，第三天，也去。我同两位卡罗琳和一位雨果展开厮杀，突然注意到苏珊在旁边的场地上打球。我背对着她打球的时候，还算好，但当我越过对手，看到她做着接球准备，顺着球的走向，轻盈转体，将脚边的球轻松击回时，我瞬间对下一局失去了兴趣。

稍后，我提议载她一程。

“好啊，只要你有车。”

我低声咕哝了几句。

“whatski ，凯西先生？”

我们正好面对面。一方面我感到局促不安，但另一方面又轻松自在。她身着日常网球短裙。我在暗自思量裙子上的绿色扣子能否解开，抑或只是衣服点缀。我之前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人。我们的脸刚好处于同一高度，鼻子对鼻子，嘴巴对嘴巴，耳朵对耳朵。显然，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如果我穿上高跟鞋，就能越过网看到对面场地。”她说，“不过既然没穿，我们就这样四目相对了。”

我弄不清楚她是自信满满还是紧张不安，总是这样还是只和我在一起才如此。她言语轻浮，但当时我并没有那样的感觉。

我已放下莫里斯敞篷车的引擎盖。要是我在开该死的出租车，我就搞不懂为什么该死的村里人居然没看清是该死的哪两个人坐在我车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哪个人坐在我车里。

“对了，”我说，边说边减车速，挂上二挡，“我爸妈可能会邀请你和你老公来喝雪利酒呢。”

“老天爷！”她答道，用手捂住嘴做惊讶状，“但我从不带大象裤先生到任何地方去。”

“你为什么这么称呼他？”

“就是某天灵光一现的想法。当时我在挂他的衣服，他有几条灰色法兰绒长裤，好几条呢，腰围是八十四英寸，我举起一条，暗自思忖，这裤子看上去就像哑剧中的大象的后半截儿嘛，于是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我爸说他打高尔夫球那架势像是和球有多大仇似的。”

“呃，他们还说了啥？”

“我妈说我老是让你搭我的车，会让你变胖的。”

她未吱声。我把车停在她家车道的尽头，转身看向她。她焦虑不安，表情凝重。

“有时我会忘记其他人。忘记其他人的存在。我是指从未见过的人。抱歉，凯西，也许我应该……我是说，好像不是……噢，亲爱的。”

“瞎说，”我语气坚定地说，“你曾经说过我这样的年轻人应该有个好名声。好像现在我有了个开出租车的好名声。这个夏天我就开出租车得了。”

她仍情绪低落，轻声说道：“哦，凯西，别丢下我。”

可是，坠入热恋中的我，为什么会丢下她呢？

所以，如今，你会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一个十九岁男孩，或者说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和一位四十八岁女人的关系呢？或许用通俗小报上的字眼“熟女”和“小白脸”？不过那时候这样的字眼还没出现，即便早在这些名称被发明之前就有这样的风流韵事。或者，你也许会联想到那些法国小说中，上了年纪的女人给年轻男人传授“爱的技艺”，哦，天哪！。但法语中并没有描述我们这种恋爱关系的词语。我们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只能用道德意味甚浓的英语词汇来形容：譬如淫妇，奸妇。但是，要说淫荡，周围人比起苏珊通通有过之而无不及。苏珊曾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人提起“通奸”这个词的时候，她以为那是指往牛奶里掺水。

当下我们谈论性交易，性娱乐。那会儿没有性娱乐这一说。好吧，也许有人那么干过，但没有那个叫法。彼时，彼地，有爱，有性，也有两者的融合，有时别别扭扭，有时水乳交融，也就是说，有时进展顺畅，有时未能尽兴。

我与父母（写作父母，读作母亲）曾经有过一次对话，是那种将彼此的滔滔憎恨浓缩成寥寥数语的英式对话。

“但我已经十九岁了。”

“一点没错——你才十九岁而已。”

我和苏珊都是彼此的第二个恋人，实际上，是准处男处女。在大二上学期的期末，我与一位女生有了第一次性事——不过是一时兴起的温柔冲动，既急不可耐，又笨手笨脚；而苏珊，尽管已经结婚二十五年，还育有两个孩子，也不见得比我更有经验。回想起来，如果我们之中有个人懂得更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是，热恋中的人谁会想回顾过去呢？回顾什么呢？是“在性方面更有经验”还是“在恋爱方面更有经验”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发觉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

那天下午，我穿了一身刚洗过的白套装，拿着登路普的Maxply系列网球拍在俱乐部打完球，茶水间传来窃窃私语声。我知道俱乐部成员在打量我，仍在评估我是否够格，核实我是否来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以及所有这些方方面面。他们叽叽喳喳，调侃我一个男生蓄长发，还用束发带。随后，他们不失时机地问我对政治的看法。

“恐怕我对政治一点都不感兴趣。”我答道。

“呃，那就是说你是保守党啰。”一个俱乐部成员说道，我们全都哈哈大笑。

当我跟苏珊提起这次谈话，苏珊点头应答：“我是工党，不过这是秘密。嗯，这之前我谁都没告诉。所以呢，你觉得怎么样，我漂亮的鸟友？”

我说我压根儿没当回事。

我第一次去麦克劳德家时，苏珊让我从后门穿过花园进去，我还蛮喜欢这份随意。我推开未锁的门，踏上一条凹凸不平的砖路，小道两旁有几座肥料堆，以及几只装有腐叶土的垃圾箱。大黄从烟囱管帽中生长出来，有几棵长势不佳的果树，还有一块菜地。一位衣衫凌乱的老园丁正在翻耕一块正方形的地。我向他点头致意，仿佛一位年轻学者在权威地肯定一个农民。他也向我点了点头。

趁苏珊在烧水，我环顾四周。和我家房子差不多，不过整体摆设比较时髦，或者更确切地说，陈旧的摆设更像是老一辈遗传下来的，而非二手货。一盏盏灯泛着黄色羊皮纸色调。家中摆设也并非不讲究，更像一种有意为之的漫不经心。我瞧见玄关处躺着个包，里面插着几根高尔夫球杆，餐桌上尚有几个玻璃杯待清洗，可能是午餐用过的，抑或是昨天晚餐的也说不准。在我们家，不可能有东西没收拾规整，该理的要理，该洗的要洗，该扫的得扫，该擦的得擦，免得有谁突然造访，搞得我们手足无措。不过谁会不请自来呢？牧师？当地警察？想打电话的人？还是挨家挨户敲门的推销员？事实上，根本没人不请自来，在我看来，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是出于一贯恪守的社会节操。而在这里呢，人们像我这样直接登门拜访，这地方看上去——我妈毫无疑问会这样说——好像半个月没用抹布打扫卫生了。

“你家园丁还真是勤快。”我说道，实在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开场白。

苏珊看着我，哈哈大笑。“园丁？不是别人，他恰恰是一宅之主哇。尊敬的大人。”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千万别告诉他。我还以为……”

“不过，我很高兴他身体看上去棒棒的。像个真正的园丁。老亚当。千真万确。”苏珊递给我一杯茶，“加奶还是糖？”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在完全按照自己的记忆给你讲述这一切，好吗？我从不写日记，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我的人生！——中的大部分参与者要么已离开人世，要么远在天涯。所以我不必按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来一一记述。我认为记忆有不同的真实性，而且这不同的真实性各不逊色。按照记忆者的要求，记忆会自动分类和切换。记忆是如何确定优先事项的，我们能否一探究竟？也许不能。但是，我猜想，记忆会优先考虑最利于帮助记忆者奋力前行的内容。因此，出于自身利益，人们首先会挖掘较为快乐的记忆。但是，我重申一遍，这只是我的猜测。

✽✽✽

比如说，我记得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因着一柱擎天的勃起而彻夜难眠。那种勃起，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会漫不经心地——或是无忧无虑地——觉得它将会伴随你的一生。但这次不一样。你瞧，这是一种笼统的勃起现象，与他人、与梦境或幻想无关。它更多的是关涉年轻，令人兴高采烈的年轻。年轻的大脑、年轻的心脏、年轻的鸡巴、年轻的心灵——而恰恰是这鸡巴绝佳地展现了那一总体状态。

在我看来，年轻的时候，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想着性，却没有太多思考。满脑子装的是“谁”“何时”“何地”“如何”——或者，更多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否”——以至于都不大考虑“为何”和“何去何从”。在发生第一次性行为之前，关于性的种种，你都有所耳闻。如今，关于性，你比我年轻那会儿知道得早得多，多得多，而且要有画面感得多。但这一切输入都大同小异：是多愁善感、淫秽下作、刻意歪曲的大杂烩。当我回溯我的青春，我将它视为鸡巴雄起的时光，它如此执着，我都没来得及检验那雄起到底是为了什么。

也许我不了解现在的年轻人。我想和他们交谈，问问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对于性的看法——但是由于羞怯，我开不了口。不过也许我年轻的时候也不了解年轻人。这倒也可能是真的。

不过，要是你纳闷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并不羡慕年轻人。在我的青春岁月，张狂又傲慢的我会问自己：人老了不就是羡慕年轻人嘛，否则还能干吗呢？在我看来，那是老人在离开人世前主要的也是最终的目的。一天下午，我徒步去见苏珊，已经走到村子的斑马线那儿。这时，一辆小车驶了过来，但我怀着去见情人的迫切心情，开始穿越马路。司机紧急刹车，猛地把车停下，对着我骂骂咧咧。我立在原地，正好与车发动机罩成一条直线，狠狠地瞪着司机。我承认那会儿我面目狰狞。一头长发，身着紫色牛仔裤，一副青涩模样——那会儿我是真他妈的年轻。司机摇下车窗，冲我一顿咒骂。我慢慢拐到车子前，满脸笑容，真想跟他干一仗。他这个老家伙——真他妈老啊，长着一双红彤彤的笨耳朵，一看就是上了岁数人的耳朵。你见过肥厚的耳朵吗？里里外外都长着毛发，里面毛发浓密粗硬，外面毛茸茸的，薄薄一层。

“你肯定比我早死。”我告诉他，然后气咻咻、慢悠悠地扬长而去。

现在，我自己岁数也大了，才意识到这是我作为人的一大功能：允许年轻人觉得我在羡慕他们。呃，显然我比年轻人先死，这是件残忍的事，但其他方面就不一定了。当我看到出双入对的年轻小情侣在街角勾肩搭背，或在公园里铺块毯子你侬我侬时，它在我内心激起的是一种保护意识。不，不是怜悯，是保护。这倒并不是说他们需要我保护。然而——奇怪的是——他们的行为越大胆，我的保护欲就越强。我想保护他们免受世人的伤害，保护他们别相互折磨。可是，当然啰，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关心是多余的，年轻人的信心是癫狂的。

对我而言，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我在年轻时陷入了热恋，尽管我父母彻彻底底反对这段关系。我压根儿不想在这后半生丑化父母。他们是时代、年龄、阶级和基因的产物——正如我自己。他们勤勤恳恳，诚实守信，想把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给自己唯一的孩子。换个角度看，我在他们身上发现的缺点反而是美德。但当时……

“爸爸妈妈，我有话跟你们说。我其实是同性恋，你们十有八九已经猜到了，下周我准备和佩德罗去度假。是的，妈，就是村子里给你理发的那个佩德罗。呃，他问我去哪儿度假，我就随口应了句‘你有啥想法？’，我们就这样搭上了。于是我们准备一道去希腊岛。”

我觉得父母会大惊失色，会担心听到邻居的闲言碎语，恨不得找个地儿躲上一段时间，关起门来私下交谈，历数我面临的困难，这种种困难只不过是他们自身惶惑心情的凸显而已。但之后他们会发现时代在改变，他们只能顺应这一不测局势，从中找到些许英雄气概，我母亲会想，如果继续让佩德罗给她理发，周围人会怎么看。在最糟糕的阶段，她会给自己颁发荣誉勋章，褒奖她新近获得的宽容，而与此同时，她向自己并不相信的上帝致谢，感谢上帝她父亲幸好去世了，未能看到这一天……

是的，有朝一日要那样倒就好了。就像报纸上刊登的另一个时髦场景。

“爸妈，这是辛迪，我女朋友，我们不只是男女朋友，几个月后，她就要做‘少女妈妈’了。不过别担心，我在一个个校门口发起突袭时，她早已是合法的伴侣了。只不过时间嘀嗒不等人，所以你们最好和她父母见个面，定下登记的日子。”

是的，这样的情形他们也可应对。当然，如前所述，他们的美好愿景是我在网球俱乐部结识一位温柔漂亮、金发碧眼的克里斯汀，或是性格活泼、梳黑鬈发的弗吉尼亚，她们温和乐观的性格会深得他们的喜欢。之后，按部就班，订婚，举办婚礼，共度蜜月，再给他们生几个宝贝孙子孙女。我的确去了网球俱乐部，却带回了苏珊，她是本堂区的已婚妇女，有两个比我都大的女儿。而且——在碰到苏珊前，我其实对这种愚蠢的早恋嗤之以鼻——我和她绝不会有什么订婚或婚礼，更不用说生小孩了。有的只是窘迫、羞辱、羞耻，还有邻居们投来的古怪目光以及他们的窃窃私语，说什么“老牛吃嫩草”之类的。就这样，我绞尽脑汁给父母讲了件大大超出格的事情——这等丑事连承认都不可能，更不用说理智地讨论了。我母亲原想邀请苏珊一家来我家喝雪利酒，现在她已完全断了这念头。

跟父母的这种事。我的大学好友——埃里克、巴尼、伊恩和塞姆——全都有类似的经历，只不过经历的程度各不相同。我们身穿阿富汗羊皮袄，但绝非一群嬉皮酒鬼。我们是标准的——平平常常的——中产阶级男孩，在经历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阵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大部分故事都可互相替代，不过巴尼的故事总是最为精彩。特别是他常常与父母顶嘴。

新学期开始，我们又聚在一块儿，交流自己在家里的凄惨生活。“我在家待了三个礼拜，”巴尼说，“上午十点钟我还赖在床上。在平纳这小地方，起那么早干啥，有啥可玩的？你们说是吧。过了一会儿，卧室门开了，我爸妈进来了，坐在床尾，我妈问我是否知道现在几点了。”

“为什么他们不敲门？”塞姆问道，“你可能正用手快活着吧。”

“就是嘛，我自然说现在估计是早晨吧。他们问我今天打算干什么，我说等吃完早饭再想呗。我爸干咳了几下——通常这就预示着他要发火了。这时我妈建议我暑假做份兼职，赚点零花钱。不过我当时并没想过做临时工。”

“巴尼，干得漂亮。”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然后我妈问我是不是打算就这样游手好闲混日子，过完这一辈子。一听这话我心里火就上来了——我和我爸有点像，发火时火气慢慢往上蹿，但有一点不一样，我没有那警告意味的咳嗽。我爸突然暴跳如雷，蹭一下站起来，拉开窗帘，冲我吼道：

“我告诉你，别他妈的把家当旅馆！”

“噢，那老一套嘛。我们都有这种经历。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吼道，‘如果这真是他妈的旅馆，工作人员不会他妈的大清早十点钟突然闯进来，还他妈坐在我床边，进来一顿臭骂。’”

“巴尼，你牛啊！”

“其实，我觉得说得挺伤人的。”

“巴尼，你可真牛！”

麦克劳德一家子有苏珊、大象裤先生和两个女儿，她们都在外地上大学，一个G字头的小姐和NS缩写的小姐。她家有个老清洁工，戴尔太太，每周来两次，打扫卫生时眼神不大好使，但偷东西时眼睛雪亮。她偷过蔬菜，牛奶。除她之外，还有谁来她家呢？从没听她提过哪个朋友到过她家。每个周末，麦克劳德先生都会打一局高尔夫，苏珊则去网球俱乐部练球。我和他们一块儿用晚餐时，从未遇见过别人。

我问苏珊她的朋友们都有谁。她漫不经心地回答：“哦，我女儿有朋友——经常带朋友来家里玩。”她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我之前从未注意到。

这怎么看也不是一个合宜的回答。过了一周左右，苏珊说咱们一块儿去拜访琼。

“你开车。”苏珊说，把麦克劳德家的奥斯丁车钥匙给了我。我感觉这是对我莫大的信任，得小心翼翼地驾驶才行。

琼住在大约三英里远的地方，她是杰拉尔德唯一还在世的妹妹，多年前，杰拉尔德一直对苏珊照顾有加，但后来患了白血病，去世得很突然。世事难料。琼一直照顾她父亲，直到她父亲离世，也从未结婚。她喜欢狗，下午会喝一两杯杜松子酒。

我们将车停在一个矮房子前，房子是砖木结构，前面有一丛山毛榉篱笆。琼给我们开门时嘴里还衔着烟，她和苏珊拥抱问好，然后好奇地上下打量我。

“这是保罗，他今天开车送我过来。我眼睛不太舒服，真的得找个时间去查验一下，开点新药。我是在网球俱乐部认识的他。”

琼朝我点了点头，说：“我已把狗关起来了，它太吵了。”

她是个大块头，身着浅蓝色长裤套装，留着一头紧致的鬈发，涂着棕色口红，脸上略施粉黛。她引我们进了客厅，自己瘫倒在扶手椅上，椅子前面放了条脚凳。琼大概比苏珊大五岁，但我觉得她们却像隔了一代人。她椅子的一侧把手上扣着一本填字游戏书，另一侧放了只黄铜烟灰缸，靠一根藏匿在皮带中的重物固定位置。在我看来，烟灰缸里满满当当的烟蒂摇摇欲坠。琼刚一坐下就又站了起来。

“咱俩喝上一小杯？”

“我觉得太早了点吧，亲爱的。”

“你又没在开车。”琼气哼哼地说。然后，她看了看我，“喝杯酒，年轻人？”

“不喝，谢谢。”

“好吧，那就随你们便。至少跟我抽支烟吧。”

令我惊讶的是，苏珊拿起一支烟，点燃。在我看来，琼和苏珊之间的这份高低有别的友情好像多年前就已达成，琼像是个大股东，而苏珊呢，即便不是那么俯首帖耳，至少是个洗耳恭听的聆听者。琼一上来就讲她上次见到苏珊以来的生活，在我听来，大部分都在讲如何成功地解决了生活中的小烦恼，聊狗狗呀，桥牌呀什么的，后来，她发现十英里外的一个好地方，在那儿花点钱，就可以喝到最爱的杜松子酒，远比村子里的便宜得多，这在当时可是头条新闻。

听得我有点无聊。苏珊喜欢抽烟这事，我不太赞成，便随口冒出一句：

“你把汽油因素考虑进去了吗？”

就像我妈借我之口在说话似的。

琼带着近乎赞许的眼神，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我能帮什么忙吗？”

“呃，你知道每加仑汽油能行驶多少英里？”

“当然知道。”琼答道，好像如果说不知道就是无知愚昧，浑浑噩噩，“在这儿开的话大概是一加仑油跑二十八英里，开长途的话每加仑能跑三十多英里。”

“你加汽油花多少钱？”

“这显然取决于我在哪儿加油，是吧？”

“啊哈！”我大声说道，仿佛这样更好玩，“这又是一个变量。你有袖珍计算器吗？”

“我倒是有一把螺丝刀。”琼笑道。

“铅笔和纸总应该有吧。”

她拿了一些，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她身上散发出一股烟味。“我想看你具体怎么运算。”

“我们刚提到的附近有多少卖酒的商店，多少加油站？”我开口道，“我需要详情。”

“看你这架势，谁都会认为你是个他妈的国内税务员。”琼笑道，拍了拍我肩膀。

我记下价格、地点、距离，确定了一例虚假经济案，给她提供了两个最优选择。

“当然，”我爽朗地补充道，“如果你不开车，而是走路去村子，这个方案就更有优势喽。”

琼假惺惺地尖声说道：“可我走不动路！”她拿起我的计算表，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又点燃一支烟，对苏珊说：“我看这个年轻人很不错，有他在身边真是很有帮助。”

我们开车走时，苏珊说：“看不出啊，保罗，我之前没发现你如此有心机。琼到最后对你言听计从啊。”

“助人为乐，帮人省钱，何乐而不为呢？”我答道，小心翼翼地换挡，“我是你的侍从嘛。”

“你是我的侍从，尽管这听上去怪别扭的。”她应和道，我开着车，她展开一只手伸到我的左大腿下面。

“顺便一问，你眼睛怎么了？”

“我眼睛？没啥问题呀。”

“那你为什么告诉琼说要去检查眼睛？”

“哦，那个呀？呃，那就是借口而已，还不是为了不让你尴尬嘛。”

没错，我明白。于是我就成了“给我开车的年轻人”、“网球搭档”、“玛莎的一位朋友”，甚至——无比难以置信地——“戈登的某种门生”。

我记不得我们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亲吻的了。这难道不奇怪吗？我能记得网球比分是6∶2、7∶5、2∶6。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老司机的耳朵。但我记不得我们第一次接吻是在何时何地，是谁先主动的，还是说我们两人当时都主动。或许当时并不是刻意为之，只是顺其自然。是在车里还是在她家里？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天气怎么样？唉，你当然别指望我还记得这些细节。

我唯一能告诉你的是——尽管现代社会发展如此之快——我们认识很久才第一次接吻，又过了很久才上床。在这亲吻与上床之间，我开车带她去了趟伦敦，就为了买避孕药。为她，而不是为我。我们去了威格莫尔街的约翰·贝尔&克罗伊登药店。我把车停在拐角处，她进了药店。她出来时拿着一个棕色包，没牌子，里面装了个子宫帽和一些避孕胶冻。

“也不知道有没有说明书，”她轻描淡写地说，“我好久没碰这东西了。”

我的心里有股难以言喻的兴奋，虽然当时我不确定她说的是性爱还是放子宫帽。

“我会帮你的。”我说，心想这样回答可以兼及这两种解释。

“保罗，”她说，“有些事男人还是不知道、不去想比较好。”

“好吧。”这显然指的是第二个选项。

“你打算把它藏哪儿？”我问，想着如果有人发现这东西可不太好。

“噢，某个地方呗。”她回答。不过，藏哪儿不关我的事。

“凯西，不要对我期待太高。”她继续说道，语速飞快，“凯西，那是国王十字火车站。你不是那种脾气乖戾的人，是吗？你也不会冲我大吼大叫，是吗？”

我斜过身子，亲吻她，也不管温波街上的人是不是在凑热闹看我们。

我知道苏珊和她丈夫分床睡，更确切地说，是分房睡。他们已将近二十年没有同房，具体来说，就是没有性生活了。但我并没追问苏珊具体原因。一方面，我非常好奇每个人的性生活，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性生活。但另一方面，我和苏珊在一块儿时，我不喜欢头脑中出现的其他画面，因为这会让我分心。

我很惊讶她还需要避孕，四十八岁了，仍然有月经。她称之为可怕的事一直没降临。不过，这可怕的事没降临，我感到挺自豪的。这与她可能会怀孕完全无关——这与我的想法或欲念相差十万八千里。我觉得，这倒是证实了她的女人味。我几乎要说她有一颗少女心，也许那才是我的意思。是的，她年纪比我大，是的，她比我更了解这世界。但是，就——怎么说呢？就她的心理年龄来说——我们之间并未相差那么大。

✽✽✽

“我不知道你会抽烟。”我说。

“噢，偶尔抽一支。陪一下琼抽。你很讨厌烟味吧？我去花园抽吧。”

“不，不讨厌，只是觉得诧异。我想……”

“傻呀！是啊，我受够了的时候就会抽支烟解解闷。你注意到他抽烟的样子吗？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上一口，仿佛吸命一样，然后，抽到一半时，厌恶地把余下的烟掐灭。那一厌恶的表情一直持续到他点燃下一支烟为止。前后五分钟左右。”

是啊，我注意到了，但我没有在意。

“还有，他喝酒的样子才更令人厌恶呢。”

“可是你不喝酒吗？”

“我讨厌那玩意儿。也就圣诞节时来杯雪利甜酒，免得被人说扫了人家兴。喝酒，会改变人的。不过不会变得更好。”

我有同感。我对喝酒不感兴趣，也对一喝酒就“兴高采烈”，或“吹口哨”，或“酩酊大醉”的人不感冒，他们一听到诸如此类的用语就感觉超好。

大象裤先生可不是饮酒美德的模范。晚餐前，他坐在餐桌旁等候，桌上放着苏珊所说的“酒壶和瓶子”，抖着手将酒倒入啤酒杯里。桌上还有一缸生大葱，这是他用来下酒的。过一会儿，他装着很有教养的样子，用手遮着嘴轻轻地打嗝。就这样，我大半辈子都对大葱厌恶至极。对啤酒也没好感。

✽✽✽

“你知道吗？几天前我在想，我都好几年没和他对视了。真的。好多好多年了。难道这不奇怪？他的双眼总是躲在镜片后面。当然，夜里摘掉眼镜时我从不在他身边。我也没有特别想看这双眼睛。我已经看够了。我想很多女人也都是这样的吧。”

她言语隐晦地跟我讲她自己的事情，无须我回应。有时，她一件事接一件事地讲，有时只单单丢下一句话，仿佛赋予我解码人生的线索。

“保罗，你必须明白，我们是已经过气的一代。”

我笑了。我父母那代人对我来说并没有过气：他们依然身处要职，钱财加身，自信满满。我倒是希望他们已经过气出局。相反，他们似乎是我成长的主要障碍。他们在医院里用的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哦，赖床族。他们是精神上的赖床族。

我让苏珊解释解释。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战争，”她说，“付出了很多。现在已经不中用了。该是你们这代人接班了。看看我们的这帮政客吧。”

“你该不是让我从政吧？”我觉得难以置信。我鄙视政客，在我眼中他们都是自命不凡的卑鄙小人。当然，迄今我还从未遇见过一位政客。

“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不涉足政治，我们才过得一团糟糕。”苏珊执意说。

我再次疑惑了。我甚至不确定“我这样的人”大概是什么人。我中学和大学的好友们，对政客们没完没了地热议的话题丝毫不感兴趣，并以此为荣。可是，他们心中的巨大焦虑——苏联的威胁、帝国的终结、税率、遗产税、住房危机、工会权力——却会在家庭围炉旁反反复复、无休无止地被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