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家乡的他者
——我是如何研究“在广州的非洲人”的

主持人_韩烨

文 _ 林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我是一名人类学者，从2012年夏天开始对在广州的非洲人开展民族志研究。专栏主持人向我约稿时，曾问我有没有可能用个人化的口吻来讲述我对广州田野的思考。她感兴趣的大概不单是非洲人在广州这一现象，也与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同时也是“本地人”的身份有关。研究者常常讲求中立、客观，而本地人又不免带有一些文化情结，其中的张力也许会为我的观察带来一些独特性，以回答专栏主持人提出的“作为人类学者为什么要做这个田野，作为广州人为什么要做这个田野”的问题。

本文写于2021年，这是一个很巧合的时间点。因为恰好在10年前的这个时候（2011年3月），广州中非商贸城被关闭。通过商贸城关闭事件，可以看出中非贸易在10年前的广州已然兴盛。今日对“在广州的非洲人”这一主题的研究或报道，基本离不开“小北”二字，也常谈到“宝汉直街”，却鲜再提及与之隔着马路相望的中非商贸城。

2000年之后，在广州的环市中路上，西起陶瓷大厦，东至麓景路口，“背靠”三四公里开外的众多专业市场——服装城、鞋城、钟表城、皮革城等，如今被泛称为“小北”的这片区域发展出了一个中非贸易商圈。中非商贸城位于陶瓷大厦，曾经是广州对非洲出口商品的一个主要经营场所，里面售卖的商品种类多样，常见的包括衣服、香水、手机、钟表、电器等等。这其中混杂着大量的山寨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但因价格低廉，吸引了大量非洲商人前来采购，再转运回非洲售卖。中非商贸城东侧几百米外的天秀大厦曾被类比为香港的重庆大厦，这大概跟麦高登（Gordon Mathews）的畅销著作《香港重庆大厦》有关——两地都被视作“低端全球化”的中心，强调它依靠个人、家庭成员、朋友网络，将一般来说相对廉价的商品带到非洲国家的运行机制。

不过，好景不长。因为长期销售“山寨”和假冒伪劣等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严重影响了广州乃至国家的形象”，在广州市2011年的“双打”（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和侵权商品）专项行动中，中非商贸城被拆牌、关闭。然而，当我一年后在小北为我的博士研究开展试调查（pilot research）时，中非商贸城的名声依然响亮，尽管当时陶瓷大厦已经有点儿人去楼空的凄凉，九层的大厦中只剩下寥寥几家铺面还开着——售卖出口的大码内衣裤。后来，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我也听到了不少关于中非商贸城和天秀大厦的辉煌“传说”。譬如，这里的商品曾远销多少非洲国家；又譬如，这些商城被整顿是因为非洲某国的总统夫人用了从中国进口的化妆品后出了问题……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跟大多数在田野中听到的故事一样，它们无法被验证，也许是事实的一部分，也许是流言。不过，对于人类学者来说，讲述者如何阐释这些事件比“事实”本身更为重要，毕竟所谓的事实，本身就是阐释我对在广州的非洲人的认识。通过长期参与观察获得这些阐释，是我工作的重要内容。

▽

中非商贸城被关闭，反映了当时中非贸易的繁荣，同时也提醒了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原来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已经出现了那么多的非洲人！这大概也是后来许多媒体人、研究者，甚至是住在这座城市其他地方的人蜂拥而至、想一探究竟的原因之一。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其实往往也是从好奇心开始的，并且经常源于一些简单的疑问，譬如，为什么在小北一下子涌现出那么多黑皮肤的人？他们住在这里吗？他们在做什么？

这些疑问在我正式开始做这个研究的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或者说，我一直在留意这现象。因为多年前我曾经在小北附近上中学，每日走在小北路上，“黑人”越发显眼：一是直观上“黑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常有一二人与我一同站在公交站牌下等车；二是路边商铺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贸店”，常可见非洲人驻足店前，翻看挂在店铺门外的牛仔衣物、试穿鞋子、挑选假发。逐渐地（也不知道具体从何时开始），走在小北路和与之交汇的环市中路、童心路上，仿佛空气中也萦绕着非洲人喜爱使用的香水味和阿拉伯水烟的香味，走近些，还能闻到薄荷茶和咖啡香。

其实，广州一直以来都是一座“不缺”外国人的城市。对外贸易的长久历史及其基础设施，一直支撑着这座城市的对外交流和贸易，也形成了吸引外国人（特别是外国商人）的“拉力”。早在“一口通商”时期（1757年—1842年），广州就有与外商在“十三行”贸易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交会（即广州交易会，现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应运而生——原本是为了应对当时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货物禁运而举办的中国商品对外推介会，后来变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于是来穗的外国商人也越来越多。从1957年广交会成立至今，在每年春秋两季交易会期间，都能在广州街头、通往广交会会场的地铁和公交车上，遇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

尽管如此，广州的“黑人”依然格外引人关注，这与其肤色有关。当然，“黑人”不等于非洲人，我在广州也遇到过不少来自欧美的“黑人”。不过，小北的“黑人”以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为主。他们的工作、生活习惯等，常与来自欧美的“黑人”有所区别。现在，研究者常以到广州的非洲人为例谈论移民的迁移模式从“南——北”流动向“南——南”流动的转变。但在研究初期，我对非洲人出现在广州街头的现象感到理所当然，也许这也是一个由“局内人”（我作为当地居民）导致的敏感度缺失，因为我总能在广州街头，特别是广交会附近的地方见到外商，所以对他们的出现也就见怪不怪了。毕竟，广交会周而复始，这些外商也总是来来去去，因此我并没有特别关注到外商中的一些人会留下来，甚至在某一天会成为中国居民。

我对非洲人出现在广州感兴趣，但我研究的起点并不是非洲人，而是关于“山寨货”从广东或香港出发的全球流动。如今，“山寨”这个词已经没有太多热度，但曾经却是一个热词，并常与非洲贸易挂钩。今天的大湾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的“世界工厂”和香港、澳门，曾经都是“山寨货”的天堂。与假货不一样，山寨产品仿照原产品，却不尽相同。譬如，当时常见的山寨诺基亚手机，会将“NOKIA”写成“NOGIA”。方正的外形、蓝色的商标字母都能让人一下子联想到诺基亚，但它却不是诺基亚；它能打电话，不过质量可能不好，甚至可能三五个月之后就坏了；它处在侵犯知识产权的边缘地带，却因为不是完全复制正品的假货，可能会免于一些指控。我在田野调查的时候，遇到过许多因山寨手机引发的纠纷。例如，一个乌干达人刚到广州便在大沙头的手机商城买了一部山寨手机，一段时间后手机出问题了，他回到商城的手机档要求更换。商家通常先是以各种理由为说辞不愿意更换，于是二人便会在商城里争吵起来。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部手机是半合法的，谁也不希望事情闹大。最后中国店主一般会跟非洲人协商，让他补一点差价，再为其更换一部手机——通常是另一部山寨手机。

这种山寨产品不单出现在以手机为代表的电子产品行业，在服装、电器等行业也很普遍，而这些都是非洲商人到广州采购的主要对象。麦高登的“低端全球化”概念，多少有为这些山寨产品辩护的意思，因为它们让世界上许多原来用不起这些产品的人——例如一些非洲国家的人、一些生活在相对贫困地区的人，能够享用今天先进的技术成果。我后来到加纳的阿克拉做调研，考察从广州运过去的商品如何在加纳被消费和被认识，当地人向我表达了对中国商品的欣赏。我引用当时记录下来的一位加纳人的话，作为这部分的结束——“Chinese products are of bad quality but can be used,or can be partly used. Chinese products cannot last long,butthey benefit African people.”（“中国的商品质量不好，但是能用，或者说部分能用。中国的商品虽然不耐用，但是它造福了非洲人。”）

▽

我在广州的田野调查很多时候是在商贸城里进行的。广州有针对内销和外销的商贸城，在外销商贸城里，常常不乏非洲人和其他外籍商人。我通常“蹲守”在商城里的外贸商品店或物流公司，观察来往的做买卖的非洲人，以及他们是如何跟中国店主、供货商、物流商打交道的。在小北一家商贸城的货运公司里，一位从湖北来广州工作了几个月的女职员受到了很大的“文化震惊”，她对我说：“我感觉自己才是这里的foreigner（外国人）。”

她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除了我和她，同坐在门店里的五六个人中有肯尼亚人、索马里人和美国人，大家都用英文在交谈着。这充斥着英文、法文、香水味的商贸城环境，以及商贸城里的非洲餐厅，确实很容易让人忘记这里是中国广州。而无论是售卖的商品、参与买卖的人、通用的语言，还是店铺的空间布局和货品陈列方式，都让人怀疑究竟哪些是这里的“主流文化”，谁是这里的“我”和“他者”。

人类学始于对“他者”的研究，研究对象曾经仅限于非西方的人与文化。由于今日这种我——他、西方——非西方、主流——非主流，甚至“先进”——“落后”的边界日渐消弭，人类学者亦加入到对本土社会和本土文化的研究当中——当然，依然维持着对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敏感。我的研究虽然发生在中国社会里，但更像是在一个文化的飞地里进行。它因而不是一个自我民族志，而是一个在中国社会里写他者文化的研究。今日，人类学者在研究中的主体性表达总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如此，我依然很警惕在研究中对自己的定位。作为研究者的“我”不断审视自己的位置，避免作为当地人的“我”过多地插入自己的声音，或者过分地代表“自己人”的观点。因此，我总是很仔细地记录田野中观察到的、与人对话的场景。这种角色的不停切换是需要技巧的，多少也是尴尬的。

在田野调查中，我曾多次碰到我的非洲报道人（为田野工作者提供信息的人）跟中国人争吵的场景。每当我在场的时候，大家总是期待我能参与调解，不单因为我通晓中英文，还因为双方跟我有情感的联结。通常中国人一方会认为无论如何我应该无条件地帮中国人说话，因为我们是同国籍的“自己人”；非洲人也会认为我应该帮他们，有时候是因为确实有理，有时候仅是倚仗我们的友谊。

作为人类学者，一地的文化多样性足够引起我的兴趣，而这只是恰好发生在我的家乡。田野调查的场景常会让我忘记这是我熟悉的城市。事实上，我也因为参加非洲人的活动，被带去了我不曾到过的城市角落。我在研究非洲人的时候，非洲人才是局内人，而我只是一个局外观察者——至少我常提醒自己保持局外人的警惕。我是这个城市的本地人，也是抽离的观察者，是参与知识生产的记录者，也是全球化时代城市生活的参与者。我个人的城市记忆、专业观察、参与互动，共同造就了我的理解。

10年前，中非商贸城的招牌被拆除，却没能阻挡中非贸易在广州的持续发展。今日回首，广州日常的中非贸易虽有高低起伏，却并没有停止或者消失。非洲商人依然来来往往，广州的中非贸易商圈至今仍然维持着。当然，当前的新冠疫情对环球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依赖个人往返于中国和非洲各国之间买卖商品的中非生意是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今年二月，当我再访小北时，发现不少仍留在广州的非洲人依然相信，跟过去的起伏一样，他们的生活日常和商贸生意会恢复，甚至商贸需求会增加。跟以前常给我的回答一样，他们对于五年后的自己会在何方，依然很迷茫。而我对此的观察和记录，也仍在继续。

参考文献

保罗·拉比诺.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MATHEWS G.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Hong Kong[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

MATHEWS G,LIN D,YANG Y,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 lFkqjrlAR2z4FTzNkALgMVljOOmZT+xtFnj3teY8NS7Y10DRsGk4i/Nwk443BRyf